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分歧，美国始终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参与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苏联一直执行孤立和不承认的外交政策；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使国际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角度出发，主动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早期苏荚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揭示了冷战源于苏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领域的根本分歧。
　　【关键词】苏联 美国意识形态 冷战起源
　　【作者简介】沈莉华，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哈尔滨 150080)

　　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学者利用新公布的大量档案文献，对冷战的起源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冷战史研究的热潮。国内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多从战后俄美两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领导人的个性特征、英国的推动以及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等诸多因素来探究冷战起源。如果我们将冷战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那么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苏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已经埋下了日后冲突的根源和隐患。本文拟从早期苏美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一视角就冷战的根源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美国的关系

　　1917年10月25日(俄历)，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否认和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断言苏维埃政权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面临着崩溃的结局。美驻俄大使弗朗西斯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伙追逐极端社会目的的激进革命分子。对于十月革命可能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他说：“布尔什维克正试图创造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而且坚决鼓吹以暴力来推进这场革命。现在看来，资产阶级能否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都成了问题。”[1]国务卿兰辛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平法令后，兰辛称其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权，我们就毫无希望”[2]。威尔逊总统对苏维埃政权更是持否定态度。他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社会主义非常迷茫，或许，它不可能实现。”1919年，威尔逊又宣称，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液里[3]。

　　美国政府如此否定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下的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上存在本质差别。

　　首先，苏维埃俄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本质差别。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等国有化法令，被美国资产阶级视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神圣原则的公然侵犯。众议院代表米勒把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措施称之为“盗窃”[4]。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国有化条款给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战以前美国投入俄国工业的资本为6 800万美元[5]。一战期间美国对俄投资逐渐加大，临时政府掌权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俄国的投资。然而，苏维埃政府企业国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资本家在俄国的投资顷刻间化为乌有。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其主要支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一党执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6]。继兰辛之后任国务卿的柯尔比说，苏维埃政权是靠“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维护其地位的”，这种政治制度无疑对美国“立宪民主” 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

　　其次，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其对一切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7]

　　再次，布尔什维克党世界革命思想与美利坚民族企图充当世界领袖的梦想存在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一战期间，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提出了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国家。”[8]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宣传需要，还是其长 期的战略选择?关于这一点直到目前俄国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被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仅使很多美国人深感恐惧，也唤醒了他们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感和危机意识。美国人一向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对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根本冲突。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很多人，包括威尔逊总统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反感。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信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广大基督徒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异端邪说”。

　　由此可见，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布尔什维克党政权 采取了否定和敌视态度。

　　二 武装干涉与反苏维埃政权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政府本能地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但美国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外交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尽快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而俄国是协约国战场的主力，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将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917年11月8日，当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终止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时，美国和协约国感到极大震撼和恐慌。在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为了阻止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极力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并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以防止其倒向德国的怀抱，同时又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达到对抗苏维埃政权，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美国政府把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卡列金作为合适人选。1917年12月10日，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卡列金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秘密行动计划，很快得到总统批准。考虑到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干涉俄国事务，同时也想造成美国对俄国人民怀有好感的印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掩盖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的敌对行动。1917年12月13日，兰辛在给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季的电报中指示，名义上由英国和法国向卡列金提供必要的资助，美国则暗地里向英、法支付这笔费用。兰辛还特别提醒佩季，对于美国援助俄国反对派一事必须严守秘密[9]。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美国诱使俄国继续参战的希望化为泡影。至此，美国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直接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在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西伯利亚及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

　　对于这样的解释，就连参议院的议员们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都表示怀疑[10]。如果说援助捷克军团，防止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落人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尽早垮台。

　　武装干涉时期美国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展开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从前的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 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11]。

　　为了对抗苏维埃政权，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派别拨款7 730万美金[12]。在1919年9月5日，美国经高尔察克同意，向邓尼金的军队提供了30万发榴散弹、7．2万支步枪、23．5万双皮靴、1 500包皮革[13]。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供应。在1920年上半年内，美国援助了波兰200多辆坦克、300多架飞机、2万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和服装[14]。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还从纽约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436挺机枪、247．96万发子弹、456捆钢材、3 130支步枪[15]。

　　美国政府对通过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府充满了期待，并幻想在布尔什维克党统治垮台后按照美国的社会制度模式来改造俄罗斯国家。在援助高尔察克期间，威尔逊总统曾派特使前往高尔察克军队驻地，希望高尔察克能明确保证，一旦推翻布尔维克党在俄国的统治，高尔察克政府必须承认土地私有权、民众的选举权，并召开立宪会议等。

　　但是武装干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真正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固程度远远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同时，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曾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16]

　　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今后的对俄政策。鉴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1920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对苏政策史上的重要文件——《柯尔比照会》，全面阐述了美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方针和政策[17]。

　　照会中说：“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数量上仅占民众的极少数，却凭借暴力和阴谋诡计推翻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政府，夺取了权力和国家机器，并继续依靠这些手段和残酷的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可能承认目前俄国政权的合法性……”

　　“苏俄多次宣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政权的维持，取决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它将推翻和摧毁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美国政府很清楚，第三国际是一个公开宣传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组织。并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宣称，不干涉他国事务的承诺决不会束缚第三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毫无疑问，第三国际组织将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他国家可能设立的任何外交机构的庇护和支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政府决心要、而且必然要图谋推翻我们的制度，而这个政府的国际关系概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概念、美国的价值观念又是如此大相径庭和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政权，不能承认或友好地接受这样的政府代表，也不能与这样的政府保持官方关系。”

　　《柯尔比照会》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苏不承认主义政策的正式形成，成为指导美国对苏政策的总纲领。无论是威尔逊政府、还是以后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政府，都遵循《柯尔比照会》原则，对苏联政府采取对抗和不承认的外交政策。

　　三 饥荒援助与美国政府的政治动机

　　武装干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发展经济联系及外交关系的努力，但美国政府反应始终十分冷淡。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未曾放弃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努力。这一意图集中体现在它对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援助上。

　　1921～1923年苏维埃俄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饥荒波及俄国的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 350万。在灾情严重的巴什基尔地区，无以为食的饥民不得不吃猫、狗和马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18]。饥荒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和敌对情绪[19]。

　　严重的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政府和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积极参与了饥荒救援工作。在对苏俄进行粮食援助之前，美国方面一再强调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但在该组织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希望通过它对欧洲国家的粮 食援助来达到遏制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目的。

　　1921年8月20日，苏俄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济饥民的条约。为了救济灾民，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 600万美元[20]。截止到1922年7月1日，即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美国救济总署共向俄国运送了78．8878万吨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大豆、豌豆、罐装牛奶、糖、奶油、可可、药品和服装等；救助饥民总数855万人，其中包括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21]。另据苏维埃政府统计，美国救济总署曾向俄国48．5％的饥民提供过粮食援助，并 向俄国多家医院和保育院提供过药品援助。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使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俄国饥民摆脱了疾病困扰和死神威胁。

　　在对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的粮食援助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

　　美国救济总署负责人胡佛曾提出利用粮食援助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计划。胡佛指出，“革命的钟摆还要向后，向某个适中的位置摆动”。因 此，他建议向苏俄派遣“中立”的委员会以组织粮食干涉。“这样一来，俄国人民就有时间决定……是不是要向后摆动，趋向中庸之道。而这些思想就会不攻自破。”可见，胡佛认为对俄国的粮食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好方法”[22]。

　　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 000万美金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音泽)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性质。”议员罗格尔斯则更明确表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23]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年代美国几届政府不仅没有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打算，而且一直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

　　四 外交承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满足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美国与日本存在紧密的经济关系，彼此都有反苏、反共的愿望和意图以及国内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等原因，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如果不加以警告，必将威胁到美国在华利益及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声称美国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对于美国的警告，日本置若罔闻。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也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渗透的中心。美国在华投资的65％集中在上海。考虑到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是美国海外投资和贸易的重要区域，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投资和贸易甚至超过了拉丁美洲和整个欧洲。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美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与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苏联的合作[24]。

　　除了遏制日本侵略扩张外，在对抗德国法西斯势力，保证欧洲的安全稳定、维护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方面美国也离不开苏联的合作。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将建立世界霸权，把美国排挤出德国和欧洲市场，继而排挤出世界市场 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2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反美行动：向美国派遣间谍；利用美国的德裔团体从事反美宣传和破坏活动；缩减从美国的商品进口；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代表进行挑衅，恐吓并逮捕在德国的美国人。1933年希特勒政府还采取措施，使外国持有者、特别是美国持有者手中有价证券的价值大幅贬值。由于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购买德国有价证券的美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德美关系趋于恶化[26]。

　　令美国政府更为不安的是德日法西斯势力的联合动向。据美驻德国武官向国务院报告，早在 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头一年，德日之间就开始频繁进行接触[27]。欧洲的报刊还报道德国和日本外交官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进行秘密接触。法国的一些观察家甚至指出，德日之间存在某种共同行动的协议[28]。美国政府由此担心，一旦德国的扩张计划得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主张苏美关系正常化。1932年4月25日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向李维诺夫通报说：“远东局势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增强的侵略扩张行动使美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苏日冲突的危险性……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华盛顿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倾向于反对日本……在现实生活中主张苏美和解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29]

　　美国很多工商界人士也积极主张苏美关系正常化。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高筑关税壁垒，极力抵制美国商品的涌人，致使美国对外贸易大幅度滑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迫切希望寻求和扩大销售市场。而苏联正在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对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需求强劲。此外，苏联还是美国所需的锰、镍、铅、铬、锯材、羊毛、小麦等原材料商品的重要供应地。美国工商界人士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强烈呼吁政府尽快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1933年，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取代始终坚持反共政策的胡佛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

　　罗斯福虽然对共产主义信仰持否定态度，但作为有着非凡胆识和战略远见的总统，他更倾向从国际局势的更高视角来冷静、客观地审视苏美关系。随着日德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扩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最终选择了后者，主动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鉴于国务院一些官员强烈反对与苏联这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1933年10月10日，罗斯福总统绕过国务院，直接致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建议苏联派代表前往华盛顿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苏美建交谈判主要围绕宣传、宗教和债务问题展开。随着美国社会舆论向对苏友好方面转变，在困扰苏美关系的三大问题当中美国公众更为关注宣传和宗教问题。

　　由于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苏联政府通过共产国际来推进世界革命非常恐惧，因此，在建交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取缔共产国际、终止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的宣传活动。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妥协：“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得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必须严格制止旨在煽动和鼓励对缔约国另一方进行武装干涉的任何行动；双方保证禁止成立以武力改变和推翻对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军事组织和团体。”[30]

　　在美苏建交之前，美国朝野对苏联政府迫害本国宗教界人士的做法一直十分反感。因此，美国希望利用建交谈判的机会迫使苏联政府改变自己的宗教政策。在罗斯福交给苏联谈判代表李维诺夫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草案中规定：苏联必须保证其境内的美国公民享有充分的信仰和礼拜的自由；保护牧师、神甫等神职人员的权利不受限制，保证他们不受法律上的歧视和迫害；美国公民有权在本国和外国公民中间开展慈善活动[31]。李维诺夫则表示，苏联打算承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条件必须是在苏联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罗斯福反对引用苏联的法律条文，并指出，在存在这些法律条文的条件下宗教信徒实际上受到了迫害。总统坚持要求应准许美国神职人员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力，李维诺夫拒绝了这一条件。双方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32]。

　　考虑到美国国内对宗教问题的强硬态度，苏联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向罗斯福承诺：“苏联政府保证居住在苏联境内的美国公民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保证其在信仰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和迫害；每个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33]

　　1933年11月16日，即苏美结束宗教谈判的当天，李维诺夫和罗斯福交换了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的信件，美苏两国从此结束了长达16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

　　结论

　　回顾自苏维埃政权成立到苏美建交的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始终是困扰苏美双边关系的症结所在。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根本变化，特别是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动的加深，美国政府才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角度出发，暂且搁置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分歧，主动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尽管如此，苏美之间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性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国内反对苏联社会制度、宗教政策和共产国际干涉美国内政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美国社会舆论调查表明，直到1939年11月，仍有25％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美国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它“直接从莫斯科获得指示”。另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虽然是独立的，但它在做出决策时，仍需考虑莫斯科的意见和建议。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没有必然联系。由于美国朝野浓厚的反共意识，72％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共产党在政府机构中任职。1937年美国的民意调查还显示，59％被调查者表示，如果需要在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中间作出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希特勒的纳粹制度[34]。

　　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孤立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建交之后的美国对苏联一直采取半心半意的合作态度，只是在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 时候，美国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开始了与苏联的反法西斯合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日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美苏潜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加之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发生。

　　[本文为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项目批准号08D03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Francis D．R．Russia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April 1916—November 1918．N．Y．1921，p．141；War and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1914～1921． Norman E．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p．222．
[2]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3]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产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4]В. П. Золотухин, В. Л. Мальков,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нутр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США ( 1917-1920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7. № 10.
[5]Г. К. Селезкев, “Экспанс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ю в 1917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4. № 3.
[6]前引书：《美国与反共产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第22页。
[7]Kennan G．F． Russia Leaues the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p．156．
[8]《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4页。
[9]В. Э. Вильямс,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1917～1920 г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4. № 4. [苏]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6页。
[10] Д. Дэвис, Ю. Трани, “Перв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аследие ВудроВильсо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ерия архив. Пер. с англ.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344; [苏]瓦里科夫著：《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7～49页。
[11]Д. Дэвис, Ю. Трани., В указ. Соч. С. 362.
[12]Там же. с. 369.
[13][苏]别辽兹金：《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与参与者》，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1页。
[14]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Ⅱ. с. 560.
[15]前引书：《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与参与者》，第198页。
[16]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7]武军：《早期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从不承认主义到美苏建交》，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6期。
[18]参见 Н. Ш. Цихелашв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1923 годах: конфли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95. М.: 1996. С. 192,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орнилов Масколов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рала в XX веке. Т. 1. 1900～1928 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0. С. 329～330.
[19]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орнилова Маскалова, В указ. соч. с. 377～386.
[20]Отв. Ред.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18～1926”, М.: 2002. С. 233～235.
[21]Там же.
[22][苏]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116页；Э. А. Иваня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ⅩⅧ —ⅩⅩ”，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с. 165.
[23]“Буржуаз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Ш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6. № 4.
[24]В. С. Мотыле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узел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 М.: 1940. С. 100.
[25][苏]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3页。
[26][美]沃斯兰斯基：《美国对德国问题政策史略(1918～191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223页。
[27]Peace and War．United State Foreign Policy，1939～1941，Washington，1942，p．222．
[28][苏]伊凡诺夫、列昂尼扬：《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关于1933年苏美建交问题》，第43页。
[29]Browder R．P．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York，1953，p．31．
[30]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 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 М.: Наука. 2004. С. 344～345.
[31]ДВП СССР. Т. ⅩⅪ. С. 642～644.
[32]АП РФ ФЗ Оп. 66. Д. 291. Л. 175.
[33]ДВП СССР. Т. ⅩⅥ. С. 644～649.
[34]В. О.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с. 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