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自那时起,这些国家能否克服政治转轨中遇到的困难、新政治制度能否确立、它们的政治发展前景如何成为摆在中外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由瑞典的斯坦·伯格朗德、挪威的弗兰克·H·艾尔伯特、芬兰的亨利·瓦格特和保加利亚的乔治·卡拉西米诺夫共同撰写、2001年出版发行的《挑战民主制》[1]一书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详细回答。

　　该书的论述虽然不是面面俱到,并且因作者的立场所限,某些看法尚值得商榷,但是,作为一部考察原苏东地区 国家政治转轨的力作,它的一些认识和判断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值得关注。

　　(一)转轨国家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

　　作者通过对“民主巩固”概念的考察,提出影响“民主巩固”水平的两组因素:一是制度和程序的巩固,包括宪法框架、政治体制的运作、精英关系和国际环境4个因素,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层面;二是态度和社会的巩固,包括社会团结和现代性的水平、人们应付分歧的能力、应付政治自由和人权的能力、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4个因素,主要关注“民主巩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这8个因素构成了一个循环:宪法变化引起了其他因素的变化,但没有起作用的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宪法框架在长期将失去意义。两组因素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制度和程序的巩固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进程,而态度和社会的巩固恰恰相反。

　　依据这两组因素,作者对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治转轨做出以下判断:在制度和程序方面,尽管这些国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党认同模糊、政府更迭频繁等,但新政治制度已经在大多数国家确立,只有南斯拉夫、白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民主机制;在态度和社会方面,虽然它较之制度和程序更让人难以捕捉,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民众的民主态度及其行动意愿,大多数国家已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作者还指出:制度巩固和态度巩固成正比关系,一国的制度越巩固,民众越认同和支持这一制度。捷克、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在制度和态度两个方面都走在原苏东转轨国家的前列。

　　(二)西方国家应谨慎推行一体化政策,原苏东国家也必须实行适应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作者以清醒的头脑特别提醒西方在援助原苏东国家,把它们纳入一体化进程时,不应简单地以经济指标为标准,以牺牲另外一些国家为代价,在欧洲建立新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原苏东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应只是简单地复制西方民主制,而应适合当地的特定条件,具有自己的特色。

　　(三)政党分化组合频繁,政党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仍不够稳定

　　虽然由于采用选举门槛,转轨之初政党林立的局面有所改变,但两次选举期间,政党的合并和分裂仍时常发生,以致除了个别的例外,在下一次选举中进入议会的政党里总会有新鲜面孔出现。频发的政党分化组合易于导致党的领导人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更难以组成有效和长期存在的执政联盟,政府变动频繁,政治体制的稳定受到影响。

　　作者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认为,其一是政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行为使选民对政党失去信心;其二是政党没有大力吸收年轻成员,老年化现象严重;其三是政党的组织结构不够灵活,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其四是政党认同不明确,很难拥有自己的固定选民。

　　作者同时指出,政党制度不稳定和政党认同不清不必然有损于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从根本上讲指的是允许个人表达思想并为此赢得支持,允许他们改变意见并据之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党社会基础的固定未必会带来一个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民主制,也许正好相反。

　　(四)不能说民族主义对民主发展没有影响,但民主发展抵御住了民族主义挑战

　　按照民族主义对民主制度挑战的程度,作者把原苏东国家划为5类。一为国内民族构成较单一、民族主义几乎不构成对民主制度的挑战的国家,包括立陶宛、波兰、斯洛文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

　　二为民族主义对民主制度具有潜在挑战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但到世纪之交,当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出现、过去的民族仇恨消减时,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挑战有所减弱。

　　三为民族主义对民主制度具有一定挑战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与第二类国家一样,这类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面临着民族主义的挑战。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不是通过与西方的一体化,而是通过寻求独联体成员资格和国家自治间的平衡来消除民族主义挑战。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国家民众对民主发展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四为民族主义对民主制度具有较大挑战的国家,包括马其顿、波黑和摩尔多瓦。西方大国的介入及和平协定的模棱两可似乎增加了前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内部的民族怨恨,波黑和马其顿的政治转轨进程不同程度地遭到民族主义的损害,摩尔多瓦国内的俄罗斯族和罗马尼亚族与主体民族的矛盾也很严重。但最近有迹象显示摩尔多瓦的民族矛盾正在减小,人民逐渐认同自己是摩尔多瓦人。

　　五为民族主义挑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即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科索沃战争后,这种挑战突出表现在拥有共同语言和宗教的塞尔维亚和黑山间不断升级的冲突。这种冲突如此之强,以致掩盖了其他分歧,使得倾向市场改革的黑山领导人和经济上保守的塞尔维亚领导人间的分歧快速转化成黑山族和塞尔维亚族间的矛盾。

　　通过对以上5类国家的观察,作者指出,在这一地区的多数国家,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可能的挑战,这些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寻求地区间合作和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欧盟的成员资格给民族主义“盖上了盖子”。总之,在1989年后的10年,民主的发展抵御住了民族主义的挑战。

　　(五)在民主转轨进程中,人权状况比经济发展的影响更重要

　　作者断言,在1989~1990年间,是对人权状况的不满和对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的要求,而非经济落后把原苏东地区人民推上了街头。10年之后,该地区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改善,即使是不民主的阿尔巴尼亚,在人权方面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但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中的大量失败者在某种程度上比少量胜利者更倾向于对本国的人权状况持批评态度。而在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态度中,对人权状况估计比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更具影响力,也就是说,公民对个人人权状况的评价越高,对民主制度的估价越积极。

　　(六)公民社会的发展与一国政治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作者把转轨国家分成4组。第一组是公民社会发达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第二组是公民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第三组是公民社会不太发达的国家,包括斯洛伐克、亚美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马其顿、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第四组是公民社会很不发达,甚至缺失的国家,包括俄罗斯、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波黑、哈萨克斯坦、南斯拉夫联盟、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

　　作者发现,第一、二组和第三、四组国家的分界线几乎与历史上把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把西方和与东方基督教、把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王朝与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分开的分界线重合。在这条线西面的国家分享了罗马法、封建主义和较早的民族觉醒的传统,而东面的国家则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缺乏封建传统。处于西面的中欧国家公民社会最发达,处于东面的独联体国家公民社会最不发达。

　　(七)原苏东国家的民主制度有效应对了挑战,日渐与西方民主制度趋同

　　作者认为,在10年之后的转轨国家,这来自政党政治、民族主义、人权和公民社会方面的挑战已经没有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突出了。政党林立和分化组合频繁的现象得以控制,民族矛盾有所缓解,人权状况得到改善,公民社会正在发展。可以说,这些国家的新政治制度有效应对了挑战,越来越与西方民主制度趋同。

　　具体到每个国家,它们所面临挑战的程度各不相同。大致可沿独联体西部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联邦划线。在这条线东面的国家仍面临巨大挑战,而西面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似乎没有任何重大挑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使用了大量来自中欧和东欧舆论波动表(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Barometers)、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nternational SocialSurvey Programme)、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和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等的调查数据,使得论证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挑战民主制》一书出版于5年前的2001年,虽然5年时间还不足以检验该书的结论,但这期间苏东地区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在巩固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加盟入约方面的进展多少证实了作者的判断。不仅如此,该书从对象国在推行西方民主制度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出发考察其转轨历程的独特视角,依据调查数据展开论证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究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发展更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Sten Berglund, Frank H.Aarebrot, Henri Vogt, Georgi Karasimeonov,Challenges to Democracy Eastern Europe Ten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Edward Elga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