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转轨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对俄罗斯宪政问题一直比较关注，相关的论文与著作也比较多。由杨昌宇和陈福胜两位博士共同撰写的《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政之路——文化哲学的视角》[1](以下简称《宪政之路》)，从宏观的大文化视角对俄罗斯宪政给予一种整体性的关注，拓展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研究范式和基本观点上较以往的学术研究也有明显的不同。这部著作20余万字，共有5章。第一章，文化哲学视野中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第二章，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中宪政的制度追求；第三章，俄罗斯宪政发展进程中文化推动与阻碍；第四章，当代俄罗斯宪政实践的困境与超越；第五章，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宪政发展的趋向。《宪政之路》一书，围绕当代宪政制度的重建与传统的历史文化能否割裂或隔绝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语言流畅、论述严谨。

　　《宪政之路》从宏观角度开辟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它不是泛泛地对俄罗斯具体的宪政制度进行考察与分析，而是以俄罗斯当前宪政的核心问题为切人点，透过俄罗斯深远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有的放矢地展开分析与论述。作者运用文化哲学中“社会转型”理论或称“文化转型”理论，以20世纪以来俄罗斯两次社会制度变迁为宪政发展与变革的背景展开研究，从而使俄罗斯宪政问题研究更具理论深度。

　　《宪政之路》虽然明确地将俄罗斯社会转型作为研究宪政的宏观背景，但它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进行了重新解读，不同于我们常见的转型理论，在文化哲学意义上界分了社会转型与社会制度变迁。作者明确指出，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变迁，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具有独特的内涵。文化哲学从人自身的存在出发，运用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基本范畴对处于社会历史之中的特定民族的生存模式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当代俄罗斯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的社会转型期，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文化模式，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精神为核心，突出强调法治与契约化生活方式的主导性地位。现代社会中这种主导性的法治化文化模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依据，而宪政作为法治生成的基础和前提，以其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人的权利为基本价值目标，这使得它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转型的进程。20世纪俄罗斯发生的两次社会制度变迁，即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独立发展，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较为激烈的制度转型，其根本的动因是传统农业化的生产模式向现代工业模式的全面过渡。

　　文化哲学视野中的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无疑为我们研究俄罗斯宪政问题提供了两个理论基点：一是社会转型中制度变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的发展遵循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但更有其独特之处，这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必须加以重视。二是制度转型所带来矛盾冲突的文化消解问题。任何国家的制度重建都离不开本国固有的文化与历史。

　　《宪政之路》一书在俄罗斯现代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对其宪政进行了历史性回溯：从俄罗斯19世纪初立宪主义萌芽，经过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行宪的实践，到社会主义宪法的运行，再到当代俄罗斯西式宪法制度的确立，在制度层面上透视出俄罗斯宪政之路的曲折性。

　　在历史文化传统惯性与民主宪政诉求的交融中，作者选取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国家观念、宗教情绪、文学艺术精神和哲学等对宪政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透视出俄罗斯独特性因素与现代民主宪政的反差，从而引发出宪政进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并在现实制度层面对文化引发的深层问题进行揭示。在作者看来，文化作为一种深刻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底色，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既可以为民主宪政与法治的生成提供积极的支撑，同时也可能成为其基础性的阻滞力量，当代俄罗斯宪政实践的理念根基最初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但却忽略了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整，从完全放任到重视国家的作用，在走了弯路后，俄罗斯开始回归传统，发展和加强国家的核心地位，积极打造强国家的形象，重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

　　通过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制度变革的考察与分析，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是一种法治型的文化模式，俄罗斯固有文化中的大民族精神、重视整体利益的国家观念、充满救赎精神的东正教情结、惯于创造与超越的艺术精神以及作为民族精神之凝结的俄罗斯哲学都具有独特的魅力，但这些文化因素能否生发出理性化、契约化的现代法治精神，能否促成民主宪政理想的实现，都是困惑当代俄罗斯宪政实践的问题。在宪政模式选择与设计的初期，重视制度移植与构建，传统文化遭受冷遇，这种自由主义式的国家发展模式不能解决俄罗斯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俄罗斯社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对于当前俄罗斯宪政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者侧重从文化层面上对宪政实践中的宪法本土化问题、以强权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地方自治等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将文化反思与批判贯彻到俄罗斯宪政实践之中。作者认为，在宪法本土化方面，主要是如何处理移植制度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在强权总统制方面，总统凌驾于三权之上权力状态的合法性既来源于统治传统也基于现实的需要，合法性与危机并存，这为总统制的未来发展留下几许悬念。当代俄罗斯地方自治制度作为从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的一项联邦制度，从实证层面证明了俄罗斯固有文化模式与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相融性。作者认为，俄罗斯在宪政上具有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宪政实践是不断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从宪政制度到宪政文化观念祛西方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俄罗斯新思想”的塑造。当现代的民主化、法治化的生活方式与俄罗斯具有强大惯性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相遇时，文化阻滞力量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张力，这将对俄罗斯宪政的发展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代俄罗斯宪政目标进一步深化过程中，当制度构建与固有文化传统在深层遭遇时，宪政问题就已经从制度层面越升到了非制度性的整体文化层面。

　　谈到俄罗斯宪政未来发展的走向，作者认为，近年来俄罗斯民主宪政国家在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为基本内涵的“俄罗斯新思想”的推动下，民主宪政与法治的多元根基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理性主义法律观已经确立起来，新的人权观念获得了自然法的理论基础并具备了现实的保障，宪法的权威在普京总统的任期内得到急剧的提升，政党政治与市民社会得到培育与发展等，以此为基础，未来俄罗斯宪政发展将显现出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确立的宪政制度具有明显仿效西方的特征，十几年宪政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普京时代政治权威的有意引导，当代俄罗斯宪政已经表现出良性运行趋势。在普京所倡导的“俄罗斯新思想”的塑造过程中，突出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凸显了国家发展已经出现了祛西方化趋势。当然，在未来发展中，当代俄罗斯宪政制度能否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是俄罗斯通往复兴之路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宪政之路》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是作者从俄罗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宪法制度变迁人手，在宏观意义上对俄罗斯宪政从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立宪行宪活动、到苏联阶段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实践运行、到后苏联时代西化宪法制度的确立及其制度变迁历史进行研究，从具有近代宪法基本特征的1906年俄罗斯帝国根本法到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实践运行，对俄罗斯宪政发展的百年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二是作者引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宪政研究领域首次运用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理论，把相应问题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外，该书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作者在研究俄罗斯宪政问题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社会转型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分析，从文化层面揭示西方模式的宪政制度难以在后发外生型宪政国家生根的深层次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为研究与俄罗斯有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应当指出，《宪政之路》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也存在不足：一是两位作者由于没有在俄罗斯生活学习的背景，在分析问题时偏重于理性思考，从而显得对俄罗斯现实生活的感性认知不足；二是由于俄罗斯宪政问题涉及面广，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不能做到既面面俱到又深入精准，因此有些问题提出来了，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阐释；三是作者偏重于俄罗斯宪政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对于宪政制度史的梳理与评析略显不足。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