【内容提要】 冷战后,出于能源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日本不断加大向中亚国家的势力渗透力度,并以此作为配合美国经略中亚和牵制中俄的砝码。面对日本的战略包围态势,中国应在继续提升与中亚国家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不断深化与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层次,积极探索旨在打击“三股势力”的安全合作模式,并推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护我国西北边陲安全。

　　【关键词】 日本 中亚 势力渗透 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 何士华,1981年生,中国科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硕士生;刘国华,1963年生,中国科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合肥 230026)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作为前沿反恐阵地和新兴能源市场,中亚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等诸多外部力量纷纷在此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争夺战略空间的地缘博弈。鉴于中亚整体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和大国地缘博弈态势,日本也不甘寂寞,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其中亚政策,积极关注中亚事务,配合美国的中亚战略,谋求自己在中亚的利益。

一 日本对中亚势力渗透的历史演变

　　中亚国家属于典型的陆权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差别和交通运输不便,历史上,日本与中亚国家的交往甚少。从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至今,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到重视再到积极的发展阶段。

　　(一)建交——开启中亚大门的钥匙。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后,鉴于正处于调整中的国际政治格局,日本对中亚外交稍显谨慎。1991年12月28日,日本承认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独立,随后日哈建交,但直到1992年8月,日本才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大使馆,其大使由驻俄罗斯大使兼任。虽然日本在政治上同中亚国家接触较少,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家十分重视中亚这一很有潜力的市场,主要以经济援助和人员培训及技术支持为主要手段,尤其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为开路先锋,加快向中亚地区渗透[1]。为开拓中亚国家的市场潜力,日本政府和企业多次派考察团赴中亚各国活动。1992年8月,日哈成立了经济互利合作协议组织委员会,以此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东京会议和次年4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日本向原苏联地区承诺了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的一部分便分给了中亚五国[2]。1994年4月,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日本之机,日本提出在贸易、能源、农业和矿产品利用等方面加强与哈合作,双方同意建立混合委员会。日本向哈提供2.2亿美元的援助和1.28亿美元的贷款。次年12月,日本国际发展基金会向哈提供73亿日元用于修建铁路设施。1993年2月,日本外务省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日本答应向乌提供技术援助和贷款。1992年5月和1993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卡耶夫两度访日。日本借机与吉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并向吉提供66亿日元贷款。到1995年8月,日本向吉提供贷款总额达9 000万美元,无偿贷款达100万日元。日本还同意每年向吉提供7 000多万美元贷款。

　　(二)“欧亚大陆外交”——架起日本与中亚沟通的桥梁。中亚国家独立后几年,虽然“虚弱”[3],但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极丰富的能源资源,逐渐成为世界各大国关注的焦点,大国间围绕中亚的激烈竞争方兴未艾。基于此,1997年7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战略,把对中亚和高加索外交提升到重要战略地位。“欧亚大陆外交”是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两大目标:(1)谋求在中亚和高加索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地位,提高自己在大国政治角力竞争中的地位;(2)抢先占据这个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主导权[4]。东京制订新的把能源与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推行的“欧亚大陆外交”,是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中亚地位的体现。

　　以“欧亚大陆外交”战略为指导,日本加紧制定和完善对中亚和高加索“丝绸之路地区”的具体外交计划,其中包括以下3个核心领域:(1)加强与该地区的高层交流,进行双边政治对话,谋求建立信任关系;(2)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提供合作;(3)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不扩散核武器、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化等活动,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三)“中亚+日本”论坛——建构日本与中亚战略对话的新框架。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亚作为前沿反恐阵地和新兴能源市场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争夺趋向明朗。美国以反恐为名驻军中亚,寻求地缘与能源利益;俄罗斯也努力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重塑大国风范。

　　面对各大国在中亚展开的势力博弈,日本把对中亚的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2003年1月,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大使馆,外务大臣政务官土屋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访问;同年2月和6月外务副大臣矢野和前首相森喜朗分别出访了哈萨克斯坦。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的中亚四国之行尤为引人关注。8月26~31日,川口先后访问了乌、哈、塔、吉中亚四国。她的此次造访可谓“不虚此行”:日本不仅启动了酝酿半年之久的“中亚+日本”外长级对话机制,还分别从四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对日“入常”的“宝贵支持”。此次访问,为了设法拉拢中亚各国,抓住它们都希望找到一条最近出海口路线的心理,川口承诺,日本政府将援助中亚国家修建连接印度洋港口的铁路干线,帮助所有中亚国家都拥有一条通往南部出海口的便捷通道。作为一个重要实施阶段,日乌签署了《关于日本向乌兹别克斯坦塔日古扎尔-拜松-库姆库尔干铁路建设项目提供1.5亿美元低息优惠贷款的协议》[5],用于修建一条200公里的铁路干线,以连接阿富汗铁路 网。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日本终于促成了首轮“中亚+日本”外长级会议的召开。会议结束后,川口顺子直言不讳地强调:“从此,日本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 日本势力渗透中亚的幕后动因

　　(一)争夺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日本本国资源匮乏,其绝大部分能源消费依赖从国外进口,全部一次能源进口依赖程度为79%。其中,石油、天然气几乎100%靠进口。中亚已被公认为世界新兴能源市场。据估计,该地区石油总储量至少在2 000亿桶以上,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同时,中亚局势相对稳定,因 此,作为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日本积极开展对中亚的能源外交,争取在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参与权。2004年8月底的川口中亚四国之行,把日本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川口在乌兹别克斯坦发表演讲指出,在国际能源需求预计将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是日本面临的课题,在能源开发等领域日本愿向中亚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作为日本与中亚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哈萨克斯坦已同日本三井集团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双方将共同开采哈萨克斯坦的“梅古杜克”铀矿,上述两家日本公司将各占“阿 巴克”公司35%的股份。该项目一期投资预计1亿美元。在2010年之前,“阿巴克”的铀开采量可达到每年1 000吨,原料将主要销往日本[6]。

　　(二)牵制中俄。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发起国之一。借助这一机制,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贸、反恐、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上合组织正表现出“地区全面合作”的样板特性。这个合作模式一旦形成,必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面合作,从而在地区合作模式上,使中国占据“先手”。这对于一贯争夺地区化主导权的日本而言,毫无疑问是很尴尬的“困局”。为此,日本必然会尽早作战略布局,以牵制中国。从战略资源上看,目前中国“西气东输”全线贯通,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衍生滚滚油气贸易洪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显然,日本通过加强与中亚合作,在资源战略上牵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考虑到俄罗斯在远东油气管线上的举棋不定以及北方四岛渺茫的解决前景,东京将势力向俄罗斯传统腹地渗透,对俄自然构成了战略威胁,因为在俄国人眼里,“将整个原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该把任何外来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7]连日本媒体也认为,东京的真正目的是 借此扩大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成为日本牵制俄罗斯和中国的砝码”[8]。

　　(三)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主动走近中亚,政治因素是一重要动因。中亚位于欧亚腹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日本施展政治影响不可忽略的区域。当前,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日本试图通过构建一个与中亚诸国机制化的对话平台,加大向该地区提供包括财政支持在内的援助,进一步密切和巩固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以换取这些国家的“入常”支持。日本从2005年起,把外务省欧洲局的“新独立国家室”改编成“中亚 -高加索室”,以加强对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势力渗透。在日本制定的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也将援助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9]。

　　此外,日本要跻身世界政治大国,必须得到美国的鼎力相助。在中亚这一特殊地域,日本与美国在遏制中俄地区主导权,挤压中俄战略空间方面有一定默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务卿赖斯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入常”也就不难理解了,日本自然也会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亚战略。但应该注意到,中亚被美国列为“可能出现动荡”的地区,美国虽然可力保和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对推动这一“后苏联空间”的“民主化、市场化改造”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失时机地在中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大投入,不能不算是日本外交中颇有“眼力”的一着棋。

三 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战略选择

　　就日本来说,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不仅可以获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还可以成为对华外交的一张牌,在石油等资源的开发和进口方面牵制中国,延缓中国经济发展,并且对上海合作组织形成牵制。对日本在中亚日益活跃的身影,中国不能不给予关注。中亚地区形势与我国西部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息息相关,实际上,中国与日本在中亚的战略较量也是冷淡的中日关系及由此催生的地缘利益争夺的必然地缘延伸。

　　(一)以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为平台,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关系。中亚五国中有四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组织灵活机动地处理中国与日本在中亚的利益碰撞。九一一事件后,日本是大国在中亚战略博弈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有消息称,日本拟从幕后参与中亚“颜色革命”,以填补其对能源渴求[10]。与日本对中亚的势力渗透目的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十分关心中亚的稳定与发展,把中亚国家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一极。因为在中国看来,与历史上的“大角逐”不同的是,中亚国家已不再是这场新游戏中的被动施予者,而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方[11]。中国一直谋求与中亚国家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中国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也得到了中亚国家的认可。当前,中国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与中亚国家不同层次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提高政治互信度,疏通协调,对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诸如由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导致的中亚国家对与中国合作所持的保留态度,拥有一定市场“中国威胁论”等应通过平等协商逐一加以消弭,以实际行动阐述中国一贯倡导的“睦邻、安邻、富邻”周边政策立场,抵消中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二)积极发展双边经贸往来,深化区域合作层次。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关系在过去10多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定基础。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8亿多美元,预计今后还将会不断增加。面对日本以各种经济援助为诱饵,发展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培植日本在中亚地区势力这一图谋,中国应把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作为增加双方政治互信的砝码,努力推动双边能源合作,并以能源合作促使双边经贸关系向纵深推 进。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当从繁荣地区经济和稳定大局出发,加强战略筹划,完善合作机制,根据各国经济结构和特点确定合作重点和优先方向,启动主要在能源、交通、信息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扎扎实实地推动双边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适应的境界。在多边合作层面,应从经贸合作便利化入手,促进双方商品、技术、金融和劳动力流通,最终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形成自由贸易区,带动中亚经济加快发展。

　　(三)推进安全合作,维护我国西北边陲安全。中亚国家民族众多,宗教信仰相当复杂,民族与宗教矛盾此起彼伏。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中亚安全 问题常常处于国际化境地。历史和现实因素导致中亚安全与中国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休戚相关。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在中亚地区广泛蔓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结合、相促发为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尺蠖求伸提供了土壤[12]。中国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基础上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已同中亚国家缔结打击“三股势力”公约,建立了双边和多边反恐磋商机制,并举行联合军演或演习观摩活动。对中国打击“东突”势力,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法律和行动上也都给予了有力支持[13]。鉴于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和日美都曾插手过策划过新疆的“独立”的事实[14],中国应在不断深化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力度基础上,探求中国与中亚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中亚国家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保护”,而是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更加可靠的伙伴和更加广阔的空间[15],因而,对中国而言,要在深化与中亚国家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地缘政治状况、国家和民族间不同利益层次、大国在中亚战略利益冲突以及中亚国家谋求自身安全利益方式等各种要素,把中亚的安全看作各方互动安全。同时,现实地看待中国自身的战略优势与缺陷,发挥相对超然的有利条件,维持与中亚各方的安全利益平衡。

　　(四)加强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双方友好关系奠定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邻邦,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交往甚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与中亚悠久的经济往来和文明交流史。中国与中亚社会和文化背景相似,彼此间存在很强的认同感,这是双方发展关系的宝贵资源和优势所在,中国应当重视发掘和充分利用这笔资源和潜力。政府和职能部门要针对双方在人文、民间交往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扎扎实实地推动文化、教育以及青年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双方人民之间的互信,使之真正成为支撑双方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柱[16]。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程传林:《浅析日本的中亚外交》,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1期。
[2]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3]Martha Brill Olcott,“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ity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New Central Asian States,”in Roman Szporluk, ed.,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ty in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New York and London: M.E.Sharpe,1994,pp.209~229.
[4]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5]还贷期40年,年利息0.4%。——笔者注
[6]《人民日报》2006年2月16日。
[7]〔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80页。
[8]〔日〕《读卖新闻》2004年8月29日。
[9]日本外务省网站: http://www. mofa. go. jp/mofaj/gaiko/oda/index.html.
[10]《财经时报》2006年3月25日。
[11]Barry Buzan and 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chapter 13,pp.423~429.
[12]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3]Jean-Chritophe Peuch,“Central Asia: Uighurs Say States Yield to Chinese Pressure”,RFE/RL Weekday Magazine,March 29, 2001.
[14]杨闯:《试论中亚的安全问题及中国与中亚关系》,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5]薛君度、邢广程:《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16]石泽:《试论全方位发展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