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时期是俄国华侨史上的重要阶段。沙皇政府通过公开招募和私招的方式,将大量华工招募或诱骗至俄国各地。他们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有的在后方服各种劳役,经历了一段十分凄惨的岁月。十月革命爆发后,在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感召下,已觉醒的大量华侨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 赴俄华侨

　　【作者简介】 李志学,1954生,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州 51063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时期的赴俄华侨在世界华侨华人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充当了沙皇俄国的炮灰,惨死在一战的战场上。在战争后方从事筑路、运输、开矿和伐木的华工,经历了十分凄惨的生活岁月,为求生存与沙皇政府展开了英勇斗争。十月革命爆发后,大量华工参加到保卫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中,与外国干涉军和白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一战期间俄国招募华工之背景、方式及规模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俄国作为协约国的主力成员之一参加到为争夺殖民利益而对德奥同盟国的大战之中。当时的俄国因进行战争急需补充兵员。资料表明,在战争开始的1914年,俄国政府就从国民经济各部门抽调了740万人,到1917年上半年被动员入伍的俄国人共达1 500万,约占俄国全国人口中成年男子的一半[1]。其中的大部分兵员来自农民,致使农村丧失劳动力达47.4%[2]。鉴于前线的兵源与后方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俄国政府一改过去排斥华工的政策,再次把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目标移向中国。据1920年12月1日全俄华工联合会致外交人民委员部一封信的记载,“1915年年初,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打得正激烈,各国工业部门都缺乏劳动力。协约国的3个成员国,英、法、俄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就注意到中国,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他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利。他们要把劳力运往欧洲,补充前后方劳力的不足。”[3]正如1916年年初被俄国招募到鄂木斯克修筑铁路的华工唐卿三所言:“谁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中国劳工突然吃香起来了。战争的年代不仅要很多人去打仗,而且要修筑许多新的道路,砍伐许多木材,还要采煤和开矿。这一切都需要工人,可是哪去找呢?当然是中国!那个时候再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更多了。”[4]1915年8月12日、11月6日,俄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允许华工入境的临时条例,以使招募华工合法化[5]。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对这一重大问题持何态度呢?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发表声明,对欧洲大战,中国政府采取局外中立态度。1916年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组成新的北洋政府。此时的欧洲大战,对协约国而言,已出现疲于奔命之势。随着德国宣布将于1917年2月1日以后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争,协约国更加穷于应付。因此,协约国也就愈希望能使中国积极参战,以便将居留在中国口岸的德国船舰交由协约国接受,并得以在后方利用中国劳动力[6]。正是由于协约国这一态度,特别是美国于1917年2月宣布同德绝交加入协约国作战后,中国北洋政府的主战派得势。于是在美日的怂恿与胁迫下,改变过去的中立态度,于1917年3月14日通过了对德绝交议案,1917年8月14日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至此,中国卷入一战之中。有关中国参战一事,当时的驻美公使顾维钧有过这样的评论:“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因为“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已经是普遍的看法了。”[7]中国政府在对德绝交议案中关于对协约国应付之义务,至下列两端为止:一原料之资助,二劳工之援助[8]。所言劳工之援助,亦即“以工代兵”,允许招募华工支援协约国作战。此即一战期间俄、英、法等协约国在中国招募华工之背景。

　　一战期间,俄国赴中国招募华工,采取公开招募与私招相结合的方式,其手段狡猾卑劣,甚至是公开欺骗与拐卖。所谓公开招募,指的是按中国政府规定的招工程序公开进行的招募。其招工程序包括华工赴俄后的管理等相关规定,见当时的驻俄公使刘镜人于1916年所拟定的《华工赴外工作章程》、《地方官关于华工出境应尽事务章程》和《通商事务员管理华工规则》共3章20余款。其中有关招工程序的规定是:(由招工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招工申请)招工开始前应先呈验招工合同(第1章第2款);合同应注明招工人数、华工赴何国、何地、何种机关及从事何种工作……(第1章第3款);地方官辖区内如有招工,(地方官)需检查招工人所定招工合同。如与本章程有不符之处,即行驳回,加入中国所定条件另行修订(第2章第2款);地方官负责发放华工出境护照给出国华工,同时发给汉文招工合同……编造华工清册并抄送一份给华工前往国家的中国使馆备案。边界地方 官应严查出境工人有无护照,其护照不合所定格式者,一律扣留不准出境(第2章第7款)等[9]。俄国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在中国招募华工,由俄人设立的义成、泰茂公司经理,在天津、长春和哈尔滨等地招募。俄国除了采用公开招募方式外,招募次数最多、数量最大的是私招的方式。一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募的绝大多数华工都是私招的。所谓私招,即不经中国政府的允许,更没有任何相关规定的约束,由招工人直接出面或通过代理人私自到中国民间招募华工,然后偷运出境。通过私招方式前往俄国的华工,其命运更是毫无保障。1917年9月天津警察厅报告说:“近来有不法之徒,往往私招华工,代招出洋……访威海卫地方,有专办接收华工情事,或由大沽口乘轮赴彼,或由各海口装载出境,地方辽阔,实属防不胜防。”又据当时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马忠骏的报告,“俄国招募华工,不遵部章,由俄领发给行照,自由出口……询之华工,均无总局暨我国官署发给出口护照。”[10]查私招泛滥之原因,不外下述两点:其一,中国北洋政府在协约国的胁迫之下,对各国在华招工问题上,持听之任之、委曲求全的态度。在未参战前,为应付德国对协约国在中国招工而对中国政府的责难,曾援引海牙《战时中立国及人民权利义务条 约》的有关中立国人民独立出境,前往交战国地区供役,国家不负责任的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嗣后外人来华招工,一任人民自由应募,官府不加以干涉,一切议订合同手续,统由地方会商办理,庶免引起交战国一方面之责难。”[11]正是由于“国家不负责任”,“人民自由应募”,致使私招盛行。其二,中国百姓生活贫苦,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在“高工资、厚棉袄、好皮鞋”的诱骗之下,纷纷报名应募。这是私招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私招方式流弊无穷,华工的生存权得不到任何保障,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停止俄国在华募工。如驻俄公使刘镜人曾电告外交部指出,“如听其募雇,贻患胡底……请密东省交涉员设法劝阻”。营口道尹荣叔章在给省长的呈文中指出,“营埠方面概不准俄人到此招募华工”。就连东北军阀张作霖也曾电告中国外交部,要求同俄国交涉停止招工[12]。191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公布《侨工出洋条例》和《募工承揽人取缔规则》。在国务院致各省督军省长的电文中指出:“《侨工出洋条例》,业经呈请公布……嗣后各国在中国招募华工,自仍须按着约章及条例办理。除订有合同,经外交部核准在先,业经行文到各县者外,无论何国不得私行招募。”[13]实际上,此项规定,形同虚设。不但俄国人不遵守,中国的各级昏庸官吏亦不认真贯彻执行。

　　一战期间,赴俄华工人数,说法不一。著名侨史专家李长傅曾说,“自1916年下期至1917年下期……俄国所招募计3万人”[14]。这一说法显然与实际不符。作者未说明此数字从何而来。可能的原因是未将1915年的数字包括在内,同时难以确切统计的私招数目被遗漏了。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援引了这一数字。曾于20世纪20~30年代,历时六载专事欧洲侨史侨情调查的学者陈里特指出,“欧战中,俄国招募华工5万人左右在俄参战……死于军中者达2万人许。”[15]就是说,仅直接参战的华工就有5万人,大量在后方劳作的华工不在其内。苏联学者波波夫在《俄国内战中的中国无产者》一文中说,“1916年,单单经由中东铁路就运送了将近5万人到俄国欧洲部分。根据《中国公民联合会》的资料来看,从1915年到1917年秋天,有将近8万人流亡到俄国。”[16]这一数字,同样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有两位名叫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的苏联作家花了整整3年时间,遍访了当年中国志愿兵曾在俄国战斗过的地方,并查阅了大量的俄国档案所提供的颇为可信的资料之后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20万。此外,还有数万中国劳工从美索不达米亚逃来俄国”[17]。《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一书的作者李永昌(彭明评价此书为史学界有关这个课题的第一部专著)通过对大量中外史料的考订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大战期间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45万人左右”[18]。另据《黑龙江省志·侨务志》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间,经黑龙江地区各口岸出境的华工华商总数达502 621人……大量未经官方统计的尚不在内。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在俄国各地做工的华工约有六七十万人。”[19]《山东省志·侨务志》载:“一战期间,在俄国的华工共50万人,其中山东人约44万”[20]。对上述资料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可以认定,一战时期,在整个俄国,包括欧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战争的前线与后方以及战前和战争期间分别赴俄的华工总数约在40万~50万人还是可信的。这是中国人大量走出国门旅居俄国的时期。

二 一战期间赴俄华工的遭遇及其反抗斗争

　　一战期间,在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斯克铁路建筑工地上,在乌拉尔矿场、顿巴斯煤田、白俄罗斯和卡累利阿的伐木区,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以及在俄国其他一些城市的工厂里,到处都有华人在做工[21]。另有10多万人被送到大战 前线当苦力,从事挖战壕和战地勤务[22]。沙俄政府违反招工章程中“不得利用华工参战”的明文规定,将5万名华工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做前线冲锋之用。无论是在何地方,做何种工作,华工都被当作黄种奴隶看待,任人役使和宰割,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正如《中国战士同志》一书的作者所评论的那样:“中国工人过着困苦悲惨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全掌握在工头和宪兵的手里……在他们出国前,资本家所提出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到了外国才发现受了欺骗。他们既不能返回祖国,又无处申诉,更无权要求改善生活。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黄种人,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可以任意枪杀、鞭打、长期囚禁在沼泽和森林地带,挨冻受饿……他们感到: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再也看不到故乡的太阳、亲人、家祠和祖坟了。”[23]据1916年到俄国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华工季寿山回忆,华工们与德国、奥匈帝国的战俘一起修筑该铁路。工作十分沉重,斫树做道木,抬土筑路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的是黑面包,喝的是沼泽地里发黑的水,住的是四面透风的木头房。工地上既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半点药品。在中国招工时,明明说的是每天给两块羌帖(卢布),但是到了这里,每月最多只能拿到30个羌帖。沙皇政府根本不顾华工的死活,生病的人还要被逼着去抬枕木,搬石头,许多人就是这样连病带累地给折磨死了[24]。一战期间被招募到俄国的华工大多在伐木场服苦役。华工李振东回忆说,“1916年,在帝国主义战争最激烈期间,我随一万两千名招募来的中国穷人来到俄国。我们在离彼得格勒不远的伐木场做工。我们是寻求幸福生活的,可是我们在服苦役。在沙皇俄国跟在中国一样,都是吸血鬼资本家的天下。在林场每天要干15个钟头,睡在潮湿的窑洞里,又挤又脏,可是我们的劳动报酬少得可怜,勉强混饭而已。”[25]苏联学者波波夫从苏联中央军事史档案局的卷宗中发 现了下述资料:1916年9月,在上德聂伯罗夫斯克地区的林场里,有2 000多名中国人为野战建筑工程砍伐木材。他们是秋天到这儿来的,但还是穿着夏天的衣服,许多人甚至连鞋子也没有。中国人住的窝棚遮盖简陋,没有取暖设备,屋顶千疮百孔,泥地终日积水。按合同规定,每个工人每天应该得到4俄磅面粉,3/4俄磅白菜或土豆,80克植物油,100克食糖。但是实际上发放给他们的面粉只有规定数量的一半,油只有35克,白菜和土豆根本就没有……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在附近的村庄里到处流浪、行乞。警察用武力驱赶他们上工,用棍棒和皮鞭痛打他们[26]。仅举数例,不一而足。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资料的记载,一战期间赴俄华工的血泪史昭昭在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华工们为求生存,同沙皇政府和黑暗的俄国社会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和斗争。

　　从1915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这两年时间里,赴俄华工不断掀起反奴役和反压迫的斗争。

　　仅在1916年就有6起较大的华工反抗斗争的事例。下举数例说明。1915年11月,在乌拉尔矿区古巴哈煤矿场有1.7万名华工在此做工。该矿矿主阿巴马列克-拉扎列夫公爵是对华工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者之一。华人矿工们愤怒地说道,“包工头用我们难以胜任的艰苦工作和劣等伙食把我们 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残酷地虐待我们……现在我们要摆脱奴隶地位。”于是,华工拒绝下矿做工,并于1915年12月捣毁了矿场事务所;1916年5月,在乌拉尔矿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山,有2 600名华工在该矿山的一个木材加工厂做工。华工们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这一合理的要求不但遭到拒绝,而且工长还遭到逮捕,激起了华工们的极大愤慨。1916年5月26日,全体华工举行了大罢工。当地警察为维护厂主的利益竟向手无寸铁的华工开枪,一人当场死亡,8人受伤。面对警察的暴行,华工们毫不畏惧,拿起斧头、石块痛击刽子手,头部受伤的警察官狼狈逃跑。关于“黄种人造反”的消息很快传开来,当地州政府大为恐慌,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压。每10人抓一人,共有260人被投入监狱[27]。罢工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充分显示了华工们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革命精神;1916年8月,有580名华工,由哈尔滨包工头林琴带到俄国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铁路第712号标处的一个伐木场做工。招工时答应给华工优惠的工资及生活待遇,然而,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华工的工资只有俄国工人的一半,而且见不到现金。每个月还得拿出30个卢布给包工头作伙食费。冬天到了,没有御寒的棉衣,唯一的食品是面包,偶尔有一点白水煮面条和土豆。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华工们天不亮就被赶到工地做工。9月21日,听说又要降低工资,忍无可忍的400多名华工手持斧头冲向管理所,要求见包工头林琴。然而,接见他们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哥萨克警察。派出所所长布拉特下令向工人开枪。3人当场死亡,43人受重伤[28]。惨剧发生后,在718号标处做工的1 500名华工举行了暴动。1916年9月,第聂伯河上游波罗廷察工地有华工530人,虽然已到秋天仍穿着夏天的衣服,许多人连鞋子也没有,食粮只发给一半。华工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后,517名华工于9月5日全体出动游行,手持斧头、铁铲和木棒到奥尔沙县去交涉[29]。此外,1916年年底,在离首都90公里处的察夏车站发生了中国工人大罢工,10名华工被枪杀,40人被捕入狱[30]。1917年年初,几个华工代表在北方铁路工地(布依-丹尼洛夫工段)做工的900多名同事,向国家杜马代表罗江科提交呈文,要求为他们说话,使他们免遭非法的剥削和侮辱。

　　当然,这样的呈文是不会有结果的。1917年10月8日,在布尔什维克的《乌拉尔工人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华工濒临死亡边缘的状况。文章指出,行政当局靠剥削华工发财致富,使用了各种伎俩,警察毒打甚至杀害华人苦力。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同情,对沙皇政府及地方当局和工厂主、资本家残害华工事实的揭露,促使广大华工与俄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1917年,华人无产者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堡、彼尔姆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为反对临时政府、争取民主和平、反对战争而举行的多次示威游行[31]。可见,华工的斗争觉悟已经从生存主义上升至国际主义,从而为参加十月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做了重要的准备。

三 华工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火,摧毁了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爆发了。身居俄国的广大华工们欣喜若狂。他们知道,饱受沙俄政府、资本家、包工头压迫、剥削和奴役的苦难岁月即将结束。当时在铁路上工作的华工刘福回忆说,“十月革命打响后,我和俄国的同事都高兴极了。我帮助他们在火车头上插起镰刀锤子的红旗。我们举手拥护苏维埃政权,高呼打倒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口号。我开始明白一个从来也没有明白过的真理,穷人要不把国家大权拿过来,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生活,也找不到幸福。1918年春天,14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这年5月,由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党的将军高尔察克勾结在一起,占领了整个中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至远东的广大地区,形成对莫斯科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威胁。7月,我离开了火车头,来到别尔木,参加到在这里已经成立的苏联红军第3军。我被分配到29师后备团‘中国人第一队(营)’,第3连第3排第9班,当了班长。该团全部由来自乌拉尔煤矿、石棉矿和铁路上的华工组成,团长是搬运工人出身的华工郭来宾。8月1日,列宁下达了迅速消灭捷克叛军的命令,我们便开赴前线,同企图攻占斯维雅日斯克,直逼莫斯科的捷克叛军进行战斗。第一仗是巴不克战役,我们损失惨重。在教堂周围、河岸上、桥上和水里,到处躺着年轻的中国小伙子,仅我们队就牺牲了140多人。

　　但中国人作战勇敢却出了名。以后每场战斗,敌人总要打听红军中有没有中国人。”“‘中国人第一队’是一支最顽强的部队,忠实可靠的部队”。据1917年在远东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做佣工的华工寇喜廷的回忆,当年的华工们是怎样的欢迎十月革命,并甘愿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寇喜廷说:“我永远忘不掉伟大的1917年……咱们受了一辈子气,现在红党领导暴动,咱们也要跟着干。”于是,寇喜廷和另一位华工王豁牙子着手组建游击队。起初只有11个人,后来扩展到36个人,都是中国工人。伯力城暴动后,白匪军到处捕杀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一天夜里,我和王豁牙子带领全体游击队员摸到高尔察克匪军的营地,先收拾掉白匪在山上的岗哨,然后等待匪军出动,给予狠狠打击。但他们不敢出来,只躲在营房附近的工事里。”“1918年4月,日本侵略军勾结白匪军在海参崴登陆,随即占领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及沿铁路线的一些城市,到处烧杀,进攻红色游击队。消息传到我们这支游击队里,大伙对日本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俄国革命非常愤慨。9月的一天下午,一支大约有50几个人的日本骑兵队来搜索村庄,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员们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这次伏击,歼灭了全部来犯之敌,获得了40多支水连珠枪。”[32]在保卫十月革命的战争岁月里,华工尹辅臣在阿拉伯耶夫斯克成立了一支由800个中国矿工组成的战斗部队。1918年年底,与高尔察克白匪军在楚索伏依发生了遭遇战。(楚索伏依位于莫洛托夫城和斯维德洛夫斯克之间)为争夺一座铁路桥梁,这支800多人的中国红军队伍在敌人的炮火面前毫不畏惧,置生死于度外。经过残酷的战斗,终于夺回了这座桥梁。这次战斗伤亡了600多名中国红军,苏俄人民称他们为“中国英雄军”[33]。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在北高加索的革命烽火中诞生的、以华工包清山为营长的中国独立营。1918年夏天,高加索的哥萨克资产阶级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企图将新生的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消灭在摇篮之中。面对这一严峻的考验,乌克兰和南方区临时特别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受列宁的派遣,组织和领导高加索的革命部队。包清山的中国独立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的。该营600多名中国红军战士,“转战于高加索的军事要道,驰骋在滚滚的捷列克河之滨。这个营不但参加了争夺北高加索的普罗赫拉特内、基兹连尔、格罗兹尼和阿斯特拉罕等地的战役,而且参加了解放外高加索的战役。高加索山谷曾回荡着中国战士的嘹亮歌声,斯大林故乡曾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脚印……在英勇的格罗兹尼百日保卫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34]。在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岁月里,在打击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战斗中,中国的红军战士曾受到列宁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华工李富清1916年4月从沈阳被招募到俄国做工,受尽了苦难。1917年参加到苏联南部的一支游击队,以后辗转战斗于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波兰等地达数年之久。1917年年初,李富清和其他200多人(其中有70多个中国同志)被调往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后来随列宁来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继续承担保卫列宁安全的神圣职责。1919年夏,白匪军邓尼金在南方战线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进攻。列宁发出了“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的口号,李富清所在的列宁卫队也被调往南方前线。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召集卫队全体战士讲话,勉励战士们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35]。

　　上举数例,只是华工投身十月革命,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进行斗争的几个片断而已。在苏俄内战期间,红军队伍中的中国志愿军战士大约有4万~5万人[36]。如果再算上参加各地游击队的华工,其总数至少应当在15万~20万人之间[37]。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英勇事迹,彪炳千秋,永垂史册。正如彭明在他的《中苏友谊史》中所评价的那样:“在苏联的土地上,埋葬着中国烈士的尸体;在十月革命的纪念碑上,铭刻着中国烈士的名字。用不着说明,中苏两国人民都永远不能把他们忘记。”[38]

　　(本文是国务院侨办课题《俄罗斯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为03GQBYB001)

　　(责任编辑 崔皓旭)

[1]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2]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页。
[3]〔苏〕诺沃格鲁茨基、杜纳耶夫斯基:《中国战士同志》,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1年年中文版,第13~14页。
[4]前引书:《中国战士同志》,第28页。
[5]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6]〔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564页。
[7]天津编译中心:《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1页。
[8]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9]同[5],第57~58页。
[10]同[5],第60页。
[11]前引书:《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第62页。
[12]同上,第56页。
[13]同上,第62~63页。
[14]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6页。
[15]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活》,海外月刊社1933年版,第119页
[16]刘永安:《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7]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侨务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8]同[11],第36页。
[19]同[17],第14页。
[20]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侨务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21]〔苏〕波波夫:《华工在沙俄》,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5期。
[22]《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23]前引书:《中国战士同志》,第14页。
[24]季寿山:《高加索的烽火》,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3页。
[25]前引书:《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第46页。
[26]〔苏〕波波夫:《华工在沙俄》,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5期。
[27]〔苏〕波波夫:《中国无产者在沙皇俄国》,载《中外关系译丛》(第2辑)1985年第7期。
[28]前引书:《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第74~75页。
[29]吴凤斌:《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页。
[30]〔苏〕波波夫:《华工在沙俄》,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5期。
[31]〔苏〕波波夫:《中国无产者在沙皇俄国》,载《中外关系译丛》(第2辑)1985年第7期。
[32]中苏友好协会:《红旗飘飘》,第4辑,第1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4页,第52~54页。
[33]同上,第126~128页。
[34]孙成木等:《十月革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35]同[32],第57、71、73页。
[36]刘永安:《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7]前引书:《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第97页。
[38]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