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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双赢 共同发展——《2050年:中国一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评析
徐葵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 2010年08月19日

  这是俄罗斯两位资深学者——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库济克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合作撰写的一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方面取得的发展和变化,预测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前景,并论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的重大意义,说明中俄采取长期共同发展战略符合两国人民共同需要和根本利益的专著。本书译者在译完全书,将它付梓之际,希望我为本书中文版写篇序言。我虽已年届八旬,而且当前手头还有几项需要抓紧时间完成的写作任务,但当我通读了本书全部译稿,并阅读了俄文版的主要部分之后,不禁勾起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和思绪,从而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冲动,觉得应该把手头的其他工作放下,先拿起笔来写这篇序。

  我心头出现的这种冲动首先是同我一生中从亲眼目睹的中俄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跌宕起伏和中俄两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亲身体验到的一些深切感受和感悟紧密相连的。我从童年时代起的全部人生经历几乎都是与苏联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我十岁那年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轰炸和炮击中国军民的残酷暴行,上海沦陷后又在8.‘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了六年。那时我就知道苏联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1943年我十六岁时,·出于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从上海去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从1944年在重庆考入大学学法律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并于1946年随学校复员到北平,直到1948年大学毕业,我在这几年中先因要求抗日,后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压制民主和发动内战,就在大学里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在重庆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对苏联有了一些了解,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苏联,1946年到北平后出于想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愿望,就通过在校外找老师补习和自学的方法开始学俄语,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打下了一点俄语基础。1948年6月大学毕业后我去了解放区,1948年国民党对北平进步学生进行八一九大逮捕,把我也列入登报通缉的名单中。幸好我已在解放区,免于这场劫难。但是没有想到解放战争形势会发展那么迅速,我到解放区才半年多一点,北平就和平解放了。

  1949年初北平解放时,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的一个区参加接管工作才三个月,就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去做面向苏联的对外联络工作,从此我就开始了与苏联、俄罗斯打交道的生涯。中间因“文化大革命”靠边站、受审查、住“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而中断了十年。之后又调到中联部和中国社科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从事苏联研究工作。在我一生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中,我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两国的国家关系在思想认识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时期,那是从1949年到1958年的十年。这个时期我几乎每年都要出访苏联,或接待来访的苏联共青团代表团。那时候,我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两国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信心十足,满怀美好的憧憬,相信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蒸蒸日上,相信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东风必将压倒西风,我们这一代也许就能看到共产主义的美景。 ’但是历史与事实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中,中苏两国两党在国内和党内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和曲折,声势浩大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豪言壮举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成了泡影,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对领袖的“神化”受到了批判,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不断恶化,相互进行的公开论战步步升级,以至于发展到两党彻底断绝关系,两国相互为敌,甚至兵戎对峙。在我国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时候,苏联在国际上推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国内在各方面则出现了“停滞”局面。这一切使我对社会主义和中苏关系的前途感到迷惘和困惑。这是我思想认识发展中的第二个时期,可以说是困惑时期。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思想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我们国内,由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方面,由于双方都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双方分则两害,合则两利,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终于在关系断绝20多年后于1989年5月16日通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宣布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关于中苏两党20世纪中叶展开的那场激烈争论,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那次历史性会晤中也作了回顾和总结:“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此后近20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双方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基础上使两国关系稳步地得到正常与健康的发展,目前两国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为我早年所憧憬的美好的两国关系中间经过曲折如今在健康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近30年来在苏联研究工作中为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了一点微薄的努力而感到欣慰。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思想上逐渐解除困惑而回归现实,看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苏与中俄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方向的时期。

  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对中苏、中俄两国关系起伏变化的见证和体会,我感到两国关系之所以会有历时长达二十余年的分裂和隔断,除了当时有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等原因之外,从更长远和宽广的意义上看,双方领导人和广大人民之间缺乏深入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只有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沟通,才能排除各种误会和猜疑,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只有在互信基础上才能长期保持和发展正常和健康的两国关系,处理好双方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异和利益上的分歧。我乐于为本书中文版写这篇序言的冲动,首先就来自于我从两国关系几十年来的起伏中得到的这一点体会和感悟。

  我认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同仁们撰写的这部向俄罗斯广大读者包括政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系统地介绍中国现状和预测中国今后几十年发展和中俄共同发展前景的著作定会有助于增加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因此它不论在科研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是有重大价值的。而在中国出版本书的中文版,也可使中国广大读者了解俄罗斯学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俄罗斯精英对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果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中俄共同发展前景的看法和想法,这无疑也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因而也同样具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促使我乐于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的第二个原因是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具有的一些特色。本书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也促使我感到有必要写这篇序言,以便把本书的一些特点和内容向我国读者作一番介绍和推荐。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第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正如本书导言中说明的,本书作者在研究和预测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时所采用的是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的学者集体所设计的对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动态发展进行预测的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数学计量方法,采用拓扑学把预测结果用直观和形象的图表加以表述和比较。关于这一预测方法学的概念、参数、计量指标及其涵义,本书附件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它用一个国家的治理、疆域、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文化与宗教、科学与语言、武装力量和对外政策等九个基本参数来研究和预测它的动态发展。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已运用这一方法对俄罗斯本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了一系列综合性预测研究,已出版了《2050年前俄罗斯的创新突破战略》、《在时空中的俄罗斯(未来史)》等著作。现在又运用这一方法与远东研究所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和预测中国的发展和中俄关系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发展前景。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先看一下本书的导言和这个附件,以便对本书应用的方法论有一个概念,然后再去阅读全书正文。

  第二,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从中俄共同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研究与预测中俄两国关系在21世纪未来几十年中的发展前景,其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在说明和论证中俄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两国在今天国内外形势下的共同需要。书中也分析了两国实现共同发展战略的有利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趋利避害,实现共同发展前景的一些建议。本书作者的这种立场和愿望与我们的立场和愿望无疑是一致的。

  第三,本书是一部基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科研成果。其基础性表现在它按照其方法论设计的九个参数在本书各章中论述的问题都是影响我国发展动态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其系统性表现在每章对论述的问题都是用历史发展的数据和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的;其综合性表现在它在各章中对九个基础问题分别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为读者描绘出了到205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和中俄两国共同发展前景的总的图景。在近几年国外学者发表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著作中,我觉得本书是迄今最为扎实、全面和深入的一部著作。

  我在写完这篇序言后,看到了一篇2006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本书俄文版首发式的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所所长朱佳木在首发式上发表了讲话,在京出席首发式的该书作者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致了答辞并向中方赠书。朱佳木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季塔连科院士长期以来为增进中俄两国友好和两国人民友谊,推动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社科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讲话中还指出,《2050年:中国一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一书是作者基于对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系统展望未来50年中国发展方向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鸿篇力作;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俄两国携手发展献计献策的又一个丰硕成果;是作者长期关注中俄关系,致力于中俄友好的又一个生动体现。我想在此有必要把朱佳木同志对本书的这一评价也向读者作一介绍。

  第四,本书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各方面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时,既肯定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提出了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能会出现的曲折,如经济发展中的周期律等等,这是科研工作中应有的客观态度。我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也需要研究和分析影响其形势发展的各方面的因素,设想各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关心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在书中就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和意见,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参考。

  第五,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收集和利用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十分翔实丰富。这从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就可看出来,其中既有许多俄文文献,也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更有大量的中文文献,包括中国的官方文献与许多中国学者和专家的著作和论述。

  此外,我还想在这里提出一点,那就是本书作者在涉及中国的某些问题上所持的看法与中国学者的看法不一定都是相同的。我们认为,有些问题属于正常的学术问题,有些问题不属于纯粹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自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两国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经过共同的努力终于使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使两国长达4千多公里的边界变成了和平与友好的边界,这对两国的安全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要共同珍惜这个来之 不易的解决边界问题的结果。在经贸关系和对外关系等问题上,两国学者,还有经济界、政治界人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意见,这也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双方都要吸取过去两国关系中的教训,都要以大局为重,通过交流和沟通,努力缩小和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如一时解决不了,则也应努力求同,同时允许存异。我相信这类不同看法和分歧不是不可解决的,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大局。

  在结束我愿与本书中文版读者分享我对本书的读后感时,我要说,我对中俄两国在新世纪中发展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和实现共同发展与合作双赢的前景是满怀信心和希望的。我高兴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克服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混乱和种种困难,在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迅速进展,我衷心祝愿俄罗斯在实现提高经济实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国家目标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祝愿我们的同行、俄罗斯学者在科研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在写这篇序言的过程中了解到本书的译者、校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做了大量辛勤的工作,也了解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领导和前任所长李静杰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受本书全体译者的委托对他们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责任编辑 张昊琦)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