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罗斯独立至今10余年来,中俄关系发展顺利。从互相视为“友好国家”(1992~1994)到“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1996),再到“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2001),直至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2001年至今),两国关系沿着良性轨道发展:政治互信度不断加强,两国边界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经贸关系呈现出上升势头。目前,我国是俄罗斯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是我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两国官方都认为,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状态。良好的政治和经贸环境是中俄两国科技、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 和可靠保障。

　　在中俄两国的文化交往中,一个重要且深层的合作领域是相互间的精神文化遗产研究。东正教和村社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正教哲学、神学、伦理学和美学是俄罗斯思想形成的基本要件。因此,加强俄罗斯东正教研究对于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进而促进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基督教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总称。在世界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中,东正教的人数相对最少。世界的东正教徒约有两亿人。其中,俄罗斯约有7 000万东正教徒,占其国民总数的一半左右。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最近 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有58%的人宣称信仰上帝[1]。在当代俄罗斯,东正教无论从教徒规模,还是从影响来说,都属于全国第一大宗教。因此,在同俄罗斯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东正教方面的问题。由于东正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其内涵从习俗礼仪到政教关系乃至神学、哲学和伦理学,无所不包,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对俄罗斯东正教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尊重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感情,妥善处理临时出现的相关问题,从而保证两国共同构筑的战略协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一 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现状

　　东正教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初,我国的东正教研究是作为基督教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新中国东正教研究领域的首部作品是《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2]。该书站在宏观考察世界基督教的角度,按照从东、西教会分裂到东正教的发展这一顺序来论述世界东正教,其中专辟章节阐述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同一时期,关于东正教的其他学术作品主要作为基督教或世界宗教专著及工具书中的章节形式出现。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3]、荣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的《世界十大宗教》[4]、《世界古今宗教史话》[5]、《基督教词典》[6]和《基督教千问》[7]中,都有关于东正教的介绍。总体来看,当时中国的东正教研究尚处于启蒙时期,处于学术探究的前期准备阶段。

　　我国的东正教研究是随着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以及中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恢复而发展起来的。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消除历史“空白点”的过程中,一股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平反热潮在全苏掀起。1988年举行的“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使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在苏联急剧扩大。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国民心灵中出现了信仰真空。此时,东正教作为一种精神因 素迅速升温。各地教堂不断恢复和重建,教会组织急剧扩大。在学术领域,俄罗斯学者们开始转向对东正教文化遗产的研究。短短几年间,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正教哲学、神学、教义学、伦理学、美学以及文化学原著纷纷重新出版。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正常。此后,双方在外交、经贸和文化领域的交往日渐频繁。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很快,我国读者也了解到俄罗斯东正教的相关信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研究东正教所使用的主要参考资料并不是来自东正教的发祥地希腊,而是来自我国的近邻——俄罗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以及后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我国学术界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我国东正教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东正教译著大批涌现。在俄罗斯,东正教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它们是在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产生(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联解体前后,在俄罗斯重版的东正教哲学和神学名著中,绝大多数属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哲学家、神学家以及教会史学家的作品。目前,俄国宗教思想家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 类讲座》[8]和《俄国与欧洲》[9]、尼·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形而上学》[10]、伊·弗兰克的《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11]、米·叶夫多基莫夫的《俄国思想中的基督》[12]、赫克的《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13]、弗·洛斯基的《东正教神学导论》[14]以及谢·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15]等,都被译成中文,为中国的知识界所了解。这些作品分别被收入《20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16]中,在中国内地和中国港台学术同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俄罗斯东正 教组织——教会史研究方面,苏联史学家尼·尼科利斯基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专著《俄国教会史》中译本[17]也与中国读者见面。俄罗斯“白银时代”一些思想家的宗教作品还通过《俄罗斯思想文库》[18]以丛书的形式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为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俄罗斯东正教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料。

　　(二)学术论文层出不穷。近10余年来,我国各权威宗教学术期刊,如《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当代宗教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俄罗斯研究》、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中国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道风》学刊以及中国台湾学术核心期刊《宗教哲学》等,经常刊登中国内地世界史学、世界宗教学和外国哲学研究者撰写的关于俄罗斯东正教历史、现状、政教关系、文化、礼仪、哲学和神学等的学术论文。此外,还有一些有关俄罗斯东正教的论文被收入俄罗斯文学和文化学术论文集及专著中。在这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是列·托尔斯泰、费·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弗·索洛维约夫等宗教哲学型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聚合性”、“一切统一”、“索菲亚”和“救世论”等宗教哲学命题。

　　(三)东正教学术专著陆续问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的东正教研究领域产生了学术含量较高的作品——学术专著。新时期我国东正教研究的开篇之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乐峰教授撰写的《东正教史》[19]。这部专著先从宏观角度论述世界东正教的建立、发展和命运沉浮。然后,将侧重点转向东正教世界一个最大的中心——俄罗斯东正教会,阐述其历史、现状、政教关系以及俄罗斯学界的东正教研究。该书还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变迁。该专著的附录部分列举出自尼西亚信经至俄罗斯现行宗教法颁布的1 000余年间东正教世界及俄罗斯东正教会最重要的教规和法规中译文。2005年2月,《东正教史》一书的修订本问世。该书至今仍是我国东正教研究者案头所必备的工具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东正教研究领域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对东正教的研究由宏观转向微观,即从世界东正教转向地区和国别东正教的研究;另一方面,学者们改变了通史研究的传统做法,将注意力转向对东正教的断代和专题研究。在俄国东正教断代史研究中,颇具开拓意义的是《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20]和《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21]两部专著。前者探讨了帝俄晚期俄国东正教会改革和革新运动及其社会 历史意义,后者则着重概述自十月革命至卫国战争前夕苏联政教关系的变化。此外,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领域也出现了首部专著《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22]。该书对俄国东正教神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俄国教会神学家的思想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该书对于我国学者从事俄罗斯神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

　　在短短10余年间,中国学界对东正教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显到深入和由零散逐渐趋向系统的发展过程。目前,全国高校中一些哲学系和历史系已经开设了东正教哲学、东正教神学、东正教伦理学以及东正教教会史等课程。个别高校还开设了希腊宗教史、俄罗斯宗教史和俄国教会史等东正教地区和国别类课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宗教、哲学、历史研究部门以及当代地区及国别研究部门,也设立了涉及东正教问题的研究室。不过,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新教等研究领域相比,中国的东正教研究起步晚,队伍小,研究力量尚显薄弱。我国东正教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是译著和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则寥寥无几,学术研究的层次还有待加深。

二 中国俄罗斯东正教研究的未来走势

　　在中俄战略协作框架下,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有待于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发展。

　　(一)俄罗斯政教关系仍将是我国学界的研究重点

　　这是由俄罗斯东正教的特点所决定的。东正教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教权与世俗政权紧密交织。旧俄时期,俄国的专制制度是在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对俄国的政教关系作过如下精辟论述:“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不能叙述国家的历史。在俄国也是这样混为一体的。”[23]在东正教复兴后的今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这一传统功能依然被沿袭下来。转轨时期,俄罗斯当权者需要加强国民的凝聚力。考虑到东正教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国家积极扶持东正教会。在现实生活中,东正教是明显地受到世俗政权偏爱的宗教派别。同时,东正教会也竭力与当权者的立场保持一致,努力为世俗政权服务。2005年11月4日,俄罗斯朝野各界隆重纪念由“统一党”发起的一个新节日——“统一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同时将这一天宣布为宗教节日——“喀山圣母像日”,旨在烘托双重节日气氛,从而达到淡化和排挤十月革命节[24]的目的;2005年11月,在普京总统对高级决策层进行新任命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立即发表声明,向新的地方长官表示祝贺并表示愿为维护国民的宗教信仰和提高其道德水平效劳。有鉴于此,西方社会将俄罗斯东正教定位为“近乎于国教”的宗教,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国家化了”[25]。

　　自1999年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普京总统在2000年出台的新《俄罗斯外交构想》中提出了以确保大国地位为宗旨的对外战略,试图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影响,重振国威。国家的这一政策导向很快得到东正教会的响应。近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加紧在俄罗斯境外活动,努力扩大国际影响,争夺东正教的势力范围。

　　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世界实行的是以教规为基础的多中心管理体制。目前,世界上共有15个东正教管理中心,即15个牧首区,其中最大的是莫斯科牧首区。它包括136个主教区。在这些主教区中,只有68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余的则分布于世界各地。近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境外教区积极开展活动,努力扩大莫斯科牧首区的影响。

　　除了关心上述教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还不断强调东正教以教规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企图恢复沙俄时期俄国东正教会对周边国家东正教事务的干预权。然而,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宗教活动属于其内政事务,每个宗教派别的活动首先必须服从本国的法律。众所周知,中国同俄罗斯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新中国成立 后,为了满足广大东正教徒的宗教需求,中国政府建立了东正教自治教会。目前,中国有东正教徒7 000~15 000人,东正教堂12座,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中国坚持各宗教派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宗教法规处理宗教事务。中国的《宗教事务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各宗教坚持独立自立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26]。

　　俄罗斯东正教会参与俄境外东正教事务的另一个表现是竭力促使俄罗斯东正教国内外教会合并。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是指1924年由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逃亡东正教教会人士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成立的教会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组织的总部迁至慕尼黑,1950年又迁往美国。目前,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教徒人数约达15万,分布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和法国教徒人数居多。自2003年起,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共同提出了国内外教会联合的倡议,其理由是:长达80年的东正教会分离是由时代造成的,既然意识形态分歧不存在了,东正教国内外教会应当走向联合。在2004年举行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公会上,莫斯科牧首区还特地邀请国外教会的代表参 加。尽管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国外教会广大教徒的理解与接受,但是,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区的努力仍在继续。俄罗斯教会还承诺要在2008年以前将此事完成。

　　由此可见,俄罗斯东正教会是俄罗斯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忠实参与者、支持者、宣传者和执行者,研究政教关系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导向。反之,忽视了俄罗斯政教关系研究,就无法了解俄罗斯国家政策的全貌。基于此,政教关系研究仍将是未来我国学界的重点课题。

　　(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研究亟待加强

　　东正教文化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然而,由于中苏关系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加之过去两国官方都曾经对宗教持有偏见,中国国民对俄罗斯东正教文化至今仍知之甚少。近10余年来,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东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俄罗斯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走近俄罗斯,我们无处不感到浓郁的东正教文化气息。参观俄罗斯名胜,人们遇到最多的景点便是俄罗斯东正教圣地:葱头圆顶的教堂和由红砖或白石围起的男、女修道院。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场合下,有不少中国同胞却因东正教知识的欠缺而表现得举止不得体。比如,在东正教习俗礼仪中,教堂是人与神交流的场所,是圣地。因此,进入教堂的人一定要肃穆,穿着要庄重。女士要身着长裙,用围巾将头发裹住,男士则一律要脱帽;进入东正教教堂后,一定要按逆时针方向行走;虽然东正教的祈祷仪式持续时间很长,但是,到教堂作祈祷的人必须面向讲经台和圣像壁站立,不允许坐着听神职人员主持仪式,等等。这些都属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最起码的常识。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礼仪却显得十分陌生。因此,一些人做出有失“体面”的举止实属难免。而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轻则受到俄罗斯东正教教民的鄙视,重则被那些虔诚的东正教民赶出教堂。可见,要做到尊重俄罗斯人民的东正教信仰,就必须加强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基础性研究。

　　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摇篮,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启蒙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俄罗斯的文字、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图书馆和第一部法律汇编都是在东正教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在当代俄罗斯的许多文化形式中都能够寻找到东正教文化的踪影:俄罗斯肖像画的源头是东正教圣像画,俄罗斯最典型的传统建筑当属东正教建筑,就连俄罗斯音乐的形成也离不开东正教教堂音乐的影响。俄罗斯古典音乐之父米·格林卡和天才作曲家彼·柴科夫斯基都曾潜心研究过东正教音乐并为后人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东正教赞美诗乐章。可见,研究东正教文化是了解和认识俄罗斯文化内涵的重要切入点。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深入到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层面,认真解读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深层内涵。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东正教哲学和神学。自苏联解体至今,俄罗斯哲学经历了一个由全盘否定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全盘肯定西方哲学和俄罗斯传统哲学、再到较为冷静的哲学思考时期。目前,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恢复了对苏联时期长期回避和拒绝的俄罗斯哲学遗产的研究,开始集中探索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问题。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们所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如今,宗教哲学已经被俄罗斯教育部规定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必修课程。与之相适应,俄罗斯东正教哲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也纷纷与读者见面。

　　东正教神学是俄罗斯国民伦理道德观和处世原则形成的深层历史基因。东正教神学中所提倡的对上帝的虔诚、博爱、宽容、随和、热爱和平——这些构成基督教美学和伦理学的重要因素,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离开了东正教哲学和神学,就无法从深层认识俄罗斯民族性格。

　　因此,把东正教哲学和神学纳入到俄罗斯哲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整体背景下去研究,探讨其在俄罗斯思想发 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由于东正教哲学和神学研究在当代俄罗斯也是一个新起的学术领域,充其量仅有10几年的历史,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又是以俄罗斯东正教哲学和神学原著及当代成果为蓝本进行的,我国东正教哲学和神学研究的底子之薄是不言而喻的。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世界宗教、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学和世界历史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有理由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学术佳品来充实这一相对薄弱的学术领域。

　　(三)比较研究是我国俄罗斯东正教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在我国的世界宗教研究中,比较研究刚刚起步。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与其他宗教派别对比研究的学术专著出现;在俄罗斯国内,自上世纪90年代起,陆续出版、发行了一些东正教同其他宗教派别的比较研究成果,如尤·阿姆福罗西的《东正教与新教》[27]、米·兹诺斯科—博罗夫斯基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新教和其他教派——比较神学》[28]和约·埃科诺姆采夫的《东正教—拜占庭—俄罗斯》[29]等;在西方,一些学者擅长挖掘基督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通过基督教内部各宗教派别的对比研究得出了东正教是“反现代主义的宗教”[30]的结论。总体来看,西方和俄罗斯学者多从与东正教比较接近的宗教派别入手,探讨东正教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区别与联系。至于东正教与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世界宗教的对比研究,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和俄罗斯,都属于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中,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对于中国国民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从俄罗斯东正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可比性入手,将儒学中的“仁”、“恕”与俄罗斯东正教哲学中的“博爱”、“宽宏”和“忍让”作比较,将老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与俄国弗·索洛维约夫的“一切统一”的思 想作比较,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崇尚“退让”的俄罗斯东正教“长老”精神作比较,就会更加清晰地透视出中、俄两国国民性格的深层差异来。

　　总之,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尚属于一个新兴和亟待发展的学术领域。目前,该领域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距离学科成熟还相去甚远。这一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者肩负着重大的学术使命,同时,它也为学者们进一步从事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相信在中俄战略协作框架下,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俄罗斯东正教问题,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也会像其他 学术领域一样,不断走向健全和成熟,成为我国世界宗教研究中的一支生力军。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一半以上的俄罗斯公民信仰上帝,1/3的人信仰命运》,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数据,国际文传电讯社2005年10月31日。
[2]张绥著,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3]于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黄心川主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5]《世界古今宗教史话》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文庸、乐峰等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7]乐峰、文庸著,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8]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9]徐凤林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0]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
[12]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
[13]高骅、杨缤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
[14]杨德友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徐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中文版。
[16]这三套译著由刘小枫主编,分别由学林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和上海三联书店于1998年、1994年和1995年陆续出版。
[17]丁士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
[18]刘文飞、汪剑钊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戴桂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1]傅树政、雷丽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张百春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版,第141~142页。
[24]在“统一日”被确定为全民节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宣布:11月7日为“和谐和解日”;原十月革命节不再是休息日。这就意味着官方取消了这一节日。
[25]美国国会:《关于2005年俄罗斯信仰自由的报告》,载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官方网,2005年11月8日。
[26]《宗教事务条例》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2004年11月30日颁布,2005年3月1日正式实施。
[27]〔俄〕尤·阿姆福罗西:《东正教与新教》,伊凡诺沃,1994年俄文版。
[28]〔俄〕米·兹诺斯科—博罗夫斯基:《东正教、罗马天主教、新教和其他教派——比较神学》,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29]〔俄〕约·埃科诺姆采夫:《东正教—拜占庭—俄罗斯》,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30]雷·怀特黑德:《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的危机》,摘自高师宁、何光沪编著《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