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中国学者推荐,我有幸研读了由潘德礼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1]一书。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俄罗斯社会转轨进程的学术专著。

　　正如该书主编潘德礼先生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以中国(包括越南)和俄罗斯(包括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20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20世纪末世界性社会转轨浪潮中的两大社会实体群。在这两大社会实体群中,中国和俄罗斯因人口、领土面积、资源情况和国际影响 等因素而成为两个最大的社会转轨实验场,因而也最具有可比性和相互借鉴性。两国在社会转轨中都放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了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走以经济为中心、渐进改革的发展道路,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俄罗斯则率先放弃了社会主义,仿效西方建立了三权分立政治制度,走上了以政治变革为先导继而推动激进经济改革的发展道路,但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总体上未见增长反而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未见改善反而普遍恶化。”何以会出现这种行为方式和效果的差别?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国不同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和警示意义何在?该书作者认为,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尚属空白。因此,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之一,该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即借助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大量数据和历史文献,对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未来发展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不仅如其作者所说:“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全面、系统研究俄罗斯社会转轨道路的专著”,而且在俄罗斯学术界,此类研究也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国社会,而且对俄罗斯社会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俄中问题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我非常敬佩中国同行的学术勇气和研究成就。我认为,该书作者集体的研究成果在俄罗斯社会转型问题研究领域中处于领先水平。

　　该书分为上下两卷,涉及20世纪最后10年(1991~2001年)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整个进程。上卷主要论述俄罗斯社会政治,下卷重点分析俄罗斯经济与国际关系。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仅对本书上卷中的内容作一简要评介。

　　该书上卷——俄罗斯政治卷由13章组成,每一章研究一个领域,每个领域都包括“发展历程”与“深层问题思考”两方面内容,并共同构成了俄罗斯10年政治发展的完整图景。

　　在第一章中,作者概括性地分析了俄罗斯政治领域改革的起因、内容和基本进程,着重阐述了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内在矛盾性。例如,作者指出:“在选择了走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后,俄罗斯的各种民主制约机制并未有效发生作用,领袖个人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尽管政治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俄罗斯领导人并没有摆脱苏联时期领导人那种带有浓厚主观主义色彩的思维定式,显露出以“革命”方式搞改革、指导国家经济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迹 象。这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实际推行决定了后来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艰辛和曲折。”这些结论体现了作者对俄罗斯社会转轨的整体看法,有一定学术价值。

　　第二章是有关“俄罗斯的宪政制度”。按照作者的观点,俄罗斯宪政制度使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总统可以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利用政府改组或更迭来推行他选定的改革路线,对此议会只能用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指责的方式,间接地对总统制定的大政方针表示不满,以致政府频繁更迭与经常遭受议会提交不信任案的现象成为了1993年新宪法生效后俄罗斯政治斗争的主线。

　　第三章涉及“俄罗斯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独立”问题。本章作者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司法制度确立与演变的过程,介绍了俄罗斯司法体系的构成和主要的司法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在俄罗斯国家权力中,“宪法赋予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的独立职权并不均衡。特别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力不具备应有的制约力。司法权的软弱是造成叶利钦时期社会政治腐败、寡头横行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是关于“选举制度与选举”。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俄罗斯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历届选举的基本情况。在谈到俄罗斯选举制度的演变时,作者总结道:“俄罗斯的选举制度是随着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西方议会民主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逐步确立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还直接受到了政权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第五章论述“俄罗斯的政党体制”。作者将俄罗斯社会转轨10年中政党体制的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时期,认为,目前俄罗斯政党体制已经完全摆脱了社会转轨之初的混乱无序状态,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框架基本确立下来。在这里,作者充分肯定了政党参与议会选举的积极意义,认为议会选举客观上促进了政党的集中化趋势,促使各政党更加关注自己的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并努力成为某一社会阶层的代言人。

　　在具体分析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基础上,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俄罗斯最大的左翼反对派政党——俄罗斯共产党对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作用,并用专门的一章(第六章)深入研究了俄共的发展历程及其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应该说,作者对俄共兴衰的分析不失独到之处,但个别观点也值得商榷。例如,作者一再强调社会贫困阶层是俄共的主要社会支柱,又指出社会知识阶层与俄共格格不入,但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当今俄罗斯社会,在拥有财产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应该归属于社会贫困阶层之 列,因而不能简单地把知识阶层与贫困阶层对立起来,而应该做具体分析。

　　第七章是有关“民族关系与联邦制”问题。作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关系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俄罗斯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以致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普京执政后,试图从改革联邦关系入手,解决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地区分离倾向。作者在对普京的联邦改革措施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俄罗斯的联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向着加强中央权力的方向发展”。

　　在俄罗斯民族关系中,最典型、最复杂的当属车臣问题。作者在第八章“车臣问题”中详尽分析了车臣问题的由来、两次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过程。作者认为,车臣问题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归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也与转型时期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形势、紧张的民族关系以及与来自国际上反对势力的影响有直接关联。

　　第九章讨论的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与‘寡头政治’”。“精英集团”和“寡头集团”是俄罗斯转型时期出现的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两大利益集团,在激进经济改革与全面私有化过程中,这两大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了政权与金钱的结合,叶利钦执政时期一度形成了独特的 “寡头政治”现象。在本章的研究中,作者引用了大量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与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政治精英”的比较,提出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一般概念、形成过程和典型特点以及在“政治精英”主导下俄罗斯新政治运行机制的运转情况。

　　第十章是关于“社会民主与政治自由”。在这一章中,作者全面阐述了俄罗斯由极权体制向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进程,列举了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民主与公民政治自由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大众传媒和舆论监督对社会民主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作者在充分肯定俄罗斯民主政治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民主政治的建立并没有“妨碍‘民选沙皇’的出现”,俄罗斯社会民众与政权的疏远状况依然如故。这主要表现在:由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民主改革运动将俄罗斯社会引向了新的专制;俄罗斯宪法生效后,虽然确定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总统一个人手中;新闻媒体依然受到政府机关和金融财团的控制,等等。

　　第十一章是“社会和社会意识”。作者在这一章中指出,苏联时期“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被打破后,俄罗斯不同阶层的民众开始表达各自不同的政治愿望,出现了社会意识的多样化。然而,作者也指出,尽管俄罗斯民众已经逐渐接受并适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但社会转型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市场经济的后果,直到2000年年底,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并不认为俄罗斯社会是民主社会,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也并不完全适用于俄罗斯。

　　在本书(政治卷)的最后两章,作者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分别探讨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和普京的政治倾向和个人意志及其对处于变革中的俄罗斯社会的影响作用。在作者看来,在叶利钦的政治思维中,个人意志往往占上风,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破坏旧制度,而在建设新制度和实现社会进步发展方面则乏善可陈”。普京上任后,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他最终放弃了叶利钦时期激进式的、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条以强国为出发点、以经济高速发展为目标、以加强国家权力为手段、“渐进、稳定、不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改革方式”。尽管作者对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改革措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相对客观的评价,但在结论中却认为,“俄罗斯社会目前的主要问题已不在政治领域。如何建立‘有效的经济’,如何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基础,才是普京今后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

　　(李雅君 译)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本文作者弗·保罗季奇(В.Ф.Бородич)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法学副博士、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