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民主,是以直接民主为取向的,是公开、高效的民主,是实行权力制衡的法治民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由于传统集权文化占据上风,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集权体制的路径依赖等,导致民主受挫。当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建设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举,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的民主化战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关键词】　苏俄　社会主义民主　集权制　民主化

　　【作者简介】　王立新,1967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民主政权,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形态的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新型民主的幼芽未能在苏联扎下根来并茁壮成长,更没有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怃今思昔,令人感怀,颇有启迪。

一　劳动人民的民主

　　苏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是一系列积极的社会历史因素推动的必然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无产阶级在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后,首先必须争得民主”[1]。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将更加民主。

　　(二)巴黎公社的实践借鉴。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形式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素材。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凭借革命暴力独占的政权机关,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其两大创新之处在于,(1)普选制。巴黎公社废除资产阶级官僚的等级授职制,“它把行政、司法和国家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举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2)等薪制。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是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公仆”变为“主人”的重要措施。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72天,但其积极的探索为苏俄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革命和战争结束后,一方面,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对时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判断,认为总的时代虽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但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另一方面,苏维埃俄国迫切需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为此苏俄制定了对外和平共处、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这要求苏俄必须从传统的战时集中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

　　(四)广大劳动人民朴素的政治诉求。俄国革命前,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存在翻身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并一直为之努力奋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他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希望彻底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

　　(五)党的主要领袖的强烈推动。作为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的列宁,既认识到沙皇专制统治的弊端,又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实行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正是在坚定的民主信念的驱使下,他致力于从事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迫于夺取政权和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列宁不得不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采取集中制。

　　但列宁始终认为这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一旦和平时期到来,列宁立即主张要实行民主制。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民主。列宁指出:“迄今为止国家政权一向是少数人的政权,是地主资本家压迫工农的政权”[3]。“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4]这一新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等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政权,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政治统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以直接民主为取向的。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吸收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他指出:“委任代表机构中的人民‘代表’去实现是不够的。要立即建立民主,由群众自己从下面发挥主动性,有成效地参与国家全部生活。”[5]“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6]为此苏俄专门颁布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由工人群众直接监督管理生产。在立法时广泛征求公民的意见,在政策执行时广泛动员公民协助执行,重视劳动基层组织和工农群众监督苏维埃官员。虽然列宁后来迫于现实不得不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但列宁始终主张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直接民主创造条件。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公开的民主。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了公开性对于民主的意义:“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度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7]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贯彻公开性,苏俄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公开举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会议,将党和国家一切重大问题提交人民讨论。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高效的民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其民主往往繁琐、低效,成本很高。

　　列宁指出,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千方百计地把苏维埃变成一个清谈馆,而苏维埃“这种新的民主能够推动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培养他们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8]。这样能够有效消除各个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保证政府的工作 效率。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行权力制衡的民主。

　　权力往往产生腐败,根本的办法就是制约权力,为此列宁主张强化人民的监督权。他说:“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9]为了真正实行工农民主监督,列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首先,建立健全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个至100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10]。其次,赋予工农检察院以充分有效的监督权。列宁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工农检察院的低效、失职而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品”认识到,“应该对工农检察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等等”[11]。他还强调,“应该是不以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不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12]。再次,规定工农检察院广泛的职权范围,其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无一例外”[13]。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有法治保障的民主。列宁十分重视法律建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短短五六年时间里,苏俄就制定了一批法律,包括《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1918年2月)、《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1924年1月)、《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1918年9月)、《苏俄劳动法典》(1918年12月)、《苏俄土地法典》、《苏俄民法典》(1922年10月)、《苏俄刑法典》(1922年5月)等,并要求党和政府依法办事。当然,当时的苏俄尚需进一步向法治方向发展。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劳动人民民主并不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苏维埃俄国建立后,立即采取措施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一切原属于他们的土地、企业等全部收归国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掌握生产资料,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能够掌握政治权力,拥有民主权力,并有能力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

　　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俄共(布)执政后,通过实现党内民主,党政分开,实行民主执政。在党内,俄共(布)实行竞争性选举制,赋予全体党员决定党内事务的权力,辅之以集体领导制、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会议制、保护不同意见制、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内民主。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主要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即总的领导,国家机关履行管理职能。党的决议强调,“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包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14]。党的领导不等于包办代替,绝对禁止执政党干预司法活动,党的机关和党员要模范地遵守法律。

二　高度集权制的萌芽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但由于残酷的国内战争很快爆发,如何巩固政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政治,严峻的现实迫使列宁开始实行集权制,这决定了俄共(布)对社会主义民主探索的曲折性。

　　(一)一党执政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实行联合执政,但由于各政党之间缺乏联合执政的心理准备,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联合政府,于是列宁于1918年5月宣布一党执政。布尔什维克党除了禁止其他政党活动外,还解散立宪会议,把在立宪会议中占大多数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赶出政治舞台,形成了一党执掌 大权的局面。

　　(二)党内集中制。受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战争的影响,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全会难以迅速召开,俄共(布)于1919年正式成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以便高效、快速地处理许多重大、紧急事宜。列宁坦率承认:“政治局解决一切有关国际、国内政治的问题”[15]。党内权力逐渐集中于中央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

　　(三)党政合一制。党内高度集权通过党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扩展到党的领导的高度集权,国家的各级部门都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各级部门命令,并演变成党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包揽几乎所有的行政事务,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 体制。

　　(四)苏维埃附属制。代议制是重要的民主制度,代议机关是代表公民利益、行使公民权力的重要机构。在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解散立宪会议是一项应急措施,十分必要。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忽视代议机关的作用,甚至把代议机关作为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遗憾的是,在立宪会议解散后,作为新的代议机构的苏维埃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用有限,功能不强,而党政机关却拥有过大的权力,这不但使人民失去了反映和维护其利益的主要渠道,并且在实质上使人民失去了应有的权力。

　　(五)干部委任制。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很注意贯彻巴黎公社原则,他要求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监督。后来在危急的战争形势下,无法举行正常的选举,除苏维埃代表外,各级党政官员逐渐都改为任命。在任命中,起始还比较注意走群众路线,后来则越来越按上级领导人的意见办事,从而形成了层层任命的委任制。

　　(六)社会团体“传动”制。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群众团体开始建立,党如何处理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也是检验苏维埃政权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苏俄工会是最大的群众组织,列宁起初提出了工会国家化的思想,后来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它是站在党和国家之间的,应该成为把党和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

　　以上这些制度初步形成,其消极影响在苏俄时期已经初步显现。一方面,党和国家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党实际掌握了苏俄的最高权力,1919年俄共(布)八大提出了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上的监督。”[16]苏维埃已经被党“监督”,党事实上不受制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虽然存在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督委员会,但党内体制还是集中制,党内权力集中于上层,因而党内领导人权力受到的制约并不大。这一时期 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肃反机关拥有非常权力。成立于1917年的肃反委员会是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其原来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和怠工”,权力只限于侦查和逮捕,后来其职能扩大到对付投机倒把分子、其他政党和组织,并扩展到军队和苏维埃机关内,拥有从侦查、逮捕、审讯、判决和执行的全部权力,该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只听命于列宁和斯大林。肃反委员会对于有效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列宁晚年削弱了该机构的权力,大幅度裁减了该机构的人员,将其置于人民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之下,比较有效地消除了其危害,但毕竟肃反委员会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且其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手段给苏俄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后一旦国内外形势趋于紧张,或者苏俄主要领导人主观上认为形势紧张,他们就有可能祭起肃反委员会这一非常武器。

　　另一方面,公民权益遭到侵害。由于党和国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公民社会还没有建立,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特别是在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的形势下,公民权利遭受侵犯而难以维护,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打击是必要的,但不能把持不同意见的人与敌人等同看待。在和平到来后,更不能清除异己。1922年,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100余名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混乱和无序,少数赤卫队曾下乡洗劫富裕农民的财产,杀害不同政见的人。个别水兵领袖甚至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100万人。“共和国红色舰队水兵特别会议”甚至宣称:“对被杀死的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我们都以千百万富人的死作为回答”[17]。公民的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俄共(布)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对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进行了严厉的查处。1918年5月,苏俄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数家报纸,除《真理报》和《红报》外,彼得格勒所有的晚报都被查封。1922年6月,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统一全国的出版检察机关,其职能是:预定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和图书馆。

　　对苏俄高度集权产生的危害,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谩骂、攻击当然不必介意。但是国内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共产党人以及支持、同情共产党的 友好人士的预见性的批评确实值得深思。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五年仍然尖锐指出,苏维埃的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同情革命的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认为,在革命中,如果不消灭破坏、劫掠、残酷和凶狠,“革命将会是无力的并将会死亡”[18]。伟大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观察到苏共的集权产生了特权,就忧虑地指出:“对享有特权的政党来说,这种危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党的统治显得有保障,来自敌人方面的威胁不再那么明显,危险就会立即产生。”[19]历史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预言。

三　新型民主遇挫

　　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处在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它在政治文明史上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但不可避免地遇到传统思想和势力的抵制,民主与集权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激烈的交锋和碰撞,构成了一幅令人炫目的画面。遗憾的是,集权的力量汇聚在一起,破坏了民主进程。

　　(一)在客观环境上,和平的环境被日益紧张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取代,要求苏俄集中权力加速发展。中外政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战争等紧张的形势往往会要求一个政权走向集权,而和平的形势往往会要求一个政权走向民主。苏俄的环 境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国际环境上,战争日益临近。在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它处在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下,不得已走向集中制。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被击退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平息,和平时代的到来,一度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但是,苏俄领导人很快认识到,他们虽然愿意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抱敌视态度,随时企图加以扼杀,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特别是到了20年代末,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国际环境更加紧张,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英、法等西方国家又有意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不断增大,迫使苏俄领导人集中权力,以便调动一切力量,准备抵御外敌的入侵。在国内环境上,政治斗争日益激化。在消灭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苏俄终于有了一个和平的国内环境,但却遭到了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破坏。列宁在世时,由于他的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才干,布尔什维克党内虽然不时产生不同意见和派别斗争,但都被列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幅度内。列宁逝世后,党内一时缺乏像列宁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权力斗争随之展开,其中又夹杂着能否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 理论交锋。由于反对派特别是斯大林都用非常手段来处理党内矛盾,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接二连三的党内斗争激化了矛盾,破坏了党内民主,扩张了个人权力,发展了个人崇拜。在日益紧张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在左倾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列宁之后的联共(布)党的主要领导人错误地形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国际上资本主义将走向总危机,国内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将异常激烈。不断开展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势必要求加强领导,集中权力,以便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的镇压。

　　(二)在经济基础上,新经济政策逐渐被计划经济所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主体的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要建立民主政治。计划经济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权力统一配置经济资源,该体制的特征是行政性、计划性和指令性,最主要的特征是高度集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集中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集权,集权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

　　(三)在政治文化上,传统的占据上风的集权文化推动了政治集权。苏俄是一个专制集权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在沙皇几百年的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变得无知、极端、麻木和非人道,缺乏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并不能在朝夕之间消除,它在俄罗斯社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各方面深深地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环境下,客观上推动俄共(布)把主要矛头集中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忽略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甚至用封建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的苏俄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封建集权专制的色彩。

　　(四)在政治制度上,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尚处于探索过程中,易被传统的成熟的集权制度所取代。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论述,但毕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巴黎公社只是进行了短暂的尝试。苏维埃俄国要建立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需要经历一个艰辛、复杂的探索过程,甚至还会出现反复。特别是在民主化的初期,由于民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民主规则没有熟练掌握,民主机制运行不畅,可能会导致专制的回潮,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民主化的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紧张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党内斗争环境和浓厚的专制文化环境下,在苏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初建之际,就极易回归集权。

　　(五)在政治领导人上,具有民主信念的核心领导人不幸早逝,崇尚集权的领导人成为领导核心。布尔什维克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集中制的党。列宁在位时虽然实行极其严格的集中制,但列宁凭借其坚定的民主信念和民主作风深深影响了全党,党内并没有发生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现象,但苏俄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依靠列宁个人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来推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进一步而言,列宁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精通革命斗争战略策略的革命实践家,其在特殊形势下的集权选择难免影响继任者的选 择,使其产生路径依赖。列宁逝世后,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成为党内头号人物的斯大林虽然忠于党和革命事业,但他有个人缺陷,贪图权力,独断专行,作风粗暴。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可扩张性的特点,斯大林对集权专制的追求一方面导致他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形成。

　　苏维埃俄国本可以走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康庄大道,但在上述因素的驱使下,却走向了集权政治的道路。权力往往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必然导致党和国家的败亡。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74年后,历史不可避免地上演了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悲剧。

四　政治民主化的承启

　　90年前,列宁曾经向全世界自豪地宣称:“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20]遗憾的是,苏俄后来走上了高度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的道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政治民主化势不可挡。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建设高度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再创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

　　(一)在本质上,防止少数寡头干政现象,坚持建设新型的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缺陷往往会产生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导致人们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能出现少数寡头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干预政治,可能出现强势利益集团凭借强大的实力干预政治,可能出现少数富人凭借金钱干预政治,最终可能彻底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当下尤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型性,切实真正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坚持广大人民真正平等的民主,坚持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真正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

　　(二)在内容上,防止人治现象,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举。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受挫的重要原因就是依赖列宁个人的推动,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结果在传统的集权文化的影响下,体制僵化。民主政治制度包括竞争性选举制度、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议制度和保持正确领导的政党制度和有效制衡的监督制度等。在 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下还要确立民主政治运行机制。民主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制度和体制观念形态,民主政治制度和体制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必然的物质形态,民主政治制度、体制背后总有相应的文化支持,否则往往难以发挥预期的功能和作用。在占主导地位专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行为就必然会突破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的约束,致使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成为一纸空文,这一悲剧已经在很多国家的民主化道路上重演。因此,一国的民主化必须以民主政治文化宣传为开端,以民主政治文化成为主流政治文化为标志,以民众对其的普遍认同来实现。

　　(三)在经济上,防止全盘私有化,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纵览所有制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一国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必然导致有产者的统治和有产者的民主,大多数劳动人民是没有民主可言的。纵览民主发展史,我们同样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存在国家形态民主的地方,必然存在市场经济。一个社会不存在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民主政体,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不占统治地位,民主政治也只是例外和个别现象。因此,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物质基础。而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民主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市场经济赋予了政治民主以实质性的内容,市场经济还有力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

　　(四)在战略上,防止激进战略,坚持渐进战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选择。总揽古今中外民主实践,民主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思想吸纳、民主制度的建设都需要一个过程。特别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行主化更不可能一步到位。加上共产党长期执政,曾经犯下过严重的历史错误,民主化使党面临丧失执政地位的巨大风险。激进战略易使共产丢失政权,苏东国家共产党的激进改革就是前之鉴。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更应该稳步冒进。因此,改革必须谨慎从事,应当充分认识到改革带的各种风险和困难,精心设计好改革的方案,包目标、步骤、内容等,充分考虑对可能遇到的风和困难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应当采取渐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加以推进。如果遭遇巨的风险,则必须立即予以调整,缓和矛盾,避开阱。否则,急于求成,快速冒进,就有可能亡党、丧权。

　　(五)在领导力量上,防止多党政治,坚持共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推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推多元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必然导致人民的思大乱,党派林立。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多年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义建设经济没有搞好,而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对党不需要承担任何历史责任,只需要对共产的错误、缺点穷追猛打,便可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持。在激烈竞争多党选举中,共产党败下阵来所难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多元化必然导致一些人住历史问题不放,把许多“罪恶”强加于共产党,坏共产党的威信,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制必然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同上,第3卷,第13页。
[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5页。
[5]《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6]同上,287页。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11]同上,第397页。
[12]同上,第377页。
[13]同上,第387页。
[14]《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1、570页。
[1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16]《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1、570页。
[17]〔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18]前引书:《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第149页。
[19]〔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2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