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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对中亚政治体制评价的历史演变
庞大鹏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 2010年08月19日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不断调整在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并形成了4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亚政策:支持中亚国家独立时期(1991~1996)、全面介入中亚事务的阶段(1997—2000)、九一一事件后中亚成为美国新全球战略支点的时期(2001~2005)和推进“颜色革命”及其失败后的阶段(2005~)。在这4个历史阶段,虽然推进中亚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始终是美国对中亚的政策目标之一,但由于美国对中亚的政策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变化较大,所以该目标在美国对中亚政策的重点排序上也有明显变化。伴随着这一变化,荚国对中亚的政治体制评价也出现了阶段性的历史演变。

   (关键词) 美国 中亚 政治体制

  (作者简介) 庞大鹏,197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7)苏联解体以来,虽然推进中亚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始终是美国对中亚的政策目标之一,但由于美国对中亚的政策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变化较大,所以该目标在美国对中亚政策的重点排序上也有明显变化。伴随着这一变化,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对中亚的政治体制评价也出现了阶段性的历史演变。

  一 支持中亚国家独立时期(1991~1996)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轨,尤其是在转轨初期,受 到苏联和俄罗斯政治转轨经验的深刻影响。作为苏联重要行政区域的中亚五国,就是在苏联联盟中央层面政治转轨的推动下亦步亦趋地开始了中亚的政治转轨。

  中亚国家政治转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立法机构重建,而立法机构重建引起的立法机构权限划分的问题导致中亚各国共产党失去权力,并最终产生了明确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总统集权制。总统集权制是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中亚国家民主制度的根本特点。中亚国家的总统集权制有别于苏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总统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中亚国家的总统权力很难受到立 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约束,而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总统权力虽然有时出现失衡的现象,但仍然处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体制中。

  尽管中亚国家实行总统集权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限和职能明显弱化,但是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基本保持政治的相对稳定,并依靠国家权威和中央权力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转型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1]。

  当然,从政治转轨的长远发展来看,集权只能带来短期社会效益,难以真正实现国家全面和良性发展。

  从政治转轨的历史因素看,中亚国家的政治 转轨虽然追随苏联政治转轨的形势要求而进行,但中亚国家自身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准备。这首先表现在中亚国家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心理,即它们期望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又不坚持苏联解体,希望保留苏联以维系其经济发展;其次,还表现在中亚五国的独立标志着它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全方位重建,因为中亚五国实际上在一战后由于苏联的出现尚未完成民族国家构建。

  中亚国家在政治转轨的启动阶段面临的这两个先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它们的政治转轨进程比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更加复杂和艰难,其具 体表现就是独立之初各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越来越严峻,政局也由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权限划分问题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客观形势要求中亚国家采用强有力的方针来恢复秩序,因此从1993年年底开始,中亚国家都把加强行政权作为稳定政局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从1994年开始这种态势更加明显,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与确立总统集权制有关。

  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的:在中亚国家的政治转轨中,正是国家担负起了改造社会的主要责任,而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依据是公民制度的薄弱、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 的问题等。一方面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另一方面是社会对政权和议会机构的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客观上促进了总统权力的扩大。总统成了民族的象征,成了政治体制的最重要因素和中心,总统置身于社会’、政党、议会和权力的所有机构之上,协调和引导它们的活动,总统成为宪法的唯一保障和国家主权的实际体现[2]。

  而对于还沉浸于“冷战”胜利的美国而言,上述历史因素是很难理解和体会的。1997年以前,美国在支持中亚国家独立的基础上,把促进中亚国家的民主进程看作是美国的首要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和学界习惯于以西方民主的模式审视中亚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认为,从西方政治民主的标准看,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处于总统的绝对统治之下,塔吉克斯坦不仅绝对统治占主导,而且遭受内乱破坏;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走向铁腕统治;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也被认为是具有权威主义倾向[3]。该地区在实现总统制后倾向于产生强有力的领导人。强势人物当政后缺乏妥协精神,当他们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发生冲突时,倾向于以国家主义的口号解决冲突。该地区缺少强大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党、地方政府和独立的媒体。由于国家权力中心在政治体系上没有可供替代性的选择,直接导致总统对于其他政治机构的侵权现象,从而造成政局不稳[4]。由于美国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一直将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基于上述对中亚政治体制的认识和判断,美国积极促进中亚国家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演变,并在中亚培育了最初的非政府组织。

   二 全面介入中亚事务的阶段(1997—2000)

  以美国于1997年9月在中亚境内举行“和平 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军事演习为标志,美国的中亚政策的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虽然认可民主化依然是其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更加强调了需要在中亚防扩散、反恐和打击毒品走私等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除了美国以外,联合国和欧安组织也在中亚地区反恐和打击毒品走私等问题上层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究其原因,除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发生变化以外,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如何促进中亚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化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评价。

  其一,美国学者开始承认中亚政治体制在民 主化进程中的发展[5]。欧安组织也认为,中亚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取得积极进展,并建立了市场经济,融人了西方共同的价值观[6]。的确,虽然民主政治承诺通过选举的公平竞争制度,将不同政党的政治纲领供民众选择,容忍多样性并促进政治良性发展,但对于独联体地区处于政治转轨的国家,尤其是对于中亚国家而言,社会发展的绩效比承诺更重要。中亚国家需要总统集权制加强政治稳定,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其二,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社会的政 治参与功能还不完备,但是可以结合实际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促进政治民主化[7]。

  其三,在西方看来,这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在中亚防扩散、反恐和打击毒品走私等问题上加强中亚国家之间以及中亚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因为这一努力不仅可以实现中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可以增加中亚国家政治意愿的释放途径,并明确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机制,进而促进中亚的民主化进程[8]。

  另外,这一时期美国开始注意到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替问题。在中亚国家总统是国家内外政策的核心,但独立初年的宪法只给了中亚国家的总统两届共10年的任期。从1998年开始,中亚国家为了让领导人长期执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哈萨克斯坦率先把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到7年,2000年颁布《首任总统法》,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地位进一步增强。随后,除吉尔吉斯斯坦以外其他中亚国家也相继延长总统任期。土库曼斯坦2000年1月就完成了尼亚佐夫作为“无限期总统”的法律程序[9]。塔吉克斯坦2000年2月和3月在议会下院和上院选举后,民族和解的进程宣告结束,国家步人和平重建的新阶段,年富力强的总统拉赫蒙有7年的长任期。乌兹别克斯坦2002年1月27日举行全民公决,将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为卡里莫夫继续当政提供法律依据。

  吉尔吉斯斯坦2003年2月2日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议会由两院制恢复为一院制,取消党派选举制,议员将全部由单一选区选举制选举产生。表面上总统将部分权力转交给议会和政府,实际上意在削弱反对党的力量[10]。

  尽管在中亚国家民主传统、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治党派体系都还没有形成的现实条件下,总统也应当可以成为稳定、民主和秩序的保障,但美国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没有一个中亚国家更换过领导集团,而且没有一个中亚国家准备处理向新一代领导人过渡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挑战,因为该地区5 000万人口的60%以上都是年龄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代人要求改革,他们不可能忍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及连基本自由都没有的状况。美国判断,如果中亚国家不能从内部迅速进行变革,那么该地区可能陷入动荡之中[11])。

  三 九一一事件后中亚成为美国实施新的全球战略的支点(2001—2005)

  九一一事件之后,中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成为美国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沿基地。反恐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推进中亚国家民主化的目标下降到第二位,其目的是要为反恐和该地区的稳定创造基础。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美国对中亚政治体制的评价出现新的特点。

  其一,虽然认为中亚国家要加强民主化进程[12],但更加强调中亚国家在民主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成果。美国国务院就基于客观的态度认可中亚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取得了进步,看到中亚向民主多元主义发展的积极步骤[13]。

  其二,由于美国对自身利益和全球反恐形势的关切,美国这一时期侧重对影响中亚政治制度民主化顺利发展的宗教因素和极端主义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

  对于当今中亚局势的评价,中亚国家的学者 也有深刻认识。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苏丹诺夫指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问题非常尖锐,多数居民生活贫困,巨富和赤贫距离拉大,不满情绪占据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反对派的活动实际上被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不满经常带有宗教色彩,因此,对中亚现行制度构成最大危险的是伊斯兰极端组织[14]。可见,影响中亚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主要因素与美国铲除恐怖主义根源的利益诉求出现交汇点,美国在这一时期深入分析中亚在政治转轨过程中面临的安全环境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亚有许多当地和外国的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例如,穆斯林兄弟会、亚洲穆斯林委员会、伊斯兰解放党、塔布利吉组织、阿多拉特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伊斯兰发展中心以及恶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在各种安全威胁中,最为突出的是“三股势力”,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这使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十分脆弱。

  例如,费尔干纳盆地已成为中亚极端主义的中心。

  它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国边境上。乌兹别克斯坦近几年恐怖活动也很频繁,这个国家是整个中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哈萨克斯坦境内虽然没有恐怖主义组织,但是伊斯兰解放党和塔布利吉组织等极端运动的活动越来越频繁[15]。正是中亚国家的民族构成特征和宗教现状成为其形成总统集权制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者成为国家重建过程中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教旨主义十分活跃,中亚宗教政治运动对本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这要求中亚国家不断加强中央权力,坚持政教分离,避免宗教问题的不利影响,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与经济。

  对于美国而言,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意识到伊斯兰主义对于中亚政治制度的影响。美国认为,中亚是新生的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影响区。1990年以来,伊斯兰教已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者。伊斯兰教实际上一直是中亚五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中亚地区也在经历伊斯兰复兴。在中亚五国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民主是一个不相容的概念,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自由。民主被充分理解并扎根于社会之中至少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实现。苏联解体后的中亚五国转向文化寻根是十分自然的。伊斯兰教必将成为影响中亚地区未来的主要因素[16]。更主要的是美国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中亚各国政治精英的争夺是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17]。

  其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密切相连,部落政治问题也是影响中亚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看来,不仅是中亚国家,在世界上其他一些热点地区,部落政治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8]。可以说,中亚的主要矛盾之一表现为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美国学者认为应该支持中亚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19]。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取代苏联的新的独立国家正在经历痛苦的经济和政治过渡。在世界范围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部族和宗教冲突有上升的趋势”[20]。

  四 推进“颜色革命”及其失败后的中亚政策(2005一)

  从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对中亚的政策再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由原来的为反恐战争服务的保持中亚现政权稳定优先的原则调整为“推进民主”优先的政策。与此相应,美国加大了对中亚政治体制民主化发展的关注力度。

  2005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5年推进民主法案》。在该法案中,将世界各国分为“完全民主”、“半民主”和“非民主”国家3个类型,并指出美国的神圣责任就是促使那些表面上允许反对 党、公民团体和新闻自由的存在,但事实上却对其进行种种限制的部分民主国家向完全民主国家转变[21]。中亚国家在美国看来正是这种“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美国众议院中东和中亚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就曾尖锐地指出,中亚地区的反对党派或名存实亡,或有名无实。中亚地区的许多政府依靠集权,这不仅未能充分解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问题,而且加剧了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22]。

  美国不能坐视中亚国家领导人压制公众意见和解散反对党派。只有帮助中亚各国逐步成为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局势稳定的自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美国才有可能解决极端主义和相关暴力活动的产 生根源。只有帮助营造一个有利于自由和繁荣的环境,美国才能够保证在反对恐怖与压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23]。

  但是中亚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24]。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反恐与推进民主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逐渐形成一种基本思路:虽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念认为,自由和民主是对付恐怖主义的利器,从长远来看在全世界推广自由可以带来和平、稳定与安全[25],但是美国不应该短视地急于在中亚推进民主而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与这种政策思路相应,2005年以来美国对中亚政治体制的评价(主要是分析中亚政治体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集中于以下5个方面。

  其一,国际组织职能的缺失问题。美国认为,存在于中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当前没能有效促进其政治民主化发展。西方曾在1998年判断,中亚国家认可将自身利益融人欧安组织的框架内[26]。但是,当前缺乏覆盖整个大中亚地区、能有效促进安全与发展的地区性组织却是影响中亚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独联体、中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均在该地区出现职能缺失[27]。

  其二,接班人问题。美国认为中亚政治体制的现状和特点决定了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中亚国家西方”派。九一一事件以来全球反恐的国际形势为美国控制该地区提供了一个契机,“颜色革命”的时机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成熟了。在美国看来, 中亚国家总统集权制的特点决定了美国最主要的控制手段不是派自己人去,而是借助当地新形成的民主政权,因为新掌权者更易于控制[28]。

  其三,中亚的极端主义势力对政权的威胁问题[29]。当前中亚政治体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跨国威胁,首当其冲的便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思想极端的国际主义伊斯兰教派——瓦哈比教派催生了伊斯兰解放党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前者的观点非常激进,它倡导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极端的伊斯兰国家。该组织在中亚地区迅猛发展,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地区的盛行埋下祸根[30]。中亚国家中央制度的失败将导致刑事犯罪集团猖獗和恐怖组织活动加剧[31]。

  其四,中亚国家的内部改革问题。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和腐败问题的日益扩大一直让美国对中 亚政治体制的顺利发展心存不满[31]。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中亚一高加索研究所所长斯塔尔教授认为,中亚地区没有哪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现在有这种期望还为时过早。中亚没有通往民主的捷径;如果不进行其他关键性改革,特别是关键的地方改革,民主就无法建立起来,而只有同其他国家的政府耐心合作才能进行改革。美国应该着力强调内政部门的改革问题,因为这些部门的人员在大多数中亚公民与政府的交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这些部门目前在该地区所有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主体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美国只是片面地关注公民社会组织,却忽视了内政事务部门。应该对议会制度和政党的发展、法治和言论自由给予高度重视[32]。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总统的 权力远远大于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权力[33]。

  其五,援助与改革的关系问题。2006年2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秘书处宣布,众议院开始审议和表决旨在推进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民主进程”的提案。同年3月1日,美国国会分委会提出了《中亚民主和人权决议法案》。该法案主张在决定美国同中亚各国政府展开外交往来的级别与频率、美国的援助分配和美国与该地区进行军事交往的性质时把政治经济改革因素考虑在内[34]。法案尤其呼吁美国总统“坚决地”为中亚五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因为这些组织建立的目的就是推进中亚民主和维护人权[35]。

  美国政府对中亚政治体制评价的基本特征是从美国在中亚的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出发而变化,这个根本点在事件之后美国中亚政策的两个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2002年6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帕斯科指责了哈萨克斯坦的民主状况,认为哈萨克斯坦政府打压反对派[36];2005年1月,美国国会甚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指责他及其亲信腐败、反民主和拉帮结伙[37],但2005年3月以后,随着推进“颜色革命”及其失败后实现新的中亚政策,美国开始倚重哈萨克斯坦,2006年6月6日,美国副总统切尼访问阿斯塔纳。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哈萨克斯坦正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发展: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准备与哈萨克斯坦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推动两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38]。2005年3月前后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变化对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前褒后压。2002年6月,帕斯科对乌兹别克斯坦在政治改革领域的进步大加赞扬,其背景是美国试图将其作为推进美国新的中亚战略的重点国家[39]。但随着2005年5月安集延事件的爆发,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政要开始指责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体制。2005年10月10日,美国国务卿赖斯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无视外国提出的人权要求,并说“乌兹别克斯坦与这一地区整体正在发生的事情步调不一,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与政治进步的能力有赖于人民的自由与创造力,但现在这种情况并未发生”[40]。

   五 结 语综上所述,关于中亚的政治体制及美国的评价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语:其一,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亚五国在巩固国家独立,寻找适合于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指出:“中亚地区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各国在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亚国家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理解。应支持中亚国家政府为维护安全与稳定、保持社会经济发展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41]。

  其二,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随着美国中亚政策的变化,美国政界也根据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变化不断调整对中亚政治体制的评价。

  同时,也应该看到,实现中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美国始终坚持中亚政治体制前进的方向是不断进行民主化改革[42]。

  而美国学术界在苏联东欧地区转轨的大背景下研究中亚政治体制,根据不同的理论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有转轨争论(transitions debate)[43],但当前在区别程序民主与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上较为一致,即中亚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民主化程度很低,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基础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此外,美国学者也认为,政府援助中亚国家的条件是,它们不仅要在反恐方面给予合作,而且要采取具体措施确立法治、支持文明社会的成长和建立民主体制[44]。

  其三,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国家一直处在复杂的历史性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中亚国家要从苏联境内的重要行政区域过渡为五个新的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前者要求中亚国家积极进行民族国家重建的探索,后者又要求它们尽快从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向新的模式过渡;建立符合各自国情的民主制度,并更好地融人国际社会。这种双重历史任务促使中亚国家在变化,但是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从过渡时期的困境中完全摆脱出来,各种矛盾导致了“颜色革命”的潜在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亚国家的总统集权制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2006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提出了修宪和政体改制的问题,即将政体从总统制过渡到总统议会制。保持政局稳定以及政权的平稳交接成为中亚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前,中亚各国政体依然是总统制。2007年5月,哈萨克斯坦通过《宪法修改和补充法案》,规定在扩大议会权力的条件下维持总统制;2007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在几次修宪的政治博弈后,根据宪法及选举法两项新法案,总统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议会的职责有所改变,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其他中亚国家的政治局势总体也保持了稳定,谋求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民主的理解和适用应有所不同,民主制度的类型和完善需要符合国情,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不能靠外力输入,一个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脱离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2006年6月1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通过的五周年宣言中,所有成员国声明“必须尊重和保持世界文明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不能成为‘输出品”[45]。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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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bid.
[9] 2006年12月21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逝世。代总统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在2007年2月1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土库曼斯坦新总统。
[10] 孙壮志:《当前中亚地区形势的新特点》,载《第七届全国中亚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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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bid.
[24]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选举中上台执政的新总统巴基耶夫领导的政府并没有执行亲美去俄路线。同年5月发生的安集延事件又使得卡里莫夫总统领导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25] Ileana ROs—Lehtinen,A U.S. rOle in Central Asia,THEWASHINGTON TIMES,March 31,2005.http://www.washtimes.com/op--ed/20050330--102208--7699r.htm
[26] By Mr Bronis?awGeremek,Chairman--in—Office Ofthe OSCE,MinisterOfForeign AffairsOfthe RepublicO{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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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aaepafi Ero~pbaH, Hocae pazBo~a, 9KcnelYr, 2005。13.
[29] JohnD.Negroponte,Threats,Challenges,and Oppor—tun讧iesfOrtheUnitedStates,February 28,2006,http: /www.state.gOv/s/inr/rls/62787.htm.
[30] Ileana ROs—Lehtinen, A U.S. r01e in Central Asia,THEWASHINGTONTIMES,March 31,2005.http;/www.washtimes.com/op--ed/20050330--102208--7699r.htm
[31] 前引文:《哈、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保障中亚安全的合作趋势》,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秋季号。
[32] Ahmed Rashid,The New Struggle in Central Asia:APrimer Of the Baffled,WORLD POLICY JOURNAL,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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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
 [34] Michael Ochs,Human Rights in Central Asia.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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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leana ROs——Lehtinen, A U.S. r01e in Central Asia,THE WASHINGTON TIMES,March 31,2005.http://wwwwashtimes.cOm/Op—ed/20050330—102208—7699r.htm
[36] http:/www. peOple. cOm. cn/GB/paper68/1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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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The U.S.RoieinCentralAsia,B. LynnPascOe,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3 Committee,Subcom—mittee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WashingtOn,
r》C,june 27,2002,WWW.state.gOv/p/eur/rls/rm/2002/11535.htm.
[38] 前引文:《哈、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保障中亚安全的合作趋势》,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秋季号。
[39] The U.S.R01einCentral Asia,B.LynnPascoe,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Testi—
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ubcom—mittee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CauCaSUS,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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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Robin Wright, Rice,On Way to Central Asia,,Repri—mands Uzbekistan,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1,2005.
[41]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宜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4703028.htm.
[42] Ilan Greenberg, Cheney, Visiting Kazakhstan, WadesIntO Energy Battle,THE NEW YORK TIMES,May 6,2006.
[43] 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s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了anuary 2002.See Kath—1een Collins,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I·ran—s讧iOn in Central Asia: C1an POlitics andRegime Trans“iOn inCentral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 Ileana ROs——Lehtinen, A U.S. r01e in Central Asia,
HE WASHINGTON TIMES,March 31,2005.http://www.washtimes.com/Op—ed/20050330--102208--7699r.htm
[45]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_47030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