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中俄毗邻地区传统安全威胁消除,而“三股恶势力”、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人口危机、能源和食品匮乏以及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亟待两国合作解决。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内容趋同的新型安全观是中俄安全合作的基础。建立中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进而构筑东北亚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是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的对策选择。

　　【关键词】 中俄毗邻地区 非传统安全 跨国犯罪

　　【作者简介】 李传勋,1944年生,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80)

　　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全面军事对抗和人类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国际社会受到的传统安全威胁相对减少,但诸如恐怖主义、民族宗教冲突、武器扩散、跨国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金融动荡、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疫病流行和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突出,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从而引起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顺利。两国由最初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继而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两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次年4月,上述五国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200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2004年10月,《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签署,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终于全部解决。上述情况表明,中俄之间以政治和军事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安全问题虽不能说已完全解决,但起码已退居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正负两方面效应,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自然的过度开发,社会转型过程中某些领域的秩序失范和失控等方面原因,中俄两国或各自面临或共同面对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随着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淡化,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其中有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双方密切而有效的合作。

　　中俄可以合作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双方共同面对的,或者说是与双方都有关的问题;另一类是一国面临的问题,但需要双方合作解决的。由于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具有“外溢”性和跨国性,因此有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两国毗邻地区表现得更突 出,迫切需要两国合作加以解决。

一 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

　　(一)中国新疆、俄罗斯北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三股恶势力”问题

　　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中,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都进入恶性膨胀期。中国境内外的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0~2001年,这股恶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1]。2002年9月,“东突伊斯兰运动”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后,“东突”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宗教极端主义为动员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以暴力恐怖为手段,走上了公开的武装分裂的道路,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与此同时,中亚国家独立后,在伊斯兰教复兴过程中,宗教极端势力乘虚而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合流,提出建立“纯伊斯兰国家”并展开暴力恐怖活动。

　　事实证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三股恶势力”既有共同的思想渊源,又有相同的政治目标,他们相互联系,紧密勾结。本·拉登恐怖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都向新疆“东突”恐怖势力提供过活动经费或物资援助,“东突”骨干分子有的去俄罗斯与车臣非法武装“并肩”作战,有的参与了中亚国家的恐怖暴力活动。因此,联手打击“三股恶势力”已成为中俄及中亚各国政府的共识和实际行动。

　　早在1998年7月,中俄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就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明确提出,将共同打击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偷运武器及走私、贩毒等本地区的公害。2001年6月15日,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为共同打击“三股恶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举行“联合2003”反恐军事演习。2004年6月,六国元首塔什干峰会前夕,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常设机构成立。在中国西北新疆、俄罗斯南部及中亚地区形成了打击“三股恶势力”的国际法网,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应当看到,“三股恶势力”虽受到沉重打击,但远未彻底清除,有关各国仍需继续合作,加大打击力度。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非法移民”问题

　　按联合国经合组织下的定义,所谓非法移民指“其旅行、到达、逗留、就业违背国际协议或国家法律”[2]。俄罗斯移民部门则根据独联体国家签订的协定把下列外国人视为非法移民:非法越境者,未在逗留地和居住地注册登记者以及超过法定逗留期不归和从事与入境时所申报的活动不符的活动者[3]。如按上述定义加以界定,应当说,俄罗斯远东确有中国的非法移民。从1994年起,俄罗斯加强了对外国人入境管理。同时加大了对非法滞留当地的中国人的打击力度。有关情况可参见俄方统计资料(表1)。

　　表1 　　　　　　　　中国公民在滨海边疆区违犯护照签证制度情况(1994~1999年)

	被驱逐出境者/ 其中被押解出境者(人)	受行政处罚者(人)	按时回国者在入境者 中所占比例(%)
1994	2 794/1 579	9 884	64
1995	6 640/6 640	12 389	68
1996	3 793/1 934	8 617	97
1997	4 016/2 196	8 105	99.1
1998	3 240/1 191	8 957	99.6
1999年前5个月	1 933/654	4 053	99.2
合计	22 416/14 194	52 005

　　资料来源:H.罗曼诺夫:《中国公民逗留滨海边疆区面面观》,载《远东地区前景:中国因素》,莫斯科1999年版,第90~91页。

　　滨海边疆区是旅俄中国人最集中的地区,其统计数字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俄方从严治理,中国人在该地区非法滞留数量呈逐年下降之势,绝大多数人都能按期离境。据滨海边疆区内务局统计,从该区入境而未回国的中国公民在2000年降至82人,2001年只有15人,2002年中国旅游者返回率高达99.87%[4]。实际数量当然要多于正式统计数字。有俄学者指出,2002年估计有2 100多名中国人滞留俄境,多数从事非法劳务活动,占入境中国人总数的1.3%。

　　中国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一直是俄远东媒体炒作得很热的话题。在1993年,俄报刊曾登出“惊人”消息:移居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华人数量在100万~500万之间。这显然是传媒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夸大其辞。正如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数字丰富了俄罗斯鹰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成为制定各种国家战略和安全保障构想的前提之一,也成为在地方上开展政治运动的促进因素”[5]。鉴于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我国有关部门应配合俄方积极治理在俄非法移民问题,不给俄罗斯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口扩张论”者以借题发挥的口实。2003年5月,中俄双方成立中俄移民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以协同调查并打击两国间的非法移民犯罪。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激进的改革加重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危机。从1992年起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至今十几年未能扭转这一势头。1993年1月1日,俄人口为14 860万,到2006年1月1日,仅为14 280万人,减少580万人[6]。

　　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远东地区的人口危机更为深重。远离俄中心地区,自然气候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备,历来是该地区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大的主要原因。过去,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家财政的高投入来维持,常住人口靠国家财政的高津贴来稳定。社会转型后,一方面,原来享受的优待政策包括高津贴被削减甚至取消;另一方面,运价、电价的大幅上涨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致使远东地区陷入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据俄方统计,远东地区居民平均收入比俄中部地区低30%。

　　在这种形势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下降,且居民大量外迁,外迁的主要去向是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俄罗斯欧洲部分,少部分人去了国外,包括已成为主权国家的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这些因素导致人口总量不断减少,其减少的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1990年年底,远东人口总量为806.4万人。到2004年年底,远东常住人口已降为659.3万人,减少147.1万人[7]。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苏联解体以前,远东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俄一样,都是正值。从1993年起出现负增长(见表2)。

　　表2 　　　　　　　　　　　　　　远东联邦区人口动态与全俄平均水平比较
　　　　　　　　　　　　　　　　 　　(每1 000人的出生、死亡、自然增长数)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俄罗斯联邦	出生率	13.4	9.3	8.9	8.6	8.8	8.3	8.7	9.0	9.7	10.2	10.4
	死亡率	11.2	15.0	14.2	13.7	13.6	14.7	15.3	15.6	16.2	16.4	16.0
	自然增长率	2.2	-5.7	-5.3	-5.1	-4.8	-6.4	-6.6	-6.6	-6.5	-6.2	-5.6
远东联邦区	出生率	15.4	10.4	9.9	9.5	9.8	9.3	9.7	10.3	11.0	11.6	11.9
	死亡率	8.2	12.8	12.4	11.7	11.5	12.5	13.2	13.8	14.3	14.9	15.0
	自然增长率	7.2	-2.4	-2.5	-2.2	-1.7	-3.2	-3.5	-3.5	-3.3	-3.3	-3.1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编:《2005年俄罗斯地区社会经济指标》,莫斯科2006年版,第54~57页,第60~6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95年起,远东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是负值。这是该地区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但远东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幅度比全俄平均水平小许多。导致远东人口减少速度高于全俄平均水平的原因,是远东的移民增长率(即人口迁入数与人口迁出数之差)一直为负值,而全俄平均水平则为正值(见表3和表4)。

　　从表4可见,2006年第一季度俄中西部地区移民增长率为正值,即人口迁入数多于人口迁出 数,东部地区则为负值,但远东的负值远高于西伯利亚。正因为如此,全俄2006年第一季度净迁入32 319人,而远东则净迁出3 849人[8]。

　　表3 　　　　　　　　　　　　　　远东联邦区移民增长率与全俄平均水平比较
　　　　　　　　　　　　　　(1990~2004年)(每10 000人的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之差)

年　　份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俄联邦	19	44	35	35	29	18	25	19	4	6	7
远东联邦区	-49	-190	-130	-134	-139	-133	-84	-97	-15	-36	-31

　　资源来源:同表2,第70~71页。

　　表4 　　　　　　　　　　　　　　　　2006年第一季度俄各联邦区人口流动情况
　　　　　　　　　　　　　　 　　　　　　　　(每1 000人的迁入迁出数)

联邦区	中央	西北	南方	伏尔加河沿岸	乌拉尔	西伯利亚	远东
迁入	11.3	11.7	11.1	11.5	14.9	15.4	15.6
迁出	8.0	10.4	10.9	11.5	14.2	15.8	18.0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编:《2006年第一季度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情况》,莫斯科2006年版,第49页。

　　远东人口危机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数量减少,还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1991~2002年,这一地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40万人,降幅近8%;低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减少50万,降幅为27.8%;高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4万,增幅为8.3%[9]。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后果有三:一是劳动力短缺,二是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三是劳动适龄人口的社会负担加重。第二个问题是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外流,已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复兴,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据俄媒体披露,远东地区外流人口有3/4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员。结果导致远东各工业部门熟练工人缺额。例如,阿穆尔共青城的企业有2 000个职位缺人,急需气焊工、机床工以及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和木材加工业的熟练工人[10]。

　　远东人口总量不断下降和劳动力匮乏已成为影响经济振兴和国家安全的严重社会问题,引起联邦政府的不安和忧虑。为此陆续出台了一些化解人口危机的政策和规划。1996年4月批准实施的《远东和外贝加尔1996~200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中,第三个子纲要就专门论及促进就业和居民稳定问题。为防止人口外流,稳定干部队伍,纲要规定要完善地区社会补偿体制,提高地区津贴、工龄补贴及北方优惠待遇并以联邦财政补助金和税收优惠的形式补偿企业和单位的这笔开支。

　　看来只有吸引外国劳动力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远东的近邻——中国对俄劳务合作本应大有可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俄政府为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而从2002年起实行外国劳动力配额制,2005年全俄配额21.4万人,2006年大幅增加,也只有32.93万人,远东联邦区仅为58 652人[11]。

　　远东究竟需要引进多大数量的劳动力型移民,对此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未提供过权威数字。远东联邦区前总统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远东有50万个空闲工作岗位。还有一次他在谈远东人才培训问题时曾忧心忡忡地说,“人口持续下降,使纲要推测的2010年前的60万个工作岗位将无人填补”[12]。从他的几次谈话来看,远东目前所缺的劳动力约为五六十万人。不管俄政府愿意与否,吸引外国劳动力来开发远东地区是他们迟早要作出的政策选择,而地理毗邻,人口充足且劳务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也将成为俄引进劳务的首选国,中俄毗邻地区劳务合作的规模将随着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而有所扩大。

　　(四)中俄毗邻地区的跨国犯罪问题

　　随着中俄之间人员往来的增多,两国不法分子的跨境犯罪问题日渐突出。迄今双方都缺少系统完整的统计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数字。据黑龙江省政府负责人接受俄罗斯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1994~2002年,共发生俄罗斯公民在黑龙江省违法犯罪案件13起,其中盗窃案件8起,抢劫案件5起。

　　中国人在俄境内有些犯罪是有组织的,而且多与俄犯罪组织联手作案,如伪造、贩卖入境和居留证件,走私毒品、武器等。据远东海关部门提供 的资料,1994~1998年,滨海边区各海关检查站共拘留250名企图运送麻醉品过境的中国公民,截获麻醉品1吨多。20世纪90年代末毒品走私规模更大,几年间中俄两国护法机关合作办理毒品案2万件,逮捕毒贩7 000人,没收麻醉品10吨。据俄学者披露还有中国造手枪等武器出现在俄市场上[13]。中俄犯罪集团勾结作案的活动还有走私木材、废旧金属和珍贵生物资源,贩卖人口(如提供俄罗斯姑娘去中国从事色情活动)及经由俄境向第三国偷渡中国公民等。

　　有必要指出,中国公民在俄远东受到当地不法之徒侵害也是个严重的安全问题。据俄《金角报》报道,1998年滨海边区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案件高达71起,其中5起凶杀案,58起盗窃案,6起诈骗案,2起经济犯罪案。1999年第一季度针对中国人的犯罪案33起,其中有5起凶杀案、9起盗窃案、6起抢劫案。这类案件多与贪图钱财有关。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索尔涅奇内区,仅2004年2月就连续发生两起俄歹徒持枪抢劫中国公民钱财的案件[14]。据黑龙江省东宁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截至2002年6月,该县赴俄经商人员已有几十人被杀,财产损失在亿元以上。俄罗斯警方对不法分子打击不力,破案率不高。

　　中俄不法分子的跨国犯罪,亟待两国警方密切有效的合作。从1993年起,黑龙江省公安厅与俄远东地区内务部门多次互访,就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达成合作协议。截至2002年,双方共联手侦破案件185起。据俄塔社2006年7月25日报道,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安全部门与中国公安部合作,抓获13名贩毒分子,其中两名俄罗斯人,11名中国人,缴获价值逾10万美元的迷魂丸。

　　(五)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安全问题

　　1.中国的能源问题

　　中国石油资源相对不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石油消费不断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随之提高。2005年中国进口原油约1.2亿吨,进口量居世界第三位。据测算,今后15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增速1.4%,国内原油产量年均增速仅0.7%,也就是说供应缺口将越来越大。

　　中国原油进口量近半来自中东。该地区政局复杂多变,局部战争,特别是武装冲突频发。且进口中东石油的海上运输须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过印度洋,再经马六甲海峡,一旦出现军事冲突或恐怖事件,我国这条石油生命线就可能被切断。为此中国实行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加快开辟其他石油供应来源及其他海上,特别是陆上石油运输通道。毗邻中国的俄罗斯东部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且有巨大开发潜力,与我国陆上接壤,通过管道运输油气安全可靠,因此中国越来越重视对俄罗斯油气合作。

　　中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谈判用管道向中国供应油气的合作项目,但由于俄方犹豫不决而进展缓慢。俄方的犹豫态度有多方面原因,既有国际因素如日本掣肘,又有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但远东地方政府的态度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也起了干扰作用。远东各地行政长官出于增加本地区投资、就业机会及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考虑,都主张石油管道从西向东经过远东通往纳霍德卡的所谓“日本”方案,并对中央政府进行积极游说。2004年11月,在远东联邦区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构首脑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远东所有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就东西伯利亚——太 平洋输油管道的上述走向达成共识[15]。2005年4月26日,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部长赫里斯坚科签发分阶段建设泰舍特—纳霍德卡输油管道项目的命令,一期工程从泰舍特修至距中国几十公里的阿穆尔州斯科沃洛季诺,已于2006年夏开工建设。目前,俄对华石油出口主要经由铁路运输。

　　2006年3月21日,普京总统在访华期间正式宣布,俄将铺设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自2011年起每年向中国出口约8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就此项目签订了相关框架性文件。

　　尽管中俄油气合作出现一些曲折,但双方对这一合作的态度是积极的。中俄两国毕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国又是油气需求巨大又稳定增长的市场,因而中俄油气合作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中俄两国毗邻地区的电力合作也很有潜力。早在1992年7月,从阿穆尔州到黑龙江省的中俄第一条10万伏高压输电线路即建成送电。2004年俄罗斯远东电力公司向我国供电4.8亿度。据俄媒体报道,俄阿穆尔州布列亚水电站第四台发电机组已建成投产,其发电能力从670万度提高到1005万度。目前,中俄双方正在进行有关该州向中国黑龙江省输电线路建设项目的谈判,建成后俄对华电力出口将增加到20亿度。

　　2.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

　　1996年4月29日叶利钦总统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原则)》,联邦安全会议根据此文件精神于当年10月批准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量化指标的文件,即《俄罗斯联邦经济安全指标清单》,其中共列出22项指标,对每项指标都规定了具体的“临界值”参数。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的状况低于(或高于)相应指标的临界值,就表明国家经济安全在该领域受到威胁。上述第21项指标规定的临界值是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例为30%,其中食品进口占消费的比例为25%[16]。根据这一指标规定的临界值,俄罗斯远东地区食品安全受到了威胁。据俄学者计算,远东地区目前所需食品的50%~60%以上是外进的,其中包括从俄西部地区购进和从国外进口[17]。该边疆区的许多种食品需求都靠进口,主要是从中国进口来满足,如肉和肉制品进口达需求量的70%,水果进口达55%,蔬菜和瓜果进口占30%,已突破了该地区法定的食品安全临界值[18]。

　　俄学者还预测了减少该地区对外经济联系的后果,如减少食品进口将引起食品价格上涨和社会紧张度增强。据俄报报道,2004年中国大米供货减少,导致滨海边疆区商业网点的大米价格上涨30%以上。因此,不能自给自足而依赖进口在俄远东地区虽被视为食品安全受到威胁,而为保证食品安全就要千方百计发展食品生产并开展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协作,但从国外适当进口食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被作为保证食品供应,稳定物价的可选方案。可见,中俄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前景看好。目前,这种合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中国与俄毗邻的县市建设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对俄出口;二是中国沿边地区农民在远东地区农村租赁土地,办农场和畜牧场,搞粮食种植和畜禽养殖,直接向当地市场供应食品。总的来看,这种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

　　(六)中俄毗邻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

　　中俄有约4 3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两国由陆地边界、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和界湖(兴凯湖)相连。这些边界地区分属水生生态系统、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及草原生态系统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两国毗邻地区在生态安全方面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

　　1.水资源问题

　　中俄界河黑龙江全长4 350公里,流域面积184.3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约86万平方公里,在俄罗斯境内约98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在俄境内有结雅河、布列亚河,在中国境内有松花江、乌苏里江。在长期的经济开发和工业化进程中,黑龙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水生生态系统受到有机化合物、重金属、 石油产品和机械悬浮物的严重污染。最大的污染源是我国境内的支流松花江。松花江干流和主要支流大部分江段为五类或超五类水体。主要环境污染是有机污染,在松花江主要江段已检出上百种主要有机污染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水和生态问题研究所副所长A.马希诺夫指出,从松花江汇入阿穆尔河处开始270公里江段都受到污染,铁的含量超出最高允许标准13倍,铜、锌、氮、苯含量分别超标19、10、2和12倍[19]。

　　(2)周期性甚至经常性水量不足。黑龙江主要支流通航里程比20世纪50年代初减少1/3以上。松花江春夏季枯水程度越 来越严重,导致江上航运断航,水源地因枯水而污染物浓度升高。2003年秋冬季枯水导致俄滨海边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和阿尔焦姆市发生水荒。

　　(3)生物多样性受到不良影响,水生生物物种减少。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研究所调查,黑龙江、乌苏里江水域的捕捞量不断下降,种群数量不断减少,其中抚远段鲟鱼、鳇鱼捕捞量20世纪90年代比80年代下降32.9%,大马哈鱼下降78.9%,乌苏里白鲑下降66%[20]。

　　2.森林资源问题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交界3 038公里,约占中俄边界3/4。这里森林资源丰富,是中国最大的林区和木材生产供应基地。因多年过量采伐和采育脱节,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63.2%下降为目前的38.5%。成过熟林面积、蓄积量分别是建国时的1/4和1/5,可采资源所剩无几[21]。

　　森林资源的减少,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年平均降水量、空气相对湿度大幅度减少,年五级以上大风日数逐年增多,近年来春季连续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沙暴现象。森林生态的破坏造成地表水径流量、水土冲刷量大量增加,全省现有水土流失面积为1 345.4万公顷,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0%。一些珍稀野生山林动物、植物和一批珍贵乡土乔木树种濒于灭绝。

　　3.土地资源问题

　　黑龙江省土地总面积4 729.7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9%。黑龙江省土壤自然肥力较高,拥有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黑土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在土地利用中索取多投入少以及森林资源过量采伐,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致使土地质量逐年下降。全省耕地有机质含量已由1970年的6%~9%,下降到目前的2%~4%,黑土区开垦初期近1米厚的黑土层,现在大多只剩下20~30厘米厚且仍以每年0.5~1厘米的速度流失。松嫩平原西部沙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达37.8万公顷,占沙区总面积的13.7%。全省各类湿地总面积393.93万公顷,由于人为侵占等原因,山区湿地丧失40%~50%,平原湿地约丧失60%~70%[22]。

　　中俄在生态安全领域的合作,历来为双方政府所关注。1997年两国政府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其中多个领域都需要两国毗邻地区合作。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是在第15条中很具体地谈到双方在边境地区进行生态环境合作问题。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是由中国国家计委参与并组织,由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支持的中俄美三国合作项目《乌苏里江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持续性土地利用和布局规划项目(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已完成国际合作咨询报告,尚需黑龙江省进一步组织可行性研究,提出后续咨询项目及工程合作项目的报告,推进其实施。我国已制订总额达215亿元的松花江水质污染防治计划,包括191个子项目,涉及流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和大庆等19个城市的污水处理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五”计划,投资额48亿元。

二 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基础和对策

　　(一)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迫切性是两国合作的动因

　　前面已经谈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外溢”性,其妥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其久拖不决则会影响国际关系。

　　先来看看俄远东中国移民问题。中国人多在这一地区的农业、林业和建筑业部门从事繁重的低报酬工作,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未对俄罗斯人就业产生消极影响。至于在俄当地市场上经商的中国人,对保证当地市场商品供应也功不可没。唯其如此,多数当地居民对中国人到俄罗斯还是持积极态度,给予正面的评价。

　　这些非法移民的存在,确实给当地社会带来一些问题,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而且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关联性,即某一方面的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在俄罗斯,中国的非法移民与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是有联系的。这种情况,被俄罗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媒体上进行夸大宣传,使非法移民成了在俄罗斯有一定市场的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之一。以至于在1997年的一次社会学调查中,62%的远东人认为“中国扩张”是存在的,一年后仍有47%的被调查滨海居民认为存在中国兼并其领土的威胁,28%的人把“中国人的和平渗透”看作这一威胁的根源。2002年,38%的远东南部居民把中国人在俄领土上出现视为“北京对俄罗斯领土中国化的有目的政策的表现”。由于这一原因,近1/3的当地居民坚决反对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存在[23]。可见,中国移民这样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在俄罗斯被政治化,成为一个很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中俄界河黑龙江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2005年11月我国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虽然在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境内的黑龙江水样中未检出苯和硝基苯超标,但在给俄方造成一定的生态和经济损失的同时,还是引起了当地居民心理恐慌和社会不安定,自然也激起俄方上至政府下至居民的不满。哈巴罗夫斯克边区为此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专家们对这次生态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准备向中方提起诉讼。边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也表示将要求中方赔偿损失。以上情况说明,像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这样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因其所具有的跨界性和“外溢”性,事关邻国的安全和稳定,处理不好很可能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大局,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俄方共同治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

　　综上所述,中俄毗邻地区现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现实迫切性。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动因。

　　(二)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是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基础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此我们要努力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但是在传统安全方 面中国还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国土安全挑战。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划界分歧,不能排除发生外交争端的可能性。二是地缘战略挑战。中国周边为大国如美、日、俄、印所包围,与中国都有复杂的利害关系,紧邻中国的中亚地区、朝鲜半岛都是当今世界的“多事”之地。三是国家统一问题挑战。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政权”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海局势因某些大国的介入而更加复杂多变,动荡不宁,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环顾世界,俄罗斯是唯一在台湾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我国立场,唯一向我国转让先进军事技术的大国,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北方的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安全。

　　早在2003年普京总统就提出在2010年前使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以实现振兴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战略目标。为此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在自己周边建立“睦邻”地带。然而俄罗斯在西部受到北约东扩的战略挤压,在东部与日本的领土分歧难以解决,其传统势力范围独联体国家也因美国的不断渗透而受到蚕食,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亚地区更成为俄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只有中国这个大邻国与其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可见,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俄两国都在追求的最高国家利益,为此两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在美国全面谋求单极霸权,对中俄两国实行遏制政策的形势下,中俄两国也不得不在战略上彼此借重,以紧密的战略协作来保证各自的国家安全。可以说,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是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

　　(三)内容趋同的新安全观是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先决条件

　　冷战时期,鉴于长期面临强大外敌入侵的威胁,置身于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一直以应对来自外部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不受外敌侵犯的军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冷战结束后,中国与美、日、俄、印等大国关系相继正常化,国际安全环境明显改善,面对的军事威胁大为缓和,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却日益凸显,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情势对中国传统的安全观产生重大的影响,促使新型安全观逐步形成。

　　中国认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树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当代安全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生态、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要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应当指出,中国在重视非传统安全的同时,“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新安全观的基本精神,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表述[24]。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也适应新形势下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和内容作出调整和更新,在1997年12月17日总统批准公布,2000年1月10日修改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俄罗斯的新安全观得到了全面的阐 述。从这份文件来看,俄罗斯把个人、社会和国家都看成安全的主体,主张安全主体多元化;把保证经济、内政、社会、国际、信息、军事、边界和生态诸领域的国家利益看作安全的内容,主张安全内容的综合化;保证国家安全的手段,包括“政治、法律、组织、经济、军事及其他性质的措施”,为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俄罗斯联邦更看重政治、外交、经济及其他非军事手段,可见俄罗斯主张安全手段的多样化,但仍强调“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在保证俄罗斯联邦军事安全方面起主要作用”[25]。

　　由上可见,冷战后中俄的国家安全观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有一些共同点,从而为两国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综上所述,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迫切性是两国区域安全合作的动因,相同的历史任务和相符的国家利益是两国区域安全合作的基础,内容趋同的新型安全观是两国区域合作的先决条件。因此,中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中俄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对策思路

　　关于解决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对策,本文前面已有所涉及。当前最紧要的还是建立两国合作治理机制,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并使其有效地发挥 作用。在具体的治理对策上,既要制订长期的综合治理方案,提前预防,标本兼治,又要有近期的应急性预案,快速反应,及时处置。2005年1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建立这种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的必要性。至于这种机制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在这一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机制。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面很广,有些问题在中俄现有的会晤和磋商合作机制的框架内也可解决。

　　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它本身就是一个中俄和中亚四国的边境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三股恶势力”是其首要的职能。因此可以说,上合组织已在中俄及中亚国家毗邻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上有了初步的经验。今后随着这一组织合作领域的拓宽,有更多的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可以在这一组织的机制和框架内解决。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俄两国有着多层次合作机制。在中央政府层面,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内常设经贸和科技合作分委会、能源合作分委会和运输合作分委会、航天合作分委会、核问题分委会、银行合作分委会、通信和信息技术分委会以及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等。在地方层面,有经贸合作分委会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常设工作小组,有黑龙江省与远东及外贝加尔联邦主体一对一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在军事领域,中俄两国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之间及边境驻军之间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在司法领域,中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也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功地联手破获了一些走私贩毒、抢劫杀人、拐卖人口和偷越国境案件。中俄毗邻地区的安全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可以按其性质及所属领域分别在已有的合作机制框架内解决。

　　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外溢”性和跨国流动性,因此难免会蔓延、扩散到周边国家,如出自我国的酸雨、沙尘暴和黑龙江水污染后排入日本海已殃及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至于非法移民、跨国犯罪和疫病流行等也会波及邻国。这些问题已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关切,联合治理已成为有关各国的共识。东北亚至今尚未形成地区性的安全保障机制。我国应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如组织半官方的东北亚安全论坛,寻找合作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共同构建东北亚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

　　〔此文为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俄毗邻地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06BGJ024)的中间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陆齐华)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逃罪责》,转引自刘汉太、都幸福《中国打击“东突”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什么是非法移民》,载《人民日报》2002年9月3日。
[3]В.Л.拉林:《从地区角度衡量俄中关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莫斯科东西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参见〔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报》2003年5月29日。
[5]В.Л.拉林:《俄罗斯边境地区社会意识中的中国因素:2003年断面》,载《远东问题》2004年第4期。
[6]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编:《2006年俄罗斯统计数字》,莫斯科2006年版。
[7]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编:《2005年俄罗斯各地区社会经济指标》,莫斯科2006年版,第37页。
[8]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编:《2006年第一季度远东联邦区社会经济情况》,莫斯科2006年版,第49页。
[9]Е.加卢什科:《谁能在这里生活?》,载〔俄〕《远东财富》杂志2003年第5期。
[10]参见〔俄〕《太平洋之星报》2001年3月6日。
[11]参见《远东经贸导报》2006年5月1日。
[12]参见俄罗斯地区新闻网2003年6月5日。
[13]前引书:《从地区角度衡量俄中关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第366~367页。
[14]参见〔俄〕《太平洋之星报》2004年2月13日。
[15]同上,2004年11月3日
[16]许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432页。
[17]П.Я.巴克拉诺夫:《俄罗斯远东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与前提》,远东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18]参见〔俄〕《金角报》2006年第1期。
[19]参见〔俄〕《太平洋之星报》2004年6月18日。
[20]《黑龙江、乌苏里江鱼类锐减,政协委员建议“休渔”》,Http://www.chinaneast.gov.cn
[21]张旭东等:《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开发的国际合作对策研究》,载乔光汉编《加入WTO与黑龙江省开放型经济建设(续)》,2002年12月。
[22]同上。
[23]前引书:《从地区角度衡量俄中关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第341页。
[2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3页。
[25]见《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http://www. iss. niiit.ru/doktrins/doktr01.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