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王权的图腾化是俄罗斯民族在世界性背景下其民族特殊性之所在。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古罗斯时期的“奉天承运”到莫斯科公国“独裁者”的“专制制度”,从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到当代的“权威主义”,一国之君常常与“救世主”的影像交织甚至重叠在一起,并由此形成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特色。

　　【关键词】 俄罗斯 王权 救世主 专制制度

　　【作者简介】 郭小丽,1968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石家庄 050016)

　　千年回眸,俄罗斯历史上那些铁马金戈的人 物在历史风浪的涤荡下如过眼云烟,可他们留下的民族精神和政治传统却没有随着有形的器物和有限的生命消失。从基辅罗斯时期的“君权神授”到独裁者的“专制制度”、从“斯大林主义”到叶利钦和普京时代的“权威主义”,各种政治术语层出不穷,政治转型千变万化,可却万变不离其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是意识、总体文化、政治行为、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挥职能的成分与现象的总和。这些制度保证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再生产。回顾千年历史,可以发现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3个特性:(1)无论是基辅罗斯时期,还是后苏维埃时期,一直存在把政权神圣化、理想化的现象,或者说是王权的图腾;(2)家长制理念的渗透。掌权者——“人民的父亲”是一种象征符号,是家国天下乃至世界的首领;(3)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掌权者的权力难以真正受限,其个人意志有时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3个特性时至今日仍依稀可辨。例如,叶利钦的10年总统生涯被后人称为“超级总统制”的实践。近年来,普京加强了总统对政府其他部门和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度。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人格化特征和总统的全能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有西方学者指责普京回归专制制度,但在俄罗斯民众间,普京崇拜仍普遍存在。这当然与普京良好的执政业绩和个人魅力相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成为普京果断而大胆施政的有利因素。本文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揭示救世主观念对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 统治者的圣化

　　从罗斯受洗开始,基督教的救世主思想就具备了政治色彩,且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首要作用。在政教合一的社会中,沙皇即救世主的民族心态成为简明而又稳定的政治特色。

　　(一)罗斯受洗——救世主的确立

　　公元988年,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相对于多神教来说,基督教有利于中央集权 和国家统一,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主宰,君王是上帝遴选出来的人间代表,是圣经中的弥赛亚[1]君王。

　　通过基督教,大公给他的人民灌输了“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的思想。俄罗斯的东正教成为帝王得力的手杖。马克思描绘弗拉基米尔大公说:“他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室的神权政治的专制制度结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地上臣民的主宰和天上的庇护者。”[2]大公既是罗斯的统治者,也是人民的保护者和拯救者。

　　(二)专制主义形成——救世主进入信仰世界

　　到了15世纪中叶,随着鞑靼的衰落和拜占庭的灭亡,日益强大的莫斯科公国当仁不让地担负了拯救的使命。王权向专制迈进了一步。伊凡三世自称为“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独裁者”这个词在当时没有贬义,恰恰相反,它是罗斯人摆脱鞑靼统治、获得主权独立的欢呼声。这个称呼预示着“完完全全的独立,百分之百的自由,摆脱了一切压迫”[3]。一直在东西方夹缝中生存的罗斯第一次扬眉吐气。在俄文中,“专制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与“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是同根词,就像“独裁者”一样,罗斯的专制制度同样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它代表着民族的独立与自主。从这时起,罗斯人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君主神圣化。这不是一般的圣化王权,而是赋予君主某种超凡性,把他当成天赐之物和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体现。如果说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更多是“保护者”,那么,此时的沙皇就是“拯救者”,他不仅完成了拯救罗斯的使命,而且把拯救世界的使命也包揽下来。随着“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蒸蒸日上,沙皇开始代表“唯一正宗的基督教”。克留切夫斯基写道:“伊凡三世现在可以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东正教独立的君主了,拜占庭的帝王曾经享此殊荣,现在轮到曾被金帐汗国压迫的罗斯最高统治者了。”[4]

　　伊凡雷帝在1547年加冕自己为全罗斯的沙 皇。1561年,教会称伊凡雷帝为“全宇宙的东正教沙皇和君主”[5],俄罗斯沙皇的绝对统治权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以他为象征符号的俄罗斯民族的世界地位也被确定下来。沙皇成为整个民族在世界的代言人和象征物。乌斯宾斯基在《沙皇和上帝》中转引历史学家巴尔索瓦的话说:“在民间的意识中,沙皇的形象提升为‘人间的上帝’”[6]。用弗洛罗夫斯基的话说:“俄国人民心中的君主专制不是法权,而是上帝本身显灵,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人为的设定。”[7]沙皇个人的纪念日,如生日等经常成为法定的教会节日,在整个俄罗斯普天同庆。沙皇的家人也被圣化,他们的肖像被印在祈祷书上。1649年的《会议法典》规定,沙皇及其家人的生日同其他教会节日一样,成为休息日。沙皇几乎与上帝平起平坐。

　　(三)世界的救世主——沙皇世界地位的确立

　　到了彼得大帝时期,沙皇的神性进一步增强。尽管彼得一世剥夺了教会的权力,可一些教会人士仍然对他忠心耿耿,大牧首姚阿吉姆祝愿沙皇保持神性,因为他是上帝选中之人。斯捷潘·雅沃尔斯基1703年谈到沙皇时称他为“上帝选中的涂油者弥赛亚”。随着大牧首制的取消,其职能落在沙皇身上,沙皇被尊为神的形象。彼得一世在其亲自拟定的1715年的军法条例中确立了沙皇的地 位:“沙皇陛下是专制君主,不负责世间任何人的个人事情,但对国家负责,也有权负责,沙皇作为基督教的国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良好的愿望进行管理。”[8]这表明君主专制的独裁达到最高阶段。杰尔查文把彼得大帝比作上帝,他在诗中写道:“肉眼凡胎只能看到彼得大帝,谁能拥有他的精神!他类似上帝”[9]。更重要的是,沙皇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上帝,而是全人类的上帝。

　　到19世纪,知识分子浓厚的弥赛亚情结明确地与神圣君主联系到一起。果戈理把沙皇看成基督弥赛亚的化身:“如果君主感觉不到他应该是天上的神在地上的形象,君主的权利就毫无意义”[10]。他认为,理想的君主应该“领悟到自己崇高的使命”,带领俄罗斯乃至世界人民走向福乐之地[11]。索洛维约夫则把俄罗斯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寄托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身上,希望通过沙皇的改革使得俄罗斯率先进入神人类。沙皇不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物,是完成世界使命的关键人物。罗蒙诺索夫曾把俄罗斯拟人化,把它描绘成一个巨人女沙皇的形象:她身着皇帝的紫袍,头戴王冠,手里握着帝王权杖,头顶白云,手拄高加索山脉,长足一直伸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很明显,沙皇的权利和人格被与国家概念等同起来。沙皇崇拜发展到极致,且与民族的自我崇拜交织在一起。

二 反者道之动——沙皇崇拜催生出来的革命

　　在俄罗斯,一边是对沙皇的顶礼膜拜,而另一边反抗沙皇的暴动却此起彼伏。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民族充满了二律背反,一方面俄罗斯人民期待着强权,而另一方面又逃离强权的统治和压迫。梅列日科夫斯基解释了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革命的苗头恰恰隐藏在沙皇被神圣化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中蕴含着某种强大的、具有破坏性的革命的力量”,原因是“专制制度就是‘敌基督’”[12]。

　　(一)僭王

　　在人民眼里,真正的沙皇是救世主,他会带领人民脱离苦海。然而,当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时,便会猜想,坐在帝王宝座上的不是救世主基督,而是敌基督,真正的沙皇在末日来临之时,死而复生,拯救他的人民。很显然,这是《圣经》的思维逻辑。《圣经》里讲,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再次来到人间,把万民从敌基督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乌斯宾斯基认为,古罗斯人有一个特点,即把圣经的历史与本国历史等同起来,认为某个好沙皇死后也会复活,然后隐姓埋名,在民间漫游。待时机成熟后,就会现身拯救民众。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末世箴言》中说,一旦弥赛亚沙皇米哈伊尔从梦中醒来,他就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去战胜邪恶势力[13]。于是,很多人打着“真正沙皇”的旗号起义。有学者考证,仅17、18两个世纪,就先后有几百人自称“得米特里”、“彼得二世”、“彼得三世”、“保罗一世”以及主动出让王位的“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14]。比如,人们盛传彼得三世死后神奇复活,隐藏在民间。曾经有14人冒充死而复生的彼得三世,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普加乔夫了。起义总是打着“真正沙皇”的旗号。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称俄罗斯为“僭王者之国”。他说,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对他讲,普加乔夫“千真万确”是彼得三世,为了让百姓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他像基督耶稣一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5]。

　　当然,对救世主的期待并非俄罗斯独有的现象,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古代打着帝王的旗帜揭竿而起的不乏其人,只是没有引起如此持久而广泛的社会影响。“没有一个国家会老生常谈般地用同样一个寓言欺骗自己,已经死去了的君主总会突然出现。类似伪得米特里和普加乔夫事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发生。”[16]这是因为,救世主——沙皇是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人民把沙皇理想化,绝对化,一旦现实与理想有了出入,他就会否定现实,支持理想,这是僭王者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僭王者与革命

　　1870年,曾经对尼古拉一世忠心耿耿的内务部统帅李普拉基写道,俄罗斯人民根本不相信沙皇(尼古拉一世)已经死去。他们认为,沙皇死而复生后,一定隐藏在某个地方,等时机一到,就能看到复活的沙皇。李普拉基提醒统治者,这很危险。

　　因为人民期待着另一个真正的、合法的沙皇,这种希望的火花很容易被点燃,造成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和革命[17]。

　　应该说,沙皇的这位大臣颇有远见。革命恰恰孕育在对死去的沙皇的期待中。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员斯捷潘诺维奇颁发了一份假《黄金诏书》,以沙皇的名义号召农民反抗地主和官吏的剥削,说复活的沙皇将分给他们土地。尽管这些人的“欺骗”行为遭到大多数民粹主义者的谴责,可他们毕竟成功了,当地百姓听从了这样的召唤。

　　在俄国普通民众的眼中,救世主就是沙皇。而在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救世主的形象有些许不同,救世主更是某种革命的力量,它可以推翻专制制度,解放民众。深谙俄罗斯民族心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写道:“您知道吗?那个小词儿意味着什么,‘他隐藏起来’,但他会现身,一定会现身……他在,但是谁都没有见过他……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新生力量。”[18]“他”已经不单纯地指沙皇,“他”代表的是正义和公理,是扭转乾坤的力量,一种可以把民众带到上帝之国的力量,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是俄国理念中的基杰日城[19]。知识分子期待着这样的基督。著名画家伊凡诺夫耗尽一生精力绘制的扛鼎之作《基督来到民间》恰恰反映了俄国人对真正基督的期待。19、20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渴求的基督出现了。著名诗人勃洛克发表了他那掷地有声的《十二个》,诗的结尾颇具象征意义:革命风暴砸烂了旧世界,在肯定这场风暴的伟大和正义的同时,作者刻画了象征基督12个门徒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昂首向前,他们的前面出现了基督的形象,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勃洛克曾对邱科夫斯基说:“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结尾。我写完后自己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是基督?真的是基督吗?但我越细看,越清晰地看出了基督……很遗憾,的确是基督。”后来,作者又写道:“基督走在他们面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0]。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革命是宗教革命,是救世主解放选民的革命,共产主义就是俄国民众一直期盼的“基杰日城”。当然,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印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传统的俄国民众崇拜沙皇的心态反倒为反专制的革命打下了基础。正像中国智者在《道德经》中所讲的:反者道之动。即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个极端移动,所谓物极必反。也就是黑格尔所说,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

三 后专制主义时代——救世主再现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时候,沙皇的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主义,仍然是中央集权和强权政治。斯大林以他特有、同时又是典型俄罗斯最高统治者所具备的政治意志,成为苏联大船的舵手。在他的高压统治下,一边是无辜者在“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而另一边却在山呼万岁。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迷信,这种盲目的个人崇拜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别尔嘉耶夫曾经用男性和女性、新郎和新娘来比喻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俄罗斯人民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和驯服的,它期待着作为新郎的男性统治者和救世主。罗扎诺夫也有类似的比喻,在《1914年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一文中,作家用大量的篇幅赞美充满阳刚之气的军队,认为军队和国家所展现的“力量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它要把我们大家变成女人,使我们柔弱,胆怯……”[21]。一方面是对强权的崇拜,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恐惧和胆怯,“爱”与“恨”、“敬”与“畏”这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在俄罗斯却出人意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俄罗斯固有的,有可能会永远延续下去的特征。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以硬汉和人民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俄罗斯政治学家巴斯杜霍夫说:“民众不在乎叶利钦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是违背人民意志的,他们也支持他。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对于人民来说叶利钦是一个久违了的一种历史重现,权力的象征,不管这个政权是好是坏,最主要的在于它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权。”叶利钦的政府曾一度被称为“救世主政府”。正因为如此,“由大多数人所给予的授权、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技术知识都是为了满足实现救世主的使命的需要”[22]。这使得总统的权力无限膨胀,打着民主旗号的改革却使民主陷入了困境。而“救世主”叶利钦一时间几乎成为千古罪人。曾经令这位总统感到极度困惑的是,在俄罗斯,头一天是救世主,第二天就被诅咒,被当成十恶不赦的魔鬼[23]。西方学者解释说:“这种结果是政府的全能和无能的奇怪的混合物”[24]。显然,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从“全能”到“无能”是人民对救世主的心理期待从奢望转向失望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蓄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心态,也是俄罗斯民族非此即彼的性格使然。

　　伴着新世纪的钟声,风雨飘摇的俄罗斯迎来了新一任总统。普京成为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人民的“父亲沙皇”。2005年,德高望重的伊里亚·格拉祖诺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时说道:“君主制是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最高形式。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家庭一样,应当有父亲和母亲……人民的父亲就是沙皇。”[25]在俄罗斯应当实现现代化,应当深化和完善民主、建设公民社会的背景下,竟然有人发表这样的言论,乍看起来,会令人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会觉得此番话说得有根有据。普京上台后力挽狂澜,果敢而又强硬地加强中央联邦制、组建自己的领导团队、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 力、整顿宪法秩序、重建特工机关、打击传媒垄断和经济寡头……在他一次次的重拳出击下,俄罗斯开始步入正轨。他既是富有个性的普京,又继承了“救世主沙皇”的传统,他了解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执政方式植根于俄罗斯几百年的传统文化,再加上他个人独到的见解和治国理念,使得一度摇摇欲坠的俄罗斯踏上了复兴之路。普京总统任期内,很难发生“颜色革命”,尽管西方国家用娴熟和惯用的手法,支持反对派夺取政权,但是俄罗斯民众对总统的信任和信心使得国家总体上实现了从“人心思变”到“人心思定”的历史跨越。当然,普京强调的民主带有“委任民主”的痕迹,但这种民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却是稳定的,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主形态长期存在下去。

　　早在一个世纪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作家笔记》中表达了如下的意思:第一,君主并不是外在于人民而独立的现象,他与人民一体。第二,有了君主这位救世主,人民才完整而坚强有力,才可以走出苦难,得到拯救。第三,俄罗斯君主的独特性以及人民对他的信仰使得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众不同。第四,在俄罗斯,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永恒的现象[26]。

　　百年前对历史的总结今天读起来毫不生疏,这恰恰说明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政治体制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而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历史在变迁,民族心态和文化传统却没有消失殆尽,可以说,历史是“动态”的,而文化价值观是“静态”的。

　　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当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四 结 语

　　苏联刚刚解体时,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就是“俄罗斯向何处去”,15年过去了,俄罗斯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去向。转型后的俄罗斯非但没有脱离它那深厚的文化基础,反而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事实证明,普京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是比较成功的,而这些措施既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没有脱离传统。回顾俄罗斯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国之君是俄罗斯民族的象征符号,对他的崇拜中隐藏着深深的民族自我崇拜。君主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即是俄罗斯政治权利的代表,也是国家与民族人格的体现。君主成为实现民族利益和使命的关键人物,他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成为完成民族乃至世界使命的必要条件。

　　第二,在一个有着王权图腾化的政治传统的国家里,当一国之君符合人民的理想诉求,做到爱民、亲民、恤民并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求时,社会就相对稳定和谐;反之,则容易发生革命。

　　第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俄”为镜,可明正身。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它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与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应该妥善的利用过去资源,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建未来,也许,这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6)《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及其当代影响》(06CGJ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弥赛亚意为“受膏者”,又称救世主。在犹太教中,人民称“复国君主”为弥赛亚。在基督教中,基督就是弥赛亚。
[2]СергейБахрушин,Квопросуокрещении киевскойруси.Москва, 1998.с.36.
[3]А.В.Карташев,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церкви.Москва, 1992,с.389.
[4]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
[5]Б.А.Успенский,Царьипатриарх.Изб.труды.М.,1991 Т.1с.168—195.
[6]Б.А.Успенский,ЦарьиБог,Изб.труды.Т.1,Семиотика истории.Семиотикакультуры.М., 1994с.133—158.
[7]Г.Флоровский,Путирусскогобогословия,Вильнюс, 1991,с.83.
[8]〔俄〕盖纳吉·得拉其:《世界文化百题》,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263页。
[9]同上。
[10]伊·佐洛图斯基著、刘伦振等译:《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507页。
[11]同上,第506页。
[12]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Втихомомуте.М., 1991.с. 349(“Пророк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13]ПротоиерейМихаил(Азкул),Свяще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 и секуляр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Славянский дом,2001№5.
[14]〔俄〕斯米尔诺夫:《俄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前言。
[15]В.Г.Короленко,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М., 1981.
[16]A. Rambaud. Russia. New York,1898.Vol.1.p.240.
[17]И.Липранди,Обозрениерусскихрасколов,ЧОИДР,1870,Т.2.с.114.
[18]ф.В.Достоевский,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7.с.389.
[19]在金帐汗国统治的时候,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着一个传说,认为罗斯有一个恶人找不到城池——基杰日,它按照上帝的旨意隐藏起来,沉到光亚尔湖的湖底。鞑靼汗找了10天10夜,双目失明,但始终没有找到它。传说每到夏日寂静的傍晚,就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水中的城墙、教堂和人们的庄园,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城市教堂的钟声。
[20]〔俄〕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65页。
[21]Н.Бердяев,СудьбаРоссии.М., 1997.
[22]Guillermo O' 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pp.94~108.参见冯绍雷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3]叶利钦:《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24]前引书:《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34页。
[25]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2005№6.
[26]Ф.Достоевский,Дневникписателя,М., 1976,Том. 11,с.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