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在独立后走上一条与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道路。在转轨过程中,俄罗斯的文化底蕴对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产生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特征对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起着资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对供给主导型驱动机制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扭曲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约束条件。

　　【关键词】　俄罗斯　经济转轨　驱动机制　文化透视

　　【作者简介】　由莉颖,1957年生,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在独立后走上一条 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道路。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文化底蕴对经济转轨目标模式的选择和经济转轨驱动机制产生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一　俄罗斯文化与经济转轨驱动机制的关系　

　　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民族特征、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的总和,起着规范、传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对文化的界定流派纷呈、意见各一,但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则是较为一致的。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内容宽泛而庞杂,本文仅以俄罗斯文化中的矛盾性、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等特征为切入点,来探讨其对经济转轨驱动机制的影响。

　　俄罗斯经济转轨驱动机制的形成,除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外,文化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比起政治、经济来说,文化是稳定得多的东西,它由深厚的历史积淀而成,极其微妙地渗透溶化于历史变革主体——人的主观精神之中,每时每刻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至使预定的社会目标发生某种改变,使欲实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发生某种变形。

　　这种情况,在民族文化特点鲜明的俄罗斯,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有三种文化一直在互相冲突又互相交融,这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和苏联70多年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种文化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都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强有力的影响。

　　经千百年历史所形成的俄罗斯文化,不但起着凝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作用,而且也与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变革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统文化仍然是俄罗斯的根基,俄罗斯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根基。叶利钦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方案、改革措施等严重脱离俄罗斯的基本国情,脱离了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特别是经济转轨驱动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没有弘扬俄罗斯文化中的精华,而是任由俄罗斯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浸润经济转轨驱动机制。普京执政后,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为依托,对叶利钦时代的转轨方案、目标模式、转轨的驱动机制等进行调整,才逐步消除了国家的危机状态,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并稳定发展,特别是经济转轨可以平稳有序地进行。

　　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是强有力的,苏联的剧变、解体、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俄罗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学习西方运动,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是俄罗斯经济转轨驱动机制形成的最直接的文化诱因。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否定,俄罗斯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其实包含着许多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且,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驱动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顽强地抵抗着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侵入。

　　因此,在俄罗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迅速建立起来的新的正式制度,无法抹掉原有体制75年的影响,更无法回避经过漫长历史发展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文化既可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特别是当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与原有的文化遗产具有较大的冲突时,主流文化的特征对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起着资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

二　供给主导型驱动机制形成的文化因素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和戴维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以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为标准,把制度变迁类型划分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类型上看,应属于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政府)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愿望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和愿望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或力量 对比[1]。

　　首先,经济转轨的指导思想是激进“民主派”以政府的名义确立的。政府起用了一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搬到俄罗斯,并用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其次,经济模式是俄罗斯“民主派”对西方经济模式的抄袭。再次,转轨方案的制定是政府起用了一批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而不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验出来的。政府是想通过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方案自上而下地推行下去,以迅速建立目标经济模式。此外,经济转轨的具体措施的实施,也完全是政府行为[2]。

　　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驱动机制虽然说属于供给主导型,但俄罗斯政府即权力中心始终不是独立的决策者,它始终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最初的操纵者是原来苏联内部的特权阶层,后又转为金融寡头。因此,俄罗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特权阶层。从文化层面来看,文化因素在俄罗斯特权阶层的形成、演变及其在经济转轨中的驱动作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罗斯的特权阶层最早以苏联时期的“红色经理”为主,他们在苏联集权主义时期不但享有各种特权,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的财产,甚至从事半合法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中获取大量利润[3]。这些人在叶利钦执政后,与知识阶层的精英们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主要驱动力量。在经济转轨中,原来的特权阶层利用既占的特权迅速地进行资本的集中,最终形成了操纵俄罗斯国民经济的金融寡头——官僚垄断集团,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极在集中货币,另一极在集中贫困[4]。俄罗斯转轨方案最初设计的通过私有化来为新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目标在经济转轨中未能实现,经济转轨远远脱离了原先设定的目标模式。这种结果的出现,从文化角度来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最初设计的转轨方式严重脱离了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受到了传统文化等历史强制力的抵抗。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集权体制的历史传统,无论是沙皇时代,还是苏联时期,社会构造都是以纵向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塔顶是至高无上的沙皇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一级级往下推,最底层就是广大的民众。在苏联时期,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和必要的监督,各级党的机关实际上不受任何其他机构的约束,这为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之上提供了可能。因此,专制主义、集权主义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专制主义、集权主义长期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一直无法形成。所谓市民社会,是指“各个成员作为独立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根据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5]。西方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市民阶层以一种和现实社会及政治权力结构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到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因此,西方市民社会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的异质性[6],市民社会组织具有制衡政府的力量,从而能使政府担负起责任。人们也可以在法律改革过程中通过这些组织增进协商。由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是君主独裁制和中央集权制,国家采取一切措施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经济主体、政治团体及其他主体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社会民主力量发展非常薄弱,市民阶层并不能为了校正国家机器的某些缺点而发挥功效,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总是力求和现实政治权力融为一体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与现实中的政治国家具有同质性。高度集权统治使得原苏联的市民社会成分(教堂、新闻界、政治俱乐部和新闻自由的历史)长期受到压制,直到转型以后仍然难以觉醒,民众中缺乏民主的信念,更多的是信奉权威。市民社会的缺乏导致民众的社会监督和制衡作用长期缺失,这为俄罗斯转型时期个别权势集团和豪强势力的兴起扫清了障碍,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也与此有关。

　　2001年,青木昌彦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但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导致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因此,当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被移植到俄罗斯的时候,与传统的非正式规则产生了冲突,造就了俄罗斯非常奇特的被寡头集团高度垄断的“强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独特的政治体制。其具体表现是叶利钦上台后虽然建立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并在1993年12月通过的俄罗斯新宪法中确立了“总统制”。但是新的体制渐渐染上了他的个人风格,以至于他的个人风格渐渐抽空了所谓西式“三权分立”体制的实质内容,最终使“民主政治”徒有其名。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所挟带的其实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特征,他的政治品格与苏联集权主义时期的领导人乃至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君主有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叶利钦这个民主改革的旗手,最终被西方人和俄罗斯人称作了“沙皇”——“经全民选举的沙皇”[7]。在这种状态下,金融寡头就具有在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向政权机构渗透,甚至左右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大局。他们在叶利钦女儿塔吉亚娜的帮助下,总能有效地直接与叶利钦取得联系。金融寡头的代表人物别列佐夫斯基更可以自由出入克里姆林宫。这就不得不使人相信,叶利钦的政策总是被经济权贵们贴上他们自己喜好的标签。就这样,西方文化的成功渗透,导致并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激进的转轨方案进行了强烈抵制,并最终导致激进转轨方案的失败和社会危机的爆发。普京执政后,研究了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兴衰历史,决定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提出了所谓“俄罗斯新思想”,并依据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对经济转轨的模式进行了调整,将激进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调整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此,普京概括为:“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8]。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转轨时,权力中心都不可能随意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权力中心在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时必须依赖于既定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本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框架内形成创新的整体蓝图,并据此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以此来确保经济转轨的平稳进行和经济转轨目标的实现。

三　文化因素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约束条件的扭曲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俄罗斯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若要取得成功,权力中心应该先确立一种符合既定约束条件的制度模式,即目标模式。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宪法秩序的约束和成本的约束两个方面,其中成本的约束又包括个体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 意识形态约束、历史传统约束和政府的财政约束等[9]。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经济转轨目标模式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受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俄罗斯制度变迁中应该与目标模式相符合的既定约束条件,在许多方面都与目标模式存在着矛盾与差异,这就使叶利钦时代的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模式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一)文化因素对宪法秩序约束条件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对宪法约束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专制主义、极权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这种专制主义思想体现在经济体制管理方式上,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实行超常干预。

　　在俄罗斯1993年通过的宪法中这种专制主义的思想也十分突出。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的基本特征是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也就是说,总统权力过大,议会权力过小,政府缺少独立性,是一种“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体制。具体表现是:总统决定内外政策,具有事实上的立法权,议会无法监督;总统直接任命政府,议会多数派不一定能参加政府;总统拥有超常否决权,议会立法权受到很大限制;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议会很难弹劾总统;议会难以修改宪法。在宪法约束下形成的这种政治制度,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具有双重影响。其优点是,在经济转轨时期可以保证决策权威,减少议而不决,提高决策效率。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总统集权过多,三权分立名不副实;政党难以发挥作用,民意无法体现;议会成为辩论会,立法决策功能削弱,等等,而总统的不确定因素还会给国家带来巨大风险。叶利钦执政期间就曾因思想分歧和政治动机多次解散政府,而政府的频繁更迭则导致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没有实施的机会,对经济转轨目标模式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宪法规定下的集权管理模式的社会基础是在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俄罗斯民众对集权管理模式的认同。俄罗斯学者B.帕斯图霍夫对此做了更精辟的剖析:“他(叶利钦)不是具体权力的符号,而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强权国家的权力。历史形成的俄罗斯人有一种面临政权更换时的‘默示录’式的恐惧……所以,在俄罗斯,比起其他各种文化来说,权力更靠惯性力量来维持。为克服这种惯性,需要时间和相当大的努力。政权的价值被公众意识转移到了总统形象上去。在被改变的形态中,俄罗斯人对政权的传统态度成了对叶利钦的正面接受。说支持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与赞同他所推行的政策相联系的,那是谎言。叶利钦受公众的支持并不取决于他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种支持与其说是在有意识的水 准上,不如说是在下意识的水准上。”[10]可以说,俄罗斯宪法除了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中的集权主义传统外,还充分利用了俄罗斯文化中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对国家制度保持忍耐的文化传统。此外,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法律意识淡薄也给经济转轨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俄罗斯的法律大多是“官样文章”,停留于纸上谈兵,而较少执行,实践中往往“人治”大于“法治”。近10年的实践表明,大约有2/3的法律不能切实付诸实施。其中许多法律朝令夕改,有时连执法者也昏昏然不知所以。据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局的资料,总统令的平均执行比例为54%,40%的委托执行时间不止一次地被更改,而主要的违令者竟是司法部、财政部、经济部、农业食品部和国有资产部[11]。

　　(二)文化因素对成本约束条件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转轨目标模式的实现,需要与相应的约束条件相容,得到约束条件的细化和扩展,进而内化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经济转轨,其目标模式的实现条件与俄罗斯国内相关的实际条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首先,意识形态的混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转轨的成效。从成本的约束条件方面来看,在由个体成本、社会成本、政治成本、意识形态约束、历史传统约束和政府的财政约束等构成的成本约束条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还可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通常,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二战结束前后,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造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强大和兴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斯大林和以后的几代领导人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思想上僵化,理论上教条化,不思改革,不重创新,与苏联的社会现实严重脱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恢复了俄罗斯民族传统中“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主义”、“集权与专制”等糟粕部分,使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成为一架空转的机器,最后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导致苏联解体。当社会主义的旗帜被抛弃,社会制度发生变迁之后,叶利钦一直想找到一个新的“国家思想”来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转轨的文化实质,就是一些激进思想家企图把西方发达国 家的观念和价值引入俄罗斯社会。然而,西方的观念和价值一经引进,就遭遇到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强烈抵抗,而且由于以西方为榜样的经济转轨试验屡遭败绩,西方的价值和模式在俄罗斯很快失去了说服力。于是,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领域便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的状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局面。从前的许多价值观不适用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出现信念危机和意识形态真空。由于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并且善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趁机填补这一真空,并且迅速泛滥开来,法律缺失,法纪无度,社会犯罪严重,不少人丧失了思想和道德支柱,也丧失了人的尊严,自私、贪婪、冷漠、无情、尔虞我诈、见利忘义,互相倾轧、不择手段和行贿受贿等充斥俄罗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社会一度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这种状态直到普京提出所谓的“俄罗斯新思想”后才有所好转。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一直未能摆脱危机状态的文化原因,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缺少了起维系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局面正是俄学者所说的“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在大众意识中表现为一种“民族认同危机”,表现为“统一精神空间的丧失”。所谓民族认同危机即指“对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的丧失”。而在社会科学中则表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危机”,即人们不知以什么标准来判别“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生存规范”、“精神误区”这样一类问题[12]。意识形态的混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无疑增加了叶利钦时期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模式的经济转轨方案的实施难度,并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叶利钦时期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状态。

　　其次,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严重脱离俄罗斯的国情,在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使经济转轨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苏联解体后,对庞大的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并在私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基础,是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内容。对俄罗斯的转轨经济来说,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应该是公司治理。但是,由于私有化目标的政治性、进程的激进性和方式的无偿性,使得整个所有制改革严重脱离俄罗斯的国情,私有化改造后建立起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带有深刻俄罗斯文化烙印的“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

　　对“内部人控制”有较为深入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和钱颖一教授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说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经理人员事实 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经理人员常常是通过与工人的共谋而这样做的。”[13]“俄罗斯是内部人控制的例子,已经事实上把自已的企业变成独立王国的国有企业经理,在计划机器解体后几乎为不可征服的。任何私有化方案要想行得通,就必须承认经理们的控制权”[14]。这种由内部人控制的封闭型股份公司,是一种畸形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一是使企业发展陷入极大的风险中。由于通过内部人控制掌握企业控制权所获得的巨额的非法收入要远大于通过个人努力 所获得的工资收入与奖金,经理人员就丧失了把企业经营好的愿望和动机,经理人员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把企业搞好,却热衷于借助对企业的控制大肆进行自利性内部交易。二是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推动力。三是延缓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建立。经理人员为了保住其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会采用做假账、制作虚假票据以及贿赂上级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等手段达到其能够持续谋取巨额利益的目的,严重破坏了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和已经组建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得股东和董事之间的信任委托制衡关系形同虚设。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严重扭曲,极大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治理绩效,因为它无法对投资者做出可信的偿付承诺,因此很难从外部得到进行重组和投资所需的融资,不能为企业带来资本投入与企业管理上的任何改进,使在企业重组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意义“几乎为零”。四是导致政府行政部门的寻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

　　“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现有悖于俄罗斯改革派的初衷,并对其经济转轨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尽管在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努力下,俄罗斯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曾一度有所缓解,内部人拥有的股票份额下降,外部人持股比例上升,但是打破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格局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体制与原则在俄罗斯的这种严重扭曲与变形,不能不使我们去思索其中的文化问题并找寻出此种“悖论”的文化渊源。一是上千年的村社制度[15]所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和长达70多年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使俄罗斯既无私有观念和私有制,更无市场经济的传统,从西方移植来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在与具有厚重底蕴的传统文化的较量中,不但遇到了文化观念障碍,而且还形成了极具俄罗斯特色的产权私有化模式及“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二是缺乏私有制观念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集权管理,使俄罗斯人习惯于集中管理,愿意在集体中生活,相信集体的力量。依赖于国家和集体,对“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具有心理上的认同。三是当俄罗斯的社会控制机制需要从行政转向法律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的薄弱。法律意识薄弱的根源首先在于绵延数百年的帝国政体和70余年的苏维埃式集权政治,因为任何君主制和集权政治的本质就是以“长官意志”取代法律规范。法律意识的淡漠和专制主义使企业的管理者们无视股东的利益,也使企业的员工在公司治理中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当私有化完成、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公司近一半的股份之后,他们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反而被清除出去了。

　　私有化之后,董事长(总经理)就不是由工人选举,而是由股东选举。”[16]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村社制度、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宗教意识和对国家制度的忍耐精神等的滋养下形成的。

　　(责任编辑　张红侠)

[1]杨瑞龙:《论制度供给》,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
[2]胡键:《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3]陆南泉、姜长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
[4]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载《国际观察》1999年第4期。
[5]〔德〕黑格尔:《法权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7页。
[6]〔俄〕弗·亚·亚多夫:《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多年来社会学讨论的概述》,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4期。
[7]李景阳:《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
[8]《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9]前引书:《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第142~143页
[10]B.帕斯图霍夫:《人民与政权》,载《政治研究》1998年第5期。
[11]《远东经贸导报》2000年12月11日。
[12]前引文:《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
[13]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14]同上书,第28页。
[15]村社制度在俄罗斯存在了1 000多年,是俄罗斯自然经济下的“宗法式团体”,它在经济上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连环保与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村社民主”、集体审判,在生活上集中聚居。俄罗斯农民几乎一生的时间都在村社中度过,他们的意识也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具有封闭保守性、宗法家长制传统、皇权主义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16]刘文革、曲海东:《俄罗斯“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治理演化研究》,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