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根据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关系十余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双方关系的特点、运行和演变的规律及其政策制定的基本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俄美关系及其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

　　【关键词】 俄美关系 北约东扩 反恐战争

　　【作者简介】 郑羽,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在苏联解体前的冷战年代,学术界基于苏美关系几十年间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了苏美关系的某些政策制定规范(主观方面)和运行规律(客观方面)[1]。苏联解体后,俄美关系运行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双方关系的制度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是否可以就近15年来俄美关系的波谲云诡、载浮载沉总结出某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呢?本文试图做出这样的尝试。

　　很显然,俄罗斯对美政策,美国对俄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美双边关系,构成了这两个大国的重要的国际环境,也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的重要内容。因此,把握俄美关系的特点、运行规律以及两国在制定对对方的政策时所持有的基本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刻地理解俄美关系及其 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

一 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关系的若干特点

　　其一,俄美相互间始终将对方置于本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或重要位置。从美国的角度看,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冷战结束后,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来说,再也没有比俄罗斯国内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外部与西方一体化更重要的问题了。在三个总统(乔治·H·W·布什、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任职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对俄罗斯内部的演变和它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之间的联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为此选择了不同的战略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2]克林顿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正像我们在国内将人民放在第一位一样,我们将俄罗斯和它的邻国放在我们海外议程的第一位。”[3]九一一事件之后,就国家关系角度而言,俄罗斯的这种重要地位仍然没有变化:首先,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处于紧邻伊斯兰世界的前沿地带,俄罗斯在反恐与反核扩散领域的合作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没有放松遏制俄罗斯成为新帝国和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者的一贯战略,北约第二轮东扩和同时发生的数起独联体范围内的“颜色革命”,就是这一战略的集中体现。其次,在苏联解体至今的绝大多数时间内,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将中国作为其全球利益和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4]。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一次讲话对其原因作了很好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绝非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采取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5]应该承认,尽管由于当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在本国GDP中的畸高比例,使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甚至世界经济领域有着超出本国现有经济实力的巨大的影响,但是,在国际核安全和裁军领域,国际防扩散和反恐领域,对国际社会北半球事务的影响力,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影响力和对全球事务的参与程度,俄罗斯的国际作用都超过中国。同时,俄罗斯由于自己的扩张主义传统和具有重新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首先要密切关注的国家。

　　相对而言,俄罗斯政府始终将美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首位的客观态势更加明显。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在谈及保持与美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时,实质上表明了美国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他指出,“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俄美关系依然是影响世界政治气候的举足轻重的因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和最大的核大国,俄罗斯和美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都有全球性利益,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都在积极参与限制和削减军备并克服地球上的危机局势的进程。今天,未必会有离开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参与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重大世界问题”,“全欧进程的命运、保留或是废除‘旧大陆’的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取决于俄罗斯和美国”[6]。

　　其二,当代俄美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广泛的外延性,也即两国关系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涉及当代国际政治事务的一系列问题领域和地理领域。这种外延性基 本上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俄罗斯作为地区性大国仍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和对全球事务较大范围地参与,俄罗斯广袤的地理跨度所形成的多方向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仍然需要继承和保卫苏联的部分外交遗产。例如,在各地区和各种国际组织的传统影响和传统联系,也造成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广泛性。

　　由于美国政府所奉行的维护单极世界的领导地位和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俄美关系这种广泛的外延性,在更多的情况下造成了俄美之间矛盾领域增多,而不是合作领域增多,在乔治·W·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其三,俄美两国国力对比严重失衡,是双方关系中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在冷战年代苏联国力开始衰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苏联的综合国力不如美国,但仍然是世界综合实力第二强国。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苏联在与美国进行的全球竞争中,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在那个军事远程运载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大大落后于今天的时代,在全球政治的核心地带——欧亚大陆与美国的角逐中,形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弥补了苏联国力的不足,形成了苏美在两极格局中大体处于力量均势的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从1974年美国败离越南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到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而苏联解体后的近15年来,无论是初期衰落的俄罗斯还是今天走向初步复兴的俄罗斯,其国家实力都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仅从GDP指标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见表1)。

　　表1 　　　　　　　　　　　　　　俄罗斯、美国GDP统计资料一览表(1992~2004)

年 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俄罗斯	19.01	171.51	610.75	1428.52	2007.83	2342.51	2629.62
美国	6337.75	6657.40	7072.22	7397.65	7816.82	8304.32	8746.97

年 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俄罗斯	4823.23	7305.62 (2598)	8943.58 (3067)	10834.2 (3456)	13285.2 (4330)	16778.8 (5823)
美国	9268.42	9816.97	10100.8	10480.8	10987.9	11733.48

　　资料来源:1992~2003年度资料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FS),2004年度资料源于中国商务部国别资料网;俄罗斯GDP以10亿卢布为单位,美国GDP以10亿美元为单位;括号中是根据当年卢布汇率计算出的俄罗斯GDP以亿为单位的美元产值;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也就是说,到2004年,根据28.5∶1的卢布与美元汇率计算,俄罗斯的GDP总值为5 800多亿美元,是美国(117 330亿)的1/20。俄罗斯同年的军费约为230亿美元,同样是美国(4 666亿)的1/20。即使根据所谓的购买力平价(PPP)或购买力标准(PPS)来估算,也不能改变上述两组统计资料的悬殊比值。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组资料是在俄罗斯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俄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比2004年所反映出的数字更加悬殊。

　　其四,俄美两国相互的战略需求处于严重不对等状态,尤其是考虑到两国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地位,这种不对等就更加突出。1999年3月以前,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保证美国的核安全,需要俄罗斯与美国进行对等裁军并严格防止核扩散。因此,美国国会在1996年1月率先批准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多次敦促叶利钦政府劝说国家杜马尽快批准该条约。美国政府还实施了《纳恩-卢加尔计划》,为俄罗斯提供核安全援助,两国联手使其他独联体国家成为无核国家;第二,基于自由主义外交哲学的大国合作理念,克林顿政府希望俄罗斯协助美国来保持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的稳定。为此,美国领导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来安抚叶利钦政府,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1995年10月下旬反复劝说俄罗斯一定参加《代顿协议》签署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维和行动[7]。

　　而这个时期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性需求表现在一系列领域:在独立初期,叶利钦政府试图依赖美国领导的西方大规模经济援助迅速摆脱经济危机;俄罗斯希望美国与俄罗斯一起尽快实施大幅度的核裁军并给予核裁军援助,以确保本国无力承担保养庞大的核武库负担之后两国战略核力量的大体平衡;俄罗斯希望美国放弃北约东扩计划,以确保俄罗斯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和本国的西部安 全;叶利钦政府依赖美国支持以便在1996年大选中战胜国内反对派的强有力挑战;叶利钦希望美国领导西方世界给予俄罗斯紧急财政援助以缓解1998年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

　　科索沃战争开始之后到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依靠扩大了的北约不再需要俄罗斯一定参加欧洲不稳定地区的维和行动[8];《1999年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法案》通过之后,美国不再需要俄罗斯与美国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核裁军来确保美国的核安全。

　　九一一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对俄罗斯的战略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俄罗斯配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恐斗争以及为防止恐怖国家和 势力掌握核武器技术而进行更严格的防扩散合作。由于上述两点与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美国并不担心俄罗斯放弃在上述两个领域与美国的合作,从而在其他问题领域政策的制定上具有灵活选择余地,因此布什政府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退出《反导条约》,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实施北约第二轮东扩,不顾普京政府的震怒而不断推进在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最后一块地缘政治基础。

　　对普京政府来说,发展本国经济、迅速振兴国力的迫切要求,需要与美国保持总体上的合作关系,或者说,至少保持双方战略关系的基本稳定。这就要求美国不要触动俄美核战略关系稳定的基石——1972年的《反导条约》,停止研制和部署反导系统,特别是不能在外空部署反导系统;不要继续推进北约东扩并使其军事设施直逼俄罗斯家门;承认独联体是俄罗斯的利益范围因而中止颠覆性的行动,特别是不能使北约进入独联体;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连续攀升和居高不下,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不再依赖西方的贷款援助来维持预算平衡和宏观经济形势稳定,但仍然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俄罗斯输入生产性投资和先进技术,特别是为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和进 入美国市场清除障碍和提供便利。

　　正是由于这种相互战略需求的严重不对称,作为根本原因之一,使俄美关系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俄罗斯所希望的相互尊重、利益共享的双边关系态势。

　　其五,美国历届政府密切关注俄罗斯国内政局的走势并采用多种手段干预和影响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卷入的深刻程度,形成了俄美关系与其他双边关系迥然不同的又一特色。例如,在叶利钦时代,美国政府不仅介入了1993年叶利钦政府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夺权斗争,而且全力支持叶利钦在大选中战胜久加诺夫,通过经济援助严重干预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在普京时 代,美国政府先是指责第二次车臣战争,其后又对普京打击寡头、整顿国内秩序和加强中央权力的措施多有批评,这些都是在其他双边关系中少见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俄罗斯在国内复活专制制度,对外复活帝国政策的深刻担忧。与叶利钦时代不同,美国政府对普京时代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制定影响锐减。

　　其六,俄美两国之间既非盟友也非敌人,在苏联解体至今的大多数时间内,两国间矛盾多于合作。即使在奉行对西方,也就是对美国一边倒政策的所谓双边关系的蜜月时期,叶利钦政府追求的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实现,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从来也没有认为叶利钦执政年代美俄之间曾经存在过盟友关系。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应该说两国间在确认共同的敌人方面达成了少见的一致,形成了难得的战略性共识。但由于乔治·W·布什政府经常借反恐名义实现美国排他性的全球战略安排,两国在反恐领域的矛盾很快就出现了(例如在伊拉克问题和美国在中亚驻军问题上的矛盾),因而,双方充其量是某种反恐伙伴,而绝不是反恐盟友。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在双方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双方也不是敌人,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对双方都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领域(例如反恐,防止核扩散),双方具有明显的利益一致性和不同程度的合作。此外,俄罗斯一贯奉行反对北约东扩的政策,但仍然与北约保持多领域甚至是军事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在敌对的状态中不可能存在的。

　　其七,在俄美两国关系中,总体上的美攻俄守的态势长期难以改变。这是由于俄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俄美间相互战略需求严重不对称以及俄罗斯面临着改善经济质量和完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迅速振兴国力的长期而繁重的国内任务等诸因素造成的。

　　在叶利钦执政年代,美国政府在对俄政策中采取的进攻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通过第一轮北约东扩封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欧洲大 陆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通过科索沃战争试图彻底断绝俄罗斯解决东欧地区危机处理和地区稳定问题的参与权;批准并实施《全国导弹系统防御方案》,试图阉割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和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使其处于对美国的片面核不安全地位。

　　在普京执政年代,美国的进攻性政策表现在一系列重大和具有战略性的问题上:美国正式宣布推出1972年《反导条约》,加紧进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试验和国内外部署,并快速地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工作由地面拦截向太空拦截推进;布什政府不顾反恐问题上俄罗斯的积极合作立场,加紧实施了北约第二轮东扩,并在该轮东扩过程中通过吸收波罗的海三国而进入原苏联的地理空间,使北约军事设施近邻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区域,通过吸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北约成员国在毗邻独联体西部边界的地区连成一片,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进一步被围困在欧洲最东部的边缘地带。此外,美国还通过在中亚驻军的发散效应不断扩大与中亚诸国各领域合作,通过“颜色革命”和鼓动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在其最后一块势力范围的影响力,事实上是在实施对俄罗斯的最后的战略围困,使之不再可能重新成为有能力向美国全球单极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全球性大国。

二 俄美关系运行的诸规律

　　其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基本相同,不能消除双方国家利益的相互碰撞,甚至尖锐对立。这种国家利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各自的国际定位和外交文化造成的。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影响的外交文化积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民族领导世界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15世纪80年代,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刚刚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获得独立之时和东罗马帝国灭亡不久,俄罗斯东正教中的知识精英即开始 宣扬莫斯科大公国是第三罗马帝国的思想:“两个罗马帝国都灭亡了,而这第三个却巍然屹立,而且再也没有第四个来临”,莫斯科大公被认为是“全世界基督徒唯一的沙皇”[9]。沙皇这一称号不仅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接受,而且,这种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所表现出来的大一统思想和救世思想成为俄罗斯东正教思想的主脉之一,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培育了俄罗斯民族的称雄意识和自我中心的民族价值认同。

　　随着在对外扩张中版图的不断扩大和国家实力的增强,19世纪初期的俄罗斯统治者已超越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向西欧学习的阶段,力图称霸欧洲。在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罗斯失败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奠定了直至1855年的俄罗斯在整个欧洲的霸主地位,同时也进一步滋养了俄罗斯民族及其领导人的称雄世界的民族心理。

　　从1919年到1943年存在的第三国际,不仅将十月革命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而且也使这一思想的承载者——俄罗斯民族在实现世界大同的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和中心地位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45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则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战后几十年苏联取得的经济,特别是军事技术进步,在国际政治舞台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历史,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民族不肯甘居人后和俯首称臣的外交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构成了历史久远的称雄世界的本民族国际定位的当代传承,并且深刻影响了独立后俄罗斯外交的战略选择。

　　俄罗斯独立后,经过了短暂的对西方一边倒的时期(1992~1994),开始提出以“恢复大国地位”为核心的新的外交政策构想,将俄美关系的发展目标定义为“多极世界中的伙伴关系”, 1996年1月开始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就是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10]。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1999年下半年,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协会撰写的《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长篇报告指出,俄罗斯的职业外交官大多数赞同多极世界的观点,主张应该同其他大国合作,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未来俄罗斯恢复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做准备[11]。普京对俄罗斯的衰弱痛心疾首,并以强国为己任。他明确指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12]。

　　九一一事件后,出于改善对美关系的考虑,俄罗斯的官方舆论大为淡化了关于多极世界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放弃这一基本理念。例如,2002年5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重申了“建立多极世界”的主张[13]。同年5月30日,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会见来访的《人民日报》社长时强调,俄中两国的战略协作对在“冷战”结束之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14]。显然,俄罗斯对本国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社会中确立牢固和权威的地位,这种地位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势力中心的利益。”[15]

　　(二)建立环绕本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带。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安全概念,即本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在周边地区是否存在着安全缓冲带或对本国友好的国家。

　　美国一个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思想的来源时指出:“既然莫斯科国没有防御的天然疆界使它能够得到合理的安全,既然莫斯科国同它的邻国有不能和解的紧张状态,那么,它在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少数选择中,就选定了在它和它的敌人之间保持尽量大的距离。”[16]寻找天然疆界以抵御外部进袭的安全理念,是莫斯科大公国到十月革命前历代沙皇疯狂对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机之一。这种安全理念在近现代历史上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国家疆界基本固定的条件下,在总结了拿破仑 和德国入侵的历史经验后,进一步演化为在邻国扶植对本国友好的政府和建立安全带的思想。

　　俄罗斯独立后反对北约东扩的一系列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维护中东欧地区的稳定,使该地区成为屏蔽北约势力的缓冲带。因而,甚至在2002年5月14日建立俄罗斯-北约“20国机制”的会议上,俄罗斯外长仍然表示反对北约东扩,表明了俄罗斯仍将北约视为潜在安全威胁的政策定位。

　　当俄罗斯无力阻挡北约的两轮东扩的时候,从大国地位和周边安全两个基本战略追求出发,普京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是确保独联体这个“战略利益区”。因而,当美国在2003年以来进一步挤压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势力范围的时候,普京政府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在独联体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

　　(三)对等裁军和对等安全的核安全观。俄罗斯联邦从苏联时期继承下来的核安全理念,虽然与上述两个方面相比具有较短的历史,但它更明显和具体地体现了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防范心理。

　　1969年苏美两国开始进行的核裁军谈判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以前是限制核军备的阶段,其后是实际裁减的阶段。1972年和1979年的两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反导条约》所体现的安全原则是核军备平衡、 核技术平衡和以此为基础的核恐怖平衡,1991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强调的是对等裁军和对等安全。叶利钦在1993年匆忙签署的第二阶段条约部分地背离了这一原则,因而受到了国家杜马的长期抵制,表明了俄罗斯决策层对上述核安全理念的继承。2002年5月末俄罗斯同意签署新核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不再执行必须拆除全部陆基分导多弹头导弹的第二阶段条约,而这是美国筹建中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最忌惮的武器。在2001年12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之前,俄罗斯政府坚持拒绝与美国共同修改该条约。

　　显而易见,俄罗斯目前与美国存在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现实矛盾中,诸如,是一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北约是否应该东扩,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俄美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矛盾,与上述外交文化密切相关。

　　就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必须单独领导世界的理念根深蒂固,无论是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外交哲学,还是共和党人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信奉者,在这一问题上都不存在任何分歧。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现实,使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而不能以孤立主义的态度享受冷战胜利的成果。美国学者在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就强调说,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国际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不完整的,伊斯兰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的民主问题远没有解决,在西半球的原苏联地区和拉丁美洲民主制度是不稳定的,国际政治体系也远没有民主化。

　　因而,国际社会不能自我管理,和平不能自动实现,唯一有足够的实力来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今天只有美国[17]。

　　这些单极世界的强硬派支持者,或者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在1997年由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为首组建了一个“新美国世纪项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并在2000年美国大选开始前两个月发表了《重建美国防务:走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 Rebuilding America' s Defenses: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被认为是倡导美国的“全球帝国战略”的政策宣言[18]。在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后,该项目的一批参加者成为该政府的高官,并开始实施维护美国单极霸权的、更具有进攻性和单边主义色彩的全球战略。

　　上述冷战后美国力图单独领导世界和维护单极统治的国家战略选择,必然与力图维护自己大国地位、主张多极世界和分享国际权益的俄罗斯发生利益碰撞,这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共同性所无法消除的。

　　其二,挤压俄罗斯利益和外交空间与反挤压的斗争是苏联解体以来美俄关系的不变的主线[19]。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冷战胜利者综合症’的影响下形成的……美国试图将俄罗斯从原苏联地区排挤出去,将包括相应的军事设施在内的该地区宣布为‘美国的切身利益区’,这些都成为俄美关系中新的刺激剂。这表明,华盛顿明显地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不愿接受当代国际关系中发展着的客观进程。”[20]把俄罗斯从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包括东欧和独联体)排挤出去,这就是冷战后10多年来美俄关系的主线和两国矛盾的症结所在。

　　对美国政府来说,着眼于俄罗斯民族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扩张主义外交文化,在苏联解体后,历届政府密切关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东欧和独联体的政策,并将阻止其帝国倾向的复活作为美对俄政策的核心内容。尽管克林顿政府与乔治·W·布什政府存在着是否更注重俄罗斯国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差异,但他们都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积极推进北约东扩,都在独联体地区奉行瓦解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政策。在防止俄罗斯重新成为能够挑战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的世界大国,挤压俄罗斯利益与外交空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乔治·W·布什政府比克林顿政府走得更远。

　　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以来,乔治·W·布什政府正在通过3种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挤压俄罗斯:北约进入原苏联地区和加速帮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以建立亲美政权为目标的“颜色革命”;通过在中亚驻军的发散效应迅速扩大与中亚诸国的多领域合作,大幅度增加各种援助。

　　美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历史积怨和现实恐惧,使叶利钦政府到普京政府或强硬威慑或绥靖怀柔的反北约东扩政策均告失败,俄罗斯参与解决欧洲安全事务的能力和在中东欧的影响力逐步萎缩,这是当代俄罗斯为沙 皇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付出的代价。同时,俄罗斯政府没有放弃突破美国挤压政策的努力。一方面,叶利钦时代开始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减缓了俄罗斯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叶利钦政府迅速调整了初期对独联体的甩包袱政策,开始将独联体看作自己的战略后方,实施了一系列一体化的政策。在普京时代,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扩展到了政治与安全领域,减缓了俄罗斯的被孤立状况。在独联体地区,普京政府在2005年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制裁独联体国家中的亲西方政府,初步巩固了自己在中亚的阵地。显然,俄美两国在独联体地区挤压与反挤压的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

　　其三,实力占压倒优势的美国仍然不能完全排斥与俄罗斯合作的需要,只不过不同时期合作的领域有所不同。在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发端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政府也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以摆脱外交僵局。面对塞尔维亚政府久炸不降,克林顿政府实际上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叶利钦政府的外交斡旋最终使这场冲突以双方的妥协收场。战争刚刚结束后的1999年6月10日,克林顿在对全国的一次讲话中说:“感谢叶利钦总统,他虽然反对我们的军事行动,但在外交领域给予支持,以满足我们条件的方式结束 了冲突。我感谢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和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的工作……现在,我希望俄罗斯军队加入到我们的部队中来,以便维护科索沃的和平,就像他们在波黑所做的那样。”[21]1999年6月19~20日,在俄美关系因科索沃战争而严重恶化之时,在德国科隆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同意减免一部分俄罗斯债务和对苏联时期的借款进行重组[22],也表明了维持美俄合作关系的愿望。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过,西方所以需要同俄罗斯改善关系,是因为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备监督和地区稳定方面,与俄罗斯有许多共同利益”[23]。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和布什本人一再强调俄罗斯是美国的反恐盟友[24],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4月访俄期间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说:“在反恐战争中,我们把俄罗斯看作战略伙伴。在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我们把俄罗斯看作战略伙伴。在解决巴尔干地区问题和中东问题等方面,我们也把俄罗斯视为战略伙伴。”[25]而且,为了笼络俄罗斯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2004年11月,乔治·W·布什政府还决定向俄罗斯采购两个师的武器装备给伊拉克新组建的装甲部队。当前在独联体范围内与俄罗斯进行的激烈外交角逐中,美国政府一直谨慎地避免用激烈的语言指责俄罗斯的反击政策。

三 美国对俄政策和俄罗斯对美政策的若干基本理念

　　其一,苏联解体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一个不变的理念是避免俄罗斯重新复活为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帝国。1992年以来,乔治·H·W·布什、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领导的历届美国政府,基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外交哲学,在对俄政策中表现出了或侧重于保持霸权实力的现实主义方针,或侧重于自由主义的重视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制度建设的特点,但考察苏联解体后到今天的美国对俄政策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两党政府的对俄政策存在着一个不变的共同点:鉴于俄罗斯外交文化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和追求霸权地位的传统,美国对俄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俄罗斯重新复活为帝国。两党政府对俄政策的一致性表现在:积极促进北约东扩,使俄罗斯无法在实力恢复后与美国进行对欧洲大陆领导权的争夺,从而更无法进行全球霸权地位的争夺;积极推行促进独联体地区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政策,阉割俄罗斯有可能重新成为帝国的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基础。两党政府对俄政策的差异性表现在:是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对等核裁军,还是建立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基础上的片面核优势与核安 全;是更重视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制度建设,并为此给予较积极的经济援助以建立使民主制度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基础[26],还是依靠本国实力优势从外部消除俄罗斯帝国复活的可能性。事实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对俄政策上的某些差异,只不过是在实现避免帝国复活这一根本政策目标时策略和途径上的差异。美国学者指出:尽管两党对俄政策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在每一届政府当中,总统们都在奉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某种混合的对俄政策,实力平衡,制度演变的政策考虑都在起作用”[27]。这种两党政府对俄政策中外交哲学的某种混合使用的状况,植根于它们对俄政策中防范帝国复活基本理念的一致性。

　　其二,俄罗斯政府对美政策的不变的理念之一是,俄罗斯不可能在与美国处于尖锐的外交对立中处理好本国的国内外问题。2000年6月由普京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俄联邦准备消除最近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重大困难,维护将近花了10年时间建立起的俄美合作的基础。尽管分歧严重,有时甚至是原则性分歧,但是俄美的相互配合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28]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协会总结了叶利钦时代俄美关系的经验,认为:“为了俄罗斯经济的振兴,不能使(俄美)政治关系出现不可逆转的恶化,仍需保护相互协作的积极势头。”[29]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和美国的共同潜力,足以成为保障世界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只有通过平等的伙伴关系、照顾相互利益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些潜力才能实现……莫斯科真诚地谋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关系,这在客观上符合其国家利益。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同美国长期对抗,首先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将使俄罗斯及其经济稳定发展的任务变得错综复杂。”[30]

　　正是基于这种基本的政策理念,普京政府很快就放弃了执政第一年所奉行的强硬的反美政策,转而与刚刚上台的乔治·W·布什政府探讨改善俄美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在其后为了确保迅速振兴本国经济的核心目标而对美国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让步。正如伊·伊万诺夫所指出:“与美国、西欧国家、日本进行对抗,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无论同世界最发达国家发生如何复杂的问题,俄罗斯外交的活动原则都应该是力求建设性的合作,共同寻找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31]

　　其三,希望与美国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但决不做美国唯唯诺诺的小伙伴,同样是俄罗斯对美政策不变的基本理念。即使在独立初年的一边倒时期,俄罗斯政府同样表达了对美国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忽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的不满。1992年10月27日,叶利钦在俄罗斯外交部部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举止缩手缩脚,经常采取守势,往往忍欺受辱;对其他大国不敢为的事对俄罗斯敢为,我们却对此容忍。

　　要知道,俄罗斯不是那种可以被置于局外的国家,我们应在任何类似场合下对伙伴,包括对美国说出我们的失望。”[32]1996年1月开始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也强调说:“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俄罗斯不能扮演跟在长机后面飞行的僚机的角色。”[33]1999年12月9日在北京访问期间,叶利钦对克林顿政府干涉俄罗斯内部事务表达了强烈不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种情况,由他来指示人民怎样生活。多极世界是所有事情的基础。”[34]2005年7月1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了“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的原则[35],同样表达了普京政府的上述基本理念。

　　当代俄美关系的特点、规律和理念,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国际社会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国际政治后果,反映了俄罗斯在弱势地位下捍卫本国国家利益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外交谋略,反映了俄美之间矛盾的战略性质以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而也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生活的若干特征。

　　(责任编辑 陆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