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多次调整外交政策,对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分析外交决策因素及其影响,旨在揭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特点和走向。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属于“总统寻觅式外交”,总统作为决策者是外交决策的关键因素,总统的外交行为目的是寻觅国家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政权安全利益。由于外交目标结构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总统寻觅式外交”在追求子目标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中断或转折,表现为外交方向的摇摆。

　　【关键词】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地区　外交决策

　　【作者简介】　赵会荣,197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北京　100007)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乃至整个后苏联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称其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是“地缘政治的支轴之一”[1]。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塔尔则把乌兹别克斯坦看作是“影响欧亚地区稳定的特别因素”[2]。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不可低估的地缘政治潜力:约占中亚地区半数的人口;主体民族较高程度的单一性和凝聚力以及该民族在中亚诸国和阿富汗的广泛分布;较强的军事力量。此外,该国民情、政情的复杂性,安全的脆弱性以及外交走向的不确定性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对这个地区关键国家予以更多的关注。2005年5月“安集延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方向调整再度引发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倾斜。本文试图运用层次分析法剖析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和决策者3个层次中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揭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特点和走向。

一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是后苏联国家对外关系研究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原因是:一方面,外交本身属于政治范畴,相对敏感。而外交决策机制一般被认为是国家机密,只有少数高层决策者熟知,通常不对外界公开;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信息不多,有关外交决策机制及运作过程的原始资料匮乏,学者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透过外交行为的表象,借助逻辑推理,才能归纳其政策的变化。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外交路线图表现为数条横向排列的一些曲线,这些曲线代表着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在中亚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这些曲线的跳跃性都较大。曲线之间有的相互联系,有的则毫不相关。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取精用弘,以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美国关系的变化为线索,把独立以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倾向于维持和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联系。独立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陷入危机,国家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强调维持与后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和通讯联系。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重点是拓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建立中亚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阐述的外交优先方向是中亚一体化,融入亚洲,同独联体国家,主要是俄罗斯的合作,显然忽视了美国和西欧[3]。直到1994年,乌才开始重视与西欧的合作;到1995年春,才重视与美国的合作。1995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贸易对象是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自1995年起,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以外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额。乌兹别克斯坦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甚至在退出卢布区之后。两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定向于后苏联空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建立以前,与后苏联国家旧的联系是乌兹别克斯坦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受原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某些政治精英不了解也不相信西方。由于缺少经验,在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他们认为,难以在短时间内与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建立新的经济贸易联系。他们倾向于加强已有的纽带,而不是冒险去寻找新的市场。

　　第二阶段为1996～2003年年底。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重点向西方倾斜,逐步加强对美外交。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依靠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内部力量无法解决地区和国内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独联体以外国家,首先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乌总统伊·卡里莫夫指出,乌兹别克斯坦融入国际社会的具体方向是:与最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深化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多方面关系;努力发展和加强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欧盟实施伙伴和合作协议;同亚洲国家,首先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发展多方面关系;与俄罗斯发展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联系具有一定意义[4]。1998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的外交意向:多数被调查民众对于本国外交优先方向的排列顺序依次为美国、西欧和俄罗斯[5]。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外交重点的原因是:俄罗斯在中亚推行“甩包袱”政策;乌兹别克斯坦不愿意受俄罗斯“控制”;美国外交方针变化,在独联体地区倡导地缘政治多元主义,鼓励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哈萨克斯坦不愿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反俄立场并成为单纯的美国利益的执行者。美国必须在中亚寻找新的优先合作伙伴;美国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占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地位,阿富汗塔利班制度的出现使得美国认识到促进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美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特别是美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第二任大使埃斯库杰罗(1995～1997)与乌政客和媒体积极接触,在乌的统治精英中增强了亲美情绪,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转变对乌政策。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首次正式访美拉开了对美外交的序幕。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及时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参加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成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反恐盟友。2002年,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1999～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在俄美之间经历了小幅摇摆。其原因主要是,199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边境出现严重威胁乌安全的武装反对派——“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乌兹别克斯坦担心宗教极端势力进入国内,颠覆其政权,希望俄罗斯在安全领域提供帮助。同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展开积极外交。两国领导人一拍即合,双边合作得到全面开展。然而,由于俄罗斯积极推动地区军事一体化,特别是它在塔吉克斯坦驻军不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乌加入具有排俄色彩的“古阿姆”组织,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不过,乌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停止。乌兹别克斯坦有选择地参加独联体框架下的军事演习,还与俄罗斯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乌俄关系的变化影响到美 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态度。2000年1月,美国官方指责1999年12月举行的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选举“不自由、不真实”。

　　第三阶段为2003年年底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钟摆”再次摇向俄罗斯。这次调整的标志是,2003年年末和2004年年初,乌兹别克斯坦把“索罗斯基金会”等西方派驻的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理由是,这些组织与乌反对派频繁接触,资助他们散布有关乌不客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信息。

　　此后,乌美关系不断恶化。2004年,美国对乌援助从上年的8 600万美元缩减到1 800万美元[6]。同年,乌兹别克斯坦未参加“古阿姆”元首会晤。2005年“安集延事件”发生后,美国要求对该事件开展独立国际调查,遭到乌方拒绝。乌兹别克斯坦要求美军从本国的哈纳巴德基地撤出。两国关系降至乌独立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乌俄关系不断升温。2004年,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和共同使用空军及防空体系的协议。2005年,两国签署联盟关系条约,俄罗斯承诺在乌遭受外来威胁时向乌提供安全保障。2006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俄罗斯起主导作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事实上,乌俄关系的升温并非一蹴而就,两国之间的政治接触和经济合作从未间断,即使在乌美关系的“蜜月期”。2002年7月,两国总统在俄罗斯—中亚非正式峰会上的会晤,被认为“表明乌外交从九一一事件后的全盘倾向西方转而朝向较为平衡的方向发展”[7]。2001年年底,乌俄能源合作取得突破,两国签署为期25年的天然气开采合同。2002年年底,两国签署关于2003～2012年乌兹别克斯坦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的协议。近两年来,乌俄能源合作喜报频传。

　　2005年,乌对俄天然气出口增至81.5亿立方米,而2003年5月开始履行天然气贸易协议时出口量仅为12.7亿立方米[8]。截至2006年5月,俄罗斯在乌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突破25亿美元[9]。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关系恶化并非乌兹别克斯坦的本意。

　　即使在所谓“颜色革命”气味弥漫整个后苏联地区的2005年年初,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未放弃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卡里莫夫总统指出,2005年及未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优先方向是美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等重要国家以及韩国和印度[10]。此次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外交重点实际上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独联体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促使乌警惕美国因素;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令乌兹别克斯坦失望;美国继续指责乌国内的人权、民主问题以及经济政策。美国扩展民主的做法,特别是对于“安集延事件”的反应 使乌当局感到其政权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在中亚加强影响,向乌提出有吸引力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计划。

二　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决策的因素

　　西方决策理论普遍认为,外交决策作为应变量,是影响外交决策的众多因素——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决策理论不断发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

　　然而,直到今天,外交决策研究的对象仍多局限于西方国家,对于转轨国家决策模式的研究凤毛麟角,在决策理论研究至今未获得一种公认的研究范式的情况下,勉强套用西方决策理论的研究框架研究转轨国家的外交极有可能发生“材料不失毫厘,结论谬以千里”的情况。因此,笔者综合决策理论以往取得的研究成果,认为层次分析法——国际关系学经典研究方法是研究转轨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决策的适用理论框架。下面将分别阐述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决策的3个重要因素——决策者、民族国家、国际和地区体系。

　　(一)决策者因素

　　决策者是影响外交决策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因为任何决策归根到底是由人作出的,决策者的心理特点、生活经历和对周围环境的认知等都会直接影响决策的结果。决策者的声誉和公众的支持是其很重要的政治资本,而他的职业名望和公众威信取决于他的执政能力和个性,他的个性将最终影响决策的风格。乌兹别克斯坦的决策体系和决策过程对于外界来说是未解的谜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总统是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同时还担任国家内阁主席和国家武装力量统帅,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中心。卡里莫夫总统,生于本国撒马尔罕,是一位坚韧、果敢、谦虚而又务实的政治家,自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一直担任总统一职。他毕业于塔什干国民经济学院,青年时期即开始从政,既有经济学家的智慧,也有政治家的敏锐。他对于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很多见解都非常精辟,他提出的建议具有务实、平等的特点,他的言论既显露出他治理国家的智慧,也反映了他自信、直率的个性。他是国家各方面政策形成的动力。他的政策的三大支柱是,建立和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循序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革,避免经济和社会动荡[11]。在卡里莫夫总统早期的主权意识中,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同时尽可能与非独联体国家建立紧密关系是重要内容,同时强调建立和加强军队、强力部门。他积极倡导民族传统和文化,反对盲目照搬别国模式,反对建立军事和政治联盟,不愿意受制于任何势力。他把国家政治稳定作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内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他关注阿富汗问题,认为地区安全威胁与本国安全紧密相关。他希望建立以乌兹别克斯坦为首的中亚安全体系,为此提出建立中亚无核区、中亚共同市场等重要倡议。他在打击国内反对派的问题上态度坚决,行动果断,为此遭到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指责。在独联体一体化问题上,他赞同经济一体化,而在军事和安全一体化问题上非常谨慎。在中亚地区事务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上,他与中亚某些邻国领导人有明显分歧,相互关系复杂。

　　(二)民族国家因素

　　民族国家是影响或限制外交决策的内部环境因素,是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中的主角。民族国家层次中包含的因素很多,这里选取自然资源属性(地理、资源和人口)、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分析乌兹别克斯坦区别于其他中亚国家的特点。

　　自然资源属性。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心,与其他中亚四国及阿富汗相邻,无出海口,属双重内陆国家。领土面积在中亚五国中居于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储藏着中亚地区74%的天然气冷凝物、30%的石油、40%的天然气和55%的煤[12]。此外,该国还是黄金、银、铀等珍贵和稀有金属的重要产地,黄金储量居世界第四位。

　　截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已开采30%～32%的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的煤储量超过20亿吨[13]。该国通过苏联时期的管道体系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出口天然气,在水资源分配、海关等问题上与除俄罗斯外的上述邻国存在纠纷。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基数大,增长率高,人口密度高[14]。

　　经济。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取得显著发展,在中亚国家中居于第二位。以1990年为例,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的4.0%,在中亚仅次于哈萨克斯坦(5.3%)[15]。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推行渐进的经济改革政策,主张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货币、价格改革等问题上采取谨慎作法。近年来,由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推行以进口替代型经济为主、资源出口为辅的发展战略,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绩,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实现了能源和粮食自给,建立起汽车制造业,单一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市场逐渐发育,非国有和私有经济成分大量增加,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经济改革中存在体制性障碍、官僚腐败等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和总体实力都被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远远抛在后面[16]。经济不景气导致就业问题严峻,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宣布2005年失业率为0.31%,失业者共计3.22万人。人均工资68.4美元[17],居民生活水平低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国内大量劳动力涌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

　　政治。同其他中亚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选择权威主义政体,总统的权力高度集中。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唯一在宪法中未规定弹劾总统以及总统辞职内容的国家。为了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威胁,总统把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严格控制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允许破坏国家稳定和内外政策的政治反对派存在,行政管理对于经济的干预较多。乌兹别克斯坦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比土库曼斯坦稍弱,总统的个人崇拜现象也逊色一些。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以及地区政治势力之间的对立均不明显。总统善于利用和平衡各派政治势力,政治精英紧紧围绕在总统身边,政坛不存在能够挑战总统威信的政治人物。国内获准登记的5个政党均拥护总统主张。反对派分世俗和伊斯兰两类。世俗反对派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退出政治舞台的精英领导的政治团体,如阿布杜拉姆·布洛特领导的“统一”党,穆哈迈德·萨利赫领导的“自由”党,巴布尔·玛利科夫领导的“自由农民”党。这些反对派的总部和领导人均在国外,在国内的活动被当局严格禁止,影响很小。伊斯兰反对派主要是“伊斯兰解放党”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两者均得到国外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在国内制造多起恐怖事件,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是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

　　军事。乌兹别克斯坦重视军队建设,视其为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柱,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在中亚五国中均居首位。乌兹别克斯坦是独联体一体化的倡导者之一,在中亚国家中率先建立作为独联体武装力量组成部分的乌兹别克营。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如其他中亚国家那样仅仅派陆军,而是派空军、防空军等多兵种参加独联体驻塔维和活动,协助守卫塔阿边界,显示出军力的优越。

　　社会(民族和宗教)。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较其他中亚国家民族单一性程度更高。乌兹别克族还不同程度居住在各邻国,包括阿富汗,凝聚力很强[18]。与中亚地区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乌兹别克族虽然形成较晚,但是他们曾征服中亚,建立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3个封建军事汗国。阿木尔·帖木儿被乌兹别克族奉为民族英雄,曾征服阿富汗、波斯、高加索、印度等周边邻国和地区,打败奥斯曼土耳其。虽然这些汗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于整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乌 兹别克斯坦在历史上是中亚地区伊斯兰文明的中心,超过9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较大。乌国内各地区的宗教氛围也不一样,费尔干纳州的宗教氛围最浓厚,宗教极端主义相对活跃。由于受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也由于独特的历史以及宗教和社会结构(农民占60%)的影响,乌兹别克族性格善良、容忍、坚韧,既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以及突出的贸易能力,同时也崇尚权威、重土安迁、相对保守、对主权和独立十分敏感。

　　(三)体系因素

　　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作为环境因素或者一国 外交的宏观历史背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必要依据。大卫·辛格指出,“国际系统的分析层次,而且只能是这种层次,才使我们能够全面地从整体上去考察国际关系……由于避开了单从国内角度观察而带来的种种‘陷阱’,这一层次便以极易驾御的模式出现,既避免了方法论上的烦琐,也躲开了人们在探索行为者行为的外在性时所需要的复杂的实证主义。”[19]苏联解体导致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两极体系崩溃,东欧剧变,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包括中亚在内的后苏联地区地缘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后苏联空间出现所谓的“力量真空”,美、俄等大国为争夺新的势力范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地区控制权;后苏联地区国家承袭了苏联时期遗留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在经济、安全和人文等领域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旧的相互依存体系被人为割裂的情况下,新独立国家之间产生领土、民族和边界等问题,地区内部国际关系复杂化;由于新独立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脆弱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地区内部问题很难靠自身力量解决,借助外部势力成为必然选择,外部势力地区战略的调整导致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该地区国家出现离心倾向。中亚作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一方面由于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丰富的资源储备而成为外部势力觊觎的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自身在安全等领域的脆弱性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三　对于影响外交决策因素的分析

　　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各种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对决策产生影响。由于决策因素的性质不同,其影响的期限也不一样。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变化缓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相对深远和持久,而内外环境以及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心理、个性等因素则变化较快,需要在动态环境中进行捕捉和分析。在不同决策模式中,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在一般问题决策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政府中处理外交事务的专业部门,而在重大外交决策和危机决策时,决策者则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其他因素通过被决策者认知间接对决策施加影响。决策者认知其他因素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于后者客观功能进行判定和理解的过程。决策者通过对民族国家因素功能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发展具有的优势条件和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对于体系因素功能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而确定外交需要实现的子目标,各种子目标综合的结果便产生了终极目标。内外环境因素决定的子目标反映了国家利益诉求。而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表现为主观子目标,由此产生多重子目标之间的冲突。

　　在民族国家因素中,不与大国相邻、能源自给自足等因素被乌兹别克斯坦认为是优势因素,这使得它趋向于制订独立的外交政策。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显著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在中亚政治中的分量以及在中亚地区人口、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独特地位,所有这些都促使乌兹别克斯坦从独立伊始就把自身定位为地区大国,把促进地区安全作为自身的外交使命,提出了建立“中亚无核区”、 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等很多重要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文件以及学者多次撰文指出,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为建设开放民主的社会、发达的市场经济保障良好的条件,保障中亚地区和全世界的稳定、进步与繁荣。因此,很多分析者都把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终极目标概括为成为中亚地区领袖[20]。同时,民族国家因素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劣势因素,暴露出国内存在的问题,成为外交的子目标。下面我们通过图表(表1)表现民族国家决策因素与外交目标的关系。

　　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获得重要历史机遇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独 立主体,开始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开展独立外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促使大国及周边强国在该地区展开激烈博弈,这使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发展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大国提供的政治支持是中亚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大国提供的经济和安全援助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些地区和国内问题需要依靠外部力量解决,中亚国家可以巧妙利用内外因素,借外部势力压制国内反对派,借国内压力应对外部问题,从而达到维护政治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一些大国对中亚地区事务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内政的干涉可能造成地区和乌 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它们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渗透不可避免地损害到乌国家经济独立和安全。乌兹别克斯坦面临着既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又要避免被其主宰的两难选择。由于中亚地区存在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等安全威胁以及边界、资源分配和政治竞争等问题,而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有着特殊的历史传统联系,因此与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同时避免使该地区和本国成为其他力量的势力范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子目标。

　　表1　　　　　　　　　　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国家决策因素与外交目标的关系一览表

决策因素	国　内　问　题	外　交　子　目　标	终极目标
地理	封闭、对外交通不便	与邻国、大国及国际组织开展交通合作,开拓多元出海通道	为建设开放民主的社会、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保障良好的条件,保障中亚地区和全世界的稳定、进步与繁荣(成为地区领袖)
资源	资源开发缺乏资金和技术,水资源紧张,能源出口渠道相对单一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与邻国协商建立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机制,通过国际合作拓展多元能源出口通道
人口	土地紧张、就业问题、居民生活水平较低	劳务合作,通过教育合作提高人口素质,通过经济合作增加就业机会
经济	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本不足,生产能力有限,贸易结构不合理	依靠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帮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提高生产能力,改变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局面
政治	反对派对于政权施加压力	与大国和国际组织加强政治对话,反对外部势力对内政的干涉
军事	军队防务能力有待提高	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提高国防能力,获得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安全保障
宗教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加强国际合作,解决阿富汗问题,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建立地区安全保障机制
民族	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分立主义,跨界民族,地方主义和部族矛盾	在移民、双重国籍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协商解决,维护国外乌兹别克族权益,防止外部势力插手国内政治斗争

　　资料来源:根据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等书整理。

　　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总统拥有极其广泛的重要权限,这决定了总统本人作为决策者在决策机制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很多分析家都把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归于总统个人意向的调整[21]。虽然,这种看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缺乏足 够的事实依据支撑,但从乌兹别克斯坦崇尚的阿木尔·帖木儿时代的权威主义外交传统看,却不无道理。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决策带有鲜明的总统个人色彩,即外交决策快速、高效、自信、果断和强硬,不屈从任何势力。与群体决策模式和组织决策模式相比,个体决策的特点是高效、快速,同时也缺乏民主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从决策者的立场出发,政权安全是决策的根本,也是决策者自身最大的利益,作为主观子目标在外交决策时可能被置于其他子目标之上,直接影响到外交决策的结果。在缺乏缜密的外交目标结构的情况下,个体决策模式受主观经验影响较多,可能导致外交行为呈现出寻觅式、反应式和跳跃式的特点,甚至是无连续性、无逻辑和无规律。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在外交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独立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机构体系,但是外交人才不足、外交实践少不利于其在短期内制订对于外交工作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外交构想,独立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仍未形成围绕终极目标——成为地区领袖的完备而成熟的目标结构。尽管民族国家因素和体系因素所决定的外交子目标是清晰的,但在乌官方外交文件中对于这些子目标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优先顺序并没有具体说明,长期以来外交部所遵循的 纲领主要是独立初期制订的外交基本原则[22]。子目标的纷乱无序给外交决策造成困难,加之主观子目标的影响,易导致决策结果与终极目标脱轨。

四　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特点和走向

　　通过对上述外交决策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具有以下3个特点。

　　首先是实力与目标的不对称性。乌兹别克斯坦在历史上拥有很多可以成为中亚地区“领袖”的条件,但目前作为地区“领袖”的实力还不足。乌兹别克斯坦资源出口能力有限,其对外吸引力主要在于地缘战略位置。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乌兹别克斯坦都很难为邻国提供有力的帮助和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在地区的号召力。中亚地区的另一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在经济改革和地区一体化方面有着不同的思路,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全方位外交成效显著,它所倡导的“亚信会议”成果显著,国际影响不断提高,对乌构成一定竞争压力。除了伊朗把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作为中亚外交重点外,其他大国和周边地区强国基本上都把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最重要的伙伴,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注有限。而且,乌兹别克斯坦超出实力的目标令邻国反感,其国内的人口、经济、宗教和安全形势令邻国担忧,与邻国在边界、交通、水资源和天然气贸易等方面的 矛盾导致它们在相互信任方面付出代价。

　　其次是大国外交中的摇摆性。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外交方向在俄、美之间摇摆不定。乌兹别克斯坦的摇摆外交使它在整个后苏联地区成为个性独特的国家,既不属于亲俄阵营,也不属于亲西方阵营。它与俄、美两国的关系均经历了大起大落,尽管它的初衷是开展平衡的全方位外交。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第一个与俄罗斯签署联盟条约的国家,也是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向美国开放领空和租借军事基地的国家。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大国外交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地缘政治的悲观理解以及对于大国的不信任。乌学者达利波夫指出,乌兹别克斯坦不适当地想象了古老的零合游戏式的地缘政治。它认为地缘政治三角——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是永远的竞争者,它本身是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不是采取措施促进3个国家在中亚进行合作[23]。

　　最后是地区外交中的随机性。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倡导中亚地区一体化和独联体一体化,参加了或参加过独联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前身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古阿姆”、北约、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很多地区和国际组织。然而,乌兹别克斯坦对于这些组织的态度经常变化,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外交目标前后不一致,体现出随机性。例如,独立初期,乌兹别克斯坦希望维持苏联时期的经济联系,因此早在1992年就加入独联体,并在塔什干与其他成员国一道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然而,乌兹别克斯坦不支持俄罗斯加强独联体军事一体化,1996年乌没有在建立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跨国委员会文件上签字。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威胁到中亚稳定,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发表具有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全面合作声明。1999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反对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驻军,宣布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9年年末,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乌兹别克斯坦有选择地加强在独联体框架下的军事合作。2006年6月,在遭受西方孤立以及拉近与俄罗斯关系的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决心回归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宣布恢复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的身份。再如,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合作组织的倡导者,曾多次批评欧亚经济共同体。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倡议把中亚合作组织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2006年正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随机性外交可能符合国家当时的利益,但不利于提高本国的国际信誉。

　　综上所述,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属于“总统浏览 式外交”或“总统寻觅式外交”。外交决策的核心因素是总统,外交遵循的原则是维护国家利益,总统外交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寻觅国家利益。由于个体决策模式的缺憾,总统所认可的国家利益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权利益,即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决定了外交的子目标和终极目标。由于缺乏完善而缜密的目标结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在追求子目标过程中经常发生中断或转折,表现为外交方向的不断调整。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71、198页;Brzezinski Zbignev.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Foreign Affairs.-1997.September/October.-p.57.
[2]Starr Frederick S.Making Eurasia Stable.//Foreign Affairs.-1996.-January/February.-pp.80～92.
[3]Uzbekistan APN Service in Russian, 15 February 1993,in FBIS-SOV-93-030, 17 February 1993, p.70.
[4]Г.А.Хидоятов,Основыдипломатии,Ташкент, 2002,с.321.
[5]НадеждаСтепанов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Узбекистана глазамиегограждан, http://www.analitika.org/? topic=uz_multilateral 2006年3月30日。
[6]Д.Файзуллаев,Россияи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перегруппировка сил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АзияиАфрика,2006№3.
[7]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3页。
[8]АлишерТаксанов,Га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п
роблемы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ми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Tribune-uz, February 12 2006.
[9]Деловойпартнёр(Узбекистан), 18мая2006.
[10]参见2005年1月28日卡里莫夫总统在议会联合会议上的报告《我们主要的目标——民主化和社会革新、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www.mfa.uz/modules.php? 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sid=23.
[11]Annette Bohr, Uzbekist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p.5.
[12]Н.СултанМухамедов,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спуликиУзбекистан,выступлениена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Узбек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иразвитие”20～27декабря2005г.,г.Пекин,
КНР.
[13]同上。
[14]根据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到2006年1月1日,乌人口2 602万,几乎占中亚总人口一半。人口平均密度57.5人/平方公里。2006年3月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5‰。
[15]苏联《论据与事实》周刊,1991年第39期。转引自施玉宇《土库曼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6]根据中国驻中亚国家使馆经商处网站提供的这些国家官方统计资料,近几年,哈萨克斯坦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超过9%。2005年哈萨克斯坦GDP为560.9亿美元,人均GDP3620美元,均列中亚国家之首。土库曼斯坦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0%,自2003年起GDP值超过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土GDP为231.7亿美元,人均GDP约3 435美元。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GDP为129亿美元,人均GDP495.4美元。
[17]参见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经商处网站。
[18]乌兹别克族在哈萨克斯坦占2.5%,在吉尔吉斯斯坦占14%,在塔吉克斯坦占26%,在土库曼斯坦占3%。参见吴宏伟《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92、102、108页。
[19]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20]И.Гребенщиков,Кыргызстан-самаяуязвимаяфигура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атскойш
ахматнойпартии.Инфоцентр,Бишкек, 04.12.2000.А.Чеботарев,Завтрабылавойна.-XXIвек(Казахстан),10. 11. 2000.М.Лаумулин,Позаконумаятника.//Континент,№11(138).Алма-Ата.1～14июня2005.
[21]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的权限非常广泛,参见刘向文《试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
[22]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了外交基本原则:乌兹别克斯坦是国际关系中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体,主张各国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侵犯疆界,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别国内政;可以结盟,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亦可以根据国家、人民以及安全的利益退出。
[23]Farkhad Tolipov: Uzbekistan: Grand Strategy or Strategic Failur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Wednesday/August 24,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