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08年春季，梅德韦杰夫当选为俄罗斯新一任总统，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寡头”政治，这种情况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本文从经济、政治、外部环境和初始条件等角度对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普京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总统大选后的权力契合期内很可能出现俄罗斯转型中的一个十字路口，这种独特的“双寡头”政治必定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梅德韦杰夫 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 王永兴，1981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天津 300381)

　　一 对俄罗斯转型进展的一个阶段性回顾

　　(一)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回顾

　　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并且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在转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悲观论调占据绝对上风，但随着1999年经济稍稍回升，乐观论调又立即占据了主流。我们认为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既指出俄罗斯经济取得进步的事实，又要着重分析增长背后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把俄罗斯转型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转型开始到1998年(包括1998年)，这一阶段以经济的“负增长”为标志。从1991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开始了持续6年之久的大衰退，直至1997年GDP才恢复正增长速度，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又出现了5．3％的负增长。据估计，俄罗斯的GDP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50％左右[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经济还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威胁，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9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标志是经济开始出现稳定的正增长。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过后，俄罗斯的名义的和实际的GDP都开始显著增长，最高增速超过了10％。在2000年俄罗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人均GDP也水涨船高，2005年竟然超过了5 000美元。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个数额比中国同期水平还要高出4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名义值计算，俄罗斯的GDP在2003年已经超越了转型前的水平。这一阶段的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表现良好。在投资方面，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人从转型初期的不到1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了146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也稳步增长。在外汇储备方面，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2005年就达到了1 800亿美元，今年9月更是突破了5 000亿美元大关。高额储备对外债偿还提供了保障，俄罗斯的外债余额已经从高峰期的1 600多亿美元减少到了目前的1 000亿美元左右。此外，俄罗斯的进出口等指标也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正是根据这些数据，一些学者断言俄罗斯已经走出了经济发展的低谷，前景一片光明。但通过更深入地挖掘这种增长背后的支撑力量，我们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具体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详细展开。

　　(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回顾

　　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阶段划分，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有的学者侧重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博弈关系的角度进行划分[2]，有的学者以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为界判断俄罗斯迈向了权威主义政体。我们侧重从秩序的角度对其进行划分，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一个从混乱无序到相对有序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寡头直接干政的无序阶段，这一阶段贯穿叶利钦执政的始终。寡头是俄罗斯的一种特殊存在，不理解寡头就无法真正理解俄罗斯的转型。寡头的出身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原苏联的特权阶层，更有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希望从西方获得启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实际是俄罗斯转型初期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寡头们一般首先利用苏联衰败后的制度空隙找到获利的起点，然后再逐步地控制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进而开始对政治进程包括总统的选举施加强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寡头与叶利钦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寡头的权力支持，叶利钦不可能在1996年再次当选；同样，没有叶利钦的“回报”，寡头也不会如此迅速地染指所有俄罗斯的关键部门。在这一阶段，权力与资本找到了最好的结合点。

　　第二个阶段是相对有序的可控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从普京执政开始一直延续。普京认识到了“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3]他上任后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建立了垂直政权体系，沉重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对于在私有化过程中靠瓜分国有资产发家的寡头们，普京也采取了与叶利钦时代姑息养奸截然不同的政策，打破了寡头干政的局面。经过努力，目前俄罗斯以“可控的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可控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其变革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在即将到来的分岔路口上，既有可能走向西欧或美国的模式，也有可能把目前的政治制度固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权威主义政体。用普沃斯基的观点来描述就是：“在从权威统治转向民主统治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要跨越一道门槛，对形式上的政治过程产生的结果，谁也不能干预和扭转。民主化就是把所有的利益付诸竞争的行动，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的行动。迈向民主的关键就是从一群人到一套制度的权力转移。”[4]因此可以认为民主化程度不够或者政治转型尚未进入最终阶段是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俄罗斯经济领域的不确定因素解析

　　虽然从一些宏观经济数据上看，近几年俄罗 斯的经济的确表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但据此就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还为时尚早。仅凭GDP等指标是无法做出全面的判断的，我们必须透过增长的表象分析其内在的推动因素才能做出更加客观的估计。通过对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细致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过程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果发生大的变化甚至可能会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走势发生根本逆转。这些因素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一)对自然资源依赖性过强

　　从转型开始，俄罗斯就一直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取“资源红利”。以石油为例，按俄罗斯2004年4．6亿吨[5]的产量计算，石油价格每桶涨1美元，就能多获得3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国际市场的石油期货价格已经从1999年的不到10美元／桶飙升至2008年7月的150美元／桶，如果保持这种态势，俄每年从石油价格上涨中获取的直接收益就将达上千亿美元之多。通过与俄罗斯每年GDP的增幅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石油等能源国际价格的大幅上涨实际上构成了促使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资源价格的过于依赖使得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一方面，石油价格的涨落具有不确定性，虽 然有长期上涨的趋势，但短期内的起伏可能很大，并且外生于俄罗斯国内政策的掌控之下[6]；另一方面，“石油红利”必然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最终消失。可见目前俄罗斯的增长局面实际是比较脆弱的，如果不及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并加强和完善市场制度的建设，俄罗斯将难以经受住国际国内一些因素的直接冲击。

　　(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衡量收入分配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值得注意的是俄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位于0．4的警戒线以下，有明显低估的倾向。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估计，如2004年达波罗斯基根据俄罗斯纵向监测概览的数据得出，1995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39，1998年是0．446，2000年是0．432[7]，均大大高于官方数字。从10分位比率数来看(decile ratio)[8]，俄罗斯的官方统计数字就达到了14，而很多学者估计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30[9]，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同样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正如斯维纳所说，“如今，俄罗斯在世界最不平等国家中的情况，就像我们在很多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里观察到的一样典型，比如巴西。”[10]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已经可以和世界公认的最不平等地区拉丁美洲比肩了，关于俄罗斯经济是否“拉美化”的争论不断涌 现[11]。这种两极分化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阻碍俄罗斯的转型进程。一方面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加剧了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两极分化使得收入集中于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人手里，限制了广大居民的购买力，对市场的培育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极其不利。

　　(三)地下经济问题猖獗

　　地下经济是指那些防止和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的经济活动的统称，国外一些学者也称之为非官方经济或第二经济。首先，地下经济直接造成了统计数据失真，从而使国家和个人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次，地下经 济客观上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对政府的投资、转移支付等重要经济职能都有重大影响；此外，由于俄罗斯地下经济很大一部分是依靠与旧官僚关系密切的人通过不公平手段攫取公有资产而产生的，激化了社会矛盾。俄罗斯官方对地下经济规模的估计是相当于GDP的20％，而据一些学者估计，俄罗斯地下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30％[12]，世界银行的估计更是达到了40％[13]，这样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四)产业结构积重难返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俄罗斯在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工业遗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保留了原苏联遗留下来的畸形的产业结构。其产业结构特点是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过于重视工业化导致在整个产业结构里工业所占的比重过高，而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又过高。转型后俄政府虽然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一方面由于急于尽快完成私有化致使大量国有资产被廉价甚至无偿地转让，财政情况没有因为私有化得到改善，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充足的预算资金投入到产业结构的改造中去。另一方面就一些产业特性来看，高昂沉没成本的存在也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很困难。事实上，俄罗斯目前的 产业结构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向，即“山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产业级次仍然停留在资本密集型阶段”[14]，这将会对俄罗斯中长期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人口危机

　　俄罗斯的总人口数量从1992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在1992～2006的15年里总人口净减少了大约700万人。其中，1998～2000年流入俄罗斯的人口达121万人[15]，如果排除外来移民因素对这一数字的抵消作用，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实际数量已经超过了1 000万。现在俄罗斯的人口减少已经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现象，根据2002年俄罗斯的人口普查，全俄89个联邦主体中有66个出现负增长[16]。从中长期趋势看，达克哈(Dalkha)等预计，到21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4％～49％[17]。而俄罗斯科学院的雷巴科夫斯基等预测，到2025年俄人口将降到1．139亿，本世纪末甚至会锐减至6000万[18]。此外，俄罗斯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早在1970年俄罗斯老年人口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2％，到2002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18．5％[19]。人口问题已经对俄罗斯的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由于人口因素的滞后性特征，应对人口危机的政策能否取得预期 效果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 俄罗斯政治领域的不确定因素解析

　　(一)寡头等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影响

　　利益集团是一种具有特殊共同利益的群体，这种群体会借助一定的组织进行活动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利益集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具有褒贬含义，但在不同的条件下，它所扮演的角色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会有很大的差别。客观地说，利益集团之间的正常对抗和竞争能够推动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益集团也有可能会追求与社会总体福利相悖的目标。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相比，转型国家的利益集团发展普遍还很不成熟，各自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俄罗斯利益集团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特殊的寡头阶层，它们一般规模不大，但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却极其强大[20]，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叶利钦的连任就完全是在金融工业寡头集团的支持下完成的。普京上台后虽然打破了寡头干政局面，但“普京不得不听取与大资本家建立更为紧密合作的许多建议，理由是没有他们的支持普京是很难管理国家的”[21]。

　　(二)腐败与寻租问题

　　寻租是一种不能提高产出，甚至降低产出，但能给行为主体带来特殊地位或垄断权的投资行 为，而腐败指的是由于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切活动[22]，腐败与寻租行为客观上增加了个人和集体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运行成本。“透明国际”组织编制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lndex，CPI)能够较好地量化这一问题，并被学术界广泛引用。到2007年为止，该组织共发布了12次CPI指数，其研究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政府治理能力薄弱

　　腐败和寻租等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反映出转型国家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病”，这种问题能否得到控制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考夫曼等人把治理(governance)定义为“一个国家中权利运用的传统与制度”，他利用来自世界30个不同组织的33个数据源的资料编制了“世界治理指数”(WGl)对其进行度量。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俄罗斯在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规则、腐败控制这6个分项指标变量上的得分分别是－0，87、－0．74、－0．43、－0．45、－0．91、－0．76[23]，不但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即使在转型国家内部也处于最低行列。政府效力的缺失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判断。

　　(四)集权主义传统根深蒂固

　　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专制主义和村社文化传统的东正教国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就曾论述道，“专制统治创建了俄罗斯，并使得俄罗斯在危难中起死回生，对于这一基本政治结构的任何变动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会导致其走向毁灭。”[24]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最终印证了卡拉姆津的观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在动荡中进行的，在转型初期俄罗斯照搬丁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很快形成了“寡头干政”的局面。总统与杜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最终酝酿成了“炮打白宫”这样的政治闹剧。叶利钦借此机会通过新宪法极大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力，从1993年宪法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总统实际已经凌驾于其他权力机构之上，拥有解散议会、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和掌控所有强力部门的巨大权力。总统权力重新集中的趋势在特定时期内可以成为稳定和秩序的保障，但却为其后的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确定性的隐患。

　　(五)“普京情结”与权力制衡

　　普京在俄罗斯具有极高的人气，超过70％的民意支持率足以使任何一个宪政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嫉妒，对普京的崇拜和关注已经形成了一种“情结”。这种情结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政绩和个人的能力上看，普京上台后解决了车臣问题，削弱了寡头和地方势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以前俄罗斯民众不敢奢望的，体现了普京的确具有超凡的领导能力。这些难题的解决使得普京的威望急速上升，已经成了保持俄罗斯稳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俄罗斯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如果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高支持率在俄罗斯其实并不罕见，“斯大林情结”、“勃列日涅夫情结”在历史上都曾客观存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对于普京的需求不再是官方 宣传下虚幻的假象，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求，是俄罗斯民众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后对稳定和发展强烈诉求的集中体现。“普京情结”的出现与俄罗斯的集权主义传统也有密切联系，撇开普京的个人魅力不谈，可以说正是俄罗斯的集权主义传统造就厂普京。俄罗斯民众宁肯要一个集大权于一身但能给他们带来稳定的人，也不愿意接受混乱的民主。俄罗斯的这一特点也得到了一些民意测验数据的证实，根据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杳，仅有一半人认为俄罗斯需要民主[25]。虽然梅德韦杰夫已经接替普京就任总统，但权力的核心将如 何转移仍然不明朗，“双寡头”政治形态很可能会成为最终的均衡。

　　四 处于转型十字路口中的俄罗斯

　　以上我们分别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两个方面对俄罗斯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解析。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也存在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和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具有某种传递机制，这种机制具有双向循环累积因果的特性，对这种关系的深刻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俄罗斯转型中的不确定性。

　　首先，政治转型决定了经济转型的起点和边界。经济转型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过程，但在 某些时候更突出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通过经济政策等传导至经济领域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约束条件在实际转型过程中已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通过对转型国家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例如在俄罗斯，无偿分发国有资产的主要依据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除了已经选择的方案，任何其他私有化方案在当时都将被政治程序所否决。在波兰，基于凭证式私有化和共和国基金机构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被国会阻滞了至少二年，当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时已经失去推进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对于私有化和结构 重组的政治约束条件在地域上更加集中。它们在斯洛伐克比捷克共和国更加重要，而这一差别对国家的分裂起了重要的作用，等等[26]。即使是在保持了政体的连续而没有发生断裂的中国，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其政治体制也正在逐渐地脱离过去那种极具人格化色彩的、非制度化的、不稳定的体制特征[27]。虽然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都已经建立起来，但从总体上看，多数国家转型开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明显滞后。长期忽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很可能会使转型产生严重的瓶颈效应，最终阻碍转型的 顺利完成。

　　其次，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政治转型的可持续性。从公共选择的视角来看，转型后的获益人数往往决定了转型能否获得持续的动力支持。假定民众根据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来决定是否支持改革，这意味着预期效用必须最大，当经济改革带来过多负面影响时这种信心有可能在瞬间丧失殆尽，正如普沃斯基总结的“信心就像是股票：它能够储存也能被花光用尽。有两种办法可能消蚀它：一是错误的预报，一是反复摇摆。”[28]俄罗斯在转型初期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经济政策的反复摇摆和休克疗法的破坏使多数民众的福利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进而使俄罗斯 民众出现了对改革失望、排斥和部分“怀旧”的心理。而普京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在很大程度上也获益于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不能把这种增长的功绩全部归于普京。如果经济延续1998年以前的轨迹而持续下滑，对普京的政治支持必然也会跌至冰点。可见，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治过程呈现出不确定性。

　　转型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涉及人口最多和最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一，除了我们重点考察的因素外，很多外生于经济和政治进程之外的因素也会给俄罗斯的转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外生性因素主要包括“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初始条件是转型之前就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与约束条件，是一种历史的遗产，无法被政府单独控制。它们既是特定制度路径——可追溯到苏联以前的时代——的结果(二阶初始条件)，也是苏联时代社会经济遗产的结果(一阶初始条件)[29]，这些独特的初始条件会使一些看似合理的政策产生预料之外的后果。从外部环境考虑，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在不断地挤压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另外还通过IMF等国际组织以附加苛刻政治条款等间接方式对俄罗斯施加影响，这无疑也增加了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我们认为过早地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道路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是不合理的，如果对政治、经济以及外部环境，初始条件等多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对于俄罗斯究竟会走向何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给出准确答案，而只能进行概率意义上的推断。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俄罗斯未来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衰退风险，而如果由于权力角逐使政局出现大的变动或石油价格进一步大幅下滑，进而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实施，那么步人下滑通道的拐点在近期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兼对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L002)前期成果。]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俄]《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2] 庞大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9页。
[3]前引书：《普京文集》，第9～10页。
[4][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许志新：《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6]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目前石油价格已经下跌超过一半。
[7]Dahrowski，Rohozynsky，Sinitsina，“Poland and Russia：A Comparative Study Of Growth and Poverty，”Scaling Up Poverty Reduction： A Global Learning Process and Conference，May，2004．
[8]十分位比率指的是10％最高收入阶层与10％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一般认为比率为10是警戒线，超过则说明收入分配差距可能导致严重社会问题。
[9]参见[俄]博戈莫洛夫《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前景》，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10]Sveinar，“Labor Market F1exi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 CASE Conference，Beyond Transition，April 2002． pp．12～13．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可参见王永兴《转型期俄罗斯收入分配演进研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
[11]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考郑秉文《拉美化：中国VS俄罗斯》，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2期。
[12][俄] Е·辛加什金娜：《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就业》，载[俄]《经济问题》1998年第6期。
[13][俄]沙姆哈洛夫：《国家与经济——政权与企业》，莫斯科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4]景维民、杨晓猛：《产业结构与经济绩效》，载《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
[15]Barbara，Anderson，“Russia Faces Depopulation? Dvnamic of Population Decline”，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Vol．23，No．5，2002，pp．437～464．
[16]程亦军：《2004年俄罗斯联邦人口状况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
[17]Dalkhat，Ediev，“Application of the Demographic Potential Concept to Understanding the Russian Population History and Prospects 1897～2100”，Demographic Reseach，NO．4，2001，pp. 289～306．
[18]Рыбаковский, Кризис депопуляции угрожает целостности России, 27 Ноября 2006, http：／／c—society．ru／。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2005, с. 54～63.
[19]Об итога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2 года,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ра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http：／／www．gks.ru／perepis／report．htm．
[20]如奥尔森就认为较小的集团在完成一些目标时具有更好的凝聚力和布效性。详细内容淆参阅[美]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8页。
[21][俄]梅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22]腐败与寻租的联系在于：第一，腐败和多数的寻租都是非生产性的，都会占用本来可能用于实际生产过程的资源，因此是一种浪费；第二，腐败和寻租都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密切相关，政府构成了它们的媒介和工具；第三，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寻租是腐败的目的，腐败是寻租的结果。
[23]Kaufmann， Kraay， Mastruzzi，“Governancc Matters Ⅵ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6，”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280．
[24]转引自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
[25][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著，白洁等译：《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26][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转塑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
[27]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28][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页。
[29][丹]奥勒·诺格穗著，孙友晋等译：《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