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叶之前有一条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的中俄茶叶之路，曾为中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相关地区应该统一认识，珍视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推动21世纪中俄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并谱写中俄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新篇章。

　　(关键词) 中国 俄国 茶叶贸易

　　(作者简介) 刘再起，1967年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俄罗斯乌克兰研究所所长。(武汉 430072)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和中亚、欧洲之间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道；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湮没，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其源头就是我国长江流域的汉口。

　　 一 近代中俄茶叶之路的历史概况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1727年，满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繁荣一时，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当时，茶叶是两个大国主要的进出口商品。中国茶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了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俄土战争和俄法战争中，俄国军队还配备了中国茶叶。

　　从19世纪开始，清政府同俄国的茶叶贸易进人了辉煌时期，茶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公元1811年，茶叶出口俄国达8万普特，公元1820年超过10万普特，茶叶已占当时两国贸易额的88％[1]。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 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茶叶贸易，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随着一条条运 茶驼道的延伸，一座座城镇在荒原崛起，欧洲文明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融会交汇，俄国人心中的世界也变得空前的丰富。输出到俄国的中国茶以砖茶为主，开始是云南的普洱茶砖。普洱茶砖是为适应茶马古道的马帮长途运输而生产的，主要销往俄国鞑靼地区和西伯利亚。俄国人将它与奶油、盐以及香料一起煮着吃。中国其他地方的茶叶，也是先制成茶砖，然后出口到俄国。

　　砖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而当时的茶叶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这与山西的地理环境有关。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据清咸丰《汾阳县志》载：“晋省天 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岁年人，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晋商以南北物资交流为主业，“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转而再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及俄罗斯等地”。他们历年长途贩运茶叶，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南起闽赣鄂，经汉水晋中，北达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输出茶叶为主，故称中俄茶叶之路。

　　晋商每年深入到江南产茶的省份收购茶叶， 并在当地投资设厂，用木架平压机和铁质轮旋手摇压机加工制作砖茶，每年雇佣成千上万农民从事采茶及砖茶的加工，砖茶作坊成为兴盛江南的手工业。晋商起初主要采买福建武夷山的茶叶，茶市设在福建崇安的下梅镇，运至铅山的河口镇，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九江至汉口集中，然后北运。

　　清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兵火影响，茶路一度中断数年。精明的晋商改为采运两湖茶。以湖南的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的茶，就地加工成茶砖，由陆水湖运至汉口集中，溯汉水(即襄河)至樊城，然后舍舟登陆，改用 畜驮车运，经河南唐河、社旗，从洛阳渡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晋北的玉右杀虎口人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晋商换作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 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汉口，在清代是江南大宗茶叶外贸的加工与集散地。中俄茶叶之路，以汉口为起点，经恰克图到俄国和欧洲腹地。有“沙漠威尼斯”之称的恰克图，与中国江南水乡的汉口，位置上一北一南，因为茶叶贸易的联系，它们成了一对姊妹城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1年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汉口成为新辟的通商口岸之一。继英国在汉口强划租界之后，俄、法、德等国接踵而至，寻找租借地。俄国人以其多年与中国往来贸易的经验，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1862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取得了直接在中国南方茶区采购加工茶叶和由水路通商天津的权利。俄商来到汉口，开始在鄂茶产地蒲圻(今赤壁)羊楼洞一带招人包办，监制砖茶。

　　、 这样，英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同在汉口做茶叶生意，开始了在汉口的茶市竞争。由中国销往英国和俄国的茶叶，大量由汉口起运。1861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出口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穿梭往来的运茶船队不断进入汉口港，停泊茶船的码头从襄河(即汉水)绵延至甚家矶，长达30多华里。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茶叶港”。

　　1863年至1873年，俄商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个茶厂。为了与英商争夺茶源，俄商不仅以高出英国人几个百分点的价格收购茶叶，就地加工，再运至汉口的俄商洋行转口出售，甚至在1874年将3座茶厂搬迁到汉口，把顺丰茶厂设在英租界下首江滩边，新泰茶厂设在兰陵路口，阜昌茶厂设在南京路口。1893年，俄商又在上海路口设柏昌茶厂。顺丰茶厂还在江边辟有顺丰茶楼码头，这是武汉三镇第一座工厂专用码头。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终于败北，撤离 汉口茶市，转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开辟印度红茶市场，俄国人垄断了汉口茶市。俄商成功的原因，首先是资本雄厚，善于经营。英商通过中国茶栈买进成品，经过简装运走。俄商在茶区开庄设厂，直接向茶农收购，再经自办茶厂加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其次，俄商采用先进的蒸汽机与水 压机制茶，产品质量好，生产效率高。1874年，俄国茶商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成为武汉地区第一批近代产业，其中泰丰茶厂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外资企业之一，成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开端。受雇于俄国茶厂的工人，是武汉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其三，采用新的运茶线路，将汉茶传统至恰克图的北线陆路，改为江海水路，由长江的黄金水道至上海、天津，再至海参崴。以后俄商又打通了汉口经上海至黑海敖德萨的海上通道，运程缩短，运费降低，利润增加。随着海运的扩大，由汉水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

　　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羊楼洞及汉口的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往昔繁忙地由汉口至恰克图的茶叶商道衰落，成为历史的陈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输俄茶叶贸易日趋衰落，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其中新泰茶厂为英商接办，易名为太平洋砖茶厂。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长达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

　　 二 近代中俄茶叶之路繁荣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中俄茶叶之路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俄国经济的需要。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欧洲和俄国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公元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在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那些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食用中国普洱茶，以至于“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2]。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到了俄国人喝中国普洱茶的情状。中国茶成了俄国人的生活必需品。

　　由于喝茶，“在俄国人这儿，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而且恰克图的茶叶贸易 主要是供应俄罗斯市场。一旦该地区贸易中断，中国不再提供茶叶，那些“居住在从恰克图到芬兰湾这广袤的土地上的大量需求茶叶的(俄罗斯)居民”，便只有去购买从西欧或北欧运来的茶叶，比如从英国运来的。西北欧诸国不产茶叶而只进行茶叶加工，价格非常昂贵。“原来一普特中国茶叶1780年代在俄国值11卢布，而从西欧运来的则要52卢布以上”[3]。俄罗斯普通百姓为生活必需的这一普特茶叶，要多付出“三四倍的价钱”。如果中断中俄的茶叶贸易，俄罗斯人会怨声载道。

　　不仅如此，恰克图贸易一关闭，一大批原来依靠这种贸易为生的商户、驼户、猎户和脚夫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会纷纷陷入破产，给沙俄的社会稳定带来麻烦。恰克图贸易的中断，还会给俄方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据俄罗斯政府有关部门的估计，“由于取消了这种贸易，使俄罗斯国库每年损失了60万卢布的税收收入。而当时在西伯利亚辖区内，私人资本流通额总计才不过300万卢布。”[4]所以，俄罗斯政府希望保持与清政府的正常贸易秩序，因为与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与之相比”。

　　可以说，中方关闭恰克图贸易对俄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故俄方在当时是小心和珍惜以恰克图为口岸的中俄茶叶及其他贸易的，并获得了成功。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汉口一恰克图这条中国与俄国的茶贸之道，中国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茶叶出口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从清王朝这一方面讲，由于广大的西伯利亚、外兴安岭和阿拉斯加等地区被沙俄占领，减少了清王朝——这个马上民族的珍贵动物皮毛的收获，满清王朝客观上也需要进口一些产于寒冷地带的珍贵毛皮。即便如此，清王朝对外贸易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故1800年以前，恰克图的中俄边境贸易遇到了严重困难，处于一种反复、动荡的局面之中。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给西伯利亚地区及欧俄部分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本来是可以依赖中国的土制棉纺织品，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和商业往来的强烈愿望，来源说不定就会被切断。于是西伯利亚地区的农民不得不在寒冷的地带“开始大量试栽亚麻，妇女们开始纺纱织布”[5] 政治需要又促使两国恢复以中俄茶叶之道为主线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当时，英、法、美等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市场进行渗透，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俄国希望恢复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以重新控制中国的北方市场。特 别是19世纪，沙俄出于同英国的竞争和对远东的争夺，不但积极加强同中国在北部边疆的贸易，而且积极修建大西伯利亚铁路，改善运输条件。

　　从中方来说，满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北部边疆，清王朝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世纪以后，随着俄罗斯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沙俄帝国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满清王朝不得不与北方强大的邻国打交道。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清王朝尽管一千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恢复和保持中俄自中国中原腹地到恰克图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贸易，以奉 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依借沙俄来抵制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汉口等长江流域的口岸，客观上也促进了汉口一恰克图这条中国与俄国的古茶贸之道的发展。此外，在清王朝形成和壮大的晋商集团，也对当时中国政府发挥了影响力。对发展中国与俄国的茶贸之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恰克图边境贸易在19世纪逐渐走人新的繁荣时期。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每五年便增长20％～25％。这确实是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发展趋势，也表明了双方 贸易的潜力。对中俄边境贸易史有深入研究的前苏联学者指出：“经过恰克图与中国的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就显著地增加了。1829年贸易额占俄国向亚洲输出总额的29％，而1840年则达到了42％。”这位学者还指出：“19世纪40和50年代前半期(个别年代除外)双方贸易额达到占俄国向亚洲输出总额的60％[6]。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向俄罗斯的茶叶出口，也进入了黄金时期。这对于俄国来说，不仅满足了其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促进其国内市场的繁荣至关重要。

　　三 珍惜宝贵的历史资源，丰富中俄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

　　中俄茶叶贸易之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我国内地的种茶业、茶叶加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这条曾繁荣一时的文化与商贸之道，虽然已在20世纪初淡出历史舞台，但它是我国中原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和融汇点。

　　中俄的古茶叶贸易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值得我们今天去挖掘、珍惜与发展。在无情的历史风云变幻中，曾经繁盛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商道虽然消失了，但它鲜活地记载了中俄两国近代茶叶贸易的兴亡，这条古老的国际商道上从中国的江南到俄罗斯的内陆腹地均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物，不仅成为我们研究中俄近代贸易史的珍贵材料，而且也是一种难得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旅游资源。

　　、在中俄茶贸之路的南端起点，今湖北赤壁市羊楼洞，方圆几十公里的数百万亩茶园依旧郁郁青青，小镇上保存有一条完整的明清石板街。石板街上还留有常年运茶的独轮车碾压留下的辙印，还保存着当年压制茶砖的铁制轮旋手摇压机和磅茶的大秤。当年在镇上开设了近百家茶庄，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当年制茶主要用当地观音 泉等3条小川的水，故有晋商开设的“长盛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庄。今天，该镇的赵李桥砖茶厂仍然在生产古老的输俄的“川”字牌商标砖茶。离羊楼洞10公里的新店镇是砖茶入水路的起点，至今仍保存着两三条明清老街，一律青石铺路，两边店铺住宅均是木结构，街外侧是幡河，昔日羊楼洞砖茶泊岸上船的条石码头依旧在，砖茶由此顺水运往黄盖湖，再人长江运至汉口。

　　19世纪俄国人在汉口留下的遗存几乎都与茶商有关，在汉口鄱阳街与天津路交汇处，1876年俄国茶商彼特·波特金捐建的东正教教堂至今保存完好，该教堂采用东正教集中式礼拜堂外观近乎六面体，采用拜占廷尖顶式，穹顶和拱，这是汉口唯一的典型俄罗斯风格建筑。俄国茶厂的新泰大厦建于1888年，至今仍然屹立在汉口兰陵路口，1891年4月正在中国访问的俄国皇太子(即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曾乘兵舰由上海溯水而上来汉口参加新泰洋行成立25周年庆典。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还在汉阳的晴川阁为俄皇太子殿下设宴接风。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在汉口划定建馆土地条约，并于1902年建成俄国领事馆(今汉口洞庭街74号，现为湖北省电影发行公司)，领事馆舍为砖木结构，红色面砖有花纹，门窗为硬木拼装。以后又在俄租界设立巡捕房，在鄱阳路，洞庭路有著名的俄商“巴公房子”，它是一座三角形建筑，是曾任新泰茶厂大班的巴诺夫三兄弟在1909年花15万两银子建的公寓。

　　位于洞庭街原法国领事馆对面的伊凡诺夫公馆是著名的顺丰茶厂的创建者，现虽被人租赁开设了别克乔治酒吧，但仍完整无损地保存原建筑风貌，包括客厅内的壁炉。在巴公房子对面是俄租界著名的俄国茶馆“邦可”，至今仍在经营俄国大菜。

　　其中俄国牛扒与红菜汤很有名，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门厅里有一位俄国老侍者每天站在那儿彬彬有礼地迎客。

　　在樊城与谷城这两个输俄砖茶北上水道的汉江重镇内，汉水边保留着茶船泊岸码头遗址与清末民居，有的近年还作了修复。河南社旗县的赊店镇是俄茶叶商道上重要的中转站，当年驮运茶箱的骡马队络绎不绝，也是晋商行旅落脚，谈生意做买卖的地方，商业繁荣，名噪一时，至今该镇还保存着几条运茶贩茶的明清石板街以及一些古老店铺商号的旧门面，镇上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晋陕会馆。山西晋中的四个县平遥、太谷、祁县、榆次是晋商的故里，他们凭借长途贩茶获得的丰厚利润修建规模宏大，装饰典雅的北方四合院风格的豪宅巨邸，如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祁县的乔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大院。特别是祁县的乔家大院近10多年来随电影、电视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的拍摄播放已成为旅游胜地。当年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就是敢于冒险，独闯江南，从太平军战火封锁中，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中俄茶道并且货行天下的大智大勇的商人。

　　在晋北人蒙的关隘一右县的杀虎口至今保存当年运茶古道。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旧称归化是山西籍旅蒙茶商集中的地方，平遥籍晋商的大盛魁是最大的以贩茶为主的商号，该商号盛时曾养了2万只骆驼贩茶，其驼队远及莫斯科[7]。今天，在呼市近郊还能寻到少数几座当年驼夫聚居的村落。驼队从归化穿越1 000公里的蒙古草原，行程约40天才能抵达中俄边境的小城恰克图交易。

　　恰克图现为蒙古国与俄罗斯布里雅特共和国接垠的边境小城，俄国人在此早已建有一座茶叶博物馆，成为当年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俄关系的疏远，中国茶叶在俄国的市场早已被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占领了，这种廉价膨化的粉末红茶，口感辛辣、涩口，滋味远远不及中国绿茶和红茶，许多俄国老人都在怀念中国茶，期盼风靡当年的汉口茶能重新打人俄国市场，希望这条古老的商道复活。

　　(责任编辑 陆齐华)

[1] 刘晓航：《汉口与中俄茶叶之路》，载《武汉春秋))2003年第2期。
[3] http：／／www．tianya．cn／new／TechFOrum／Content普兰森：“品味生活”《万水千山一壶茶》。
[3] 希林：《18世纪的恰克图》，第183页。
[4] 同上书。
[5] 阿·拉季谢夫：《关于中国贸易的信件》，1791年俄文版，载[俄)《远东~)>1987年第2期。
[6] [俄)米·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莫斯科1974年版。
[7] http；／www．qxzw．com／htmpage／73／7344／103．htm古龙岗：《晋商与晋商中的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