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6月11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尼·伊·雷日科夫一行四人来华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会见并宴请客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主持了报告会。报告会上,雷日科夫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刚刚翻译出版的他的新著《大国的悲剧》一书的相关内容做了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在前往哈尔滨途经北京时,有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研究所的同行们见面,我非常高兴。感谢你们!很多人都让我就已经拟定的题目谈一些看法,那就是苏联为什么解体了。

　　首先,我想向你们阐明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坚决反对苏联解体。我认为,任何导致这一历史性悲剧的客观原因都不存在。但是,遗憾的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在退休之后进行了很多思考,也做了不少分析,思考和分析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场历史性悲剧的原因何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那些事件愈来愈远,分析性的材料越来越多,尽管至今在我国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甚至世界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所有的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那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他们至今对此仍认识不一。但是,在最初几年,当解体还在进行的时候,当理智已经不再占上风的时候,当对所发生的事情很难做出评价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只是现在,当时间已经逝去不少,已过了17年,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理何在,谎言何在,主观原因何在,客观原因何在,才可以做出结论。所以,这些年,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思考。正像刚才所说的,我也写了几本书,即《大震荡的十年》和《大国悲剧》。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称呼这两本书的名字,今天晚上我们在哈尔滨就会看到它们。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弄个水落石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对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些年的教训应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要重蹈我们在苏联时期的覆辙。

　　因此,我理解,中国为什么极为关注这方面的材料,包括把我的书译成中文。我知道,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缺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生活总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所以,应该研究经验,痛苦的教训也应该研究。

　　下面谈谈,我是怎么看苏联解体的具体原因的。

　　现在世界上,甚至在俄罗斯一直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源只是内部原因,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任何外在的原因,任何外部的影响都没有。这只是苏联内部所产生的矛盾导致的,内部的矛盾加剧了,一旦风吹草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另一部分人认为,同时也有我在书中所说的外部原因,是这些外部原因渐渐地把苏联给侵蚀掉了。我所持的观点是,苏联的解体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

　　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读过了我所写的书,书中引用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的话。他说,苏联是不可战胜的,俄罗斯人是不可战胜的。对苏联,对俄罗斯人,应该完全采取另一种对策。当然,他们很清楚,俄罗斯人指的就是居住在苏联、居住在今天的原苏联地区的所有民族。要渐渐地消耗苏联,使尽一切手段,挖这个社会的墙角,让这个社会分化。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肉体上,抑或从政治上,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

　　他们很认真地干了起来,不惜花费10年、40年的时间来干。他们实施的就是这个对策,对此我很清楚。遗憾的是,在我们苏联内部,在共产党人中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科研人员中间,有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所利用。我们把这些人,就像西班牙曾经称呼的那样,叫做“第五纵队”,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作“施加影响的奸细”。他们不是卖国贼,但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我不想说美国在战后干了些什么,我无需向你们提及丘吉尔在1946年的波茨坦会议讲话。实际上,那就是冷战的开始。我也无需提及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领导人批准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解密。在这些文件中非常准确和清楚地写到,斗争的每个阶段应该干什么,应该拿苏联怎么办,应该拿东欧怎么办。

　　所以,如果说西方和美国仅仅是空谈,说他们与苏联解体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历史性的误会。实际上,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我国内部如果没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受他们指使的人,也就不会发生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执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的脑袋有点儿飘飘然起来。他开始认为,一个使命降临大地,应该翻天覆地。所以美国人和西方就把赌注压在他身上,压在他的个人野心和政治野心上。最后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外部原因。

　　我想,我没有必要对此再多说什么。外部的影响是很强烈的。让我们来举一下阿富汗的例子。1979年,我们把部队派了进去。好还是不好,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部队在那儿呆了10年。全世界都把苏联、把苏联的领导说成一团漆黑,召集大会,作出决议,在联合国表决。为此,不知成立了多少个委员会。

　　他们这么拼命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苏联军队驻扎在了阿富汗,苏联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者,诸如此类,等等。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我不是耳闻,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而是亲身感受过。我们知道,对这件事是如何死盯住不放的。

　　过了一些年,如今,美国人屯兵在阿富汗。你们也知道,这已经不止一年了。可是你们听说什么地方召集过会议,什么时候联合国通过过决议,世界舆论对美国施加过什么压力吗?他们为什么驻扎在那里?是他们把什么东西忘在了阿富汗吗?即便说我们当时进入阿富汗不对,那他们越过大洋来到阿富汗又是干什么?瞧,这就是双重标准。

　　所以,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两极世界的偏离,两极就是苏联和美国。是呀,我们彼此互相抑制着。我们进驻阿富汗,他们拼命叫喊;他们想进入越南,我们设法阻止。但今天他们又是如何呢?他们赖在阿富汗不走,把南斯拉夫炸了个稀巴烂,又强行冲进伊拉克。而所干的这一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要这么干,而且还得到了普遍的支持。

　　我曾担任了8年的杜马议员。现在我担任联邦委员会议员已有4年。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我两次去过那里。去过两次,是在导弹轰炸的时候。你们看看,他们把南斯拉夫搞成了一幅什么样子。连续三个月,他们就这样胆大包天地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狂轰滥炸。

　　所以,苏联解体在世界政治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错极了。我们清楚这一点。今天,谁都挡不住美国人,谁都挡不住!可是对中国,他们还有些怕你们。我记得,我在南斯拉夫的时候,他们轰炸了我们的一些教堂,轰炸了一些刚刚开建的俄罗斯建筑物。对这一切很平静,没有什么人嚷嚷。可有一颗炸弹轰炸了中国使馆,人们为之哗然。我在南斯拉夫,亲眼目睹。我们知道那时中国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美国人向中国道了歉。可他们在那儿轰炸了我们的财产,却没有向我们道歉。

　　尊敬的朋友们,这是我们国家解体的外部原因。但内因还是主要的。可以列举国家解体的很多原因,我给你们讲这些是很坦率的。我是一位强国主义者,我承认国家的作用。我不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生活的守夜人,只是更夫。我认为,国家应该履行自己今天必须履行的职责,尽管明天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后天可能是另一种体制。所以,我想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特别是40年代、50年代,苏联国家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是如此。我想,我没有必要讲苏联那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当时世界各国都在看着我们,他们承认我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说的是,人们所获得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和享受免费医疗权,所有这一切可能有些过分超前。你们也记得,我们有过什么样的口号:即将建成社会主义。我这么说,可能把你们都吓一跳。就是说,当时有冒进的情况,但成就确实是巨大的。需要指出,这一切成绩是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中所取得的。这个国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野蛮的军队。可今天却有人说,当年德国人是傻瓜,他们很愚蠢。不是这么回事!德国有很强大的军队,非常强大的军队。就是这么强大的军队,也让我们给打败了。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事实就是这样。因此,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

　　但时代在前进!就像任何活的有机体一样,无论是在国家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总要求进行某些完善,而不能原地踏步,应该一直往前走。我认为,从50年代开始,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落后。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原地踏步,我们的潜力和优势几乎用尽。我们曾经依靠它在30年代实现了集体化,后来又挺过了战争,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5年之内恢复了国民经济。而西方认为,苏联需要100年才能恢复被破坏的东西。但我们却在5年内就恢复了。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动员体制。我认为,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我们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但是,时代在变化,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事情做一下改变。

　　我曾经是工厂里的一位工程技术员,你们从我的简历中已有所了解。我把25年献给了乌拉尔机械制造厂,这是乌拉尔地区一家规模很大的工厂,我从那儿调走的时候,厂里有52 000名职工。我从工长开始干起,一直干到企业总经理。时代变了,要与时俱进,要让经济重新获得活力。柯西金在1962年、1964年和1965年都尝试过改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柯西金改革”。我当时在工厂工作,当工程师,当厂长。这个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企业一些自由。但遗憾的是,这个改革很快就走了回头路。为什么走了回头路,现在有几种观点。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国家的政府领导,甚至还不是政府领导,而是党的领导,当时对1968年的捷克事件有所顾虑,因此也就担心“柯西金改革”中的某些自由成分和民主主义成分。于是,他们干脆放弃了改革。

　　后来还有一些改革尝试,但一无所获。到了1985年,新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过了半年,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下一步怎么办?早在1982年,我在党的全会上被选举为书记处书记。我从来没有做过党务工作,从来没有,由于安德罗波夫举荐我,因此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就把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我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我在党的中央书记 处负责经济工作,在安德罗波夫手下工作。我们谈了很多,谈经济,谈改革,讨论应该做点什么。他说,是戈尔巴乔夫找的你,你倒是一五一十地说一说,应该怎么做。你知不知道,大家想法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少。但书本归书本,我们是在领导国家,不能照搬书本。你们应该好好琢磨一下,最终应该怎么办?我们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于是,我先从经济入手。我们开始研究相关问题。

　　安德罗波夫的身体每况愈下,契尔年科干了差不多一年。他身体多病,也顾不上那么多。后来到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权力。当时,我们开始把那些年根据安德罗波夫指示而形成的一些构想付诸实施。我认为,总体上来说,在当时我们做得是对的。前不久,当时一位与我们一起共事的同行算了一笔账。他认为,我们当时制定的指标中差不多有70%付诸了实施。

　　改革,全世界都知道开始了改革,还出现了“改造、改组”这些专用词汇。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也就是他当选后一个月的四月全会上发言。他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恰好集中在经济领域。当时很多人说:瞧,多光彩!刚一上任,仅一个月就提出建议,他要干什么?实际上,那些根据安德罗波夫指示所制定的建议,并没有过时。我们为此干了3年,却顶不上戈尔巴乔夫一句“不合时宜”的结论。

　　我们认为,改革应该从经济开始。对于该怎么做,我们也有个初步的想法。但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却按另一条路子走了。我认为,当时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如果政权被削弱,便没法开始改革,更谈不上进行那么复杂的改革,比如经济改革。这不是我的什么论调,而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东西。是呀,你们也知道,你们的经验表明,贵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的时候,政权是很牢固的。

　　因此,要推行改革,就必须有稳固强有力的权力来保证。

　　我认为,一个政权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此应当努力去克服、去理顺。但遗憾的是,仅仅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还有他周围的那些新谋士就坚持说,不能光搞经济改革,这么做只能是半拉子,应该改变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制度、整个政治制度等等,以此类推。我试图反驳,告诉他们,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样会断送一切的,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他们却说,不,你不懂,无论如何,靠目前这些干部干什么都不行。结果,国家到最后失控了。

　　我们也确实想借鉴中国的经验,渐进地、一步一步地改革。我们花了很大力气进行研究,如何循序渐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为了实现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关系和社会导向的经济过渡,需要5~8年时间,剧烈地盲动是不行的。但那时,国家和政治方面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并且被政治反对派所利用。他们说雷日科夫是保守派,说他准备用8年时间进行改革。应该一下子把狗尾巴砍掉,而他却要砍好几次。接着,他们出台了所谓的500天计划,也就是说要在500天之内,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重造整个国家。当然这是很愚蠢的,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当时却被拿来作为政治杠杆,目的是与中央政权作斗争。“雷日科夫是保守派,而这些人,你们看看,他们在一年半之内就能改天换地。”接着,政治斗争不断。我本来是一位主张进步的人,可突然间就变成了“保守派”。后来,五六年之后,人们又冲我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你当时怎么不劝劝我们,说服我们啊。我对他们说:我几乎一整年的时间都在各种讲坛讲话,还怎么劝?我那时总是对你们说,国家在坠向深渊,可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只听那些人胡扯?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1990年经济被引向了崩溃。

　　1991年时,我已经离开政府,处于一个真空状态。国家形势更加恶化,经济失控,简直无法控制。到后来,当叶利钦夺取了苏联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即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的权力后,他声称,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全苏联的法律。这怎么可能呢?假设说,在中国某个省的法律高于中央法律,那岂不是太愚蠢,太荒唐了?但当时苏联就是那样。那时,包括货币体系、税收体系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已经崩溃了。与此同时,谁也没有想过要建立新的体系,以为只要能毁掉原来的就行。这样一折腾,最艰难的岁月就降临了。

　　接下来,当叶利钦掌权后,货架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抢光了。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们在当时就不明白呢。我说是当时,因为现在完全是另一种看法。今天,你要是在街上问起什么人,你1991年投过叶利钦的票没有,他肯定会说,我没有投过。因为今天,要是有谁说自己当年投过叶利钦的票都会感到羞愧。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投他的票的人,公布的有60%,准确地说是52%,而投我的票的人只有18%。我当时的得票数是第二。就是说,把人民给骗了。人民只有在过了几年后才明白,他们是被狠狠地彻底地给骗了。

　　你们知道,苏联人几十年来是在一个体制下接受教育的。他们从生下来就知道,他们必须去上学。如果你学习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考试免费上大学。他们知道,医疗是免费的,肯定会让你有工作干,等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给的,虽然不像瑞典式的社会主义福利那么多,但它还是给了人民很多好处。他们以为,这一切都在腰包里了,是确确实实的东西,如果能够再增加一些,比如货架上的商品更多一些,就会像在西方一样生活了。就是说,如果能使现有的生活再丰富一些,就更好。但结果,命运却是这样,苏联人失去了自己手中的一切,他们失去了过去赢得的东西。你的孩子要上学吗?交钱吧!你想看病吗?拿钱吧!诸如此类。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被骗了。可这为时已晚,已无济于事。

　　这是与经济有关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人们认识到要改革,以便重新焕发青春。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只要好好地支配就行。比如,我们在管理系统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在苏联,从列宁时代起,就只有一个党——苏联共产党,起初叫俄共(布),后来叫苏联共产党。只有这一个党,实际上是党在领导国家。西方政治学家达尔主张三权分立,也就是传统上的执行、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在我们国家,这三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交织的。我想说的是,三权被党垄断得很厉害。这在某个阶段是必需的,比如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要不是有党一直处于人民生活的中心,我不敢想象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要是像有些人讲的,党是吃闲饭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国民经济呢?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需要对权力进行分工。在一个国家里,执行权应该给执行机构,也就是政府。司法权是独立的。党应该制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路线等等。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失去了一些机会。就是说,在某个时期,党应该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放弃某些职能。在和平时期,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需要党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事情。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慢慢来。但是,当1989年、1990年准备改革的时候,就像人们所见的,一下子发展到了捣碎党的地步,删除了宪法中规定党在国家中作用的第6条。后来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所以,这一方面的改革也应该渐渐地来进行,应该先抓经济领域,然后再着手这个事情。特别是在那一时期,党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混乱。问题在于,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想利用这一切来夺权。我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源时讲到了苏联政治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像每家都有磕磕碰碰的地方,国家也是如此,总有某些疙疙瘩瘩的地方、不完善的地方、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国家、政权,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及时纠正偏差,然后再往前走,无论如何也不能开倒车,不能容许毁坏一切,再在废墟上建个什么。而在那个时代,在那些极为混乱的喧嚣中,有些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开始为争夺权力而大打出手。在夺权过程中,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采用了叶利钦在1990年以及之后所用的那些方法。我后来也和议会打过交道,了解了一些法律知识。要是在今天,看叶利钦之类的行径至少可以判他15年徒刑,直接逮捕,送进监狱,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关他15~20年。比如,当时运送食品的车皮一到,他们把着不让卸货,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激化矛盾,制造困难,离间人民,煽动人民,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夺权。

　　最后,别洛维日秘密协定把一切都了结了。你们知道,三个人在一起密谋,不费吹灰之力签署了苏联灭亡的协议。我当时的身份是人民代表,已经不再是政府主席。

　　我们发起倡议,一起聚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名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尊敬的总统,使用一下宪法赋予您的权力吧!您应是宪法的捍卫者。用一下吧!”有500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那份文件也就封存在档案里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他也辞职了。就是说,他违反了宪法。我知道,那时情况严峻,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既然戈尔巴乔夫肩负我国总统的崇高职责,这些措施就应该由他来采取。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