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吉·卢卡奇(Georg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思想家，是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舞台上，他声名显赫而又毁誉参半。他长达60多年的丰富而曲折的思想生涯，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幅斑驳的缩影。他在哲学、美学、政治和文化理论方面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表现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并且紧扣时代和历史的脉搏，因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争议。正如他的学生马科洛斯·阿拉马斯所说，卢卡奇的生活历程构成了一部从19世纪末到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小段的欧洲思想史。因此，在考察卢卡奇时我们应把他的生活经历与思想观点、个人成长与社会变化结合起来，从他生前留下的极其珍贵的文献中，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再现卢卡奇思想深邃的非凡人生以及与社会命运相连的坎坷经历。

　　一 时代产儿与早期思想生涯

　　(1885年～1913年)卢卡奇于1885年4月13日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犹太血统家庭里，很小就表现出对世俗习惯与凡俗礼规的轻视。“事实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并不是很邋遢的。

　　我用它来对抗礼规。礼规的另一方面是它的虚伪。”[1]在9岁时卢卡奇的传统意识受到了动摇：父辈相信成功是行为正确的标准。其实成功并不是什么标准，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他的行为也可能是正确的。整个中学时代，卢卡奇一再挑战传统，揭穿神话，形成了一种矢志不移的信念。

　　“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存在于家庭、匈牙利和现代社会之中的异化现实，才客观地构成了卢卡奇思想发展的起点”[2]。许多年以后，面对卢卡奇卷帙浩繁的著作，我们的确感受到其理论土所信奉的与实践上所赞成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某种潜在的一致性。

　　在学习期间，文学、艺术史及哲学成为卢卡奇的兴趣中心。17岁时，他就在杂志上发表了《新霍普曼》等作品。

　　19岁时，他同两位朋友，仿效柏林“自由剧团”的样子，在布达佩斯创立了旨在把现代戏剧带给工人阶级的剧团“塔利亚”。从1906年开始，卢卡奇在国外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注历史。

　　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传记性和批判性研究，使学习生涯。1908年，他用匈牙利语在柏林写成了巨著《现代戏剧发展》的初稿，将现代戏剧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

　　1910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完成了《心灵与形式》的最后写作，它使卢卡奇名扬天下。法籍日耳曼语专家菲利克斯·贝尔多写道：“这一论著是一部完整的哲学概论。其意义之深远，观察之敏锐，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评论。它的作者是一位形而上学家，他重新创作了他所研究的著作。”[3]青年卢卡奇的著作“是对一个对抗世界的杰出的辩证表达形式”[4]，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在柏林学习使卢卡奇成为著名生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的最得意学生之一。卢卡奇的哲学学习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采纳齐美尔对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所作的独树一帜的解释。

　　卢卡奇1912年前往海德堡，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并很快成为韦伯圈中的一员。韦伯把社会学看作“在意义水平”上去理解社会行为的一种尝试，从而寻求一种社会学方法，以此说明个体活动对他人所具 有的意义。卢卡奇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这种方法论表示赞同，在这个时期，韦伯成了卢卡奇的“北斗星”。通过他，卢卡奇认清了精神、宗教和经济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在海德堡的居住使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终身挚友。

　　当卢卡奇初次接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等经典著作时，他“立即确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正确性”[5]，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

　　这种思索构成了他一生的理论研究，当晚年开始对马克思的本体论进行撰写时，这并非偶然的兴趣所致，因为“只有 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建立起在他的意义上的历史世界观，才有可能保存隐藏在这种极端错误作法中的正确倾向”[6]。

　　二 走向命运的转折点(1914年～1919年)

　　1914～1918年的战争使卢卡奇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转变：“离开康德哲学而趋向黑格尔哲学”[7]。黑格尔哲学的兴起是由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激发起来的。狄尔泰本人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像黑格尔一样，深切地关狄尔泰实现了与自己早期的实证主义的彻底决裂。他坚信进步是真实的，人类正在逐步意识到与重建理论与实践、逻辑与伦 理、经验与超验之间的统一性。这种历史研究，揭示了显露在人类生活总体之中的人的本质属性；历史学家凭借在自己心灵中重新体验曾用以规定其自身的那些思想和活动，来体会和研究以往人们的生活。在超越狄尔泰理论的过程中，卢卡奇复活了黑格尔的如下观念：精神在其辩证运动之中的自我创造过程。

　　《小说理论》是这一时期的力作，卢卡奇因此书获得了德国有眼力的读者与最伟大的小说家托马斯·曼恒久的尊敬。“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满布星斗的天空，就是可通行的和应该走的各条道路的地 图，而这些道路都被星光照亮。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一切都是新颖的、然而又是熟悉的。世界是广阔的，但却像自己的家一样，决不会彼此感到陌生。”[8]卢卡奇把这个时代称为“史诗时代”。而“小说是这样一种时代的史诗，在这种时代里，生活的广泛总体已不再直接既存，生活的内在意义已变成一个问题，但仍以总体的方式来思考。”[9]卢卡奇像黑格尔一样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尤其是完整的人的意义，即作为主体的客观精神终将克服自己的当下性，“史诗时代”不复存在，历史已进入“小说时代”，只有通过自己的有限精神构思自己历史的无限未来。

　　没有人会想到，《小说理论》是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极度苦恼与郁闷的心境中写就的，“他精神的苦恼是当时正处在空前大危机前夜的文明的一面镜子”[10]，战争加深了卢卡奇对人类社会普遍罪恶的忧虑，他企图以资产阶级民主为药方来解救社会，使人们走出罪恶之境。卢卡奇对战争非常失望，“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它”[11]。历史上匈牙利长期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先是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建统治之下，后来又沦为奥地利的附属国。一战后，奥匈帝国作为战败国在巴黎签订了脱里亚农和约，匈丧失了2／3的领土和一半的人口。战争给匈牙利人民带 来的终归是灾难和贫困，“在对外军事失败和国内普遍动乱的冲击下，匈牙利的旧统治土崩瓦解了”[12]，“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使我们初见端倪，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未来便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13]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卢卡奇从绝望中醒悟过来，他做出了一生不可更改的、最终的选择，结束了在海德堡的居住，回到布达佩斯，于1918年12月2日加入了成立才12天的匈牙利共产党。卢卡奇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1917～191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14]，使他走向命运的转折点，开始投身革命。“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和继之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运动，的确把我造就成方‘个社会主义者，并且我从此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积极的方面之一。”[15]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诞生，并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919年3月同匈社会民主党合并，通过和平道路取得了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卢卡奇担任共和国教育和文化人民委员，接下来的几个月，对卢卡奇来说，是非常活跃积极的时期，他着手一项重建教育的宏伟规划，对匈牙利的文化生活，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历 史唯物主义发展研究所。他还作为正与入侵的罗马尼亚军队对峙的第五师政委视察了东方前线。不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了133天。由于当时领导人经验不足以及内外敌人勾结、破坏和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霍尔蒂夺取了政权，并对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专政。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末日降临，窃夺了政权的霍尔蒂法西斯政府同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结，以换取法西斯德国对匈“扩大疆域”政策的支持。由于匈当局的扩张野心，匈很快就沦为了纳粹德国的附庸。8月和9月，卢卡奇还留在匈牙利从事地下活动，9月底不得不偷渡出国。

　　三 坎坷的革命征途(1919年～1945年)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同许多政治流亡者一样，移居维也纳。1919年10月，由于匈牙利反动政权的唆使，卢卡奇在维也纳被捕入狱。霍尔蒂政府要求引渡，一批知识分子干预此事，在《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呼吁书，要求释放卢卡奇，引渡的要求才没有得逞，卢卡奇于年底被释放。作为居住在维也纳的一个条件，匈牙利流亡者被责成不得过于密切地卷入奥地利事务。但不管怎样，一方面，卢卡奇当时非常关心匈牙利共产党的内部政治活动， 他从事作为政治家的各种事务，参加党内的斗争，主办和领导左派刊物《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致力于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以列宁为首的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献。在卢卡奇的生涯中，这无疑是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时期。但是，对卢卡奇而言，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是1923年他把过去几年写成的八篇文章结集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题出版发表。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问世后，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与信奉，成为一些理论家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等错误倾向的重要理论立场。但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指责他离经叛道，所谓“卢卡奇思想”已经成了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而落人口实。匈共领导人库恩·贝拉指责他企图取消唯物主义，阉割辩证唯物主义；德共教育主管赫·顿凯尔指责他在书中给历史唯心主义敞开大门；苏联哲学家德波林把他的观点描绘成正统黑格尔思想加上拉斯克、柏格森、韦伯、李凯尔特、马克思、列宁的调料的五彩缤纷的大杂烩；布哈林指责他重新陷人老黑格尔主义；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 词中指责他犯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错误。而增添这种非议的是，卢卡奇自此书问世以来多次进行过公开的检讨与批评，进一步加深了对卢卡奇及此书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围绕此书所展开的讨论和争议一直延续到现在[16]。

　　这一时期卢卡奇遭遇的另一悲剧就是《勃鲁姆纲领》事件。1928年，卢卡奇化名“勃鲁姆”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明确表示不应重新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因为，自库恩·贝拉1919年在匈牙利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到《勃鲁姆纲领》制定只经历了十年。

　　第一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是时机不成熟，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历史必然，十年中虽有变化，但社会发展规律不可抗拒。在匈牙利，政治和经济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没有质的改变。这一点匈牙利人民最清楚。

　　但这一纲领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库恩派斥责为“用半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理论来取代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卢卡奇对纲领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这完全是口是心非的，是当时的环境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我并没有改变观点，我确信我当时是绝对正确的。事实上，后来的历史进程也完全证实了《勃鲁姆纲 领》。因为匈牙利在1945～1948年的时期具体实现了我在1929年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17]这一纲领失败了，奥地利政府发出了对卢卡奇的驱逐令。托马斯·曼把这一驱逐说成是“判决死刑的时候到了。回匈牙利?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拷问和死亡。到慕尼黑去?那里不会接待他。到柏林去呢?他在那里无法糊口，也无栖身之地。在维也纳生活，尽管他的生活困苦，却可以靠他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苦行僧式的天性来忍受……”[18]但卢卡奇还是永久地离开了他在1919～1929年居住的维也纳。

　　1930年，卢卡奇来到莫斯科。30年代末苏联肃反扩大化，卢卡奇逐步产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疑惑：干部的官僚化，政治空气的沉闷等，与他理解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从民主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没有民主就不能保卫社会主义。卢卡奇在苏联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处境岌岌可危。在清洗运动后期，卢卡奇莫名地“作为匈牙利政治警察的莫斯科代表”[19]被拘捕入狱两个月，后“幸运”地得到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局主席季米特洛夫的干预而获释。这是卢卡奇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时期，他可以致力于研究和学习，却仍然“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在这些著作中以必要的谨慎把我的有分歧的观点按当时历史环境许可的程度公开表达出来。”[20]在莫斯科，卢卡奇在由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一恩格斯一列宁研究院工作。

　　梁赞诺夫向他出示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出版前的完整底稿，这对卢卡奇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期，他还了解了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就是卢卡奇在1933年“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发言中所说的学习马克思的第三阶段：“只是研究列宁著作并从其基本意义上逐渐加以领会的可能性，才使我进入了学习马克思的第三阶段。”[21]他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埋头不倦地著述。这一时期卢卡奇的理论著述很多，主要有《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理性的毁灭》等。

　　四 与祖国同在(1945年～1971年)

　　1945年二战结束后，卢卡奇毅然选择了回到祖国匈牙利，即使在炽热的“卢卡奇辩论”的条件下，也从未懊悔。

　　像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一样，伴随着匈牙利共产党拉科西政权的也是政治审讯和大规模逮捕。现在知道，在1952年到1955年间，有113．643 4万人被告发和审查，其中有51．670 8万人被指控和判刑，大规模的逮捕笼罩着匈牙利[22]。卢卡奇回到匈牙利的最初几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他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卢卡奇的理论生涯又同政治活动紧密相关，他组织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盟，谴责斯大林大清洗时代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指出个人崇拜时期科学研究停滞的严重后果等。他的这些言行都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指控为搞修正主义，他不仅在政治上受挫折，而且在学术界也失去了立身之地。卢卡奇决定退出公共生活，专心于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从 40年代末就成为卢卡奇学生的一批青年理论家，如A．赫勒、F·费伦茨、G·马尔库什、M·瓦伊达等人，在卢卡奇的精心指导下，到60年代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布达佩斯学派。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共产主义世界普遍“解冻”，这极大地改善了卢卡奇的状况。1956年3月，共产党建立了以匈牙利伟大诗人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在6月14日卢卡奇主持并作了《当代哲学问题》的发言，批判斯大林和拉科西的文化政策，批判匈共领导照搬苏联模式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的错误。他告诫人们要坚持“独立思考”，争取自由民主，希望“苏共二十大后不要产生像联共(布)十七大后所经历的那种令人失望的局面”[23]。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众所周知的讲话后，旧的文化和政治争论又开始了。针对匈牙利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1956年6月28日卢卡奇在匈牙利劳动党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当前政治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的报告，公开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清算。10月，匈牙利发生悲剧性事件，卢卡奇出任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但他并不是政府的真正领导成员，他毕竟已是古稀老人，他以自己的威望从道义上支持了纳吉政府却发现与纳吉的对立。当纳吉政府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时，卢卡奇投了反对票。苏 军在11月4日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卢卡奇与其他的匈牙利政治人物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离开使馆后他立即遭逮捕，并被放逐到罗马尼亚。

　　1957年4月10日，他停止放逐，重新回到布达佩斯的家中。从1958年起，匈牙利、东德、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又对他的著作进行公开批判，他的一些以前被认为正确的东西又重新遭到非议。他关于人民阵线的观点、民主的观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以及他的进步概念均受到尖锐批判。但是，卢卡奇经受住了逆境的考验，他没有像许多著名匈牙利文化名人(如曼海姆)那样长期流亡国外，而是始终眷恋着匈牙利，把自己的一颗赤诚的心、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1957年后的几年中，卢卡奇致力于早就酝酿的大部头著作的撰写，并于1963年发表了两卷本《审美特性》巨著。随后，卢卡奇以余生的巨大热情开始写有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即《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0年12月，医生们发现他患晚期癌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于是比过去更加紧张地工作，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继续写作。1971年6月4日这位被西方誉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最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几天之后葬于凯里佩西公墓。

　　从以上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卢卡奇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常常为各种政治争论和理论争论所环绕，而且做过故意欺骗、自贬以及和解之类的事，但却无法泯灭作为一个思想家所拥有的现实感与责任感。在漫长的理论生涯中，卢卡奇用执着睿智的笔锋勾勒出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图景。卢卡奇逝世后，东西方国家都出现了研究和评价他的思想的热潮。“他的思想构成由于东欧和西欧两大地域的思想运动的影响而显得独一无二”[24]，在1981年纪念他逝世10周年和1985年纪念他诞生100周年的活动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政府对卢卡奇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毫无疑问，卢卡奇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为第40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 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2] Lee Congdon，The Young Lukacs，The 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Press，1983，p．3～11．
[3] 张伯霖编译：《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 A·阿拉托，P·布伦纳：《青年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8期。
[5]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10页。
[6]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5页。
[7] G·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5页。
[8] Lukdcs，TheTheory of the Novel，The Merlin Press，
1971，p．30．
[9] Ibid．，p．56．
[10] 里希特海姆：《卢卡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文版，第51页。
[11]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75页。
[12] 前引书：《卢卡奇》，第66页。
[13]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39页。
[14]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31页。
[15]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73页。
[16] 参见李俊文《关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评介的考辨》，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7]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300页。
[18] 前引书：《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第80页。
[19]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146页。
[20]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27页。
[21] 前引书：《卢卡奇自传》，第214页。
[22] J．Berecz，Counterrevolution UsingPenandSword，BUdapest Press，1969，p．30．
[23] Ferlunch．A．Varli，Abruptionand Rebellion in Hunga-ry，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1961，p．230．
[24] Richard．Kirner，ModernMovement of European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1986，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