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博士托我为其新著《俄罗斯政治与外交》[1]作序，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力所不逮的事情。大凡为人作序者，不是名人大家、高官首长，就是业界泰斗、学问导师，而我一介平平书生，实在是不敢为之。但无奈难却李博士的盛情，我也不得不班门弄斧，权且将拜读李博士大作的感受和自己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一些心得做些梳理，既是完成李博士交付的任务，更是找出自己研究中的不足。

　　俄罗斯既是世界大国，也是中国的最大邻国。30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俄关系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历史。自清朝以来，不断向东方扩张的沙皇俄国曾是中国国家安全长期面临的重大威胁。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沙俄侵略的危险性，强调“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在比较英俄两国对中国侵略不同的特点后指出：“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而已!余观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包我边疆，南可由滇人，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历史证明，俄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疆土侵占者，应验了林则徐的判断。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在经历一段短暂的蜜月之后，很快 陷入对抗和冲突。中苏关系的紧张以及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误判使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20世纪60、?o年代，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抓住这一时机加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我国在这一时期却因中苏对抗、全面备战及“文革”等原因，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苏联解体和十多年来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使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昔日的北部威胁成了今天的战略协作伙伴。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使中俄边界成 为和平、合作的纽带；经济合作的深入使中俄共同发展具备了优势互补的动力；人文交往的拓展与深化使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文化尊重、理解。而正是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使俄罗斯的大国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

　　300多年的中俄关系史表明，中俄只能友好、不能交恶，“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20世纪，是中俄两个国家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百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多次受到俄国经验的影响：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火种；中山先生的“联俄、俄共，扶助农工”为民主主义革命注入了新的内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加快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既给过中国巨大的帮助，也对中国造成过巨大的伤害。20世纪90年代，中俄都开始了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尽管两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两国都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度经济衰败、政治混乱、寡头干政、民生困苦，以至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俄罗斯已经没落”、“俄罗斯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印象。然而在普京当政的8年之内，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复兴。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的名言，“理智理解不了俄罗斯，一般的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的确，俄罗斯太容易做出让人惊诧之举，太容易创造出举世瞠目的奇迹。

　　当然，诗人的浪漫不能代替学者的理性。作为一个从事国别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客观、深入、准确地把握对象国的发展脉搏才是其工作的标准和职责。记得我曾在《世界知识)>2006年第11期上发表过一篇有关俄罗斯经济的文章，最初的题目是《2020年：俄罗斯奇迹值得期待》，而在发表时编辑朋友将题目改成了《俄罗斯经济奇迹 会出现吗?》。句式的改变体现了编辑朋友对我的良苦用心：文章须留三分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的确，对于当时乃至当下的俄罗斯经济走势，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同行也提出商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俄罗斯经济走强是建立在国际油价高企这一不稳定的基础上的，俄罗斯经济结构没有摆脱“能源依赖”的弊病。

　　但如果我们摘掉西方同行看待俄罗斯的“有色眼镜”、深入细致地研究分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话，就可以真切地发现，在历经18年的社会变革之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渡过了诸多难关，走向了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更加顺畅的经济秩序。俄罗斯18年经济转型的最大成果是宪法确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及制度，促成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出现巨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斗争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

　　俄罗斯在经济制度方面已经抛弃了“玫瑰色的幻想”，基本扭转了苏联时期“高投入、低产出、无效益”的行政命令体制。而新型市场主体和增长机制的逐步形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使绝大多数企业真正开始按照市场需求而不是国家指令来进行资源配置和安排生产，这些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明显提高，对增加就业、稳定市场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增加社会产出、提高投资经营效率、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保障经济社会稳定等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尽管近年来俄罗斯加紧了战略行业的监控力度，但在非战略领域却在减少国家干预。从所有制结构看，国企数量持续减少，民企数量增加，单一制国企总数由2001年的1．4万家减少到2006年6月的8 293家。同期，国家参股企业由2 500家增加到3783家。为避免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普京提出 “当这些部门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之后，将在绝对透明和市场化的条件下，让国家集团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不久前，丘拜斯领导的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已成功拆分，实现市场化运营。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也在经历着重要的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39％升至2006年的近60％。投资增长、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卢布升值等因素已经成为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石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只占1／3，俄罗斯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出口刺激向内需拉动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俄罗斯逐渐形成了“社会导向 型创新发展”思路，将“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普京强调，“实现人的发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和必要条件”，“俄罗斯的复兴不能以人们生活条件继续恶化为代价”，“不要为所谓光明的未来而牺牲现有生活，而是要日复一日地改善人民福祉”。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国民实际收入和退休金均增加1．5倍，失业率和贫困率降低了l／2，民众社会福利得到巨大改善。俄罗斯政府近年来以“教育、医疗、住房、农业和人口”五大国家优先项目为着力点，“为人投资，为提高生活质量投资”，“把人的智能和创造力转变为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首要因素”。8年来，政府财政支出的1／3用于社会公共领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高通胀正在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威胁时，俄罗斯也遭遇到高通胀的危险。2007年，俄通胀率逼近11．9％，高于政府预期的8％，2008年上半年通胀已达8．7％。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知道，“高通胀下无法充分发展经济”，但更清楚高通胀“严重影响人民利益”。普京2008年6月底提出，不能以损害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抑制通胀，政府不会采取诸如冻结工资和退休金等牺牲民众实际收入的措施来降低通胀率。他承诺将把提高居民收入作为优先工作，未来3年，俄人均实际月薪年均增幅将不低于10％。从2008年12月1日起，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将提高30％。2008年，退休金实际增幅将达16％～19％。此举不仅减少了民怨，还扩大了内需，避免了治理通胀可能引发的过度紧缩。

　　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报告称，“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正是做到了“以人为本”、“还富于民”，让民众得到了经济发展的实惠，普京才得到了70％以上国民的强力支持，俄罗斯也才能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迅速实现政治由乱到治、经济由衰到兴、社会由乱转安。

　　当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充斥着五花八门的 “舶来品”，在这个“主义”、那个“流派”的交织之中，在这个“概念”、那个“命题”的分割之下，研究客体已经被弄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一些人的文章“概念对概念”，“关系套关系”，空洞无物、不知所云，似乎“言不称希腊”便不能体现自己的“水平”。在国际关系“宏理论”、“大战略”的挤压下，国别和地区问题研究似乎不具备“理论架构”和“方法论基础”，已不能再被称为“科学”了。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俄罗斯文化史专家詹姆斯·比灵顿说过，“我认为人文 学科比带有计算性质的社会科学更具有洞察力，特别是在判定一些事关历史方向的重大问题的时候。”[2]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中国老中青三代俄罗斯问题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诸多视角，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对外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用自己的默默耕耘不断深化着对俄罗斯的认知。

　　李渤博士的《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是国内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又一新作。其突出特点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将俄罗斯的历史轨迹与民族个性同当今俄罗斯发展结合起来，让现实问题研究有了“根”；二是将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结合起来，让对外政策研究有了“魂”；三是将战略研究与政策分析结合起来，让两者实现了互为表里，相互补充。

　　(责任编辑 常 玢)

[1]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2]参见冯绍雷《跨学科背景下的俄罗斯问题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詹姆斯·比灵顿的《俄罗斯寻找自己》已由杨恕先生翻译，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