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国“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提出了独特的地缘政治主张和制度、文化模式。他们试图超越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不认同布尔什维克制度,要走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欧亚主义道路。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阐释了俄国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强化了俄国寻求独特发展道路的意识。欧亚主义者的地理空间意识,对欧洲的疏离与拒斥,对游牧民族的崇拜并以其“继承者”自居,对斯拉夫主义的认同与修正等都多层面地揭示出欧亚主义者地缘政治的扩张意识和扩张指向,凸显了欧亚主义道路的保守性和浓厚的斯拉夫主义的气息,并对新欧亚主义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　俄国　“白银时代”　欧亚主义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杨勇,1959年生,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俄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从西欧派到斯拉夫派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流亡西欧的侨民知识分子,无时不在关注祖国的命运。在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总是迷惘而困惑。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19、20世纪之交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俄国又处于历史十字路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被迫流亡国外,但仍然执著于俄罗斯未来命运的探索。他们不认同布尔什维克制度,试图超越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祭出了欧亚主义的大旗,提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主张和制度、文化模式。

欧亚主义者的地理空间意识

　　欧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侨居于布拉格、巴黎、索非亚、柏林、贝尔格莱德、布鲁塞尔、维也纳和罗马的俄侨学者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哲学流派。1921年,由萨维茨基、苏甫钦斯基、特鲁别茨科伊和弗罗洛夫斯基4人合著的《走向东方》一书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标志着俄罗斯欧亚主义政治思想的诞生。他们声称,“他们重新看待近几十年来彻底改造迄今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 和生活方式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同时,欧亚主义者重新从地理和历史方面理解俄罗斯及被他们统称为‘俄罗斯的’或‘欧亚的’世界”[1]。

　　萨维茨基认为,“旧地理学把地球古老大陆的主要地带分成两个大陆——‘欧洲’和‘亚洲’。而欧亚主义者又从中分出‘欧亚洲’这个第三个中间大陆,从‘欧亚洲’的地理图中得出‘欧亚主义’这个名词”。萨维茨基指出“从东方、东南方和南方把它们围起来的山岳(俄罗斯东、东西伯利亚、中亚、波斯、高加索、小亚细亚的诸山脉),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统一的世界”[2],这个统一而 独特的世界,就是俄罗斯基本占有的“欧亚洲”。

　　它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地貌意义上说,西方有极其漫长的海岸线,多岛屿和半岛的大陆弯弯曲曲;东方是连绵不断的、与海岸隔绝的大陆带。从山岳形态学方面看,在西方,山脉、丘陵、盆地应有尽有,错落有致;东方是一片大平原,只有平原的边际有些山脉。从气候上看,西方是海洋性气候,冬夏温差不大;东方温差很大,夏季酷热,冬季奇寒,等等。”[3]萨维茨基强调,“欧亚洲”根本不同于西欧,“欧亚洲”地理形态的独特性导致了文化形态的独特性。特鲁别茨科伊的胃口要比萨维茨基大得多,他所界定的“欧亚俄罗斯”或“欧亚 世界”“东起太平洋海岸,西至多瑙河流域;北起北冰洋海岸,南抵中国和东南亚。”特鲁别茨科伊认为,这一地区的地理、自然、民族和生产条件是建立统一的欧亚国家的必然要求。成吉思汗不仅率先实现了这一历史使命,而且将这一使命意识传播到整个欧亚世界。

　　可以看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对“白银时代”的欧亚主义者有巨大的影响,麦金德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界定、描述与欧亚主义者对所谓“欧亚洲”的认定、阐述是极其吻合的。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或“枢纽地带”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这里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东部延伸到阿穆尔地区和太平洋,西部的情况类似。“这样,在东北、北和西北方都有框限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满洲的小戈壁(LittleGobi),绵延达4 000英里;除掉最西端以外,没有刻意接近海洋的河流穿过草原。”[4]麦金德和欧亚主义者都看到了这一地理空间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展示出的优势与冲击力和对欧洲、亚洲的破坏和历史塑造力。不同的是麦金德突出强调俄罗斯潜在的实力和对英国霸主地 位的巨大威胁;而欧亚主义者在论证俄罗斯的特殊性和特殊发展道路的同时,阐释俄罗斯在亚洲的“权利”。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欧亚大陆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而从地缘政治版图看,除俄罗斯以外的欧洲,恰恰是大半岛的欧洲部分。在俄国人眼里,欧洲包括我们所说的西欧、中欧、东欧和北欧。

　　在20世纪初,尽管欧洲看起来是纷乱又充满火药味的欧洲,但是它蕴涵着整合的基础。罗马帝国的版图、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为欧洲人提供了统一的地理空间意识和对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基督教文明则为欧洲人铸造了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实现欧洲联合的巨大财富。对于欧洲人而 言,“大欧洲”,即欧洲的联合,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和近千年的历史梦想。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和构建“大陆体系”是德国皇帝和拿破仑的梦幻;卢梭、雨果、普鲁东分别提出的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合众国”、彻底的“联邦原则”是欧洲知识精英的理想诉求;建立关税同盟的实践和“泛欧运动”的兴起意味着欧洲联合的进程已付诸行动。欧洲的历史遗产、文化底蕴、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是欧洲各国公民超越民族界限形成共同认同的基础。

　　从欧亚主义者所界定的“欧亚俄罗斯”看,历史进程出乎欧亚主义者意识之外,不仅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高加索离苏俄而去,东正教的斯拉夫兄弟白俄罗斯、乌克兰也从俄罗斯的版图中独立出去,令俄国人痛心的是,他们所谓的“欧亚世界”及其势力范围被从西、南方向挤压收缩,伊斯兰的突厥人几乎与东正教的俄国人成为两个鲜明的世界。

　　而寻找和把握亚洲的一致性也非常困难。亚洲虽然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和道教等宗教,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是亚洲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亚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帕米尔高原和沙漠将亚洲分割为几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地缘 政治、人种、宗教和文化上看,亚洲可分为俄罗斯控制的北亚、伊斯兰教文明圈所属的西亚和中亚、信奉印度教的南亚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

　　不同的宗教、文明和种族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亚洲不具备欧洲那样的统一基础,亚洲的各地缘政治板块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作,但是就整个亚洲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乃至更长的时期,建立联盟仍然是缺乏现实性的期待。

　　总而言之,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是一个动荡而分裂的欧洲,而现在却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欧洲;相反,“欧亚俄罗斯”原为统一的帝国,现在却在没有硝烟的溃败中解体了;亚洲依然是破碎 而缺乏统一基础的亚洲,但是,亚洲几大文明都处于复兴之中,亚洲的实力明显增强。

　　不可否认,欧亚主义具有深厚的地缘政治基础,强调“心脏地带”、“欧亚俄罗斯”、“俄罗斯世界”、“欧亚人”是从文化、宗教、种族的定位到地缘政治的多层定位。地缘政治认知是俄罗斯确立大国、强国的标向和根据,是地缘政治版的对帝国意识的阐述、解读。俄罗斯注定要同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打交道,俄国的外交政策必然是欧亚兼顾平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的总体发展道路、主流文化是欧亚因素的均衡混合物,可以预测俄国的道路是逐步西化的道路,俄国文化是“西方+斯拉夫+俄罗斯的文化”,而东方所打上的烙印可能越来越淡化。

　　俄国的历史证明,俄国人早已通过扩张行为不遗余力地贯彻欧亚主义者的地缘政治主张。虽然苏联解体意味着俄国人几个世纪的扩张成果化为乌有,但俄国仍然占有辽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这里有极其丰富而未开发的土地、森林和矿产资源,这是俄国的力量所在,是俄国复兴的基础。

　　萨维茨基认为亚洲只包括中东、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南亚和东亚国家,而不包括阿富汗,这意味着欧亚主义者为俄罗斯向南的扩张预留了空间,阿富汗看起来还是迁徙途上角马群中被“猎手”盯上的“小角马”。萨维茨基还将中国的外蒙古、东亚都划入了“欧亚世界”的行列之中。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的版图还不够大。对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轻易地接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但并不能轻易地接受世间最伟大的国家所体现的这个空间结构,并支持和保护它的秩序。俄罗斯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俄罗斯国家的规模赋予了俄罗斯人民几乎难以承受的重任,使他们处于过度的紧张状态中。在创造和维护自己的国家这项巨大事业中,俄罗斯人民耗尽了自己的力量。”[5]别尔嘉耶夫又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他们不得不保卫俄罗斯,抗击来自四面的敌人。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波涛威胁着要吞没俄罗斯。俄罗斯经受过鞑靼统治时期,经历过蒙昧时代,最终巩固和诞生了庞大的国家。但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6]应当说,俄国历史是别尔嘉耶夫结论的最好注脚,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苏俄都为保持帝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别尔嘉耶夫的主张也许不被多数俄国人所接受,但是他思想的深刻性和冷峻的理性精神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 地得到证实。

对欧洲的疏离与拒斥

　　欧亚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反对欧洲中心论,主张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甚至认为欧洲是腐朽没落的、破坏性的东西。他们肯定斯拉夫派民族天性的世界意义,强调俄国在地理区位、人种、文化和典章制度方面与欧洲的不同特征。特鲁别茨科伊批评欧洲人是“强烈表现自我中心心态的人,会无意识地自以为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人认为,自己所属的任何自然团体—他的家庭,他的阶层,他的民族乃至于他的种族,无需证明,都是最完美的,都比其他人以及这些人所属的自然团体强。诺曼—日耳曼民族的这种心态最为强 烈。他们对地球上一切文化的评价都以此为基础。”[7]萨维茨基甚至认为,“在思想和道德领域,近代西欧的东西不仅不是先进的,而且相反,与某些古代的或‘野蛮、落后’民族取得的相应成就相比,是低下的。”[8]特鲁别茨科伊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应当习惯于这样的想法,诺曼—日耳曼人世界及其文化乃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9]简言之,对欧亚主义者来说,欧洲的傲慢、自以为是和道德沦丧都是他们不能认同并反对的。

　　萨维茨基还偏颇地强调技术领域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卓异、灿烂。他指出, 16至17世纪的莫斯科罗斯在许多领域落后于西欧,但这并不妨碍它开创艺术建筑业的“破天荒”时代,建成独特而宏伟的“尖顶”式和“涂彩”式教堂。在他看来,面对西方文明,俄罗斯和其他民族不是绝对、全面落后的;而“买到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付出了思想观念尤其是宗教衰落的代价”,因为欧洲“不能在把人自爱的本能本源奉为最高原则”,“只关心人世幸福的社会迟早要毁掉”。他又进一步指出,“对初始经济利益和对所有动物原始性的崇拜,同样在俄罗斯境外各民族的意识中突然增长起来,在这些民族中,这种崇拜同样不能成为长期幸福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些条件中蕴含的 破坏力,迟早要在这里压倒社会创造力”[10]。

　　在这方面,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者是一脉相传的。著名的斯拉夫派学者基列耶夫斯基曾经有相似的论述,“西方文明陷入不能令人满意的境地,并不是因为科学在西方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相反,各门科学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昌盛;也不是因为某种外部生活形式统治了人际关系或妨碍了其中的主流关系的发展,相反,与外部阻力的斗争只能加强对所如此的与之和谐一致。不满和忧郁空虚之感潜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局限于暂时的狭隘利益,这恰好是因为欧洲智慧的胜利自身暴露了其基本追求的片面性。”[11]欧亚主义者总体是反西方的,强调与西方的对立,夸大西方的堕落、腐朽。实质上,这一方面隐含着俄国面对西方强势的无奈;另一方面是俄国理性、现实的战略选择,即在外交和军事上不与西方争锋,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无力干预东欧、巴尔干的事务,因此优先选择的战略目标是在相对弱势的亚洲寻求发展,在亚洲寻找在西方得不到的东西,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战略在现在则表现为最大限度地恢复原苏联空间的一体化。

游牧民族的崇拜者与“继承者”

　　欧亚主义者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对鞑靼的征服与统治作出了相反的评价,他们认为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在典章制度、文化观念方面也溶入了亚洲的文脉,蒙古的统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鞑靼的枷锁”,不单纯是说不尽的屠杀、压榨、破坏、摧残,罗斯在蒙古人那里也学习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他们不接受俄罗斯史学界最流行的说法,他们一致认为,虽然现代俄罗斯的前身是基辅罗斯,但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国家。特鲁别茨科伊认为,沙皇俄国和苏联都是成吉思汗遗产的继承者,因为俄罗斯的绝大部分领土原属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版图,从不属于俄罗斯的外蒙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甚至相信“所谓的‘中国突厥 斯坦’也会同上述土地结为一体。”[12]“欧亚俄罗斯是一个继承者国家。它命中注定要继承原先产生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并在产生这些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衰微、丧失传统之后,依然保持这些传统。”[13]

　　维尔纳茨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全面论述蒙古征服给俄罗斯造成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俄罗斯文化主要吸收了两方面的因素:拜占庭的宗教文化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14]。

　　他指出:在经济方面,虽然蒙古人在征讨俄罗斯以及占领初期,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当其统治巩固下来,赋税制度开始实施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司法方面,“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效法蒙古人”[15]。蒙古人对俄罗斯军事体制的影响同样明显。基辅罗斯时期,各公国的军队皆由宫廷卫队与民团这两部分组成。宫廷卫队的效率取决于王公本人的威望和组织才能。民团由千人长或行政长官指挥,不直接听命于王公。而农民照例不服兵役。蒙古统治之后,宫廷卫队由专门的“侍郎”总管,其成员从王公的伙伴变成了王公的仆人,服役时间的长短不由他们自己而由王公决定。在宗教方面,蒙古进占之前,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独立于王权之外。

　　莫斯科大公国获得独立后,即要求教会服从沙皇,服从政府,以换取某些特权。同时俄罗斯的宗教艺术也获得复兴[16]。

　　另一位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心存感激地谈起金帐汗国的统治。他强调,“俄罗斯国家是在金帐汗国的庇护下强大起来的”,“俄罗斯是大汗们的继承者,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事业的继承者,亚洲的统一者”。正是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国家机器和统治方式的形成,培育和激发了俄罗斯此前一直处于昏睡状态的才能,锤炼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他和维尔纳茨基都以俄罗斯民族混入了蒙古血统而感到自豪,他说,“在大俄罗斯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大俄罗斯贵族中,至少有30%~40%系蒙古王公贵族及其仆从的后裔”[17]。维尔纳茨基援引扎戈斯金的统计数字说,俄罗斯贵族中,来自西欧家族者229个,来自波兰和立陶宛者223个,来自鞑靼和其他东方民族者156个,难以确定者139个。他们对鞑靼统治的评价是颠覆性的。

　　同麦金德一样,他们意识到对所谓“心脏地带”的继承性。麦金德已经看到,“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18]。同样,欧亚主义者对“心脏地带”更感兴趣,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是充满诱惑的地理陷阱,拿破仑大军、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和苏联帝国都被这个巨大的黑洞吞噬掉。

对斯拉夫主义的认同与修正

　　斯拉夫派基本肯定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强调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属性和优越性,主张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动力,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俄罗斯自古以来就与西欧国家不同,俄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西欧是私人土地所有制。公社土地所有制体现的是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道德和理性,因此俄罗斯人不沉湎于物质世界,不像西欧人对物质有着强烈欲望。

　　斯拉夫派极为赞赏俄国公社内存在的人与人的兄弟友爱和集体与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念。在这些方面,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对欧洲的评价方面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有所不同,斯拉夫派的主张要比欧亚主义者的观点更客观、理性和全面一些,斯拉夫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欧洲的进步和成就。“跟爱智者一样,他们起初以极其关注和善意的心情学习西方并对西方表示崇敬,后来则从道德理想(在西方已经丧失)的立场出发对西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过,即使在批评西方时斯拉夫主义者也从没有滑到反西方主义的立场上去。相反,他们倒是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对‘伟大旧欧洲’的爱,把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这种崇敬之情并不妨碍斯拉夫主义者看到西方的‘丑恶现象’”[19]。而欧亚主义者用了一些近乎恶毒的语言把欧洲说得一无是处。

　　斯拉夫派对斯拉夫文明十分迷恋,使俄国人产生了亲斯拉夫的观念和情感。奥加廖夫十分肯定地说:“在斯拉夫人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德国人的市侩气,法国人的浅薄,英国人的自私,意大利人的浮躁;但是斯拉夫人却拥有一切:德国人的思辨理性,法国人的人道主义,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意大利人的机智灵敏”[20]。对俄罗斯在斯拉夫世界中心地位的强烈意识,使斯拉夫派衍生出俄国版的泛斯拉夫主义。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是斯拉夫民族中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幅员、人口、财富、政治威信和军事实力等方面比任何其他斯拉夫民族都强,同时俄国还是主导欧洲事务的列强之一,所以俄国的泛斯拉夫派赋予俄国在斯拉夫民族大家庭中充当盟主的“天赋权利”。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诗中也抒发了俄国 中心主义的激情:“斯拉夫的河流都应汇入俄国的大海”。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米哈依尔·波高金公然要求其他斯拉夫民族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俄国,“谁若是不属于我们,我们就强迫谁归属我们”[21]。19世纪60年代,东欧和巴尔干的泛斯拉夫主义与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合流成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思潮和运动。

　　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泛斯拉夫派凝合成了斯拉夫人政治统一的观念。他们坚持,只有依靠政治统一,才能实现斯拉夫人文化的统一。他们赞成对异国斯拉夫民族问题采取干涉政策,甚至公开鼓吹使用武力解决斯拉夫人的统一问题,“把所有斯拉夫民族从400年来的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创建一个斯拉夫联盟,这个联盟不仅包括所有斯拉夫人,还要把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希腊、匈牙利等非斯拉夫人包含在内”[22]。

　　俄国版的泛斯拉夫主义充分地体现出俄国人的扩张欲望,展示了俄国人心目中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个版图所确立的“斯拉夫帝国”的西部地区包括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并且吞并了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希腊和匈牙利等非斯拉夫人的土地,夺取伊斯坦布尔,控制土耳其海峡和东地中海。由此看来,俄国版的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就是要实现俄国在欧洲的扩张目标,实现几代沙皇的梦想。

　　欧亚主义者也有难以割舍的斯拉夫情结,他们看到了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和血缘亲情,但是他们对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又表现得若即若离。萨维茨基认为,“一些斯拉夫民族之间无疑存在着文化历史联系,尤其是语言联系。然而,作为文化独特性之本的斯拉夫主义这个概念通常就其现在得以形成的经验内容而言并不宽泛”[23]。

　　由此可以看出,欧亚主义者并不十分热衷于泛斯拉夫主义过于空想的扩张规划,或者说,他们对于建立所谓的“大斯拉夫联盟”缺乏信心。斯拉夫民族很早就分化为三部分,波兰人、捷克人等西斯拉夫人信奉天主教,与诺曼—日耳曼世界接近;南斯拉夫人进入拜占廷影响的范围,同巴尔干半岛其他民族一起创建了“巴尔干文化”;东斯拉夫人虽然信奉东正教,也深受亚洲文化的影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化人的创作表现属于未来。波兰人和捷克人就文化意义而言属于西部‘欧洲’世界,成为‘欧洲’世界的文化领域之一。

　　俄罗斯的历史独特性显然不能由其局部甚至大部属于‘斯拉夫世界’的属性所决定。”[24]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三国阻断了斯拉夫世界在地理上的完整性,如果斯拉夫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地理单元,如果沙俄、苏俄时代在地理上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南斯拉夫民族相毗连,那将更加激发起俄国人的泛斯拉夫热情。欧亚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为俄国谋划了不同的扩张方向和所依托的力量,前者理性地放弃了西方,重点向东方的亚洲扩张;后者则力图经略、整合斯拉夫世界,解决欧洲的问题,至于东方的亚洲,在他们看来或许已是俄国的囊中之物了。应当说,在如何看待西方文明方面斯拉夫派要比欧亚主义者理性而全面;在如何看待斯拉夫世界的同一性和对游牧民族的历史价值方面欧亚主义者要比斯拉夫主义者客观而实际。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俄〕彼得·萨继茨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2]〔俄〕彼得·萨继茨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3]同上。
[4]〔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3~54页。
[5]林贤治主编:《别尔嘉耶夫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6]同上,第39页。
[7]陈训明:《特鲁别茨科伊的欧亚主义思想》,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4期。
[8]〔俄〕彼得·萨维茨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9]前引文:《特鲁别茨科伊的欧亚主义思想》,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4期。
[10]〔俄〕彼得·萨维茨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11]〔俄〕И.基列耶夫斯基:《论欧洲文明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文明的关系———给科马罗夫斯基伯爵的信》,载《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12]陈训明:《特鲁别茨科伊的欧亚主义思想》,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4期。
[13]同上。
[14]陈训明:《维尔纳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历史观》,载《东欧中亚研究》2003第5期。
[15]同上。
[16]陈训明:《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1年第3期。
[17]同上。
[18]〔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页。
[19]〔俄〕诺维科娃、西泽姆斯卡娅:《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俄国:欧亚诱惑》,载《世界哲学》1996年第Z1期。
[20]姚勤华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21]姚勤华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22]同上。
[23]〔俄〕彼得·萨维茨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2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