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 俄罗斯 经济转型 结构调整
【作者简介】 林跃勤,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836)。
一 中俄经济增长中结构扭曲的表现
近年,中俄经济相继进入高位增长周期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世界银行报告,2007年)(见图1)。多重结构失衡替代速度问题逐渐上升为中俄转型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一)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偏低
1.第三产业与就业结构失衡。从产出看,2003年,俄罗斯第三产业产出构成为5∶45.4∶49·6,第三产业产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业构成为11.8∶29.4∶58.8(1999年),距离高收入国家3.9∶27∶69(2000年)的就业结构有差距。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比例是11·8∶48.7∶39.5,第三产业明显偏低。第三产业就业构成为44.8∶23.8∶31.4(2005年),第一产业就业过多和第三产业就业过少异常严重,中国农业比重下降过程并没有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同步转移。而且人口老龄化过快、知识化过慢和分配机制扭曲使中国民工荒、技工荒蔓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衰减,“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而俄罗斯则存在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不均衡的问题。
2.产业内部结构扭曲。农业内部传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生产与畜牧业之间、农产品与农产品加工之间等存在很大差距;工业内部制造业与基础产业间比例严重失调,如俄罗斯重工业占比从1991年的77. 5%上升到1997年的81·7%,轻工、食品业等则从18·5%下降到14%,能源工业腿长,加工业腿短突出,“石油换商品”突出,石油加工仅为30%左右,汽车、电子、服装、食品等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重化化加速,加工业产能与燃料、电力、原材料及生产服务行业的发展严重脱节,近年,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铜和汽车等行业产能过剩加剧。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比重大,新兴服务业比重低。
3.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俄私有化过程中大企业大量破产倒闭或被肢解,中小企业发展缓慢,1994以来的近10年间,中小企业数量一直徘徊在90万家左右[1],大中小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水平很低。中国大中小企业结构不合理、专业化协作不强,产品结构雷同,如全能型机械企业达80%以上,自制铸、锻件占80% ~ 90% (日本仅15%)[2]。
图1 1992～2006年中国、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增长率（%）
(二)区域发展落差大
1.中俄两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中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突出,1995~2005年间中国东部地区年均增速达11.4%,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0.8、1.1和1.5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离散系数从0.63提高到0.67。东部城市化水平比西部高出15个百分点左右。各省之间的人均GDP最高与最低之比从2000年的9.7倍扩大到2004年的10.4倍,人均财政支出最高与最低之比从7.6提高到8.8倍,基本公共服务最高与最低之比从1.7增加到1.8[3]。自1992年以来,联邦主体自主权扩大和市场化竞争加剧了俄罗斯区域发展不平衡,如2002年中央区占整个GDP的34%,而远东区仅占5.1%。28个联邦主体占联邦总投资潜力超过1%,其余61个主体均在1%以下,其中,莫斯科市占全国投资总潜力的 17.8%,而科里亚克自治区仅占0.05%[4]。
2.城乡间发展鸿沟扩大。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城镇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比从1995的3.6倍扩大到2006年的6.8倍[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也从80年代前的缩小转变为90年代后的扩大趋势。转型以来俄罗斯中心城市繁荣、村镇萧条很明显。
(三)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合理
投资与消费比例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比例关系,而经济落后国家在赶超发展过程中投资增长率适度较高是必然的,但偏离阀值过大并非明智之举,也不正常。近年,中国与俄罗斯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却呈反向变化,一方面,中国投资率提高太快,而俄罗斯则提高太慢,投资过旺和过于低迷非常明显(见图2),两国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去甚远(表1)。投资消费比例失调影响并决定着两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形成。俄罗斯投资严重不足,1992~1999年间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下降了70%,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例从1992年的28%下降到1997的22.8%、2003年的20.7%,低于世界同期水平,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多数年份依然维持在10%左右,而且投资严重偏向于采掘业。两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不足30%。如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TFP)增长率从1978~2005年的平均1·92%下降到2001~2005年的1.14%,对GDP增长贡献度从20.89%下降到12.12%。中国能源消费弹性从2002年以前的不到0.3提高到2007年的1.4,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俄每立方米木材产值仅有芬兰的1/15,石油部门人均年采油量仅3吨,只及挪威、沙特的1/5和1/12,每年至少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因石油开采方式落后而白白燃烧了[7]。俄单位产出能耗也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粗放增长模式下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水平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水平的5倍,世界银行等估计中国每年有75万人因污染而早亡,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8%~12%。俄每年因油气勘探等造成的环境损失达70多亿美元, 90年代伏尔加河流域数万居民因污染致病死亡。
表1 2000～2005年中俄投资/GDP与消费/GDP变化情况(%)
| 占GDP%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
| 中 | 俄 | 中 | 俄 | 中 | 俄 | 中 | 俄 | 中 | 俄 | 中 | 俄 | 中 | 俄 | |
| 投 资 | 29.0 | 15.1 | 30.3 | 16.2 | 32.7 | 15.6 | 38.2 | 16.8 | 44.1 | 17.1 | 48.0 | 16.0 | 50.0 | 17.0 |
| 消 费 | 69.2 | 62.9 | 68.2 | 66.4 | 65.4 | 70.7 | 60.4 | 68.1 | 54.2 | 67.0 | 47.3 | 66.0 | 43.2 | 66.5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修正后数据;www//http:economy.gov.ru/,《Россиявцифрах,2007》及其他相关资料。
图2 2000～2006中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增长情况（%）
(四)内外需求不平衡
一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必然会反映在其外部经济的不均衡上。第一,内外总体需求中外需偏重。近年,中俄两国贸易增长率持续显著快于经济总体增长率,2001年以来俄罗斯年均出口增长率高达30%多,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率的3倍,石油出口量价齐升(俄石油出口量从1991年的1·74亿吨增长到2006年的2.7亿吨,同期国际油价从18.6美元上升到58美元/桶,2006年石油出口占俄贸出口收入的40%)使俄经济出现了“荷兰病”苗头[8]。同时,经济对外资的依赖度也在提高,外商投资占俄罗斯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从1995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2006年的7%,外资企业实际产出在2000~2004年间增长了5倍多。两国均形成了外部需求超强、内外需求结构失衡的状态。中国GDP增长的66%由境外需求拉动(卢麒元,2007)。第二,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出口飙升,两国经济顺差迅速膨胀。如中国净出口/GDP占比从2000年的1.8%上升到2006年的6.8%,俄罗斯则保持在17%~20%。国际热钱流入和贸易收入增长等使中俄从双逆差转为双顺差。
中俄均面临着流动性过剩和本币升值压力问题。
第三,两国贸易商品结构扭曲加剧。资源型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高,而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商品与服务产品比重失调,商品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1999年以来俄油气出口占出口比重从45%提高到60%多,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从30%多降到不足10%。
二 俄中经济结构失衡原因与特点分析
(一)中俄经济结构扭曲的基本原因
1.初始条件与资源禀赋差异。中俄两国不同区域因自然、资源、人口和发展水平不均形成的遗传性难以在短期内弥补,产业结构扭曲的路径锁定效应无法迅速消除。转型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税收、补贴和金融等政策不一,各地竞争自主性增加拉大发展差距。转型中的政府和企业难以通过类似计划经济时期的拨款和命 令指标来矫正结构扭曲。
2.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转型加快发展,赶超先进是两国转型与发展的根本目标。俄罗斯为了“保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不落后”、实现经济翻番,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展开了经济增长竞赛。但在资源制约条件下,政府往往人为地给一些部门和区域优惠政策以鼓励其率先发展,如中国让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开放政策,对一些产业和企业执行优惠税收与金融政策,对市民与农民在户口、就业和社保等方面的差别对待等,俄罗斯偏向欧洲部分与中心城市发展,但均衡发展模式往往造成强弱扩大的马太效应。
3.体制转型不到位。结构不平衡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长期干预的结果,而结构不平衡反过来又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但由政府直接参与安排的资源配置往往带有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形成发展扭曲。特别是在中国GDP政绩指标决定官员升迁的条件下,政绩竞争使得地方政府都去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加工制造业,忽视和限制对GDP贡献度较低和作用慢的农业与服务业等投资,造成产业发展不平衡和产业低端化。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奉行政府“不干预”经济路线,经济自发性倾向也使90年代俄罗斯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协调发展受到削弱。
4.本位主义与利益集团的干扰。转型期各种利益集团力量膨胀和加强对政府游说,使一些重大项目规划和资源配置向有利于利益集团或某地区倾斜,是导致经济发展目标与宏观政策、管理手段的矛盾和政府失灵、政策失效、不同地区和部门间资源占有苦乐不均、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转型期形成的金融工业集团和各种寡头通过与政府的联姻而影响国家资源配置,如投资过分向出口行情好的能源原料领域倾斜、向资本市场集中。中国地方政府大搞低层次重复建设,利益垄断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阻止产权重组和产业调整,加剧了投资过热与结构扭曲。
5.政策失当、价格机制扭曲与增长方式粗放。
转型期间,资源配置的价格信号、激励机制、宏观调控手段等尚不完善和准确,对资源合理投向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如俄罗斯国内市场油气价格严重偏离国际市场价格,如1999年俄国内石油价格只有国际价格的21%~25%,电价只有国际水平的13%~20%[9]。中国为了实现以较低成本动员全社会资源支持投资增长、重化工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压低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逆向助长了中国“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膨胀、环境污染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高发,是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与和谐发展的最重要问题。
6.技术创新缓慢制约经济结构升级。中俄两国在运用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方面的进展均比较缓慢,这也是产业结构落后、扭曲的原因之一。俄罗斯70%以上的生产设备老化,亟须更新苏联遗留的存量高新技术优势偏重于重工业、军事工业等领域,而且增量投入有限,产业化、商业化转换缓慢,制约了进一步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中国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改善,但也因加工贸易垄断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外资对先进技术转让的控制、外资进入的行业与地域偏好和集群等,使中国自主技术 进步和布局合理化受到钳制。
7.国内需求成长滞后影响内外需求结构平衡。转型国家国内消费需求软弱,导致供给不足和结构改善缓慢,如俄罗斯在经济衰退期间,居民收入下降,同时,本国资本大量外逃,外资进入少,投资多年负增长或低速增长,需求不振抑制国内需求和产业升级。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再分配政策滞后导致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后,由于社保体系不健全,教育、卫生和住宅等开支增大,是居民预防性高储蓄和消费启动难、对低端商品服务需求过度、假冒伪劣猖獗的经济原因。另外,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没有形成促进质量、结构和谐的有效保障机制,导致粗放式增长驱逐集约式增长。
8.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冲击。曾经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中俄经济在开放之后遇到的外部冲击加剧。如能源一条腿长的俄预算平衡和经济增长直接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在转型经济积极吸引外资、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改善经济结构过程中,也形成外资投向配置与结构的依赖症,如占中国总出口近60%和高新产品出口95%的加工贸易的产业与出口方向基本由外资主导。此外,俄中两国因缺乏定价主导权,只能被动适从国际行情变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安排。
(二)基本特点
1.转型国家结构失调成因不尽相同。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远差于俄罗斯,如中国是人均资源严重稀缺,而俄罗斯则有富裕出口;转型初始条件差别较大,中国工业化水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居民受教育和生活水平、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均比俄罗斯落后,劳动力失业状况远比俄罗斯严重,技术人才不足比俄罗斯糟糕;转型目标、模式与政策不同,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目标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俄罗斯则是要建设完全民主市场经济,两国政策手段不完全相同,这些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自然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两国转型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也有差异,俄宪政转型后被西方世界纳为新兴民主国家并受到政治道义支持,而中国则不然;俄罗斯出口产品主要是需求大、竞争小,行情不断上涨的油气与原料等硬通货产品,而中国主要出口一般制成品,竞争激烈,受到抵制(反倾销等)较多。
2.经济结构扭曲表现与影响程度有差异。中俄两国经济结构均存在扭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等的评价,到2002年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转型指数为0.64,低于加入欧盟前波捷匈等中东欧转型国家0.88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多数独联体国家[10]。从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结构扭曲范围更广、扭曲程度更严重,“中国经济似乎失衡到了令人无望的地步”[11],第三产业结构方面,俄罗斯接近发达市场经济的比例,而中国则落后得多,中国在追求更高发展速度下的投资消费比例扭曲、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差距、就业结构不合理等均比俄罗斯严重。欧美已经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主流国家承认。
3.结构扭曲治理的体制基础不同。由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资源配置权力过大,在“强迫式增长”冲动下政府集中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以行政手段直接调配资源和参与竞争,由于决策失误形成资源配置不合理、竞争不充分、结构扭曲严重,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官方传统的“命令控制”手段对于结构调整逐渐失去效率。
俄罗斯转型后政府官员不再为追求GDP政绩观,政府直接掌握的资源大为减少,直接投资和参与竞争程度比中国低,政府错误决策和直接配置资源的空间大为降低,如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由1992年的52%降至2003年的17.7%,俄行政开支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政府更多地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来调节产业和区域发展。
三 中俄推进经济转型与协调发展的出路
虽然中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因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落后而使其国际竞 争力下降,可持续发展备受质疑。粗放与非均衡的发展使俄罗斯快速增长的稳定性不足,俄罗斯需要利用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改革,进行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伴随快速经济发展而浮现的弊端重重,特别是结构扭曲,可能会妨碍中国变成下一个超级大国”,还可能会使中国经济陷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12]。
俄罗斯要改变“世界经济输血者”角色,中国要转换“世界车间”、“血汗工厂”地位,中俄必须进行结构重构和转换增长方式。
(一)重新审视速度与结构关系,从速度第一转向速度、结构优化组合的发展新模式
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和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用算式表示为:
Q=f(S1,S2,…)dx
Q:表示经济增长质量
S1:经济增长速度
S2:经济增长结构
速度与结构组合与可能的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如下:
| 情 形 | 速度快 | 速度慢 |
| 结构好 | A | B2 |
| 结构差 | B1 | C |
显然,A是保持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最佳组合状态;C为最差组合状态,B1和B2为次佳组合状态,目前中俄经济基本上处于B1状态,即次优状态。
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平衡增长还是不平衡增长这一发展战略的论争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等经济学家倡导平衡增长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创造自己的需求”以扩大市场总容量,使各部门发展保持适当比例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也会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匈牙利转型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也强调,增长速度与协调发展是转型经济赶超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协调发展是持续健康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只图突进与增长率的最大化,而对适应变化的灵活性、结构变化以及质量发展等和谐的要求弃置不顾”[13],则扭曲与失衡会威胁长期增长。因此,转型国家必须彻底转变计划经济下的片面追求扩大产值规模和高增长率的传统思维,树立速度与结构并重、在结构协调框架下既好又快发展的新发 展观。普京上台后即强调“政府的政策将致力建立一种应能确保经济形式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将实施结构合理化政策作为七项改革战略之一。在保持近30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将未来发展之路从“又快又好”转向“既好又快”。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促进结构优化的体制环境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除了经济利益驱动外,还有体制机制因素,转型经济尤其如此。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会形成一种和谐的制度,所有经济主体自私地追逐个人利益,会导致资源合理配置和个人、社会财富与福利共同增长的理论虽然不是绝对真理,但离开市场机制,资源合理配置只能纸上谈兵。因此,首先需要继续深化产权改革和消除垄断体系,推进公平竞争。加快国有大企业改组、改制,消除所有制垄断和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多元经济主体公平市场竞争格局。其次,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消除价格双轨制的矛盾。使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资源稀缺性并成为资源配置和结构优化的导航器。
(三)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
通过减少政府集中的社会资源规模,逐步使政府从传统的社会资源配置主角转向配角,使社会财富从向政府集中转向企业和个人集中,使政府从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与支配中解脱出来,由企业、个人通过市场关系这一平台作为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的主导者,有利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其次,减少政府直接投资拨款和政府审批,从建设性政府转向公共服务政府。
更多地用公开拍卖、竞争方式转让重要社会资源,注意在结构优化和市场化过程中逐步弱化结构性政策和强化功能性政策,逐步减弱政府具体产业指导作用,而增强其在创造良好宏观经济环境和保障激励机制方面的作用,打击政府滥用职权、寻租腐败“俘获国家”和消除利益集团的干扰,建立透明高效政府。针对某些对普京执政后再国有化和集权化趋势增强的质疑,俄罗斯一方面继续推进非国有化运动,力求使能私有化的企业都私有化,推进自然垄断改革,发起旨在完善政府-市场-企业关系的“市场伙伴关系”运动,促进政府与企业平等协作关系的形成(见图3)。同时,颁布新外资法、经济特区法、建立石油稳定基金、成立国家重点建设委员会、国家发展银行、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优先发展教育、农业、卫生和住宅四大领域,加速用先进技术改造经济部门等。第三,改善财税和金融政策,通过取消出口退税或降低退税率,加重资源税、环保税等,抑制“高耗能、高污染、 资源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的膨胀;增加企业贷款投资、生产、出口成本,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抑制经济过热。
图3 俄罗斯打造政府—企业“市场伙伴关系”
(四)推进经济结构持续升级
经济协调发展包含着结构协调化和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也就是既要平衡又要升级,使经济发展在均衡-优化-增长-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变大、变强。为此,首先,需要用最新技术成果改造落后工艺和产业,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产品替代落后产业和产品。国家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差异中只有3%可由人均资本增长率差异来解释,而技术进步差异则可以解释91%,另外6%可由人力资本来解释。因此,以扩大投资和要素消耗为动力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长久的高速和协调增长。为落实普京“消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向结构改革过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俄建立了“俄罗斯风险公司”和投资基金,建立出口银行,把飞机、汽车工业、能源工业、纳米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优先领域,以加快实现俄经济从原料型向高科技型转变[14]。同时,废除旧的“缩小地方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联邦目标规划”,改用提高地方发展基金拨款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入世”过渡期后,中国向内资(民营企业)和外资放开公共领域和服务业的限制,强化宏观调控,抑制一些重化工业投资过快增长,加快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等,旨在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和推动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其次,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协调化和高级化的基本要求。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重生产、轻服务的观念与政策导向,调整财税、金融政策,创造有利于服务业成长的土壤。
(五)构建内外协调和内需主导型增长驱动模式
充分利用外部因素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优 化的重要动力。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中俄均需要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利用国际有利因素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造经济结构。但与小国经济不同,国内需求是大国内生型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和支撑点。
长期实行内外有别、优外抑内的出口优先发展战略会导致降低经济自主性、稳定性和均衡性。因此,中俄转型大国需要建立既“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又与世界趋势的步伐保持一致”[15]、以扩大内部需求作为主动力、内外互动和均衡的增长模式。对于中俄两国来说,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是提升国内需求的关键。
基本结论
中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扭曲、转型不到位和增长方式落后的综合反映,还是持续推进经济转型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从两国现有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结构调整政策措施效果不佳的内因看,转变发展战略、消除体制障碍、强化政策组合配套、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是重建结构均衡、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中俄转型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结构转型与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高质量、有国际竞争力的中俄转型经济只能建立在速度与结构最优动态均衡基础上。
(责任编辑 张红侠)
[1]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А.В.Бузгалина: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России,Москва,Финансыистатистика,2006,с.317.
[2]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8页。
[3]陈昌盛、蔡跃洲:《中国公共服务综合评估报告》(摘要),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月23日。
[5]阎红菊:《2004年俄罗斯地区投资潜力环境评定及排行》,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
[6]《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7]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денда,2007.
[8]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04/OPEC- vienna, 2005 p. 125, OPEC bulletin2006 no. 5 - 6. p. 69.;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ежегодник.2007.
[9]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переходногопериода: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России1998 - 2002,Из-воДело,Москва,2003.с.315.
[10]Институтэкономикипереходногопериода: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России1998 - 2002,Из-воДело,Москва,2003.с.323.
[11]参见〔英〕《金融时报》2007年8月15日。
[12]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13]荣敬本、刘吉瑞:《比较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4]Т.В.Лаева,Н.Н.Бек,Сценарн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развитияотрасли:учетповеденческихфакторов.Под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редакторЕ.Г.Ясин.Модернизацияэкономик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2,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ийдомГУВШЭ2007.с.501.
[15]〔匈〕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