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是多种古代文明的交汇处,历史上民族迁徙频繁,宗教的影响也很复杂。中亚五国独立以后,在巩固领土主权、草创国家体制、维护政局稳定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民族宗教问题的困扰。由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三人合写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1],直接切入这个重要的课题,从历史到现实,较为详尽地剖析问题的根源、因承和表现形式,对研究中亚地区当前的民族宗教状况、社会政治形势甚至对外关系都有很大帮助。

　　该书分为8章。第一章介绍古代中亚的民族与宗教;第二章阐述沙皇俄国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第三章的内容主要是苏联成立后中亚地区民族共和国的诞生以 及出现的民族问题;第四章着重评价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及其对中亚居民政治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第五章描写中亚五国独立后的民族概况、民族关系及政策、中亚与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第六章分析中亚国家的民族语言问题;第七章总结中亚伊斯兰教复兴及其造成的影响、中亚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第八章对“三股势力”在中亚的危害作了评析。从结构上看,该书基本上是以不同的历史时期排序,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使读者对中亚民族宗教问题从产生到凸现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关于现代民族、宗教的形成、界定以及内涵,中外学术界莫衷一是。中亚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融合过程,伊斯兰教的传播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本书作者在民族和宗教理论、中亚主要民族的来源、主要宗教及各种派别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沙俄和苏联时期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陈联璧研究员和刘庚岑研究员长期从事沙俄和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对此有相当深刻的思考,观点是很成熟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苏联民族学界有一席之地。吴宏伟副研究员对中亚的民族起源和民族语言问题有长时间的追踪和思考,曾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修深造,通晓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在国内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中也是很难得的。

　　中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很难分开,该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几乎同步进行。在突厥人由北向南踏遍中亚地区并接受伊斯兰教以后,中亚文化被表面上“统一”起来。但后来蒙古帝国的征服、经济活动的差异、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使部族、氏族和不少宗教流派呈现相对独立的特性,同时各个民族又很难有特别明确的划分。苏联时期,为了建立民族自治区域,人为地对中亚的民族进行了甄别和整合,用行政手段划定区域界线,对伊斯兰教采取压制政策。在意识形态色彩颇为浓厚、极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上的“俄罗斯优先论”的影响下,加上冷战的国际背景,中亚地区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文化延续性被割断了,与周边地区长期的历史联系也被隔绝。中亚的民族、宗教问题因此带有社会政治问题的性质,对后来的国家独立和发展道路选择,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本书在这方面浓墨重写,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

　　第一,对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源头作了系统的描述,对主要的民族、主要的宗教及其分支作了考证,有独到的见解。

　　比如,在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的来源和名称方面,介绍了各种说法,同时有自己合乎逻辑的判断。本书在介绍伊斯兰教时,对逊尼派、什叶派、苏非派、瓦哈比派等宗教派别和非传统性教派也分别介绍。本书在谈及中亚历史上影响颇大的苏非派穆斯林时,指出苏非派“15世纪的时候在中亚已经十分流行。在传播过程中,苏非派以严密的组织形式保护教派的发展,以森严的教阶制度抵御世俗政权的控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中亚苏非教派是属于官方的教派,在政府和社会各阶层都具有广泛的影响”。苏非教派穆斯林往往比较多地集中于圣地周围从事宗教活动。布哈拉曾是苏非派学术中心之一。

　　第二,对近代以来中亚民族宗教问题尖锐化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

　　本书认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征服和不断促使伊斯兰教“俄罗斯化”,导致民族、宗教问题逐步激化。在沙俄和苏联时期,有大批外来民族居民迁入中亚地区,使中亚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最初10几个民族变为后来有100多个民族居民混杂居住的地区。如此复杂的民族结构对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产生不少新矛盾。苏联时期,在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使民族矛盾越来越突出。作者指出,这"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强化民族自我意识和激发民族独立情绪”。人为民族划界留下来了难以克服的后遗症。“中亚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建立是按照联盟中央指令进行的,并不是根据中亚各民族自然分布和居民集中居住区域划分,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人为因素”。当年中亚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建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争议引发的民族矛盾,伴随中亚五国进入21世纪。

　　第三,对民族、宗教问题作了理论思考。

　　作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有一定联系,但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民族是在数百年或上千年中形成的人的共同体,它是基于共同经济生活为基础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两者混淆的结果,不是政治问题民族化,就是民族问题的政治化,都会给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害。作者进而指出,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意念,在当今世界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神话。总之,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观点已经过时,多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作者借此驳斥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所谓“理论根据”。

　　第四,对中亚五国现存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归纳。

　　本书认为中亚地区现存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一)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冲突。突出主体民族的政策如果长久坚持下去,将会对民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二)中亚地区的俄罗斯人问题。这指的是,苏联解体后仍然生活在中亚国家的俄罗斯人的处境和地位问题;(三)泛突厥主义的问题。主要是指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境外泛突厥主义势力乘机而入,向中亚国家施加影响;(四)氏族和部族之间的矛盾。中亚地区氏族、部落和封建宗法文化传统相当浓厚,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也随之突现出来;(五)跨界民族的问题。作者认为,这在今后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之间发生民族纠纷和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本书对于中国和中亚的跨境民族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总结了它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积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能推动中亚国家与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但是,中亚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的增长,客观上也刺激了我国新疆地区一小撮分裂主义势力的抬头,一些“东突”分裂分子在中亚建立活动基地。另外,中亚国家独立后实行民族复兴和民族回归故乡政策,使跨境民族问题复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新疆等地区的社会稳定,甚至会影响双边关系。

　　第五,对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书提到,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教全面复兴,是由境内外、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原因是:(一)伊斯兰教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贫困居民的精神寄托;(三)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之需要。恢复伊斯兰文化传统,有助于巩固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四)国外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作者强调,对于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和影响不能估计过高,因为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亚伊斯兰化的进一步发展:(一)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的影响不均衡,其中有些国家的伊斯兰教气氛并不浓重;(二)中亚各国都长期实行政教分离制度,其居民的宗教观念比较淡漠;(三)伊斯兰世界对中亚国家所能给予的影响有限。

　　第六,对中亚国家的民族语言问题进行了综述。作者认为,中亚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变化可以说是中 亚各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扩大国语(即中亚各国主体民族的语言)使用范围,维护和提高国语地位是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核心内容。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引起非主体民族的反感和不满,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为:(一)由于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全面的可行性论证,这场推行国语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二)大张旗鼓地在非主体民族中强制推行主体民族的语言,特别是一部分人过激的言论和做法造成了对非主体民族语言事实上的排挤和心灵上的伤害,容易引发民族矛盾,造成社会不安定;(三)因语言问题等多种原因,不少很有才能的人被排除在政府工作部门之外,而不少素质低下、办事能力差的人却被大量安排进入这些机构或担当重要的领导职务,造成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严重,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四)给非主体民族的居民造成极大心理压力,导致大量非主体民族的技术人才流失,给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本书对“三股势力”与中亚安全的问题和中亚宗教发展的国际背景作了分析。这些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书是国内关于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综合性学术专著,内容丰富,借鉴了很多新成果、新材料,包括国外出版的著作和报刊资料。三位作者构思严谨,文风朴实,敢于突破一些旧的框框,提出了观点鲜明的结论,其中对民族、宗教的一些理论问题的分析不乏新意。本书普及性与学术性兼备,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并重,确属有相当深度和创见的新作。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在逻辑关系、概念运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国际环境与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变化,没有作充分论述。这也反映出该问题的研究不是一本专著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更加深入地进一步探讨。有的地方由于没有认真校对,还出现一些错别字。尽管如此,本书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把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引起了众多专家、特别是年轻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

　　(责任编辑 常 玢)

[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