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亚社会 文化力量 突厥 伊斯兰 俄罗斯
【作者简介】 汪金国,1971年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兰州 730000)黄达远,1973年生,新疆大学社科部民族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在职博士生。(乌鲁木齐 830046)
我们知道,现代中亚社会(苏联解体以后的中亚社会)的发展,既是一个继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纠偏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继续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毋庸置疑,在影响现代中亚社会发展的内部诸因素中,突厥、伊斯兰和俄罗斯以及这三者的结合体——突厥-伊斯兰-俄罗斯因素将占有最重要的影响地位。突厥因素和伊斯兰因素由于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时间已非常久远,从某种程度上讲二者已基本合二为一;谈突厥因素就不能不提及伊斯兰因素,谈伊斯兰因素就不能不讲突厥因素。尽管在苏联时期无神论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中亚操突厥语诸民族的突厥和伊斯兰情结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各国独立建国的不断深入,昔日受到压抑的这种情绪出现了“暴涨”的趋势。
毫不夸张地说,突厥因素和伊斯兰因素已到了互通有无的境界,而且二者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内部文化共同体。
中亚社会在俄罗斯的长期统治和影响下,在现代化和世俗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应该说是俄罗斯留给中亚最宝贵的财富。另外,苏联时期奉行的各民族共同体政策,为中亚社会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民族成分和精神文化财富。俄罗 斯因素成为现代中亚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内部影响力量。但是由于中亚社会俄罗斯化的时间同伊斯兰化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因此,在突厥-伊斯兰文化共同体和俄罗斯因素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沟壑。更重要的是,从中亚地区现有两大民族(操突厥语诸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背景看,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要达到构成一个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尚需时日。
苏联解体,中亚社会内部的继承主要是指继承俄罗斯(或俄罗斯化)带来的现代化成果,纠偏则主要是指纠正俄罗斯化时期留下的畸形发展特征,发展则意味着在原有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的基础上恢复已经淡化了的突厥-伊斯兰文化传统,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模式。
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中亚社会无论如何也可以说已处于突厥-伊斯兰-俄罗斯文化力量的影响之下。
现在,我们就分别阐述这3种内部文化力量因素可能在现代和未来中亚社会发展中的表现与作用。
一 突厥因素
不管怎么说,突厥因素是现代中亚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首先,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是中亚各国建立民族国家,复兴主体民族语言和文化,提高主体民族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同时也伴随着俄罗斯等操俄语居民大规模回归“历史”祖国的浪潮,这种回归浪潮无形中为中亚地区主体民族人口数量比例的上升、主体民族真正成为主体民族国家权力的主人做出了“贡献”。在目前中亚社会的民族人口构成中,操突厥语诸民族人口(塔吉克斯坦除外)已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在中亚各独立国家继续推动人口快速增长政策的影响下,操突厥语诸民族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上升,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主体民族。中亚地区民族人口比例上的这种变化,无疑将提高主体民族,主要是操突厥语诸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力。
其次,中亚各国(塔吉克斯坦除外)的独立,也就是操突厥语诸主体民族国家的独立,国家权力 掌握在操突厥语诸民族手中,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由他们来确定。尽管各国都确定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各国独立以来在语言、文化与传统等诸多方面的政策看,极力宣扬操突厥语诸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在这一点上有时同伊斯兰文化是无法分开的)则是各国在精神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在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化上表现最为突出。
第三,在中亚及其周边某些国家泛突厥主义思想与操突厥语诸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中亚地区的突厥因素将受到刺激而更加高涨。尽管从中亚内部诸国的发展看,操突厥语诸民族之间的差异随着国家间差异的加大有明显扩大的趋 势,但是泛突厥主义思想与“中亚就是突厥人的中亚”的思想将长期存在;周边多民族国家内部操突厥语诸民族的泛突厥主义情绪有可能受到刺激而突现出来,从而反过来再影响到中亚社会,促进其内部突厥情绪的发展。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对中亚各国的影响[1]。最后,突厥因素和伊斯兰因素在中亚已无法截然分开,两者相辅相成。可以说,突厥因素是肉体,伊斯兰因素是灵魂。因此,从以上几点看,无论是在人口绝对数量还是国家权力的支配以及精神领域的控制上,突厥因素都占据着最重要的影响地位。而且从目前各国的民 族人口、语言文化、科技教育等政策看,突厥因素的影响力度正在逐年加强和扩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突厥因素的影响已有从中亚内部向外“扩散”的趋势(不自觉的)。例如,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人口政策对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哈萨克族人的影响(表现为哈萨克族人回归所谓“历史祖国”的热潮给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提出了新的问题)、中亚国家独立对中国某些操突厥语民族心理的影响(表现为极个别分裂主义分子不断煽动分裂或制造事端)等[2]。但是,随着中亚各国国家建设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各国在反恐、反分裂方面合作的需求,有可能使后者的“扩散”趋势逐渐停止。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各国对分裂主义势力(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态度向积极方向的转变,已说明有这种变化的可能。
二 伊斯兰因素
正如以上所说,中亚社会的突厥因素同伊斯兰因素已结合为一个稳固的文化共同体,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因此,伊斯兰的影响首先是对信仰它的诸多民族的影响。中亚地区民族人口绝大多数是操突厥语诸民族,操突厥语诸民族的信仰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尽管信仰程度有所不同,信仰的派别也有差异,但总归都是伊斯兰文化的范畴。另外,除了操突厥语民族之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有塔吉克人等非操突厥语诸民族,因此中亚社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操突厥语诸民族人口数量。从这一点来讲,伊斯兰因素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范围显然要大于突厥因素。
第二,在中亚各独立国家不断挖掘民族文化,主要是主体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大力弘扬民族英雄和人物的同时,伊斯兰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中亚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精神领域的寄托。
第三,从外部的影响力度看,来自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影响范围,都比来自外部突厥语世界(突厥语世界的主要国家土耳其本身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强大得多。
世界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当然也包括土耳其在内都对中亚有相当的兴趣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它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从文化的观点看,对于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人们物质领域的影响,显然,伊斯兰教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中间难免还夹杂着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和学说的消极影响。
最后,尽管伊斯兰教的影响非常强大,但它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因素而存在,并不能控制国家权力。中亚独立各国都把政教分离,宗教不允许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宪法中固定下来。但是,由于操突厥语诸民族基本都信仰伊斯兰教,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因此中亚领导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都会受到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可否认,在中亚社会的未来发展中,个别领导人或某个时期难免会有宗教影响加强甚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情况出现。
总之,伊斯兰因素在中亚社会民众精神领域的影响力将会在民族传统文化回归、外界伊斯兰世界影响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渐深入和加强[3],成为又一个最重要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亚社会伊斯兰教的影响尚处于由外向内的“输入”阶段(自觉的),但是随着各国 宗教思想的逐渐恢复和成熟,这种“输入”趋势将有可能转向“输出”。
三 俄罗斯因素
在现代中亚社会的发展中,同突厥-伊斯兰因素相比,俄罗斯因素作为后来的一种文化力量,其根基显然不如前两者那么深厚稳固。但是,在苏联尚未解体前,这种因素却显示出了远远超过前两者的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而且一度成为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无可置疑的是,在现代中亚社会诸民族性格的铸造中,已深深地烙上了俄罗斯文化的痕迹。
尽管目前因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下降、突厥-伊斯兰因素在中亚的上升等原因使俄罗斯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排挤或“压制”的 对象,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亚国家能够从俄罗斯因素的影响下真正摆脱出来,谁都不想或无法放弃已有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首先,在俄罗斯因素的长期影响下,中亚社会民族人口构成中的操俄语居民,主要是俄罗斯族的人口数量仅次于操突厥语诸民族,成为在中亚社会生活中一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量。
其次,以上提及的操俄语居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前中亚社会建设中的“头脑”阶层,整体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是可以同国际现代科学技术与学术前沿对话与接轨的中坚力量。
尽管中亚各国在独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主体民族文化素质和教育的措施,但是人才的培养显然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相反这些措施倒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这些操俄语居民的积极性,成为他们大量迁出中亚地区前往世界其他地区谋求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4]。而且,在中亚地区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批人无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修养、信誉等方面总体上还是比较高的,这些人在中亚各国的国家建设中仍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思想观念方面的改变是俄罗斯带给中亚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中亚有些国家甚至以欧洲国家自居,以能迅速靠拢西方国家为荣。
这除了西方国家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科技比较先进之外,俄罗斯化带给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显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化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物,中亚国家总体上还受着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以身居东方、心想西方为其发展的总体思路。
再者,尽管中亚各国都把摆脱俄罗斯控制、靠拢西方作为一项不言自明的政策而实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迄今它们还无法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外关系、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还得“听命”于俄罗斯,有时甚至俄罗斯的想法就是他们的想法,如在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看法上几乎同 出一辙。
还有,从严格意义上讲,中亚社会的俄罗斯因素还无法同突厥-伊斯兰因素那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俄罗斯因素作为先前的优势因素在现代社会却处于劣势。但是,从其在中亚社会所拥有的人口数量、掌握的文化教育成果以及对当地民族思维行为方式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考虑,无论如何也是继突厥和伊斯兰因素之后又一可以左右中亚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从对中亚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影响程度看,俄罗斯因素显然要高于突厥-伊斯兰因素。而且,继承苏联时期已有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反对宗教参与政治生活和禁止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是中亚各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亚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顺应时代潮流促进诸民族在文化精神领域统一和谐的重要性,并著书立说予以倡导[5]。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俄罗斯因素在中亚社会的重要影响将随着各国的发展继续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
尽管中亚社会内部的突厥、伊斯兰和俄罗斯因素三者之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性和排斥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突厥-伊斯兰-俄罗斯文化共同体;而且随着中亚地区各国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联系程度也将更加紧密。无疑,它们已成为影响现代中亚社会发展趋势最重要的本土文化力量因素。
分而述之,从民族成分上看,现代中亚最重要的影响力是操突厥语诸民族和俄罗斯族;从宗教成分上看,最重要的影响力则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主要是东正教)。所有这些影响因素将继续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亚社会各国的内政建设、对外关系、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显然,尽管中亚社会已进入突厥-伊斯兰-俄罗斯文化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凝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惟一整体;相反,在这个共同文化体中,三者都顽强地保持着各自强有力的个性特征,而且,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亚社会中表现不尽相同,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力量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亲自亲,疏自疏,十分分明,这也成为各种外来文化力量在中亚寻找立足点的基石和突破口[6]。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内部文化力量因素用一个图表简单直观地表示出来。
(责任编辑 刘庚岑)
[1]参见СултанАкимбеков“НашстаршийбратизСтамбула?”Континент. 27ноября~10декабря2002г.№23 (85).с.18.
[2]参见ЧженКунФу.“Синьцзян-уйгурскийвопросиегоразвитие”.Центр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изучениярегионовг.Алматы,Алматы. 2001г.с.70.(傅仁坤:《新疆维吾尔问题及其发展》).“中亚存在着中国威胁论。该地区各国的许多居民希望新疆获得独立,成为中国同中亚之间的缓冲带。尽管中亚各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并拒绝给分裂主义者提供支持,但是在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势力同后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降低了中国当局反对运动的有效能力。从这种观点出发,新疆运动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结合给中国当局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3]А.Г.Косиченкоидр:“Ислами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возможностидуховнойконсолидациинародовКазахстана”,Алматы, 2001г.с.109.
[4]ЕленаСаловская:“Некоторы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аспектыэмиграции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населенияизКазахста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процессыимиграционнаяситуация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алиныВитковской,Москва, 1998г.с.82.
[5]参见А.Г.Косиченкоидр.“Ислами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возможностидуховнойконсолидациинародовКазахстана”,Алматы,2001г.с. 20.;А.В.Журавский“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иислам.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проблемыдиалога”М., 1990г.
[6]关于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外部文化力量因素,我们将另辟专文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