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上世纪末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大事。正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W.科勒德克所说:“21世纪的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在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其人口多达15亿或占全人类的1/4,卷入了这场急剧而壮观的变革。”[1]转轨国家经济转型的成败,不仅事关这些转轨国家本身的命运,而且与整个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制度形态和新型组织形态的演进紧密相联,对整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上,除中国外,转轨国家从转型开始就无一例外地面临 着停滞(衰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难题。并且在经历了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的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以后,转轨国家纷纷进入了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第二阶段的改革。时至今日,转轨国家在GDP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大分化[2]:以捷克、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转轨国家成功地跨越了鸿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则陷入了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一般来讲,转轨经济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体制转变,即整个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二是经济发展,这主要指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讲,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包括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经济增长与发展3个方面的内容[3]。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经验表明,解决上述3个问题都离不开转轨国家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因此在转轨经济中,如何协调好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从而最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所有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

一 对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批判

　　所有的转轨国家在转轨前所实行的无一例外地都是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方位的,通过行政干预、指令性计划,政府可以影响如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技术、需求结构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杰拉德·罗兰德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征主要概括为3个方面[4]:一是高度的工作保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失业,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表现为对劳动的适度需求;二是企业提供的实物津贴与社会服务,如托儿所、休假以及涉及个人福利的其他服务;三是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全能型”的,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方式——中央计划是一个将全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涉及产品的生产、分配各个环节的详尽的指令性计划。吴敬琏认为,这种主观制定的计划若要能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配置的目的,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5]:第一,中央计划能够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即“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达到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即“单一利益主体假定”,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 件,经济计划就会出现失误。而在现实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中央计划来配置资源正是遇到了上述的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激励方面的困难,这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Dewatripont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棘轮效应和软预算约束[6]。棘轮效应即俗称的“鞭打快牛”,它意味着如果企业以一个足够的边际产量完成生产计划,那么下一年的计划就会被相应提高,结果好的管理者会故意避免超过计划太多。软预算约束是指计划者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力图实现利润最大化,但长期亏损的企业由于总是受到 财政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救助,而不能被市场所淘汰,因此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市场机制,也腐蚀了整个经济肌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预算软约束和棘轮效应通常是相互联系的:由于预算软约束,效益差的企业会得到重新供给资金的激励,这时,效益好的企业被调拨出的资源(棘轮效应)就会特别多,而且如果差的企业知道他们可以依靠交叉补助时,很少会对约束他们的财经纪律有反应,因此这两个激励问题的互补性导致了好的和差的企业都是低效率的。

二 转轨经济中国家干预理论沿革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因而在转轨国家最初的转型方案中,都是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主,进行产权结构改革,而把宏观经济稳定化作为实现产权改革的前提,这可以理解为以体制转型为主,经济增长服从于体制转型。最初的转轨经济理论是由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他们认为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经济计划才能使改革成功,因而必须实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萨克斯等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主张将曾在拉丁美洲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时产生过成效的“休克疗法”移用至东 欧国家及俄罗斯,实行“大爆炸”式的改革,以宏观经济稳定为必要条件,以私有化为基础,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而政府的作用只是稳定货币和金融以及明晰产权。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并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所预料的那样,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下降以后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逐渐改善,即存在一个经济绩效的“J曲线”效应。恰恰相反,实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都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的困境,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幅上升,通货膨胀迅猛上升,经济绩效呈现“L曲线”走势。

　　“华盛顿共识”给转轨国家带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剧烈恶化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转轨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古典理论的两个弊端在于没有把握市场经济理论框架的不充分性及错误地鼓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运作性。他认为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中价格并不能传递所有相关的信息,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而转轨国家对此并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只要具备竞争和私有化这两个条件,市场机制就会运作得非常好。因此,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这些市场失效问题,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宏观经济稳定要同微观转型结合起来,政府应当控制改革的速度和节奏,它提醒转轨国家不应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在转型初期,作为转型推动者的政府决策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当转型走上正轨后,很多需要深化的领域依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在这方面政府的决策行为不仅是为了摧毁旧体制,还应当制定各种制度,完善法律体系,规定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关系,使市场能够高效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了货币、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货币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消极因素,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斯蒂格利茨以信息经济学为工具,指出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既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现实,更是出于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传递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解决市场失灵等问题上具有无法被完全取代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存在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青木昌彦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也指出,银行业机构在建立相机抉择的治理结构从而解决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金融发展理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同样论述了转轨国家进行金融深化改革,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即金融压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麦金农和他的同事肖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经验时指出,经济市场化、经济自由化是转轨国家改革经验时指出,经济市场化过渡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最优次序问题,而政府则应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上起主要的作用。具体说来,在经济转轨的初期,政府应对传统部门和自由时代的部门实行有差异的二元金融、财政和价格控制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逐步地、有次序地放松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并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受现金约束的非国有部门发展到足以与旧的国有部门在产品市场上进行有力的竞争为止,这时政府就能放松对国有部门的价格控制了。

　　在转轨经济理论中取代新古典自由主义转轨理论的还有迅速崛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正如科勒德克所描述的,在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旧体制迅速瓦解,而新体制却不能迅速建立和完善,因而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体制真空,从而造成了市场机制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以市场失灵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转轨经济理论研究中广泛传播开来,它批判“华盛顿共识”,事实上强调经济转轨结果的惟一确定性,忽视了政策的内生性并且依赖于政治约束,因而没有适当的制度基础,没有相互配套的改革措施,那么“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转型的三位一体的政策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转轨不仅仅是“华盛顿共识”所论述的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轨,还必须关注更加微小的方面,如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该有不同的制度的演进方式和道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和激励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对转轨国家普遍进行的私有化作了较好的解释和分析,同时以制度安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制度变迁理论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主要方法,成为分析转轨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新制度经济学一贯重视国家在制度设计中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其主要分支的,从分析国家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的非合作博弈论则是当前转轨经济理论中的前沿问题。

三 转轨经济中宏观调控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转轨国家逐渐取消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以自由化、稳定化为目标重建价格体系等市场机制,其政策的重点在于“放”;而在第二阶段,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经济失控后,转轨国家又开始重塑宏观体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提高政府的控制力,其政策的终点在于“收”。经过10多年的转型,转轨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即提高效率——已在许多 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取得相对成功,而第二个目标的实现——即在制度转型后达到高而持久的长期增长——则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据。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在转轨经济条件下同样适用,只不过转轨经济本身具有过渡性,因而制度构建在转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比在其他经济形态下要更大一些,从这一点上看,转轨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中人为设计的因素更多一些,更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而是国际性的、全方位的,它与经济的全球化紧密相连,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转轨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注意对外政策的联动性。郭连成认为[7],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的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投资的自由化和生产的国际化,与此相对应,由于转轨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开放国内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允许国际资本到本国投资,导致转轨国家已经被卷入到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中,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金融和投资的自由化使得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这使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和为转轨国家利用外资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种下了祸根,一些转轨国家疏于防范和放松金融管制,在金融全球化与其经济的联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接二连三地发生金融危机,造成了严重后果,因而转轨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效果往往要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联动效应的存在使得经济全球化在促进转轨国家的经济开发,加快他们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同时,也对其国内经济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这给转轨国家政府职能带来了新的挑战,促使转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对于转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在今后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研究方向:

　　(一)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转轨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中国强调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权力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主动干预,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俄罗斯及多数东欧国家则选择了与中国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由于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加之“改革派”追随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国家行政干预,因而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介入,迅速地退出了许多其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日渐衰落。其直接后果,一是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和经济转轨步履维艰,二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当今理论界公认的比较成熟的政府角色模式主要有3种,即计划经济的“政府万能论”、新古典主义的“最小政府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论”。究竟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是不是应当加强、以及如何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对经济和市场运作实行 适度干预并提供制度保证,是转轨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对转轨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治约束因素对改革的影响,政局动荡、政治上的对抗在加剧,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这使得俄罗斯、东欧等转轨国家的过渡之路多了一些特殊性。罗兰德的研究表明[8],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高度的工作保障,企业提供的实物津贴与社会服务以及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平均主义将被可能的失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福利待遇下降所代替,而工作的不确定性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任何可能导致 工作不确定性增加的转轨政策都可能遇到严重的政治因素的约束,改革所带来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得转轨国家私有化的推行在政治上已变得更加困难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罗兰德进一步指出,拥有确定日程安排(AgendaSetting)的权力的强政府比任凭各种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摆布的弱政府更能有效地正确排列各项措施的次序以使转轨在政治上不可逆转并使重组能有效进行,与俄罗斯、东欧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或经济权利的集中相比,自主行事的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渐进主义是有优越性的。这表明,维持一个完整和坚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其宏观调控对改革进行主动干预,从而保证转轨过程中的政治决策机制不会混乱瘫痪,缩小转轨过程中财富和收入的不平均,在强化激励作用、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的同时,建立一个完善的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目标、手段相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协调好转轨进程中各项制度构建,协调好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来为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体制转型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在转轨过程中,政府应该作为发起者、调节者和管制者发挥关键作用。在转轨期所出现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要求转轨国家必须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宏观管理,但是腐败、寻租行为的日益突出又表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会妨碍社会安定,加剧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甚至中断转轨国家的转轨进程。乔尔·赫尔曼、马克·施克曼通过对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1999年对25个转轨国家3 000多个企业的问卷调查资料研究表明,经济改革并不意味着限制政府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干预。政府干预、政府优惠和政府腐败相交织的状况随企业类型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就资料显示,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就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情况来看,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优惠以及企业为政府腐败支出量的大小之间显然有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市场化改革必须与有效遏制政府被控结合起来[9]。丹尼尔·考夫曼等人把近百国家的数据汇总起来,考察政府治理结构的优劣,表明政府治理结构对于遏制腐败,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实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0]。

　　在如何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问题上,钱颖一提出了3种视角[11]:依照“善政府、恶经济人”视角,市场中的经济人的行为需要广泛被约束,因此政府要大力监管,监管会提高福利。而具有“恶政府、善经济人”视角的人则正相反,他们认为政府监管是为了制造障碍以便向经济人 索取好处,即表现为“寻租”。出于自利而非为公的动机,政府总是倾向于过度监管。但实际结果却是“无效监管”,政府被被监管者“俘获”,依照后者的意愿“监管”,结果并不会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假如没有政府出面,市场机制会令经济人自己做到行为规范,政府应该监管越少越好,甚至不要监管。第三种视角“恶政府、恶经济人”认为,有些时候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仅仅靠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是不够的,并不是监管越多越好,而应该区别对待,只有当监管者的成本(重要成本之一来自政府失灵的成本)小于监管的收益时,监管才有意义,因此对监管者政府要有约 束,有效政府只有在有限政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钱颖一指出,政府监管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或者是零或者是一,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在两者之间不断做出微调,“钟摆”在一个时期内向加强监管摆动,另一个时期则向放松监管摆动,因而重要的是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

　　(二)调整经济结构,强化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的水平分工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完善,其国内的企业主要处于产业分工的上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前期投资巨大,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而大部分转轨国家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产品技术开发所需要的雄厚实力,因而只能将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产品拿来进行改造,利用本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对产品的流程进行优化组合以降低成本,因而其国内企业往往是紧跟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后面,处于产业分工的下游。这些企业的产品由于技术成熟,替代品较多,因而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低。可见,在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而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其产业调整引导并制约着包括转轨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当经济全球化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为一体的时候,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可能会对转轨国家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加大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并有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几乎再也不存在“封闭的经济”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世界隔离开来,关起门来独自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资本流动加速,这使得各产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并购更加容易地实现,从而方便企业在不同行业间的转换,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因而转轨国家必须把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配合使用贸易保护政策与产业扶持政策,既要顺应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潮流,也要积极地运用产业政策,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后发优势,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培育自己的主导产业,不断提高市场控制力,从而把本国产业纳入世界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在转轨国家的转轨过程中必须实现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另外,所有的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都一定程度地伴 随着体制性危机,这种体制性危机与经济危机相类似,而通货膨胀则是转轨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问题的集中体现,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因而转轨国家转型初期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其宏观调控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转轨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财政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的实施使得其货币发行量有过度的倾向,因而货币政策是转轨国家首先应当考虑的。在转型较顺利的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采用实际利率为正利率的政策,要求央行的名义利率不低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当通 货膨胀率渐趋下降,实际利率偏高时再逐步降低信贷利率,执行谨慎的偏松的利率政策,既对投资产生刺激,又不至于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埃里克·伯格洛夫和帕特里克·伯尔顿的研究表明[12],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就总体而言,金融部门在转轨国家制造业部门改革中的作用较小,只有在某些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可能会影响实体部门的发展。同时由于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大多数转轨国家出现了大量的新银行,这些小银行频繁崩溃,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其结果,转轨不成功的国家陷入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金融发展经常出现反复的恶性循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几乎不起作用。原本就发展缓慢的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进一步萎缩,这为货币政策的贯彻增加了难度,难以从根本上对通货膨胀加以控制,严重妨碍了转轨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他们发现,尽管转轨国家已经发生了分化,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差异,但起初转轨国家都有由强有力的机构支撑的根本失衡的金融体制,在改革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消除货币过多现象和久拖未决的体制改革问题,并且随着转轨的进行其金融架构越来越趋同,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外资在其中占很大份额的金融体系。因而,为了保障灵活有效地使用宏观调控各种手段,必须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强化金融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责任编辑 李 禄)

[1]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刘晓勇等译：《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埃里克·伯格洛夫、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架构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改革》第2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3]见谷书堂在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4]杰拉德·罗兰德:《东欧所有制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载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5]吴敬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载马洪等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Dewatripont M,Roland G.:“Transition as a process oflarge - scale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6,4(1).
[7]郭连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
[8]杰拉德·罗兰德:《东欧所有制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载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9]乔尔·考夫曼、马克·施克曼:《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腐败与政府被控——转型国家中企业与政府交易关系研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10]丹尼尔·考夫曼、阿尔特·克莱、帕夫罗·素伊多—洛瓦顿:《政府治理结构至关重要——从衡量评价到采取行动》,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11]钱颖一:《政府与法治》,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12]埃里克·伯格洛夫、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架构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改革》第2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