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罗斯素来是一个史学昌盛的国家,从基辅罗斯时期修道士编写历史,到帝俄时期职业史学家撰写历史,再到苏联时期历史学家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历史,以至今天俄罗斯历史学家致力于向新史学的转型,已将近千年。其间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

　　然而,俄罗斯史学素来不为西方所重视,帝俄时期是如此,苏联时期更不在话下。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在他的史学史名著中将19世纪的俄罗斯史学纳入“诸小国”一章,只给予了两页半的篇幅[1];而美国史学家汤普森在自称“全面而连贯”的《历史著作史》中,将马列主义史学附于“东欧和巴尔干诸国”一章中,也只是几笔带过[2]。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会,近百年来俄罗斯以及苏联是我国的关注中心之一,但对俄苏的历史研究依然处于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相对称的境地。无论是对俄苏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是对国外有关俄苏史研究的翻译,都非常薄弱[3],而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方面,更是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国内翻译了几部苏联历史学家撰写的苏联通史,如潘克拉托娃的三卷本《苏联通史》和《苏联史教程》、涅奇金娜的两卷本《苏联史》以及一些所谓的“简史”和“史话”,但对帝俄时期的优秀历史著作完全视而不见。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在翻译出版了苏联史学奠基人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后,也翻译出版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前三卷(可惜至今未能完璧),同时当代著名史学家米罗诺夫的巨著《俄国社会史》也得以翻译出版。但其他如卡拉姆津、索罗维约夫、米留科夫、科斯托马罗夫的通史性著作以及当今影响甚大的萨哈罗夫的《远古至今的俄罗斯史》仍然没有中译本。在俄苏史撰写方面,80年代中期孙成木等人的《俄国通史简编》是我国俄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此后一系列俄国史、苏 联史著作随即跟进,但是研究苏联时期的多,研究帝俄时期的少。这种现象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所改善,但力度仍然不够。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国家俄史研究的关注非常缺乏。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学界对俄罗斯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研究力度逐渐加大。美国早就形成了“斯拉夫学”、“苏联学”,苏联解体之后又出现了“俄罗斯学”,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联成一体,其中历史学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我国介绍得很少,几近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学者所著的《俄罗斯史》[4]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让读者比照俄罗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研究和写作风格。

　　《俄罗斯史》的主要作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НиколайРязановский)是美籍俄裔学者。他于1923年12月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早年随父亲瓦连京·梁赞诺夫斯基移居美国,完全在西方接受教育。1943年他毕业于俄勒冈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43~1946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后来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迈克尔·卡尔波维奇教授,并于1947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由于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优秀的成绩,他随即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于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美国后,他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任教,执教了8年。自1957年起任加州大学欧洲史教授,直到退休。他一直是美国俄罗斯学会的成员,1987年被选入美国科学促进会。梁赞诺夫斯基学术成果丰富[5],但最有盛名的则是这一部作为教材的《俄罗斯史》,自1963年发行第一版后,至今已是第七次再版,并且被译成多国文字。

二

　　写作通史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决非一件易事,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对一名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俄国通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毕生的智力和学识的一种陈述”。一般来说,通史需要在“通贯”和“全面”,即纵、横两方面下大功夫,既需要作者有“史学之通识”和“纵横之眼光”,又需要作者在具体历史问题上有缜密独到的材料功夫。中国史学家钱穆在谈到写作中国通史的时候,曾如是说:“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6]在俄国史学上,帝俄时期一些史学家的通史性著作,出于不同的“史观”,体现出各自的“通识”,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俄罗斯学派、国家学派、西方史学派、斯拉夫学派等。

　　梁赞诺夫斯基的《俄罗斯史》在“通贯”上显然也一目了然。从结构上看,这本书将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分为七个部分,从史前时代开始,一直讲述到普京执政时期,涵盖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展现了俄罗斯波澜壮阔的一幅幅历史画卷。与苏联时代史学的传统分期和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新分期[7]不同,这种历史的分期方法清晰明了,既体现出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国历史的“间断性”,即每个时期在俄国的历史上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亦体现出作者不认同苏联时期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对历史的架构。

　　构架是基石,当我们随着作者具体深入到每段历史时期中去的时候,我们真正发现作者是“通家”。作者一般在每一个部分的前面叙说基本的史实,因为这是一部教科书,所以作者在叙述史实时力求简净,去除多余的枝蔓以节省篇幅,直接切入到俄罗斯历史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同时引入各个历史学家的看法,带动读者的思考,从而避免了流水账似的史实铺陈。例如,在第三章“基辅公国的建立”中,作者直接引领我们进入关于基辅罗斯起源的争论中。对于诺曼起源说,作者引用了《往年纪事》中的描述以及支持该说的各种判断和论据,同时对该说在文化领域 中存在的疑点进行剥析,即当时斯堪的纳维亚比第聂伯河流域更加远离诸文化中心及多种文化的集聚地,诺曼因素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甚小;此外关于“罗斯”部落和“罗斯人”是否存在以及它们的来历,作者也通过正反两面的观点细加考察。作者不赞同诺曼起源说,但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建议对其进行批判的看待,认为“历史学家离开了证据,就会自取灭亡”。又如,作者在讲述17世纪“混乱时期”之后,对其性质和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他并不急于树立己说,而是先引述在此问题上的各家权威观点,如普拉东诺夫认为“混乱时期”的结局对俄罗斯具有积极的影响,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国家的胜利,对国内各个稳定的阶级意味着一场社会胜利,它增进了民族感情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对公共权利和义务的认同感。与此相反,克柳切夫斯基强调伪沙皇的特殊作用和重要性,正说明了俄国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而社会斗争和各种纷争以及人民不再固守忍受苦难的传统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后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作者还引用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他们关注的中心是阶级斗争,重视底层民众的作用,更强调革命性,而低估的教会的重要性。在这之后,作者通过对“混乱时期”之后莫斯科公国政府和社会的鸟瞰,得出结论:不管“混乱时期”发生了什么,专制制度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显得是唯一合理的政府形式;而这种基本的连续性使得后人难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持久影响力,而只能囿于普拉东诺夫的“治愈弊病”的观点。

　　同时,该书在叙述基本的历史线索之外,还辟出专章介绍各个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尽可能地展示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比如,在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突出了俄国进行深刻改革的迫切性后,作者考察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指出这些领域与政治领域大相径庭,发展战胜了停滞,从而为亚历山大二世即将进行的“大改革”描绘了一幅深刻的背景图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叙说评价俄罗斯历史时的平静和缓风格,这体现了作者治史的严谨性和对待历史的客观公允态度。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本书自然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俄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但是作者并不偏颇,即使是面对苏联历史,他在揭示其缺陷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苏联的巨大成就。另外,本书的语言平实而生动,虽然剪裁了许多细节,但通过语言的转换使其包含了许多富有意味的内容,例如,在评述叶利钦和普京的时候用了这样的语言:“尽管这两位前苏共党员都重视国家实力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领导者个人的作用,他们都未曾能够完全地控制他们周围的局势——他们每天都在经历卡尔·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曾描述过的情形:‘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的。’”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5~697页。
[2]〔美〕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5~857页。
[3]参见黄立茀《俄罗斯历史研究在中国百年掠影》,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http://www.cass.net.cn.
[4]〔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著、杨烨等译:《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其详细学术著录可参见The Millennium: Christianity and Russia: 988 -1988/ Ed. A. Leong. - Crestwood: SVS,1990. p.160.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页。
[7]如А.Н.萨哈罗夫在《远古至今的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древнейшихвремендонашихдней,М.:Проспект, 2007)中将整个俄罗斯历史分为五个部分:古罗斯、中世纪时期、新时期的俄罗斯、19~20世纪初的俄罗斯、20~21世纪初俄罗斯的最新历史。不过一些其他新编教材仍然沿用旧的分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