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的状况已有文章进行了深入评述[3]。本文主要介绍欧美学者对欧亚主义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研究状况
20世纪20年代末欧亚主义进入危机和分裂阶段。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就出现了对俄国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的有关著作。这些著作并不是专论欧亚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俄国侨民中的一种新思潮,如德国学者舒伯特在《欧洲和东部之魂》中的论述[4]。1955年,艾·萨尔基相涅茨(Э.Саркисянец)出版德文专著《俄罗斯与东方救世论》,研究了俄罗斯与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交际,其中收集了大量决定欧亚主义某些精神前提的资料[5]。
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奥托·博斯(ОттоБосс)出版的著作对研究欧亚主义有很大贡献。他认为,欧亚主义者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导致认定作为历史文化、语言和政治统一模式的欧亚大陆的地理统一。“因而博斯强调了在划分作为发展空间的欧亚大陆时,两个最重要的缺陷———地理决定论和孤立主义”[6]。他认为,彼·尼·萨维茨基关于“文化侨民”(миграциякультуры)的思想具有假定性,没有考虑到气候条件的历史变化。“它导致推崇俄罗斯的文化弥塞亚,其中欧亚主义者表现为弗·索洛维约夫(В.Соловьёв)观点的拥护者。这之后明显流露出只是东正教信仰的真实性思想,该信仰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文化统一的基础。”[7]博斯认为,欧亚主义者过高评价了蒙古枷锁的意义,他们认识历史过程采用决定论观点。“实质上这是包含欧亚主义历史、发展、纲领和欧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态度的第一部学术著作”[8]。
德国斯拉夫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学家拉·留克斯(Л.Люкс)认为,“欧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青年罗斯派和路标转换派以及德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政治流派是同源的。”[9]两大流派,欧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把自己与自由主义和民主相对立,努力掌握极权主义政党,在与官僚主义机器、机关、难控制运动的力量相对立时,相信思想的万能;两个流派都具有精英性和“贵族”性。留克斯指出,这些流派的区别在于对宗教和暴力的态度。欧亚主义者认为宗教是精神复兴的基础,不承认暴力;对“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来说宗教几乎没有意义,而对暴力进行某种“美化”。
留克斯强调,这些带有自然相似和差别的流派,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那时无论在俄国还是德国,“政治现实都还未来得及显出清晰的极权面孔”:斯大林和希特勒胜利之后,这些运动随着极权专制的胜利就分裂了。他认为,这是试图借助思想改善世界的思想统治制度之“成功时刻”。但是他们的思想在“意识形态简单化统治的时代”不能风行起来。留克斯作出结论,“欧亚主义思想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全欧洲危机的症状,在精神志向上欧亚主义者更接近西方的欧洲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10]呼吁“神圣罗斯”,寻找失去的根等对20年代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是陌生的。“彻底的新事物正是远古的复兴和否定直接的过去。因此欧亚主义者为了神圣罗斯而排斥彼得堡罗斯”。[11]但欧亚主义的“文化悲观主义”,批评议会民主,更多是反映西欧的,而不是俄罗斯内部的过程和思潮。他指出,革命后的俄罗斯,在文化方面朝向的不是东方,而是靠帝国时期的文化价值,俄罗斯的19世纪支撑,这只证明了欧亚主义者本人关于西方文化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论题。
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阿先·伊格纳托夫(АссенИгнатов)也因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复兴而对此作过研究。他认为,欧亚主义“不真实地解释俄国历史,导致虚构的政治纲领”,是“意识形态的神话”,“保守主义政治目标的合法化手段”[12]。
1956年,旅居美国的俄侨诗人、批评家、文学家格·斯图卢威(ГребСтруве)[13]在美国发表《驱逐中的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визгнании》)一书,其中第三章名为:“欧亚主义:面向东方”[14]。他强调欧亚主义者的反欧洲主义,反社会主义和“悲惨的世界观”;在20年代初他们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在文学政论和组织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了20年代中期欧亚主义的危机及其演变。
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教授尼·梁赞诺夫斯基(N.Ria-sanovsky)1967年发表文章评价欧亚主义“……在全部帝国崩溃时坚决捍卫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15]。他认为,萨维茨基著作的极大意义在于论证欧亚大陆的特殊自然性,其结论是理论家自己创造的特有的地缘政治理论。
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和包括弗·弗·达古恰耶夫(В.В.Докучаев)在内的俄国前辈对萨维茨基观 点的巨大影响。他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欧亚主义是绝望地尝试回到已消逝的俄罗斯,试图把陌生社会中不稳定、无根基的存在变成家里有机的、创造性的生活面貌。”[16]
对欧亚主义持否定态度的美国哲学家弗·谢·瓦尔沙夫斯基(В.С.Варшавский)把欧亚主义理论看作确立极权制度的轨道,批评地评价“把鞑靼蒙古帝国变成俄罗斯帝国的奇迹,鞑靼时期强制俄罗斯化和东正教化的奇迹”。
他认为,尽管俄罗斯从鞑靼统治时期就是东方专制国家,但蒙古帝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
“从鞑靼枷锁无论如何不可能推出把共产主义国家变成极 权国家的事物”。他认为,必须在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而不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中寻找解释“布尔什维主义政变”的原因[17]。
美国作家罗曼·古利(РоманГуль)把20世纪20年代初俄侨中出现的欧亚主义和路标转换派相对比,认为这两派在思想追求方面有差异。“欧亚主义者来自斯拉夫派,在他们的思想中东正教因素起了巨大作用;路标转换派来自西方派,但也强调突出自己激昂慷慨的爱国主义。”[18]而美国历史学家谢·格·普什卡列夫(С.Г.Пушкарев)则对20世纪20年代在布拉格产生的全新的 思想政治侨民联合组织“青年罗斯人”(Младороссы)和“欧亚主义者”进行了比较。“‘青年罗斯人’的政治理想是‘苏维埃君主制’(советскаямонархия),口号是‘沙皇和苏维埃’(царьисоветы)”[19]。他认为欧亚主义思想更多是欧亚主义情感,当时“在布拉格的欧亚主义者不多,34人。
他们与欧亚主义的内在联系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他们大部分是白派军人,愤恨欧洲在国内战争时未能足够地支持白派运动。”[20]
另一美国学者米·阿古尔斯基(М.Агурский)把欧亚主义看作“宗教基础上的路标转换派”,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变体之一[21]。美国历史学家罗·查·威廉姆斯(RobertChadwell Williams)强调欧亚主义者的“成就是学术性的,而不在政治方面”[22]。
法国巴黎大学的历史语言学博士彼·叶·科瓦列夫斯基(П.Е.Ковалевский)拥护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综合欧洲和亚洲起源的国家这一观点,但指出,“俄罗斯的历史道路也是综合的,而不是仿效的”[23]。草原和游牧民族的作用被欧亚主义者夸大了,俄罗斯永远是河湖和森林国家,而不是草原国家,草原对它永远是起破坏作用的,面向东方的运动是“民族性的和自然的开发新土地”。
持部分肯定态度的法国女作家齐·阿·沙霍夫斯卡娅(З.О.Шаховская)认为欧亚主义是“最独特和最新的思想流派”,“因自身极其复杂”,对把欧亚主义看作“只是面向东方”的普通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它。但沙哈夫斯卡娅强调在欧亚主义中“精神先于物质”,并指出它无力避免政治化[24]。
法国哲学家弗·弗·津科夫斯基(В.В.Зеньковский)承认欧亚主义者的功绩在于关注俄国历史上的“东方主题”,反对指责欧亚主义者有亲布尔什维主义倾向。但同时也指出他们特有的夸张———用对欧洲的敌对态度“排 除”正面特征,用日常生活偷换文化等[25]。
波兰学者柳齐安·苏哈涅克(ЛюцианСуханек)指出,对于“未来主义时代的斯拉夫派”———欧亚主义者而言,西方腐败的主题是批评西方世界的重点,包括对国家模式,法律体系,政治生活形式和理论上的纯理性主义[26]。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学教授阿尔多·费拉里(АльдоФеррари)研究西方学者的观点后指出,“西方学者主要把欧亚主义综合理解为某种立场,因俄罗斯文化与现代化和作为现代化先锋的西方无法合理共存而推出。在这方面它实质上被看做文化和政治中虚假的神话题材,本身带有某种危险。”[27]
根据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欧亚主义只能被看成多面历史进化的偏离。实际上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和他们对俄罗斯的原则性态度有关。把该国家与西方标准相比,越是被认为不合常规,他们就越不大承认欧亚主义的可行,因为该理念最激进地表现出俄罗斯要求历史文化独立于西方。
比如,专门研究早期俄罗斯史的资深专家、美国历史学家哈尔别林(Ч.Дж.Харперин)认为,“格·维尔纳茨基(Г.Вернадский)从1920年开始的专门研究非常一般。其学术声誉不是建立在这些著作的优点上。此外,在分析格·维尔纳茨基的精神发展和史学进化时,不能不否定表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欧亚主义思想最负面的东西”[28]。从另一方面,哈尔别林骄傲地证明,格·维尔纳茨基因长期居住美国,所以其政治观点在1940年年末产生了变化。他回到了他的家庭及所处的拥有民主传统的社会环境,尽管欧亚主义者轻视且愤恨地排斥该社会环境。由此可见,哈尔别林认为,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基础本身已经是进步了。这种偏见普遍存在。法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科·列维·斯特罗斯(К.Леви-Стросс)也证明,“民族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所有文化固有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西方文化也不例外。”[29]
因此,研究欧亚主义要求开放式理解历史文化特点,其中包括理解在不同文明历史进化中表现出具体多元化的俄罗斯特点。但是,费拉力强调,现代西方文化并不特别适合采用这种观点。他指出,从启蒙时代到黑格尔哲学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极其自我中心主义的片面历史观,超越了如乔·维柯(Дж.Вико)和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的非此即彼的路线。近几个世纪政治经济水平上取得的明显优势促进了这一点,该优势在各地都引起被描述为“全球西方化”(“глобальная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的过程。
费拉里认为,对那些尚未着手在全部范围内研究真正的欧亚主义运动,甚至不打算把它列入俄罗斯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说,欧亚主义是一块绊脚石。他们试图强调欧亚主义的边缘状态并非偶然。但“这一精神运动毫无疑问是现代俄罗斯思想内部的新元素。欧亚主义者本身不反对从俄罗斯历史的各个流派中借用很多东西:忠于东正教,反西方主义,不接受彼得改革等。尤其是彼·萨维茨基坚持把欧亚主义列入现代俄罗斯文化的“两个世界”之一,尼·弗·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费·马·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康·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和弗·索洛维约夫(В.Соловиев)是西方派和进步派的激烈反对者。”[30]西方学者们努力在欧亚主义的具体基础上,在其诞生地解释它,说明该流派能够确立是因为它吸收了革命前俄罗斯已经形成的、范围广阔的历史文化促进因素,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充满矛盾冲突的背景中,该因素因俄国侨民的精神促进作用被修订。正是这一点主要构成了研究的对象,在紧密联系的不同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是研究那些能被确定为俄罗斯文化之东方目标的事物,另一方面是研究历史的形态化和多线观,这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点。如果考虑到这两个方面,那么欧亚主义或欧亚主义前景,对俄罗斯文化总和而言,就不再是陌生或边缘的现象,相反,是俄罗斯文化连续的表现,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
从西欧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解释欧亚主义的说法,就是把它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他的欧洲精神运动作对照,后者属“保守主义革命”的总范畴。
最后,研究这一精神运动的可能性本身,从因西方与非欧洲文明(中国,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等)交会而引起类似历史文化问题的角度看,尚未被足够使用。
关于俄罗斯文明的新范式
费拉里指出,俄国文化“东方定位”(“восточнаяориентация”)的明显特征被西方确定,出现在19世纪中期,那时俄罗斯因彼得改革而彻底欧化的公理争夺战正多方面展开。由于推行欧化,俄罗斯文化几乎完全吸收了欧洲关于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把后二者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的负面的起源:与自由相悖的专制和奴隶制,反理性的激情,否定行动的静观和反对进步的停滞。欧洲克服了中世纪固有的既冲突又均等的态度,渡过了因奥斯曼帝国的猛攻引起的担忧期,因自身先进的工艺和启蒙已经在藐视东方,主要用气候条件和执政性质来解释东方的落后。
他还认为,到黑格尔时期,东方在欧洲文化中被看做已经过去的历史阶段和已经处于边缘状态的形式,就像已被西方超过的文明的初期。为了说明自己愿意一下子使俄罗斯脱离亚洲,永远与体现文明进步的欧洲联合在一起,彼得之后的俄罗斯自我意识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从这种思想定义来看,俄罗斯本身双重的欧亚自然条件就被看作某种类似产生殖民地的帝国,划分出欧洲宗主国和欧洲外的殖民地。但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不在海外,而是与宗主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它们难以被明确划分。与英国和苏格兰,法国和西班牙不同,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而不是拥有什么别的。这一点正是阻碍彼得大帝有效实现其思想意图的众多因素之一,尽管传播政策强大有力。
费拉里强调,俄罗斯因彼得改革而获得了借用的社会制度形式,但未来得及适应它们,因其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特征不符合西方模式。俄罗斯的欧化主要是在整个18世纪,被俄国社会的受教育阶层无条件接受。在这一长久的过渡性仿效期,俄罗斯效法欧洲的工艺,组织模式,文化形式,风俗和习气。尽管这种仿效的最极端形式遭到越来越强的抵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日益不被接受,但仿效的过程仍在发生。通过文化形式表现的抵制暂未触及俄罗斯属欧洲之自我意识的中心论题;体现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反西方情绪,主要旨在确立俄罗斯的民族自尊感。在整个18世纪的“爱国主义者”阶层中,没有尝试推出与欧洲原则相对立的独立原则。虽然该意识形态在19世纪3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经历了危机,但斯拉夫派和“官方人民性”的拥护者在证实俄罗斯的亚洲或东方实质时,从来没想与西方派对立,只限于在它独立的思想原则基础上与欧洲对立。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罗斯一方面开始加紧向东方扩张,另一方面修订那些不涉及主要西方目标的文化流派,把一些非此即彼的、后被欧亚主义吸取并再现的因素引入俄罗斯文化内部。这一切都发生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领域,包括科学和艺术活动中。首先是在地理方面的重新认识,认为欧洲不表示一个独立的大陆,而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1845年在彼得堡诞生的地理协会,成为俄罗斯文化与东方接近的、具有学术水平的另一重要流派,其主要任务是对帝国的非俄罗斯领土进行地理和民族学研究。费拉力认为,这种俄罗斯意识向东方的扩张,就像帝国主义扩张本身一样,主要发生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欧洲中心的前景对其产生了影响。但正是那时在俄罗斯文化内部,不同的观点开始成熟,其中可以发现追求某种与亚洲和东方文化的精神相似。长期“开发东方”的过程为欧亚主义思想在后革命年代的出现做好了准备。该过程本身的很多方面像西方所发生的情况,另外还具有俄罗斯地理和历史文化状况的特色。俄罗斯不必在海外殖民地中寻找东方,它能感觉自己与东方有关,几乎是其自然景观的参与者。
这所有不同的因素导致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东方和亚洲在俄罗斯文化中直接起了重要的作用。
费拉里认为,欧亚主义者在俄罗斯文化内部提供了新现象,同时他们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中已经出现的,因俄国革命及其引起的那些划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潮流和趋势。
费拉力指出,像所有为丧失思想特色所威胁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应当通过理解和有意识地回归自己本身独立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罗马—德国文明相对立。从特鲁别茨科伊本人的文章《俄罗斯文化的上层和下层人物。俄罗斯文化的民族基础》(《Верхиинизы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Этничческаяоснова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1921年)开始,整个后来的欧亚主义精神之路,是试图确立这种价值,但想在其基础上建造后苏联时期的,独立于西方、诺曼—德国模式的新俄罗斯的希望很快落空。这样,欧亚主义可能被作为多线性历史概念的新表现而研究,该理念构成了俄罗斯文化鲜为人知和未经充分研究的特点。在该理念范围内可以研究西方范畴之外自己的特点,并创造确立世界历史中特殊地位和独立作用的理论基础。
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流行不是偶然的,主要根据与未被彻底接受的西方文化紧张、冲突和有益于发展的关系而得来。克里木战争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危机,历史多线理念的主要方案出现在俄罗斯的西方属性遭到怀疑时,而欧亚主义者的论题出现在使俄罗斯西方化终结的革命之后。因此,费拉力指出,欧亚主义成了文明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
欧亚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思想被苏联政权接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方案彻底失败了。但该流派的代表们还进行了历史的、人类学的、语言学的及地理的研究,其结果更值得注意。他们把俄罗斯定义为欧亚主义世界的中央核心,历史和文化区别于远东和欧洲,在苏联时期未遭反驳。苏联在其存在的70年间,确实创造了独立的地缘政治本质,与西方尖锐对立,部分实现了欧亚主义者的论题。
费拉里认为,欧亚主义前景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复兴是现代文化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潜在地、创造性回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和苏联解体提出的挑战。“这种应对,一方面起源于重要的、尽管长期被低估的俄罗斯精神 传统流派,另一方面努力给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范畴,旨在建立政治中心型的国际政治体系。”[31]这是一个可以接受或反对的流派,但不能否定它的优点。
本文简单介绍了欧美学者对最重要的俄侨历史哲学流派———欧亚主义的一般研究,笔者认为,他们对欧亚主义是关注的,并几乎一致同意既为思想流派,又是思想运动的欧亚主义属于1917年以后值得书写的俄侨历史。欧美研究者大多以旁观者的角度,把欧亚主义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并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和运动作对比。学者中有不少俄侨,其父辈或本人曾参与过 或亲身经历过该运动,对欧亚主义有较强烈的感性认识,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仍不够详尽。欧亚主义运动的某些方面值得更深入的探讨。比如,其参加者的精确构成,与苏联的现实或想象的联系以及在欧洲思想内部产生的欧亚主义是如何与欧洲思想这一更广阔的背景相协调的等等。关于欧亚主义起源的问题也极其复杂,因为它与俄罗斯以前的观点之间极不一致,缺少原则性联系。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归纳影响它产生的因素:世界历史的进程,俄罗斯和欧洲思想的发展,社会和心理状况。
细节研究还需要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欧亚 主义的4位创始人中有3位,萨维茨基、苏符钦斯基和弗洛罗夫斯基都出生于乌克兰。第4位,特鲁别茨科伊是立陶宛大公格基明(Гедимин)的后裔、世袭公爵,与西部俄罗斯有紧密的历史联系。”[32]欧亚主义者和俄罗斯贵族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因为包括运动的领袖萨维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伊在内的一些欧亚主义者是贵族。值得注意的还有,欧亚主义的批评家在被分为右和左的传统政治思想空间中确立欧亚主义者的地位时常常互相矛盾。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曾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欧亚主义者,与祖国断绝联系,被驱逐到西方后的总体情形如何。某些欧亚主义者作为西方任何大学的学者和教师在自己的新 生活中甚至能获得很多,但他们为占据祖国精神文化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是在俄罗斯接受的培养和教育,作为这一辈人的代表,他们经受了彻底的失败。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创立极端主义的幻想理论,从中寻找可行的出路。他们辗转迁移,始终在西方,回不了祖国,革命和内战之后是悲惨无止境的侨居生活。因此反西方派是欧亚主义运动最强烈的情感因素。这类问题尤其值得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Евразийство:заипротив,вчераисегодня//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стола”,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 1995№.6 ,с.49.
[2]Понятия,концепция,термины//ВестникБиблиотеч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Евразии, 2003№3.
[3]参见张建华、唐艳《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粟瑞雪《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
[4]Schubart W.Europa und die Seele Des Ostens.Plingen.1979. p. 39, 41.;转引自.Назаров,Миссиярусской змикрациии.Т.1.Стоврополь.1992,с.23.
[5]参见АльдоФеррари,К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ойидеи:взглядсЗапад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осмысления.-2002.Уфа,с.39.
[6]В.Ю.Быстрюков,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
научная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ПетраНиколаевичаСавицкогов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1920~1938гг.).Авторефератдиссертации.Самара,2003,с.8.
[7]А.В.Антощенко,СпорыоевразийствеОЕвразиии евразийцах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указатель,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1997,с. 16.
[8]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7,с.8.
[9]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с.9.
[10]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с.9.
[11]Л.Люкс,Квопросуобисторииидейногоразвития первойрусскойэмиграци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 1992№9.
[12]А.Игнатов,Евразийствоипоиск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 1995,№6.
[13]他是著名俄侨思想家斯图卢威(П.Б.Струве,1870~1944)的长子。
[14]Г.Струве,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визгнании.Нью-Йорк,1956,с.42.
[15]N.V. Riasanovsky, The emergense of Eurasianism //California Slavic Stadies. 1967. Vol. 4. P. 39 ~ 72.Н.В.
Рязановский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евразийства,Звезда,1995№2.
[16]N.V.Riasanovsky , The emergense of Eurasianism //California Slavic Stadies. 1967. Vol. 4. P. 39 ~ 72.Н.В.
Рязановский,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евразийства//Звезда, 1995№2.
[17]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с.8.
[18]Р.Гуль,ЯунёсРоссию.Нью-Йор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т, 1981,с. 173.
[19]С.Г.Пушкарев,ОрусскойэмиграциивПраге(1921~1945)//Новыйжурнал,Нью-Йорк, 1983.Кн. 151.
[20]С.Г.Пушкарев,ОрусскойэмиграциивПраге(1921~1945)//Новыйжурнал.Нью-Йорк, 1983.Кн. 151.
[21]М.Агурский,Идеология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зм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лгоритм, 2003,с.106.
[22]Williams R.C. Culture in Exile:Russian Emigres in Germany(1881~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thaca and London. 1972.с.261.
[23]П.Е.Ковалевский,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путьРоссии.Ч. 1.Париж, 1946,с. 95.
[24]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с.8.
[25]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евразийскийсоблазн.М.,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7.с.8.
[26]Люциан Суханек,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и продолжатели//Культурноенаслед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эмиграции(1917~1940).Кн. 1.М. , 1994.с.180~181.
[27]АльдоФеррари,К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ойидеи:взглядс Запад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осмысления,2002,Уфа,с.40.
[28]АльдоФеррари,К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ойидеи:взглядс Запад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осмысления,2002,Уфа,С.40.
[29]同上,第41页。
[30]АльдоФеррари,К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ойидеи:взглядс Запад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осмысления,2002,Уфа,с.41.
[31АльдоФеррари,КисторииЕвразийскойидеи:взглядс Запада//Евразий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осмысления,2002,Уфас.50.
[32]N. V.Riasanovsky, The emergense of Eurasianism //California Slavic Stadies. 1967. Vol. 4. P. 39 ~ 72.Н.В.Рязановский,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евразийства//Звезда,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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