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淑云教授的专著《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1]。这是李教授长期潜心研究中亚问题的劳动结晶,也是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应用价值的力作。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视角新颖,论述明晰,见解独到。

　　视角新颖。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苏联解体之后,我国学者都曾推出不少有关中亚问题的著作。其中,大多是有关中亚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和宗教方面的著作。而在我国,迄今为止,以中亚五国为例,探索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相互关系的本专著尚属当之无愧的第一书。

　　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地缘政治以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以地理要素为前提的条件下,强调人文因素的重要性;而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的则是由于人文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别而产生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多民族国家作为当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行为体,自然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这类国家中存在的民族问题影响并制约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本书以中亚五国为个案,探讨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互关系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贡献。笔者完全同意我国著名的中亚问题 专家赵常庆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地缘政治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不同于以往出版的关于地缘政治和中亚问题的著作,它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将地缘政治研究与民族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论述明晰。首先,从结构上看,布局合理,层次清楚。

　　本书第1章“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向读者全面、系统地介绍地缘政治理论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概念、内容、研究对象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第2~4章,分别详细论述沙俄时期、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各个时期的地缘政治和中 亚民族问题;第5章论述地缘政治与中亚各国的战略选择;第6章论述地缘政治与相关国家的中亚战略;最后一章———第7章预测中亚国家的发展趋势及制约因素。通读全书,使人对中亚地缘政治与民族问题相互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前景都会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对于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个问题,作者同样进行了有根有据、条理分明的阐述。例如,第1章第2节在阐述民族问题的概念、形成、实质以及民族问题与全球化、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之后,详细论述民族问题的特点。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把民族问题的特点归纳为5点,即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国际性和重要性,并分别加以说明。

　　其中,在说明“复杂性”时,作者提出3个论据:第一,民族问题的内容和实质不断变化;第二,民族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第三,民族问题的外延广泛。在论述民族问题的“国际性”时,作者认为,其原因也有3点:第一,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占多数;第二,同一民族分属于不同国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第三,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或不同民族信仰同一宗教的现象也很普遍。再如,第2章第1节在谈及沙俄时期中亚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时,作者首先指出,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扼东西方交通之咽喉,不仅是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群雄逐鹿的战场。作者认为,中亚的地缘重要战略地位突出表现于以下3点:第一,中亚是沙俄的近邻,是沙俄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重要地区;第二,中亚是沙俄南下印度和东侵中国的重要通道;第三,中亚的经济地位突出。对于第三点,作者又以大量事实,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当时繁荣的贸易市场两方面加以论述。又如,第3章第1节指出,上世纪4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中亚在保障军事供应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对于这一结论,作者分3点进行论述:第一,中亚是苏联战时的军需库。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的大部分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来自中亚。当时,该地区的经济完全被纳入战争轨道。原来的民用工厂开始转产军需品,其产量成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1942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农机厂改产军用品,其产量比战前增长10多倍。另据统计,卫国战争期间,苏军的子弹90%是用哈萨克斯坦两家炼铅厂的产品制造的;第二,中亚是苏联的兵源补充站。战争期间,仅哈萨克斯坦就“组建起20多个步(骑)兵师(队)以及数个炮兵团或空军团、几十个营”;“先后有65万人参加了防空、防化学武器小组,成百上千的适龄青年学习使用各种武器”;第三,中亚是苏联稳定安全的大后方。卫国战争初期,由于苏联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和德国实施闪击战 术,导致苏联西部大片国土沦丧。当时,该地区的大批工业企业以及人员不断迁至中亚。1941年7~11月,有308个工厂从西部迁到中亚。到1941年下半年,仅哈萨克斯坦就接受被疏散的企业148个。由此不难看出,本书正是通过这种剥茧抽丝、条分缕析的阐述,把问题说得既透彻,又清楚。

　　见解独到。衡量一部学术著作的水平高低无疑是看它有没有新观点。本书作者在博览群书、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本书第2章第3节在谈及沙俄的民族政策与英、法国家不同的问题时说,沙俄是大陆性国家,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这是俄罗斯独特的地缘环境。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沙俄对外扩张的方向和政策。在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时,沙俄便积极向周边扩展,却不像英、法等国那样开拓海外殖民地。沙俄在殖民地实施的政策也与西欧殖民者有很大差异。西欧殖民者根本不想同殖民地实行种族融合,甚至在许多地区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而俄国由于在疆界上与殖民地毗连在一起,为保障帝国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掠夺,在中亚等殖民地实行的是以宗主国———沙俄为中心的统治被征服民族的、俄罗斯化的殖民政策。再如,第3章第2节最后一段话:“苏联在中亚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对中亚的社会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扩展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而且对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独立之后仍视中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联系则是俄罗斯得以在中亚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苏联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失误不仅对中亚的社会进步起到抑制作用,而且也埋下了民族矛盾、冲突的祸根,最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和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重要因素之一。”又如,第3章第4节在谈及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时说道,“在戈尔巴乔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壮举’之时,唯一不变的是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过去的错误观点,认为‘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进行各项改革时,忽视了民族因素。再加上苏联经济的停滞不前、政治信仰的危机以及西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和措施,使得民族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线和根本因素。而点火者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上这些寓意深长的看法对人确有启迪和思考作用。

　　本书在有关章节论述了苏联时期,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执政年代处理民族问题、执行民族政策的成功经验。例如,实行民族自决权原则,让包括中亚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真正享受充分当家作主的权利;主张各民族自由平等,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提高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本书也对苏联民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进行了认真剖析。作者指出,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历届领导人由于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把民族进程同社会进程混为一谈,人为地加快民族融 合步伐,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反对;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坚持认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伤害了一些少数民族;苏联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管理体制,使加盟共和国丧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权。此外,苏联还存在人所共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本书对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也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探讨。作者指出,中亚国家执行民族和睦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否定联邦制,允许各民族文化自治;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这些国家也同样存在诸多民族问题:俄罗斯人和当地主体民族的矛盾问题、跨界民族问题以及部族和地方主义问题等,都比较突出。原苏联和中亚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执行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应用价值。

　　本书体例统一,写作规范,其主要表现是:(1)书后附有“参考文献”的详细书目。其中,中文著作67册;中文译著59册;中文报刊8种;外文专著18册。不仅如此,对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也都逐一注明具体出处;(2 )对于诸如“苏丹”、“玉兹”、“双泛”、“跨界民族”和“民族自决权思想” 等专业术语以及“伊斯兰解放党”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不常见组织都做了详细注释。这不仅有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也能使读者增长知识。但由于审校工作不够认真、仔细,个别地方出现一些笔误。例如,第60~61页,在“Islam Movement of Uzbekista”中,“Uzbekista”应为“Uzbekistan”;第86页,在“一是军事移民,而是农业移民”中,“而”应为“二”;第162页,在“各民族的主体民族意识复苏”中,“各民族”应为“各国”。这些小毛病,只要用心审校,稍加注意,即可克服。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