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明显呈“V型”增长：叶利钦时期大幅下降；普京时期大幅上涨。本文以广义制度关联性为分析视角解析整个“V型”过程。广义制度关联性作为分析工具，包括三个层次即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的关联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联性以及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的关联性。叶利钦时期广义制度关联性遭受严重破坏是俄罗斯经济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得益于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修复。
　　【关键词】俄罗斯 “V型”增长 制度关联性
　　【作者简介】景维民，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千文，197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实施“休克疗法”之前支持者乐观的估计是，未来俄罗斯经济的走势是“J型”，即经历小幅下降之后会迅速上升。俄罗斯民众同样认为，只要忍受短暂的阵痛就会过上西方式的富裕生活，国家将步人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然而，“休克疗法”使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GDP下降了50％左右[1]，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面对这种情况，悲观人士认为，未来俄罗斯经济的走势是“L型”，俄罗斯将沦为“二流国家”。然而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的GDP开始显著增长，最高增速超过了10％，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如何解释转型以来俄罗斯经 济的“V型”增长?我们认为，广义制度关联性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以“广义制度关联性”为分析视角讨论转型国家制度关联性的维护原则。2．通过对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的比较，证明“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揽子”制度移植对俄罗斯制度关联性的严重破坏。3．在研究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三个结论性命题：(1)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2)转轨方式绩效比较对时间具有依赖性；(3)渐进式转轨国家适时变革基础性制度是必要的。

　　一 广义制度关联性及其在转型中的协调原则

　　(一)相关概念及广义制度关联性

　　为了引出“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概念，首先需要对“制度运行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说明。本文中的制度运行环境是指制度实施的客观载体，具体包括经济运行状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参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力等。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并靠强制力量推行的制度，具体包括宪法、法规、政策、产权制度、契约等[2]。非正式制度是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具体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具有惰性，其变迁往往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基本上不可直接移植。正式制度又分为“基础性制度”和“次级制度”。基础性制度是制定次级制度的制度，适用范围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次级制度是基础性制度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次级性制度与基础性制度“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后者的变革成本远比前者的变革成本大”[3]。诚然，无论是基础性制度还是次级制度都是相对概念。一项制度相对于上游制度而言是次级制度，相对于下游制度而言是基础性制度。在转型问题研究中，基础性制度是指具有宏 观指导意义的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性质和经济运行方式，具体包括宪法、法规、民主原则和产权结构等。而次级制度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行业或部门的行为规范(如财税体制和金融制度)，也包括对个人行为方式和职权范围的界定和考核(如公务员考核制度)。

　　广义制度关联性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层为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制度关联性每一层双方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次级制度的实施会诱发基础性制度安排的修改，基础性制度 的确立又会鼓励和保护次级制度的实施；正式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会使非正式制度沿着有利于自己运行的轨道缓慢改变，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会降低正式制度确立和推行的成本；制度运行环境是正式制度有效实施的客观保证，正式制度的实施通过“学习效应”在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改善自己的运行环境。

　　(二)转型国家制度关联性的协调原则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关联性的三个层次是彼此矛盾的。由于转型国家的非正式制度、制度运行环境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差别明显，转型国家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移植的正式制度 必然与本国的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环境相矛盾。“一揽子”制度移植虽然可以保证正式制度相对完整，可以较好地维护制度关联性的第一层，但对制度关联性第二层和第三层的破坏程度却比较严重。与“一揽子”制度移植的激进式转轨相反，渐进式转轨的部分制度变革虽然减少了对第二层和第三层制度关联性的破坏，却不能维护第一层的制度关联性。

　　那么转型国家应该如何减少对制度关联性的破坏呢?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1．转型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的特点，是一个国家选择转轨方式首先要考虑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移植中，只有正式制度可以移植，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环境是不能移植的，转轨国家的制度关联性在转轨中必然遭到破坏，所以如何减少对制度关联的破坏是转轨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的关联程度和破坏后果与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联系不大。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制度关联性与转型国家的实际情况直接相关。如果转型国家的制度运行环境、非正式制度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差不多，就意味着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制度关联即使被破坏，影响也不会很严重，所以应该选择“一揽子”制度移植。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暂时牺 牲第一层制度关联性可能就是明智之举。

　　2．要格外重视次级制度的移植(或变革)。与基础性制度相比，本文认为次级制度对于转型国家初期而言更为重要。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次级制度移植成本低、见效快。次级制度移植丁作做好了，支持转型的人就会增加，对于转型初期而言，这非常重要。二是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转型国家所移植的制度对本国而言是外生的，但该制度本身是博弈的结果，是内生的。所以进行制度移植时，参考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是必要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是，经济变化使系统中出现非均衡，从而为次级制度创新创造了利润机会，最终导致基础性制度发生变化。因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观点，次级制度移植应该先行。三是次级制度更有利于“学习效应”发挥作用。如前所述，次级制度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直接约束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人们使用次级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不仅能够使个体心智适应环境，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本身的演进，从而导致信念、习惯发生朝着有利于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确立的方向发展。

　　二 叶利钦时期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破坏

　　(一)对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之间关联性的破坏

　　叶利钦时代所移植的制度脱离俄罗斯制度运行环境是大家公认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述说，“体克疗法”的致命伤，是机械地把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强加给一个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社会。萨克斯本人也不无遗憾地说：“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却发现原以为肚子里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叶利钦政府推崇的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从1992年开始试图通过“休克疗法”将这一模式植入俄罗斯社会，其3个核心内容即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实践证明，偏离实际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直接原因。转 轨之前俄罗斯产业结构重型化，消费品价格偏低且严重短缺，价格突然放开致使消费品价格猛涨，供给却无法刺激，最终导致人民实际收入下降，民怨沸腾，政局不稳。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下，为了快速私有化，叶利钦政府只能将有偿私有化与无偿私有化结合起来，结果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结构扭曲、90％的私有化企业经济效益下降[4]。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社会经济形式迫使叶利钦政府很快放弃了以“紧缩银根”和“增收节支”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由此可见，“休克疗法”所奉行的“三化”政策，由于背离俄罗斯当时的制度运行环境，不是宣告失败(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就是半途而废(宏观经济稳定化)。

　　(二)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联性的破坏

　　诺斯1993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把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过程同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约束变迁理论”联系在一起，将叶利钦政府制度移植的低效率归因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结果。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与诺斯相类似的看法。

　　俄罗斯人信奉政府力量，具有大国意识和斯拉夫主义情结，加上转轨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运转70年，俄罗斯人对市场经济是陌生的甚至是敌视的。转轨初期经济的糟糕表现使社会上很多人开始怀念旧制度。英国社会学家S·怀特2001年对俄罗斯居民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在被调查者看来，与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相比更喜欢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5]。“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俄罗斯“在出现新的更有效的制度的情况下，无效制度仍保持着它的稳定性”[6]，这种现象被俄罗斯经济学家B·梁赞诺夫称为“制度陷阱”，其例子有：物物交换、三角债、逃税、私有化领域的大规模违法行为和腐败等。

　　叶利钦政府错误地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移植对象，无疑加剧了俄罗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主张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管更多的事情。可是，俄罗斯有集权统治的传统，人民信奉政府力量。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根本不适用俄罗斯。所以科勒德克认为，俄罗斯“随转轨而出现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大萧条和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其中最要紧的是政府作用被忽视了。”[7]

　　(三)对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之间关联性的破坏

　　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 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制度移植要遵从制度的自发演进路径，其次序至关重要。而俄罗斯转型以摧毁苏共的统治基础为先导在次序安排上倾向于政治转型优先原则。

　　另外，面对任务繁重的制度重构工作，以叶利钦为首的“弱”政府依照政治目标对重构任务进行了取舍。政府主要忙于基础性市场制度的移植，而次级制度则相对匮乏。相对滞后的行政制度改革就是其中的典型。虽然1993年俄罗斯就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规定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职能和权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职权划分也不清晰，甚至完善的 公务员制度都没有。

　　总之，叶利钦政府的“一揽子”制度移植不仅严重背离本国实际制度运行环境，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加剧，而且在制度移植的次序上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土德米特里·利沃夫所指出的那样，“导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个别人的错误，不是由于偏离了总路线，也不是由于下层领导人的过失，而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上有问题。”

　　三 普京时期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修复

　　机械地照搬国外市场经济模式使俄罗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俄罗斯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8]在探寻适合本国国情改革之路的过程中，叶利钦时期破损的制度关联性被普京政府逐一修复。

　　(一)对制度运行环境与正式制度之间关联性的修复

　　普京政府对脱离俄国制度运行环境的“休克疗法”进行了适时的调整。首先，由片面追求价格自由化，转变为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普京政府将医疗、教育、住宅建设和农业作为国家的四大优先发展项目。其次，由全面的私有化转变为有选择的私有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战略部门的控制。政府不仅明令禁止“石油”、“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甚至将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通过法律程序重新收归国有。2004年12月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对尤甘斯克的收购和2005年秋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收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最后，将“休克疗法”的配套措施之一的“增收节支”的财政政策，转变为降低税率、刺激投资的财政政策。普京政府认为，俄罗斯转型以来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需求过旺，而是供给不足。所以，俄政府将企业利润税从原来的35％下调至24％。新的税收体制不仅为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条件，而且，由于税基扩大，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从2000年起，俄联邦财政开始盈余，2006年盈余突破2万亿卢布。

　　(二)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关联性的修复

　　与叶利钦完全放任自由、模仿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同，普京非常重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干预和调控，提出建立“可控民主”主张。“可控民主”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最广泛的权力”[9]。“可控民主”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在保留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则的同时，强调权力的集中，这是它与西方自由民主最大的区别。

　　虽然“可控民主”有趋向专制的危险，受“可控民主”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一定程度上由政治效率推动和保证，但是“可控民主”符合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得到民众广泛支持。普京政府运用“可控民主”治国模式将移植的制度体系迅速整合，使百废待兴的俄罗斯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三)对正式制度之间关联性的修复

　　与叶利钦忽视次级制度移植不同，普京政府特别重视次级制度的重构工作。以行政制度为例，2001年8月8日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某些活动许可法》将需要政府许可的活动种类确定为125种(2005年?月改为103种)，将最长行政审批期限确定为60天(2005年7月改为45天)；第824号总统令《关于2003—2004年推进行政改革的措施》对联邦执行权力机构与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构之间的权限进行了科学划分；第314号总统令《关于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和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结构》对政府机构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将原来的“扁平”结构改为部、局、署三级架构；第1789一P号政府令《2006～2008年俄罗斯联邦行政改革构想》对政府公共服务范围以及对经济干预的领域进行了界定；2007年7月2日，普京签署了关于俄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构工作效率评判 的命令，确定了地方行政机构工作效率43个评判标准目录。经过行政制度改革，俄罗斯政府权威得以恢复，政治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得以改变。

　　行政制度改革只是普京政府次级制度重构工作的一个缩影。经过普京政府的努力，俄罗斯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修复，统一协调的正式制度体系得以确立。

　　四 结论与启示

　　通过运用广义制度关联性分析工具对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V型”增长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一)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狭隘的

　　华盛顿共识及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休克疗法”都以维护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作为理论基础。由于它们所强调的制度关联性只相当于本文所提及的“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第一层，所以具有相当大的狭隘性。这正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的根本原因。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虽然具有狭隘性，但并不意味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休克疗法”会永远失败。若某个转型国家的非正式制度、制度运行环境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小，那么正式制度“一揽子”移植的“休克疗法”在该国家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就是“休克疗法”在波兰比在俄罗斯疗效好的原因。

　　(二)转轨方式绩效比较对时间选择具有依赖性

　　激进式转轨国家由于实施“一揽子”制度移植，转型初期其制度关联性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必将遭到破坏，而且对成熟市场经济所有正式制度的移植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转型初期激进式转轨国家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与激进式转轨不同，渐进式转轨是一个不断修复广义制度关联性的过程。哪儿破了修哪儿，破的最严重的部分最先得到修补。所以渐进式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一般不会出现衰退。当然，渐进式转轨国家为持续增长付出的代价是，在之后的转轨过程中要不停地修补已经破损或行将破损的制度关联性，而激进式转轨国家在转轨中、后期这方面的麻烦就少多了!

　　渐进式转轨国家与激进式转轨国家相比，转型初期不会出现衰退，但在转型中、后期却仍要不断地修补制度关联性。由此作者推断：比较两种转轨方式经济绩效时，如果选择的时间段距离转轨起点越近，激进式转轨相对绩效就越差；如果从转轨完成时点向初始期逆推，选择一个时间段，根据时间段内的经济绩效来比较二者的绩效，那么时间段越短，激进式转轨相对绩效就应该越好。

　　(三)渐进式转轨国家适时变革基础性制度的必要性

　　渐进式转轨国家首先进行的是次级制度的市 场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一般是局部性的。改革初期，由于没有触及旧体制的基础性部分，而只是对原有制度关联性中破损最严重的部分进行修补，所以改革阻力较小、成效明显。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面对困难重重的基础性制度改革，一些国家就会放慢改革步伐，甚至停滞不前。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不仅次级制度的深人变革需要基础性制度为其提供制度保障，而且次级制度的实施通过“学习效应”不断影响着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环境，最终将使它们也成为要求基础性制度变革的力量。这就意味着，此时不对基础性制度进行变革，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三个层次将同时遭到破坏。而如果适时进行基础性制度变革，那么三个层次的制度关联性将同时得到改进，渐进式转轨国家也将迎来第二次飞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兼对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L002)的前期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2]这里的制度运行环境与诺斯所界定的制度环境不同。诺斯所说制度环境还是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参见[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转引自盛洪《现代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4][俄]《消息报》1997年4月16日。
[5][英]S·怀特：《再谈后共产主义的转型》，载[俄]《社会研究》2003年第11期。
[6][俄]В. 梁赞诺夫：《经济体制转型条件下的制度变迁与制度陷阱：俄罗斯经验》，转引自李新《转型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7][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8][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9][俄]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载《俄罗斯报》2004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