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3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赴俄访问团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进行了座谈。麦将他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苏联为什么解体?》交给中国客人并希望在中国发表。这篇论文共分九个部分,前四部分的题目是:《几点预先的想法》、《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冷战和西方的压力》。因篇幅所限,这里发表该文的第五至第九部分。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苏联的危机是在中欧和中欧共产主义制度同时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每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共同的危机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匈牙利共产党在卡达尔去世以后就解体了。齐奥塞斯库是在罗马尼亚未经审判和侦查被枪毙的。80岁的雅鲁泽尔斯基至今还住在波兰自己的家里,受到大多数同胞的尊敬和关心。昂纳克死前本来是要坐几年监狱的。日夫科夫是在家里被捕的。

　　有一种想法把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首先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波兰和民主德国事件起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倒了,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倒了,无论是华沙条约组织还有经互会,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存在了。在这方面,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不仅与西方的压力有关,而且与天主教会也有关系。天主教会的首领罗马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与里根签订了同东欧国家的苏维埃统治作斗争的秘密协定。里根的一个顾问肯定地说,这是“各个时期最伟大的秘密同盟之一”。这些都是很大的夸张。梵蒂冈同白宫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协定无疑是存在的,“团结工会”和瓦文萨在波兰取得政权给苏联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反向的因果关系要多得多:苏联的危机发展了,它对东欧国家的压力减轻了,于是,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温和的革命”。

　　苏联的“外部帝国”在许多方面给苏联外部和内部稳定造成的困难比优势更多一些。80年代初,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途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1982年秋天写道:“一方面,苏联的国际政策没有取得可怕的成功。据说,不只是开玩笑,苏联是世界上惟一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卫星轨道提供的因素不是为苏联的发展,而是为苏联经济的衰落工作。”(《新闻周刊》1982年第48期)戈尔巴乔夫力图减少苏联在外部世界的义务——在非洲和古巴,在中东和亚洲,在东欧国家和阿富汗,企图以此来增强苏联内部的能力。但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太快了,其原因很少跟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地位有关,很少跟里根和帕维尔有关。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苏联遭到破产是在戈尔巴乔夫处于我们这条大船的 船长位置上的年代,他把这条大船引向了“改革”和“新思维”的航向。诚然,大海当时很不平静,危险时而从左边来,时而从右边来,时而沿着航道直行。没有用更好的方式指挥大船,船长自己也不太有信心。同时,大船也太笨重,不那么牢固,它既不能高速度,也不能载重,也不能急转弯。

　　结果,船长不能驾驶,我们的大船就搁在礁石上了,它丢了旗帜,部分地损坏了。这是1985~1991年间事件的一般的非常简洁的形象。然而,许多西方观察家做出了更加简洁的评价。他们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仅仅运用自己意志的力量扭转了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航向,结束了冷战,改变了自己国家的一切,开辟了从极权主义通向民主的道路。

　　正是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阿富汗撤回了苏联军队,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对外政策中不是把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把全人类的价值放在了首位。

　　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中有一些俄罗斯作者也写了他在推翻极权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写了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甚至还写了他在摧毁国家和他想要改革的制度以后终于遭到了失败.的确,他一个人搬掉了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巨石。但是,他没有控制住这块巨石,这块脱落了铆钉的巨石向下滚去,撞坏了似乎坚不可摧的基础,冲散了许多人和许多机关,并把他们压在下面。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也通常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

　　他们对他做出了更加尖锐的评价,但不是谈他的“功绩”,而是谈他的“罪行”或“背叛”。“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吗?”前外交官斯莫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喊道,“很可能,如果这个人是总书记的话。”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甚至还有许多同他一起走过整个“改革”道路的人。

　　戈尔巴乔夫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力图瓦解苏联,也没有承认过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这场悲剧。他把苏联和 苏共崩溃的全部责任通常推给叶利钦和民主派,推给国家非常委员会,甚至推给开始由雷日科夫、后来由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我不能承担苏联崩溃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过这句话。

　　我认为,从动机和效果来划分,戈尔巴乔夫在他执政年代的行为经过了几个阶段。在这方面,苏联和苏共的崩溃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显目的,也不是他的工作的隐蔽的目的。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和冷战的紧张状态,加速苏联经济的发展。随后,他把重点转到了发展国家和党的民主上,转到了“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概念 所包含的一切工作中。发展公开性,重新审查许多过去对苏共历史的教条主义的和虚伪的评价,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然而,戈尔巴乔夫做得不够谨慎,杂乱无序。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可能出现的敌对行为。他很少思考克服出现困难的方法,他没有依靠人民的支持,他立即着手如此多的事情,而忽视了其中同样多的因素和情况,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破产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动机已不是改革,而是有关他在国家和苏共中的个人权力的问题。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是拒绝集中使用武力。整个说来,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很大,但是不像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宣称的那么多。下面我试图列举只是我认为最严重的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错误的优先工作。早在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就不适当地安排了优先工作。工人、农民和职员期待领导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生活水平低的问题。这是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可以牵出其他问题的整个链条。只有迅速而明显地改善特别是地方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政策,才能保证居民对新领导的牢固支持,并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前提。然而,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却把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任务放到了经济工作的首位。而在国内政策中,把反对酗酒和争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对“非劳动收入”的任务放到了首位。但是,机器制造业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是优先工作了。借助粗鲁的行政措施反对酗酒和“非劳动收入”,不可能不引起大众的不满。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变现状,在1987~1988年又把民主化和公开性以及政治改革的纲领提到了首位。这得到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没有得到物质状况继续恶化的普通公民的支持。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条件下,在国家政权因为缺乏深思熟虑、匆忙行事的政治改革而流失的情况下,国家居民的不满情绪表面化了,而且针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苏共领导。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末开始成了各方批评的主要靶子,不仅保守派批评他,民主派也批评他。这是他个人的一次较大的震动。

　　在下面的影响和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反“非劳动收入”和反酗酒运动停止了。通过了扩大个人劳动行为、合作行为和私人贸易的决定。城市里出现了第一批合作咖啡馆、小吃店、饭馆。城市郊区允许自由买卖私人住宅。开始了城市住宅私有化。增加了别墅建设。取消了许多对利用园艺经济和宅旁园地经济的限制。所有这些都是通向正确方向的步骤。然而,同时并行的还有不断 增加的其他破坏性进程,并且破坏性进程大于建设性进程。这里说的是轻率而匆忙地在苏联经济中引进了市场关系,破坏了许多过去建立在苏共威信基础上的政权制度。

　　加强苏维埃权力的口号同削弱“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萨哈罗夫手持这样的大标语站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的入口前。然而,1989年样式的苏维埃没有准备管理国家,它们仅仅是作为党的“传送带”而建立并开展工作的。补偿苏共权力削弱的建议和尝试,是增加“改革领袖”个人的权力。这种建议和尝试是以建立苏联总统制为基础的,而且是不成功的。不依靠国家现有的党的机构,建立某种新的比政治局和总书记更强的权力制度,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领袖”,只有在经济和提高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实际成绩以及在对人民至关重要的其他所有活动领域取得实际成绩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全民对自己的独立的支持并依靠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威信。但是,这样的政治资本,1989~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了。所以,苏共权力和威信的削弱,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的削弱——不管他是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经受来自自由派、也来自保守派的压力不断增大的同时,在普选中接受了人民的委任状,他陷入了政治的死胡同,怎么也找不到合理的出口。

　　过分匆忙的民主改革。在实行民主化时,戈尔巴乔夫做得太匆忙。同赫鲁晓夫相似,戈尔巴乔夫极端急躁,崇尚即兴创作。同时,从权威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从极端集中化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过渡,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际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个科学理论问题。民主制度,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程序和传统体系,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只是按照它的领导人的愿望表现出来。民主的权力结构比权威主义的权力结构复杂得多,做一个民主的领导人比做一个独裁者或君主要困难得多。在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经过了200~300年的斗争和革命,还要有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发展。号召中国人民在本国建立现代社会,邓小平说需要100年,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苏联,可能需要的期限短一些,但至少也得25~30年。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反对者怪罪他实行“反革命政变”或建立某种“超级权力”。但是,这些怪罪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并且没有比含糊不清的善良愿望走得更远。这些目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和助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表述出来。诚然,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的机关的权力。1990年夏天,我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开始在老广场度过自己的部分时光。党的机关,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没有实际的权力,他们只是无效地按习惯工作。即使是苏联总统的机关,当时也没有任何权力,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际权力,我1989年曾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国家发展了无权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早在两三年前就对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人和机关几乎毫无阻拦地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未能扭转国家解体的这些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弱点。意识形态是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苏共领导人的一项困难的、但并不是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可以同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同私有制的新关系共存。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意识形态专家,他不懂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任何一种表述。

　　戈尔巴乔夫掌握了极端简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没能把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代用品推向前进。在对待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科学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戈尔巴乔夫都是一个极端肤浅的人。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然而,他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思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概念。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的发展在1985年以前脱离了“世界文明的基本方向”,因此,必须将“孤立于其余世界的苏联融入”某个新的世界共同体。

　　本书的作者号召苏联公民今后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规律”生活。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话,并且常常是荒诞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同苏联领导人希望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错误和危险。

　　戈尔巴乔夫号召世界各国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关系,也是纯粹的抽象概念。西方专家们在这些宣言中寻找他们不可理解的“狡猾”,随后他们又惊奇地谈论戈尔巴乔夫的“不狡猾”。但这不是夸奖。当然,戈尔巴乔夫的确给国际政策加进了新的音调、温和和明智,而且,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争论的题目。事情将如何发展?悲观主义者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装饰,“新思维”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法。但是,东欧的“温和的革命”和德国的统一,已经不是宣传。西方怀着鼓舞的心情欢迎这些事件,但也感到迷惑不解。怎样解释苏联的意想不到的让步?前景如何?一位苏联学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掌权开始的戏剧才演了第一幕。”而第二幕便是苏联自身的崩溃。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但他有一个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司令部。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一个司令部。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麦德维杰夫都先后在政治局做过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如果相信回忆录提供的证据,那么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识形态权威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曾经通过了运用社会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无助性,甚至在西方最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中也引起了困惑和不安。罗伯特·希尔早在1990年就写道:“戈尔巴乔夫的困难是某些问题没有答案。”社会学家们暂时还没有提出任何相关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充斥了陈旧的概念,赶不上生活的逻辑。

　　新的苏联领导人怎样才能用新的劳动伦理替换原有的激励方法?公开性可能使作家们感到像喝酒一样舒服,但是,对于排着长队购买真酒的普通人来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而引起的愤怒,可能比他们突然被揭发而引起的对斯大林的愤怒还要大。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克格勃和军队的反对,而是因为社会的抗议被抛在了后面。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应当控制那个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社会。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坦诚。然而,社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问题:“是否想过开始这一切?”(《美国》杂志1990年第10期,第94页)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即使是解决很少一部分,他也无能为力了。

　　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弱点。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在军事领域、在某些生产部门培养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但没有在政治领域培养出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在普遍的意志品质和智力水平方面,斯大林周围的人弱于列宁周围的人。这种退化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仍在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这样的人了,那些人决定了70年代的政治领导水平。

　　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人,但是,他在撵走那些不太无能的领导人以后,却用更加无能但却更加听话的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虽然这些人很快就跟他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不会识别人。更糟糕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好的、对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不能允许的特点:几乎在每一次会见自己周围的人、文化活动家、人民代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自己说话,不给对话者发言的机会。有时候,戈尔巴乔夫邀请人征求意见,他自己却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然后告别。他很不喜欢听消极的消息,甚至政治局委员去向总书记报告,他也不喜欢。戈尔巴乔夫对批评意见反应迟钝,他的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界的对话者后来也指出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不是专制君主或独裁者,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但他不善于做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领导人。大多数会议,他都专横地主持;会上,内部的不信任和外部的自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预言,而不是做事,推迟了许多最重要的决定。结果,“过场走了”,但完全是按另一个方向走的。

　　时间损失和无所作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他给改革损失了领导任期的头两年。这是谈话和思考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间。有力的改革是在1987~1988年才开始的,但进行得匆忙而且方向不同,因此效果很少。戈尔巴乔夫这几年工作极端紧张,他什么都抓,但什么都没有进行到底。1989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开始采取防御的性质。再过半年,积极的防御被让步所替代。

　　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的压力让步,又向激进派的压力让步,还向西方的压力让步。他允许保守派建立自己的俄罗斯共产党,他允许激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性位置。对西方,他在德国和东欧没有任何补偿地让出了苏联过去的地盘。一位美国政治家后来写道,“他在我们的脚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戈尔巴乔夫占据苏联 总统岗位,长期无所作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威信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迅速下降。“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旋涡”。“困难越大,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越变成形式”。“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会不会失败,而在于这种失败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只是在政治领域,而在工厂和农场里没有制度出台”。“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位是哈哈镜的王国”。这只是1990年6月西方报刊文章的部分摘要。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让步继续进行,他的破产已不可避免。然而,由于国家机构的力量,这种破产意味着制度的破产。在1990~1991年的条件下,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行动意味着采用武力。但他已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后来,戈尔巴乔夫说,他的道德信仰禁止他采用武力,哪怕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拯救国家。很难同意这样的论点作为普遍原则。但是,在1991年的条件下采用武力,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因此,谈论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过分严厉地指责他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他作为一个改革者,也没有根据抬举他。戈尔巴乔夫着手医治的疾病太重且被疏忽了。早在50年代就该着手医治了。但是,斯大林的恐怖破坏性太大,他的专横在他身后留下了政治的、道德的和干部的真空。精英人物的 退化和消极的干部选拔,斯大林死后还在继续。在这些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能做什么呢?

　　苏联的崩溃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争权力、争影响的斗争,在“改革”的最后阶段几乎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其中叶利钦处于积极方面。戈尔巴乔夫这时好像一个看守人,他只能喊叫并轻轻地挥动交给他的武器,但是他不想使用。

　　委托给他的财产是相当珍贵的:权力、党和国家。但戈尔巴乔夫觉得,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民主派都不是那么危险的对手,对他们不需要射击。虽然叶利钦处于进攻的方面,他完全没有武器,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活动,虽然他不太了解他本人为什么要进行斗争。

　　叶利钦从来都不认为他应当对苏联的崩溃负责。他总是宣称,1991年12月集合在别洛韦日密林中的领导人只是确认了苏联的死亡。叶利钦把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推给了“苏共中的保守分子”和戈尔巴乔夫。不过,叶利钦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并没有表示遗憾,对他来说,这些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并不是他应当捍卫的价值。他要争取的是某种非理性意义上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本人把叶利钦带进了莫斯科权力结构。他同叶利钦的冲突早在1989年秋天就尖锐起来了,不过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叶利钦同利加乔夫的冲突。戈尔巴乔夫还 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方面的压力,所以他把叶利钦留在了苏共中央和部长的高级位置上,然而他说过:“我不会让你更多地参与政治。”但是,叶利钦在1989年的社会情绪浪潮中回到了更大的政治。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冲突加强了,但他当时摆脱了苏联和苏共的内部结构。叶利钦领导着“民主派”,尽量利用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不恰当的步骤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同叶利钦的“党团”进行任何政治斗争,虽然他有许多机会和理由。

　　1990年年初,不仅在人民中,而且在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中,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是个不可靠的软弱无能 的领导人形象。他说得很多,但没有解决问题。相反,许多人觉得叶利钦是一个更强、更具有魅力的领导人,他能够使国家走上正轨,结束贫穷和犯罪、滥用职权和贪污受贿。

　　西方观察家和苏联学家当时忧虑地观察到叶利钦的威信的提高和政治上的进展,他们觉得叶利钦是个不可预测而粗鲁的领导人,是个自负而缺少纲领和有益思想的平民党党员。一位西方分析家写道:“苏联总有一天会落入这个狡猾的、爱虚荣的人手里,他有很强的权力欲和达到自己目的的灵活性。但是他的经历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会因此而更好一些。”然而,正是叶利钦符合了大多数人当时对强 力领导人的心理要求。

　　民主派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强力的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从政治公开性中产生的情绪和倾向。如果没有叶利钦这样强而有威信的领导人的领导,这个派别便不能同虽然。甚至“改革的施工员们”全部合在一起也不能建成一个有活力的党和政权体制。1990年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人民代表也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正是这个更多的建立在激进情绪上而不是实际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派,摧毁了苏联和苏共。

　　1991年的苏联形势,使人回忆起1917年的俄罗斯形势。

　　君主制的破产导致几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掌权。布尔什维 克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在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和地方都还是绝对少数。科尔尼洛夫叛乱像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样,加速了群众的激进化。然而,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列宁的强大形象,他领导了布尔什维克,说服他们相信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叶利钦在1991年扮演了列宁的角色。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早在1990年就建议他亲自领导民主派,即分裂苏共。但是戈尔巴乔夫未能迈出这一步,他既没有人民领袖的能力,也没有人民领袖的气质。

　　叶利钦在1991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但是,他同波兰的瓦文萨一样,没有能力扮演其他更复杂的角色。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不稳固性

　　在观察1991年事件时,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是苏联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的毫无疑问的表面强大,同摧毁这个超级大国的那些力量和运动的弱小的不符。苏联在一系列其他国家中是一个不平凡的国家。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挑战,这是新的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体制,这是新的社会方案,它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似乎只有某种世界规模的非常力量才能给苏联造成严重的损失。

　　对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和稳固性的怀疑,早期曾经有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消失了。当然,十月革命是有准备的,是在1917年由一个人数不太多的党完成的,领导这个党的是一个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集团。大多数观察家当时都相信,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会很快垮台。但是,布尔什维克震惊了世界。他们成功地在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几乎全部空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又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最后的20年里建成了强大的国家、强大而集中的经济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苏维埃国家不仅能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能很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建立核工业。

　　在欧洲和亚洲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还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基地。

　　1990年,苏共有2 000万党员。它垄断了信息,发行几千种报纸和杂志,还有几万名宣传员和鼓动员。党控制了国家的所有广播站和电视频道。苏共拥有庞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领导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系统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样的国家突然开始衰落并解体,似乎是因为不强的撞击。一个强大国家的如此命运只能证明一点——它赖于建立的基础不够牢固、不够稳定,它的承重结构有缺点。如果基础可以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遭腐蚀而损坏,那么这可能导致大厦本身的崩溃,无论这个大厦从侧面看上去多么雄伟和牢固。

　　苏共在苏联的专政非常严厉并且无所不包,但是国家一开始就坚持住了,不仅在大镇压中,而且在意识形态学说的压力和诱惑力中,在党的大部分和居民的广大阶层对这种学说的信仰中。共产主义学说和建设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主要原则,不仅建立在信仰和信任的基础上,它们也需要证明。这里说的不是阴间的事情,不是天上的永生,不是上帝和不死的灵魂,而是新的更加正义的生活,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幸福安康,是消灭战争和暴力,是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的强制力——这是苏维埃国家的两根支柱,它的承重结构是苏共,苏共领导并捍卫着新的意识形态学说。

　　学说的主要论据,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讲得最清楚——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对这种学说的期待越多,失望就越大。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21年。如果不是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修改了学说本身,当时任何专政都挽救不了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党的威信提高了,国家也巩固了。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从1928年年底开始,持续了5年。这次危机被克服了,但不是依靠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实行某种新的自由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富裕的农民被当作“阶级”草率地消灭了,剩余的农民被强迫联合成了集体农庄,这个工作是在党和国家的严格监督下开始的。在集体化中,政治动机是主要的,而不是经济动机。

　　因此,那些反对集体化的部分贫苦农民也遭到了镇压。最后几年,恐怖扩大到党本身、军队和国家干部。还在这之前,已经取消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几乎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党内禁止任何派别活动。意识形态学说在30年代重新作了修改,现在,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对改善生活的许诺上,不如说它是建立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国家的经济在30~40年代继续发展,但它的优先方面已经具有了军事动员的性质。大多数居民在这些年里支持了制度、党和党的意识形态。然而,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的党和国家官僚特权阶层、在铁的纪律和完全服从“上级”原则上组织起来的命官。这是一个极权社会,它只是保留了不多的、在更大程度上是表面的社会主义标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在许多方面巩固了斯大林制度,但它不可能在没有斯大林的情况下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开始于1953年斯大林死后,并且也持续了5年左右。这次危机是靠对农民、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经济高速发展,以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年代。

　　我国的总产值在1951~1960年增加了1.5倍,只有日本和德国当时能够有如此骄人的发展速度。苏共意识形态学说的实质性变化是在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的特点,并且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对这个方针作了校正,党的领导继续实行微小让步的政策。然而,在70年代,苏联经济的发展明显放慢。苏联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利用科技革命的机会,导致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扩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不适当地增加了军费开支,掏空了经济。广大居民群众的物质状况仍然很低。不满情绪增长了。政权机关力图通过压力和镇压来遏制这种不满,虽然不是大规模的镇压。意识形态的停滞破坏了苏共官方学说的威信。国家保留了许多极权主义成分和命官的权力。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发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危机,伴随着命官精英的老化和退化。“改革”是摆脱这次危机的尝试,但尝试没有成功。苏共领导未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并以此来减少他们的不满。意识形态学说的变化具有即兴创作的性质。知识分子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与命官机构的有影响的阶层的抗议结合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没有巩固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就开始进行民主化,这就意味着拆除命官们的专政。在这样的政策下,制度的蜕化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苏联好像一座基础不够牢固的高塔。同时,建设者们还在不断地增加楼层,不注意纰漏,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坍塌是未料到的、迅速的。

　　几点补充想法

　　苏共意识形态的崩溃先于苏联国家结构的迅速崩溃,然后是苏共自身的崩溃。作为新的社会方案和作为意识形态国家,苏联没有权威的意识形态学说就不能生存。不久前教条主义解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中。经济和政治领导的超集中化,这就背离了意识形态,背离了列宁。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也背离了意识形态,还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多元化,背离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种谴责同新闻自由和多党制的思想是不相融的。因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破产必然导致过去的苏维埃国家形式和经济形式的破产。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但是可以做得更平稳一些、少一些弊病。甚至在60年代末,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完全错过。但 是到了80年代末,苏共已没有时间,也没有政治、经济和所有其他资源来进行这种变革了。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科学性,这种追求早在100年前就是不用证明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产生于社会运动,而且产生于19世纪的科学探索。然而,社会科学、哲学以及社会运动在20世纪前进了很远,如全部经济、技术、人的生活条件。意识形态体系比较保守,马克思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成了教条,脱离了实际。何况在苏联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人造的温室条件下生存的。它在我国没有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过任何正常的辩论。这种意识形态失去了免疫力,不是靠论据来维护,而是靠政权的力量来维护,首先在人们的头脑中遭到了失败——实行公开性政策后总共三四年时间。然后是几十年前按照已经陈旧的意识形态公式和蓝图建成的那些经济、政治模式和结构倒塌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公式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作为思想和现实选择的社会主义的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任何一种解释的社会主义都结合了科学成分和对更好未来的信仰成分,虽然比例不同。它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幻想。但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人们追求更加公正、更加自由、更加有保障的生活的愿望上。它许诺有限的物质福利和无限的精神财富。这种许诺在苏联没有实现,我们的精神要求甚至比物质福利要求更贫乏。这在社会主义者自己中间,在持不同政见者中间和在“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中间引起了抗议,可以把戈尔巴乔夫列入其中。但是,仅仅掌权的几个人,他们用于改革制度的力量和时间太少。过去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公式瓦解的速度在我国比建立某种新的概念和公式的速度要快得多。开始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以后,戈尔巴乔夫简直不知道有多少过去的骨头存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柜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与1939年的和平条约、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事件、阿富汗战争、国内战争的罪行有关的问题。关于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他甚至不打算解释。针对苏联和苏共历史的官方学说和苏共意识形态的批评浪潮,党和它的领导人对此毫无准备。他们不准备回答,也不准备承担责任。这导致对建立在没有监督的苏共政权基础上的制度的合法性的怀疑急速扩散,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便是有根据的了,这一条从立法上规定了“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但是,取消这一条后,党没能掌握政权。它保留了强大的经济资源,但是在人民群众中没有足够的威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干扰了健康的民主倾向的发展,而且干扰了消极倾向的发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挡在民主自由的路上,而且挡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路上,它阻止了各种精英私利的实现,其中包括地区精英。苏共内部在几十年间当权精英的分化过程一直在进行,这不是什么秘密。在“停滞”年代,这个过程明显加速了。然而,在当权的命官个人发财以及他们变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它是激进教条主义的,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不变的口号是社会利益优先和平等。同时,苏共领导中的大部分人已不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盲目信仰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的崩溃中和对它的意识形态的拒绝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因此,不仅教条主义,而且苏共大多数干部的分化,使党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有力量和威信时,苏共也有力量和威信,因为它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和阐释者。但是,到80年代初,很少有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公式,这使党处于困难境地,尽管它的外表是强大的。

　　当然,在苏联有着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经济管理系统、通信和信息系统、强力机构、外交服务机关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些机构之间只能通过党的机关保持联系和协调,它保留了监督权和最终决定权,即政权。这是一种党的委 员体制,类似于国内战争年代在红军中建立的军事委员体制。部只能决定日常事务,一切原则性决定均在苏共中央机关做出。出版社可以准备任何书稿,但印刷厂只能付印经过检查员同意的文章,检查员是服从党的指示的。外国观察家有时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机关是苏联社会的多余部分或不必要的部分。一位西方作者迷惑不解地宣称,“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成了权威的超编工作人员的精英”,“苏共,无论对于行政机关还是对于经济的经营管理,都是不需要的,何况它还统治着这两个部门,对这两个部门没有任何贡献。”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的、错误的责备。

　　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在没有政治领导、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运作。然而在苏联,党的政治领导对经济和文化进步越来越起着阻碍作用,而不是动力作用。

　　在50~60年代,苏联经济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但是在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却大大落后于这些国家,这种差距还逐渐扩大。在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放慢了,具有粗放的性质。但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科技竞赛中的失败,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口号,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和科技基础,从形式教条主义的观点看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演习,党已没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源。人民对苏共的许诺已经麻痹了,不再相信苏共领袖了。

　　苏联从国防武装力量的合理足够政策转到了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同北约所有集团对抗,然后同中国对抗。这种对抗达到并坚持了15年左右,某些俄共的意识形态专家至今还认为,这未必不是苏联最主要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功勋”。实际上,这是苏联领导人的最大错误,因为国家大量的物质的、科技的、人力的和智力的资源不是用来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用来生产越来越多的军事装备。国家简直不能承受这种疯狂的军备竞赛,并且在一轮竞赛中受了伤。为了退出这种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没有少费力。然而,为了转变全部非常军国主义化的苏联制度,需要时间和资金,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了。因此,在国防和军备领域的匆忙的即兴创作,为人民中间的不满情绪又添加了军事领域的不满。

　　一些研究人员今天只是列举成绩,另一些研究人员只是列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应当更客观一些。苏联曾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苏共纲领中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利的。但是,这些目标不应当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采取的不可靠的、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犯罪的手段来实现。党的领导人无法解释苏联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的失败,采取了孤立国家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方针。苏共的机体好像是强大的,然而失去了免疫力。苏联准备回应任何外部侵略,但不能抵御意识形态的传染。早在70年代,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大大削弱了苏共,而下一个十年的危机对于党则是致命的。采用武力可能延长苏联和苏共的生存时间,但会使我们的病变得更加危险。苏联的和平拆除完全可能是一种比采用极端方法较少痛苦的决定,极端方法会导致新的极权制度。

　　苏联和苏共遭到了破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破产终究没有变成流血的更替,其中原因之一是,它没有完全破产。苏联时期的许多成就还保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经济中和我们的文化中,甚至保存在独联体的结构中和后苏联领域的民族和国家关系中。苏联和它存在的几十年间的难得的经验没有白白地丢失。然而,它会被合理利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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