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来教授和丁笃本教授合著的四卷本《中亚通史》[1]已经问世。其中,古代卷(上)、古代卷(下)和近代卷由王治来教授撰写,现代卷由丁笃本教授撰写。四卷总共154万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最完整、最系统和最详细的一部有关中亚历史的学术巨著。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清楚,层次分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

　　(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书记述了从远古旧石器时代到苏联解体、中亚五国宣布独立的遥远漫长的中亚历史。其中,古代卷(上)叙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9世纪前期阿拉伯帝国征服和统治时期的中亚历史。按时间顺序 叙述了东西方各个强国在中亚争霸和建立王朝进行统治的历史。例如,最早的波斯阿赫门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及希腊王朝、匈奴、贵霜、哒、西突厥、中国唐朝和大食等。古代卷(下)叙述了阿拉伯帝国解体以后中亚各伊斯兰王朝的分合与演变,特别是中亚的突厥化和操突厥语各民族的命运。从时间上说,则是从公元9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的大约700年。近代卷叙述了16世纪中叶到1914年大约400年时间的中亚历史。其中,包括16世纪中亚诸汗国的形成及其对外关系;18世纪上叶中亚汗国的内外处境;19世纪上叶俄、英在中亚角逐竞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前后沙俄对中亚的侵略、扩张等。现代卷叙述了1914年至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的77年的中亚历史。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对中亚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中亚,1918年开始的国内战争与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中亚地区的有关情况,20世纪20年代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建立、斯大林晚期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各个时期中亚的有关问题。还应当指出的是,每卷书后都附有作者精心制作的、文字简练的“大事年表”,与本卷内容有关的重大事件尽列其中。通读本书能使人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朝代更替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都会有清晰、系统了解。

　　本书两位作者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潜心研究中亚历史,是我国著述颇丰、造诣高深的中亚史专家。为撰写这部《中亚通史》,他们焚膏继晷、不辞劳苦地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仅各卷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书就有近千本(篇)。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手外文资料,而且有些资料鲜为人知,十分宝贵。例如,近代卷第255~259页全文公布的大约3 400字的《哥尔查可夫通告(1864年11月21日)》是沙俄对其侵略中亚的历史总结。它第一次系统提出沙俄“侵略有理”论。再如,该卷第407~410页披露的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1897年11月25日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发表的长篇演说,是为沙俄在中亚进行侵略扩张和执行殖民政策辩解的有力证明。这些丰富、宝贵资料无疑为撰写《中亚通史》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

　　(二)论述清楚,层次分明。本书在论述有关问题或事件时,都以事实为根据,进行条分缕析,阐述说明。例如,古代卷(上)第236~245页,作者先引用《资治通鉴》的史料说明,从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纳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随后,作者又据中外文资料分别叙述当时唐朝在各地设立诸如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天马都督府、高附都督府、王庭州都督府和月支都督府等近20个都督府的详细情况。最后,作者以概括的语气写道,中国唐朝对中亚地区的统辖“主要是通过本地统治者实现的(如任命其王为都督、刺史等),并不直接参与当地的行政”。但中亚各地的统治者“都向唐朝称臣纳贡,有的还送质子,以表示其对唐朝的服属关系”。通过这种综述—分述—再综述的叙述方法把中国唐朝对中亚地区的管辖 范围、统治形式和治理手段讲得清清楚楚。又如,在现代卷第5章第1节,作者以大量数据说明,通过苏联政府实施第一至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中亚共和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地区经济的落后局面,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大大改观了中亚地区的社会面貌。作者同时也指出,“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存在不少明显的问题”:工业结构不合理,原料生产和成品加工脱节以及还没有摆脱严重依赖欧俄的局面,等等。像这样既说明成绩、又摆出问题的论述就显得全面、客观和可信。再如,现代卷第7章第3节在谈及苏联上世记50年代在哈萨克草原垦荒问题时,首先说明,垦荒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苏联的粮食短缺问题”。接着,叙述了苏联政府开展垦荒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垦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垦荒后的1956~1959年,哈萨克共和国谷物的年均产量猛增到114 800万普特,“从而使哈萨克斯坦超过乌克兰成为苏联第二大产粮共和国(仅次于俄罗斯联邦)”。最后,作者也指出,中亚垦荒造成两大消极后果:一是大规模垦荒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二是经济方面出现新问题。“由于旱灾和沙尘暴越来越频繁,加上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垦荒的经济效益呈递减趋势”。读者看了这样全面具体、层次分明的论述,自然都会对50年前苏联曾轰轰烈烈开展的垦荒运动的前因后果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概念。

　　(三)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一部学术著作贵在创新。本书有不少地方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例如,古代卷(上)第4章第2节在详述西汉使者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经过之后指出,“张骞两次出使虽然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作者从中亚史的角度将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归纳为以下3点:(1)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同中亚以至同西方的交通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2)张骞出使西域显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发展到了新水平的标志;(3)张骞到中亚后调查了解当地的情况,他回来后给汉朝的报告,至今还是关于这个时期中亚历史的重要史料。这种观点不仅新颖,而且对人们辨证、客观和全面地看待事物也能起到启迪作用。再如,近代卷第2章第1节指出,上世纪60年代,英、美学者认为,中亚的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是俄罗斯人为破除中亚“伊斯兰的民族意识”而制造出来的“新民族”。针对上述错误观点,作者以事实说明,在16世纪时,甚至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亚操突厥语和伊朗语 居民的民族属性的确没有严格区分和科学界定。然而,“现在中亚各民族的差别,客观上是存在的。这种差别,实际上,是在16世纪以后开始逐渐形成的”。作者以大量事例说明,到15世纪末,哈萨克人尽管还属于乌兹别克部族联盟,但经过几代人的繁衍之后,“乌兹别克人无论在体形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已与哈萨克人完全不同”。又如,我们以往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上世纪60~70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在谈及沙俄和中亚的关系时,一般只强调沙俄使用“剑与火”对中亚进行侵略扩张和血腥征服,使当地人民蒙受苦难的悲惨情况,而本书近代卷第10章第5节则根据恩格斯有关论述认为:一方面,对于沙俄在中亚实行的殖民政策,在征服中亚过程中对当地民族的掠夺和屠杀以及对中亚领土的侵夺与扩张都是应当否定和批判的;而另一方面,俄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征服和统治中亚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确实对当地的封建制度、奴隶买卖和伊斯兰的蒙昧主义给予了猛烈冲击。沙俄在中亚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促进其社会发展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这种看法客观、全面,令人信服。此外,现代卷第5章第1节在提到中亚地区苏联时期的工业体制问题时说,该地区经济管理权力过于集中,产品质量差和企业效益低,机 制缺乏活力等等。这是“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通病,而且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作者进而以精练的语言说道:“‘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俄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是对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孤立状态的一种对抗,是苏联国内乃至党内日益尖锐的斗争的结果,是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希望国家尽快强大的强烈愿望的产物。应当肯定,斯大林模式把曾经相当落后的苏联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留下不少隐患。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个很大弊端就是无视经济规律,为了速度和产量,可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把经济建设纯粹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笔者认为,对“斯大林经济模式”的这种看法同样比较客观、全面,也符合实际情况。

　　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个别基本观点前后不够协调。例如,近代卷第414页说,在沙俄征服之前,“中亚诸汗国本是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其司法完全按照《古兰经》执行”;而现代卷第17页又说,“俄国征服之前的中亚各地政权虽然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是伊斯兰教及教会对本地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和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这可能是两位作者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同而在政教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做出不同结论,但在同一部书中作者的基本观点、看法应力求一致。二是一些地名不太规范。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现代卷第34页第2段说,“新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而紧接着在同一页第3段又说,“1917年2月,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其实,“土耳其斯坦”和“突厥斯坦”系指同一个地方,只是中文译名不同而已。现多用“突厥斯坦”。瑕不掩瑜。《中亚通史》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近10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中亚问题的研究工作。然而,坦率地说,在中亚的历史知识方面“先天不足”,尤其对中亚古代史和近代史知之甚少。近半年来,利用业余时间研读《中亚通史》确实是系统学习中亚历史的良好机会,铢积寸累,受益匪浅。仅此而言,我要衷心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