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亚 制度变迁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杨恕，1947年生，兰州大学副校长、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曾向红，1982年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生。(兰州 730000)。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转型进程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
从苏联加盟共和国到独立主权国家身份的变化，对这几个国家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亚地区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体现出的独特历程将给世界上其他处于转型过程的国家带来深刻的思考与丰富的启示。独立后，中亚五国确立了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僵化的传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目标，由此启动了中亚各国的国家转型历程。中亚各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国家转型既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进国家制度变迁这一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又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与继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国家转型的成败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哪个事件可以与如下两者相提并论：一是冷战结束，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二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并最终于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大事件使相关国家成为‘转型国家’，然而，即使是在国际学术界，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刚刚开始。”[1]因此，对中亚国家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国家转型过程进行详细考察也就有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惯性制度变迁也就是制度的更替、转换及交易的过程。一般来说，制度包含三部分，即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约束的实施机制。在美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看来，“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约束(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2]尽管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正式约束往往又称为正式规则、正式制度，而非正式约束也相应的被称为非正式规则、非正式制度，然而，在制度的构成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制度结构。当制度结构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时，制度约束各种行为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等作用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当制度的各组成部分出现失调时，制度就不能稳定地起作用。
就国家层面的制度变迁而言，尽管制度的更替、转换与交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只有当制度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时，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才会主动、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制度变迁被称之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之所以难以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制度惯性的存在。而制度惯性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各组成部分变化速度的非同步性。
国家可以采取激烈措施使正式规则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然而，植根于具体国家特定发展历程、历史传统、民族特性、地理环境等背景下的非正式规则的演变却极其缓慢。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这种演变的非同步性，往往使得新的正式规则不能在短时间内发挥效力，从而延缓了制度变迁的过程；当非正式规则与新的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冲突时，制度变迁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激烈的斗争，严重时甚至会给整个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破坏性的影响。鉴于历史上曾有不少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动乱，甚至出现流血冲突、内战等极为暴力的事件，国家转型和制度转型研究者告诫人们，只有当正式规则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切实遵循、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良性互动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
制度惯性的存在，使得制度创新极为困难，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由此体现出某种曲折性和复杂性。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这意味着，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构建政治，制度又为历史所构建[4]。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又是导致制度依赖的主导因素。
中亚的政治文化传统(一)中亚各国政治文化的类型比较政治学认为，“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5]，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所谓政治文化，根据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人的解释，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6]。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指出，政治文化指的是作为被内化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的特定分布[7]。在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者看来，政治文化涵盖了三个层次，即系统层次、过程层次及政策层次。系统层次的政治文化涉及公民与决策者如何看待维系政治系统得以运转的价值与组织，它关注公民是否认同其所在的国家以及他们是否认可国家的整个制度体系。过程层次的政治文化包括两个方面：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运作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他们与政治运作过程的关系如何。而政策层次的政治文化与决策者、公民对政府的政策期待密切相关，它主要涉及公民对政府政策的目标及其实现 途径的认知[8]。
不过，由于各国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以及发展道路和模式上的差异性，它们的政治文化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积淀。根据对不同国家的公民对身处其中的政治系统的态度，阿尔蒙德等人总结出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参与者型、臣民型、村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塑造的是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与政府认同度高的体制热爱型公民；而臣民型与村民型政治文化下的公民，则属于体制疏远型，他们对政治生活持一种相对冷漠的态度、对参与政治能否改善自身处境抱有疑惑、对国家的认同度不是很高。相对而言，村民型政治文化下的公民比臣民性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公民更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动机，他们对国家只有低强度的认同，对国家权威往往采取漠不关心乃至逆来顺受的态度，他们的关注对象主要是以宗教、语言、种族或部族、地区为划分界线的社会、政治活动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型的整体政治文化往往分化成为多种多样的政治亚文化。
当然，诚如阿尔蒙德等人所说，政治文化的这三者类型并非截然可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纯粹形态，它们往往交错混杂在一起。为了使对政治文化的理论探讨尽可能与现实中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相接近，政治文化研究者在以上三种纯粹形式下又区分了三种系统性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即村民一臣民文化、臣民一参与者文化、村民一参与者文化。就中亚各国而言，尽管无法获得充分全面的统计数据来对政治文化进行归类，但总体来说，中亚各国的政治文化尚处于向参与者政治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臣民性与村民性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或者我们可将其视为一种村民一参与者政治文化。
(二)中亚政治文化的特征 中亚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变化阶段，在地区政权时期、并入沙俄时期及加入苏联时期这些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亚独特的政治文化。严格地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亚政治文化是作为政治亚文化的形态存在的，即是作为沙俄与苏联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但它们具有特殊的政治态度、政治思想和民族政治心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与中亚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中亚处于亚欧大陆的结合部，东西方文各种文明在此汇集，而由于这一地区本身没有发展出发达、厚重的文化成果，长期以来只是被动地接受周边优势文明的辐射，如此一来，当今的中亚文化就留下了各种古老文明的痕迹。它与西亚等穆斯林国家有宗教与语言的文化认同关系；它与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有一百多年难以割舍的多方面联系；它与儒家文明底蕴的中国也有众多的同源跨国民族关系；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驻军，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将不断扩大。·可以想见，不同文明在中亚这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变迁，一方面使这里出现多样化与极为丰富的文化景观，为中亚各国发展出本身独具一格的文化类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内在的结构性冲突增加了各国对其进行改造、实现各种文明内在和谐与共同繁荣的难度。总体来说，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中亚政治文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远未成熟，它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中亚政治文化的脆弱性与易变性 事实上，在如何处理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历史上的中亚国家非但未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基本的独立精神，反而经常全盘接受外来文明。
最让人唏嘘也特别具有警示意义的是，7～14世纪，中亚先后发生了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使这一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人种、语言和宗教特征：人种上，阿拉伯势力被赶出中亚后，中亚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大都混血化为欧罗巴一蒙古人种；语言上，当地民族的语言除了塔吉克语外，几乎都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演变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宗教信仰上，原来信仰佛教、锁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穆斯林民族，中亚文化也就演变为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文化形态。中亚古代文化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突出地表明，中亚地区由于长期处于部族分立、政权割据、经济权力分割的状况，缺乏国家政治文化的独立性与民族主体意识，主流文化传统在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文化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尽管伊斯兰化与突厥化前的中亚文化也具有某些较为先进的成分，但终因自身的脆弱性而被挤出历史舞台。独立后，中亚各国确立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目标，力图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法制化、经济体制的自由市场化。尽管这种转变还只进行了十几年，然而，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的渗人给中亚传统的政治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亚传统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行为模式和精神追求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危机。即使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限于国力的制约和政策的失误，中亚国家并未能确立起一套有效稳定的主导意识形态与思想体系来引导人们应对国家制度变迁带来的混乱与无序，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由此表现出频繁的摇摆性与不稳定性。
2．中亚政治文化的分裂性与断裂性：中亚古代政治文化除了在复合文明的基础上显现出脆弱性与易变性特征之外，还因为中亚有着各游牧部落、部族长期分立征战和频繁更替的历史而具有各自割据的状况与特性。中亚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却未能形成统一或凝聚的主流政治文化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中亚文化往往显示出分裂性与断裂性的特征。阿尔蒙德曾经指出，由于一个政治体系内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他们都可能有特殊的倾 向或趋势，这种特殊的倾向就是主导文化下的政治亚文化。政治亚文化在当今各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了维护国家内部文化的多样性，有些国家往往允许甚至鼓励政治亚文化的发展，如某些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绝大多数国家里，政治亚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往往是政府予以密切注意甚至警惕的。其原因在于，政治亚文化经常构成消解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力量，不利于国家统一认同的塑造与培育，正如阿尔蒙德所强调的：“有些亚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性，人们对此是难以漠然视之的，尤其是涉及到语言、阶级、 宗教和种姓制性等级长期分裂的情况时。”[9]就中亚国家的情况而言，各国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长期以来就是以政治亚文化的形态存在于沙俄与苏联政治文化体系中，而在各国内部，又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政治亚文化，包括地域、宗教、部族、阶级和集团政治亚文化等各种类型，甚至还一度流行着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跨国政治亚文化的类型[10]。这些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往往会被某些具有特殊目的的行为体或政治力量所利用，用来挑起各种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以从中渔利，严重时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乃至国家的分裂。从1992年持续到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就是地域政治亚文化、宗教亚文化等亚文化类型挑战国家主流文化的事例。
3．中亚政治文化的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 这方面的特征是与上述两个特征密切相关的。中亚国家历史上都曾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的政治化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历程具有持久与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伊斯兰教义往往被统治者用来作为确立和巩固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宣扬信徒对真主的绝对真诚并要求他们对作为真主世俗化身的君主无条件地服从。从本质上来说，宗教虽然可以超越某种具体的政治生活，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信仰方式为 其信徒提供求得精神慰藉的工具；然而，宗教又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特殊意识形态类型，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范畴，而上层建筑往往是要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或者往往被不同的阶级所利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条件下，宗教对政治并不保持着那种应有的超脱状态，反而具有一种涉人政治、依附权力的本能倾向。中亚政治文化表现出的专制主义特色，就与当时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政治化紧密相连。此外，中亚还经过了沙俄与苏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俄罗斯权威主义、村社主义的政治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痕 迹。“俄罗斯真正具有现代文明价值意义的是其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的村社组织。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称俄罗斯文化的根基是‘土壤村社精神’，实质上即一种专制文化传统”[11]。这种影响在当今中亚各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有着或明或暗的体现。无论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倾向，抑或俄罗斯传统文化对中亚各国的影响，都使中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强烈的专制与对权威的服从性特征。
上面简要介绍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亚国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但由于各国历史传统与发展道路的区别、现实国情与面临问题的差 异，各国政治文化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同。按照基本特征与其他因素，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它主要存在于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另一种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前者中宗教的影响较大，而在后者中宗教的影响较弱。相应的在国家生活中，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同的政治开明与民主程度、社会和谐与稳定程度、民族团结与融合程度、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
中亚政治文化对各国制度变迁的影响 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转轨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政治文化传统对各国的政治改革、经济转轨及社会转型都构成了明显的制约。 —(一)中亚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独立后，中亚各国确定了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转轨的目标，并参照着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设立了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民主选举等制度安排。
同时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为了保证国家转型过程的稳定，确立了总统制的权力构架。总统制的确立，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中亚政治变迁过程中政治文化的传承性。而且，中亚现有政治结构的其余重要方面，也并非是苏联解体、国家独立后 的创新，相反可以发现许多在苏联时期甚至十月革命前沙俄政治制度中的残余和影子。对权威的崇拜、对强力人物的推崇，构成了这种制度安排中的内在成分。在这里，我们非但可以发现正式制度安排对历史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且也可看出中亚传统政治文化这种非正式规则的稳固性与持久性。
中亚现有的制度结构保留着苏联时期的核心组成部分，总统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总统权力不受实质性的制约使得三权分立、政党竞争、议会民主等安排徒有其表。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三种类型的区分，中亚各国属于典 型的魅力型政权类型，而离他们希望实现的法理性政治统治距离遥远。在这种政权类型中，伴随着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人民群众希望强力人物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避免国家政局陷入混乱，实现经济的逐步回升与稳步发展，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人民群众的这种求稳怕乱心理有利于中亚各国总统为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而巩固自身的权力与地位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依据(非合法性)；另一方面，这种把国家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能力与绩效基础上，而非程序公平上的制度 安排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当国家经济发展未能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预期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时，就会滋生严重的不满情绪，从而削弱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大权独揽的总统就会成为不满与怨恨的矛头所指。反对总统的各种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所提供的机遇，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制度内与制度外的手段，挑战总统的权威。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向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向就会发生扭转。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郁金香革命”就是中亚各国权威主义政体类型内在缺陷的体现[12]。
民主政治的实质，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国家统治权的博弈过程。制度与资源决定了民主政治的结果。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中，多党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按某种潜规则而非法律制度运行的，各种反对政治势力并没有被纳人体制轨道之内，它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政治制度赋予的机遇不足以让他们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被总统或亲总统政治势力所垄断，而作为民主象征的选举则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其结果实际上在选举前已经预先确定。在这里，正式的制度安排本身或许存在缺陷，如宪法对反对派进人选举过程设置的障碍、选举政策对某些特定政党所做的限制，但其中更多的是制度的执行机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以及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政治文化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参与政治实践，反对派政治力量对选举过程是否公正、自身能否通过选举合法取得政治统治权、总统或亲总统政治势力是否值得信赖等问题形成了认知，并由此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当确信不可能通过选举实现自身的目标时，作为理性的行为者，各种反对派政治势力在权衡利弊之下就有可能走上街头抗议，以此挑战有关选举的正式制度安排。如此一来，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就会形成互不信任、彼此敌对的政治态度，并持久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此以往，中亚各国的民主不仅脆弱，而且虚幻。
此外，中亚各国分裂性政治亚文化的存在更是对国家建设与制度变迁的巨大挑战，潜在地影响各国的稳定与统一。因此，防止各种政治亚文化发展成为分裂国家的政治力量，培育出一种和谐、稳定和统一的政治文化就构成了中亚各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
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在中亚各国都有所发展，对中亚各国的国家建设造成了重大的困扰。而且，由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每一个中亚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如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库利亚布与北方苦盏地区及库利亚布与东部戈尔诺一巴达赫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都有南部与北部地区之间长期就存在着的权力与矛盾冲突。另外，中亚各国在国内存在着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之间及跨国民族之间的纠葛。所有这些，使得中亚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更是步履维艰。国家发展道路之争、恐怖主义的威胁、民族间的矛盾和主体民族地区势力的冲突等问题尽管在中亚各国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每个中亚国家都存在。如哈萨克斯坦存在着民族问题，近年来也日益受到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乌兹别克斯坦饱受恐怖主义、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之害，又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存在着民族纠纷；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则可以看作为地区争权的结果；塔吉克斯坦更是灾难深重，在其他中亚国家存在的问题在塔吉克斯坦几乎都能找到，在这里甚至曾因国家发展道路之争、地方主义势力突出等问题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了6年(1992～1997年)的内战。中亚国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各国塑造一种和 谐、宽容和稳定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能有效凝聚国民共识、得到国民广泛认同的国家民族。
(二)中亚政治文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独立以来，中亚各国就开始实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转轨之初，中亚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则依据本国国情渐进稳妥地推进向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目标。尽管各国选择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目标大同小异，即都希望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稳定化。为此，各国先后颁布了 一系列与经济转轨有关的法律、法令及政策措施，初步确立了经济转轨的制度框架[13]。尽管关于经济转轨的正式制度框架已经成形，然而，新旧制度交替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的制度真空，非正式规则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调节经济关系的功能。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是中亚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影子经济”与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根源。
经济转轨与政治变革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中亚各国总统制权力结构的确立，一方面为经济转轨提供了基本稳定的政治环境，防止经济转轨中必然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然而另一方面，总统及政府官员的巨大权力为政府干预经济做了铺垫，而与此同时宪法、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理所当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实际上是大多数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都会发生的现象。在中亚各国，总统的权力使其能够凭借个人爱好决定经济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相对容易地变更既有的制度安排，政策的效力往往超过宪法与法律的约束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产权不明晰就为一些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官员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保证了权力拥有者限制其他行为者进入 利益再分配过程的机会与渠道；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又提升了权力拥有者的经济能力，从而使其得以利用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源巩固政治地位。诺斯曾经指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当我们像俄罗斯那样改变博弈规则时，我们唯一可以操纵与控制的就是正式规则。目前正在变化的正式规则是试图改变一个社会运作方式的直截了当的工具，实际上正式规则只是一种要素。比如在俄罗斯，许多正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却不存在一个与这些正式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及相应改变了的行为习惯。”[14]在中亚制度变迁过程中，与俄罗斯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 则的新旧交替速度并不一致，这就为非正式规则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中亚各国政府官员、大企业领导人和新生产业精英得以在推进私有化进行产权结构调整时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大肆聚敛财富，从而在中亚社会中产生了一个被称之为“新富阶层”的暴富人群[15]。
鉴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常出现官员腐败、政府无能、社会失序和法律失效等现象，某些转型研究学者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视为一种特殊的利益主体。它代表着某些特权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其目标是为了该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向其他阶层或集团成员榨取收入，即使它主导建立的产权 结构以牺牲国家整体福利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了保证权威拥有者能够获得其追随者足够的忠诚，政府将建立起官僚机构、各种政治组织和暴力工具等掠夺性多层化组织来实现有利于特定阶层的财富再分配机制。这也是某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将某些转型时期的政府视为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个“盗窃型政府”的原因[16]。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腐败现象的这种解释，对于中亚的魅力型权威政权来说有一定的适应性。在中亚各国，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与“影子经济”的猖獗，往往与总统及政府的权力过大而缺少约束与监督有关，而具有严 重地方主义特色的政治文化又带来了腐败现象的家族化、地方化以及集团化。
在中亚经济转轨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富阶层”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意义上的)。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贫富分化现象，与中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无关系。中亚五国是近代以来才在封建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时期，中亚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是以高度集中管理为特征的，国家大包大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严重制约了宏观经济的效率与微观经济的活力，但至少在某种 程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相对均质化。然而，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组，中亚国家的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道路越走越远，而人们对经济转轨长期性、曲折性、艰巨性的认识却严重滞后。他们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与国家对财富再分配的强力干预上，竞争意识的缺乏与市场观念的淡薄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力与积极性，最终导致中亚各国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人民的生活质量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中亚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将 严重影响到人们关于经济制度变迁的认知与评价，影响到他们对于制度变迁的预期，并最终通过他们的政治心理体现到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政治支持上来。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政治主体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直观认识，是一种更深层次、更为隐蔽和更难以把握的政治文化形式。相对于政治文化的另一种形式——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具有更为稳定与持久的特性。“政治心理的相对稳定性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可能会在一时的‘振臂一呼’的举动中得到改变，但要从心理上改变一 个社会、塑造一批新型的政治成员，却需要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17]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中亚长达几十年的实践，塑造了各国国民对国家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政治心理，而转型期间不时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法律虚无、市场失序与收入不平等导致了人们的心理迷惘与精神压力，使他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抱有一种恐惧感与不确定性。香尔·霍洛维茨在考察后共产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结构动因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一个结论，即转型国家在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与经济结构、战争现象构成了三个重要的结构动因，而政治文化中人民群众对经济与政治改革 成就的预期严重影响到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18]。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普沃斯基也注意到，“如果所有人都预期在新的体制下能生活得更好，或者对新体制抱有一种强烈的价值信仰，那么人们就会抑制投票，同意从旧体制向新的转型”[19]。
因此，为了保证经济转轨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中亚各国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使通过正式制度安排确立起来的产权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减少腐败现象与遏制“影子经济”现象的发生；还要通过财富再分配机制使国家贫困阶层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塑造他们良好的市场观念与竞争意识，引导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合理预期，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应与竞争能力。制度变迁本身不是目的，纯粹的经济增长也非终结目标，通过经济转轨使经济得到持续稳步发展，最终实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制度变迁的追求。中亚国家的转轨必须记住这样一句忠告，“把西方成功的正式政治与经济规则转移到第三世界和东欧(中亚)经济上，并不是达到良好经济绩效的有效条件。私有化对于解决贫困的经济也并不是灵丹妙药。”[20](三)中亚政治文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中亚政治文化为村民一参与者政治文化类型，下面又存在各种亚文化，如地区亚文化、宗教亚文化等，这些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对中亚国家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中亚政治文化的这一特征又是与中亚各国不存在强大的公民文化与民主传统密切相关的。中亚国家的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极大变化。有学者考证，独立以后，中亚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经济转轨带来的国家财富分配不合理与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在中亚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21]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阶层未能得到充分分化，没有形成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与发达、灵活的社会网络。因此，中亚国家要想使实现本国从单一僵化的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就必须在本国塑造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发展出发达、灵活、多元的社会网络，以此消解地区亚文化、宗教亚文化、分裂性的非主体民族亚文化等对公民理念塑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国民对部族、地域、非主体民族、宗教的认同引导到国家认同上来。
在中亚各国，部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强烈，而且“这些冲突性的认同并不必然有与某一特定的族群或宗教集团有关，而内在地与基于所处部族或地区的‘亲缘性’(affinities)所带来的情感和网络密切联系”。与部族血缘关系的远近虽然也是融人部族的一个基本要素，但这种部族认同实质上是在某一特定地域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延伸了的关系网络，其典型特征就是围绕这一地区比较显赫的家族和部落的部族认同而扩展到其他地区，国家权力的地域分布不均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失衡，就在各国内部形成了以区域划分为标识的形形色色的认同，产生了强烈分裂性的地方主义[22]。
与地方主义相伴随的就是地区认同的排外性与封闭性，即不同的地区与部族之间的敌对与不信任。对于社会关系中的信任的重要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构成了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于降低人类各项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弥补人类交往中的信息不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信任确实在某种类型关系，特别是建立在人格化的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相互依赖的参与者的网络的建立，特别是那些加强承诺和支持竞争标准的规则和制度的创立，可能是建立长期信赖关系的更加坚实和有效的基础。而且，正如组织工会、劳资合作或工会领导和普通成员关系的案例所展示的，制度安排是对信任的重要补充。”[23]作为一种生产性的集体产品和对正式制度安排构成重要补充的非正式规则，信任关系能够积累和扩散，从而形成一种以互惠为特征的社会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而信任、普遍互惠的规范及公民参与网络就构成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与确保政府绩效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发达，经济发展就越有保障，向民主的转型也更有前景，制度变迁也就越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总体绩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信任关系都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如果信任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集体与亲属网络之内，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排他性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不是以实现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它们所追求的只是本集团内部成员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关系的排他性就构成了危害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因素。在中亚国家存在广泛的地方主义集团，如哈萨克斯坦的“大玉兹”、“中玉兹”及“小玉兹”这些部落集团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但各玉兹彼此之间却存在不少的摩擦与矛盾。其他中亚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这些集团的存在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严重威胁着各国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美国著名制度变迁研究者罗伯特·帕特南曾经区分过两种类型的社会网络，一种是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经济社会地位的行为者联系到一起的“网状”网络；另一种是以“垂直”为特征、把不同行为者构建成一种具有庇护一附属等级关系中去的“柱状”(maypole—like)网络。在柱状网络中，各种行为者的关系之间以依附性为主要特征，彼此之间不承担平等的义务和责任。这样一来，庇护者与附庸者都有可能采取投机性的行为，庇护者可以依靠等级关系剥削附庸者，而附庸者则采取逃避义务的态度取消对庇护者的支持[24]。
在中亚各国，起主导作用的是“柱状”型的垂直网络。由于社会结构未得到充分分化、社会各阶层的自由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及转型过程中总统 与政府权威的削弱等原因，中亚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极其微弱。人们彼此之间及人们对政府、雇员对雇主、政府官员对上级政府、政治势力之间等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中都不存在强烈的认同与信任关系。信任的缺乏导致各国经济效率不高，腐败现象盛行、犯罪活动猖獗，这些现象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亚各国社会普遍存在。其实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新的正式制度安排未受到人们群众的普遍尊重与自觉遵循，而协调各种关系的各种非正式规则又具有相当大的非规范性与脆弱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有 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诚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国家转型的初期，由于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非短期内可以完，成，其功能与效率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一来，非正式规则就能发挥重要的协调与互补作用。尽管正式规则的改变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巨大变化，然而，非正式规则的补充作用将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制度变迁相对平稳地进行[2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社会规范、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规则也处于缓慢的演变过程中，旧的非正式规则调节各种社会、政治、 经济关系的功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也有增强的，如伊斯兰因素)，而新的非正式规则还未完全成型，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亚国家制度变迁的难度。
最后，在中亚各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其政治文化传统是以部族和地区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和法团主义，这种社会结构与各国所致力建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冲突。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是以对个人价值的推崇与强调为特征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构成这种社会理念的核心。中亚各国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引进，必然会给现有的社会网络与集体主义理念带来重要的影响，既有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就有可能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行调整。如果在调整过程中，人们运用既有的政治文化工具调试自己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的能力能够适应转型的现实时，那么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就有可能成功；然而，这种调整一旦失败，可以想见，它带来的将是社会严重的无序状态，人们的精神信仰也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即使正式的制度框架已经确立，可鉴于非正式规则的全然崩溃，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只能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尽管在截至目前的中亚国家社会转型中，这种极为悲观的场景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对于在中亚这些存在无政府状态传统的国家中，这种前景尤其值得警惕。
结 语截至目前，中亚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在转轨过程中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制度惯性现象，其中非正式规范尤其是其中的政治文化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对于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还是对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各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尽管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亚国家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没有出现具有破坏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然而，中亚政治文化的脆弱性与易变性、分裂性与断裂性、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更多地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全面制度变迁构成了严重的制约。中亚国家在确立其正式制度安排时，同样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等非正式规则的改造与培养，诚如卢梭所言，“我们必须彻底了解正在建设着的国家，否则制度建设一旦完成，不管制度自身多么完美，当它投入运行就会被证明有很多缺陷。如果国家已经形成，其嗜好、风俗、偏见、弱点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通过新的设计消除时，那么其缺陷就更加确定了。”[26]各国要想实现独立之初所确立的转型目标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转型成功仍有赖于中亚制度变迁的主体——中亚各国政府与人民在基于本国独特国情的基础上，适时地根据转型的成效与失误对制度变迁与国家转型战略进行调整，以便摸索出一条真正适合各国国情的转型路径。
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固然必不可少，但如果不能在本国营造出一种和谐稳定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如不能实现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的良性互动，那么中亚国家制度变迁与国家转型的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中亚国家的转型历程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对制度变迁的绩效考察仍有待实践的进一步展开。从中亚国家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各国的制度变迁中，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是密切互动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受到中亚落后政治文化的严重制约，而中亚政治文化的变化相应的受到各种发展演变的物质结构及具有很强稳定性的非制度因素(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技术水平、气候状况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自苏联解体之后，原来作为苏联统政治文化一部分的中亚政治文化已经解体，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中亚各国都力图构建出一种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尽管在截至目前的国家建设中，中亚各国所采取的措施及付出的努力大同小异，但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可以预料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政治文化会逐渐地体现出更多的民族传统特点和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为此，全面分析和探索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亚文化同时也体现出某种程度差异的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显得异常重要和必要。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中亚战略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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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前引书：《使民主运转起来》，第203~206页。
[2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载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4页。
[26] Jean-Jacques ROusseau，COnsideratiOns On the GovernmentofPoland，转引自前引书《民主与市场》，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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