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文化归属、历史经历、经济基础和转轨模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不同造就了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不同发展道路，影响着它们的未来。

　　(关键词) 中东欧 俄罗斯 异质性 欧洲化

　　 (作者简介) 高歌，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07)

　　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在《夹缝中的六国》中写道：“欧洲各族人民截然不同的命运是地图预先注定的”，“把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同俄国分割开来的”中东欧国家由于“缺少天然疆界”，“好 像是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不多的几条山脉都被河流切断，既不能阻绝游牧部落，也抵挡不了一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军队；唯有那一望无垠的灰绿色波涛起伏似的草原构成的海洋，延绵不断地伸人欧亚大平原。这一辽阔的地区，既对东方游牧民族敞开门户，又吸引着西方人前来殖民。”[1]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东欧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东西方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受到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成为“光怪陆离的国家和民族集合体。”[2]俄罗斯则不同，它位处中东欧国家之东，从 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兴起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征讨和扩张，逐渐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一样的文化归属、历史经历、经济基础和转轨模式构成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明显的异质性。

　　 不同的文化归属：天主教文化与东正教文化

　　 《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一书十分精辟地评论道：“历史地看，东欧代表的是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过渡……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中间状态。在有些地方它极像西方，而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则接近俄罗斯与东方。”[3]公元9世纪起，地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等民族接受天主教 及其文化，使用拉丁文字；地处欧洲东南部和东部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基辅罗斯等民族则接受东正教及其文化，使用基里尔字母。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西部天主教和东部东正教两大教会，欧洲中部与东南部和东部各民族分别归属天主教和东正教不同的文化圈。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天主教文化与东正教文化的分界线由北自南，沿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信奉天主教的西部和东正教的东部分开，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 教匈牙利族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开，再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地区[4]。

　　在这条线西边的中欧各民族，更多地受其西部邻居——德意志人影响，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发生了更接近于西欧的变化，甚至其语言文化，方面也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因素[5]。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乃至其后的奥匈帝国对斯洛文尼亚、捷克、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等民族的统治使后者更多地接受了宗主国的文化，“把罗马看作是精神指导并因而更多地呈现出西方的景色”[6]。而曾被三次瓜分的波兰则同时受到西方和东方文化的冲击，处于罗马天主教、路德教派和东方东正教的结合点上，但波兰民族更青睐西方文化，认为自己是面对拜占庭俄罗斯的拉丁文明的桥头堡[7]。

　　在这条线东南边的巴尔干各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一样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中世纪文明便是将拜占庭原则强加给原始的斯拉夫社会的一种尝试”[8]。如艾伦·帕尔默所说：“东南欧所有的这些地区，也就是从伯罗奔尼撒到多瑙河及其以远地带，仍不断有拜占庭这个东罗马帝国的幽灵作祟；它从公元330年起，直到1453年土耳其攻人君士坦丁堡为止，一直繁 荣昌盛。”[9]在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东罗马帝国前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和罗马尼亚等相继被土耳其人占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对巴尔干各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大部分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被迫放弃东正教，改信伊斯兰教；另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帝国在征服一个地区之后，往往取消当地的世俗政府，以东正教会作为其代理人进行统治[10]，东正教在该地区文化中的份量得以加强。而此时，俄罗斯人的莫斯科大公国终于赶走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并通过不断的领土兼并，发展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可见，中东欧地区位于“西方分权传统和东方集权传统的过渡地带”[11]，被分割天主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的分界线一分为二，其西部的中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一起隶属西方天主教文化圈，其东南部的大部分巴尔干国家则与俄罗斯接近，属于东方东正教文化圈，其中某些国家还浸染了伊斯兰文化的特征。中欧国家推崇多元主义和法治社会，波兰1791年通过的“五·三宪法”确立了以多数表决制和三权分立制为特征的西方民主体制的雏形，匈牙利乘1848年欧洲革命大潮，建立了代议制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连续不断地实践了多党民主制。巴尔干国家则与俄罗斯相似，偏爱集权主义和集体的作用，“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它们也没有体验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12] 在某种意义上，这条分界线“尽管并没有地理基础，却成为欧洲交界地区的边界线中最持久的一条。”[13]时至今日，它仍在发挥作用。中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能够早于位处巴尔干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早于在1987年就提出申请的土耳其加入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对西欧天主教文化的认同，对于它们来说，加人欧盟是真正地“回归欧洲”。反过来看，俄罗斯要融人欧洲，不同的文化归属或许是主要障碍之一。

　　不同的历史经历：小国命运与大国之路

　　如果说在文化方面，作为“民主多元主义的西方传统与绝对主义的东方或俄罗斯传统之间的交叉”[14]的中东欧，尚有部分国家与俄罗斯类似的话，那么就历史经历而言，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完全不同，前者是不断遭受侵略的小国，后者是经常侵略别人的大国，小国与大国的迥异命运所造就的不同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自公元14世纪中叶以来的500余年间，中东欧地区一直是东南边的奥斯曼土耳其，西边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法国和东边的俄罗斯的角斗场。19世纪末，中东欧国家终于盼来了独立的曙光。1877年和1878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率先摆脱土耳其统治，获得独立。此后又过了30多年，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迎来独立，波兰也赢得苏俄承认，成为主权国家，中东欧各国几个世纪以来依附于别国的历史才最终画上句号。

　　中东欧各国的独立是它们几百年来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结果，但在这辉煌的独立背后，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大国影子。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独立得益于沙俄在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决定巴尔干国家战后命运的柏林会议只有德、俄、英、奥、法、意六大列强和土耳其参加，巴尔干各国的代表虽被允许前往柏林，但只能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根据会后签署的《柏林条约》，罗马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但不得不把比萨拉比亚划归俄国；保加利亚的疆土与先前俄土签订的《圣斯特法诺条约》相比大大缩小，马其顿也被从保加利亚版图中划出，依旧归土耳其统治。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后，英、奥、法、意、俄等国随即开会将其纳入国际监督委员会管辖之下，并由德国人威廉·维特公爵任国家元首。随一次大战结束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的疆界也根据英法等列强主导下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和《纳依条约》得以确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疆界也因此发生变更。

　　其实，大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侵略和领土安排又何止于此。二战前夕，德国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攻占阿尔巴尼亚；二战爆发后，波兰沦陷，南斯拉夫王国也落人德意法西斯之手。二战后，波兰疆界的划定、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政府组成以及如何处置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苏、美、英三大国关注的焦点，它们的讨价还价又一次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的命运。

　　在中东欧国家受侵略、遭欺凌、被安排的时候，莫斯科公国却从14世纪初开始了对邻近公国的兼并，版图逐步扩大，势力日益增强。18世纪，莫斯科公国的扩张势头更为猛烈，并于1721年正式改国名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强国行列。

　　进入19世纪后，亚历山大一世对瑞典作战，迫使瑞典把整个芬兰让给了俄国，通过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战争，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并人俄国，获取了比萨拉比亚，还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拥有了对包括华沙在内的代表波兰领土的统治权；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向东方和南方扩张，征服了中亚诸汗国和东北高加索，把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纳入囊中，吞并了东亚美尼亚和高加索的黑海沿岸地区以及多瑙河口和附近的岛屿；俄国还通过侵略活动割占了约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东欧国家的被侵占、被统治与俄罗斯的侵略、扩张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小国，尤其是长期处于外部威胁乃至统治下的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是它们的宿命。实际上，在中东欧国家的 历史中，它们很少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更多时候，与其说是它们选择对外政策和发展道路，还不如说是它们在外部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东欧，由于“俄国与德国同时声威黯淡”[15]，在被奴役几百年后第一次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好景不长，德意法西斯上台后，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中东欧岌岌可危，“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威胁致使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原来已在独裁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加强其政府的权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强有力的统治者们尽管略有迟疑，也趋向右倾。”[16]唯有捷克斯洛伐克成为“陷入重围的民主堡垒”[17]。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中东欧又一次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选择了人民民主制度，但这一自主选择的夭折速度甚至比上次还快。随着冷战的开始和苏南冲突的爆发，苏联加紧了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多数中东欧国家又一次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在长期遭欺凌、被奴役的悲剧命运中，中东欧国家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小国心理。一方面，它们异常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对异族的支配异常愤恨，对外部的危险异常敏感；另一方面，无数次的事实使它们认识到，由于处在大国之间，它们很难通过保持中立获得安全保证，因而不得不仰仗 东方或西方大国的保护。这种怕侵略、寻保护的心理是它们在冷战后选择倒向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大国，尤其是不断侵略扩张的霸权国家，俄罗斯走过的是一条通过对外扩张，拓展疆域，强化内部统治，建立霸权帝国的道路。莫斯科公国靠着不断的征服和兼并，建立了多民族和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靠着不断的征服，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霸权强国。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其后的苏联，虽然反对兼并和侵略别国领土，但在二战前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欧洲势力范围、二战后对中东欧国家命运的安排与 控制中，不难看出大国霸权的影子，何况随着两极格局的出现，苏联本身就是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在这条以侵略扩张为特征的大国道路上，俄罗斯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大国意识。它满怀大国抱负，总想以扩大势力范围、谋求战略缓冲区、占据出海口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地位；它自视甚高，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不愿失去大国地位，更不能容忍西方国家对它的轻视。这种大国意识在冷战后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仍发挥着明显作

　　不同的经济基础：地小物稀与地大物博

　　俄罗斯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是世界能源大国，石油、天然气、煤和铀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0％、33％、20％和14％，天然气产量占世界第一位，石油产量占第二位，电力和煤炭分别占第四位和第六位，天然气、石油(含凝析油)、电力和煤炭产量分别占世界市场的23％、10％、6％和6％[18]。

　　与俄罗斯相比，中东欧国家幅员狭小，并且大都资源贫乏。

　　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异，尽管中东欧国家与苏联同样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状况至少存在两点显著不同。

　　第一，对于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力和人力资源进行高投入，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必须迅速增强国力的苏联来说，采用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为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有其合理性，苏联也曾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对于地小物稀、人口不多的中东欧国家来说，这种经济模式虽然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水土不服，很快就暴露出严重弊端。“如果说斯大林模式在其‘原生地’苏联因其产生的特定环境、条件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东欧国家由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对强加给自己的斯大林模式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正因为如此，体制问题成为战后东欧各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问题。”[19] 第二，在苏东集团中，苏联凭借其政治地位和自然资源，毋庸置疑地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在经互会国家中，苏联占工业总产量的75％，农业生产的60％，国民收人的70％，资本投资总量的80％，经互会科技潜力的3／4[20]。中东欧国家则因资源稀缺、市场狭小而不得不仰仗苏联的支持，并且的确得益于苏联丰富的能源、原材料与广阔的商品市场，但也因此形成了对苏联经济的依赖，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照搬苏联加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对苏联能源与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一旦苏联提高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中东欧国家经济便面临瘫痪危险。20世纪70年代苏联上调石油价格，80年代减少对中东欧石油供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

　　其次，苏联通过经互会掌握了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原料和稀有金属，匈牙利的铝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的铀矿等几乎全部为苏联利用，同时苏联禁止中东欧国家生产苏联能够大量生产的机器设备[21]。实际上，苏联控制了经互会，经互会的总部设在莫斯科，俄语为经互会的工作语言，转账是以苏联卢布为基础的，1969年经互会组织设立的国际科学和技术情报中心也设在莫斯科[22]。在经互会中，苏联是绝对的中心，中东欧成员国都与苏联垂直联系，相互间的经济交往很少。

　　再次，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严格受苏联控制。面对计划体制的弊端，中东欧国家不是没有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从南斯拉夫联邦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波兰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匈牙利卡达尔的“匈牙利模式”，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直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对改革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但是，这些改革大多遭到苏联的干涉，不是中途夭折，就是走人误区，都没有突破国家计划的框架和苏联经济模式的束缚。

　　如果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与极其封闭的经济体系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日渐失去竞争力，陷入停滞的话，那么在这个僵化和封闭的体制内，中东欧国家经济因其对苏联经济的依赖而比后者更加脆弱；如果说在制度转轨中，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尚可凭借其资源优势，带动经济增长，影响地区和世界经济的话，那么地小物稀的中东欧国家在脱离苏联轨道之后，很难独立生存，更易于受到西方世界强势经济的吸引而全面倒向西方，这是造成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转轨道路迥然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同的转轨模式：“欧洲化”与“俄罗斯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中东欧和俄罗斯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转轨之路。然而，由于国情差异，它们的转轨道路十分不同，并且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到殊途同归的迹象。

　　夹缝中的中东欧国家很少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其发展更多地受到外部势力的制约。东欧剧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外部因素强加的结果。在二战结束后的两极体系下，作为蚕食苏联势力范围、遏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机会，向中东欧渗透，鼓励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控制、苏联模式乃至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挑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一改往日对中东欧严厉控制的政策，开始从中东欧脱身，这不仅使西方对中东欧的渗透因苏联威慑的减少而变得愈加肆无忌惮，而且对于长期受控于苏联、身受苏联模式之苦的大多中东欧国家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西方长期渗透和苏联的默许与支持，加速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崩溃。

　　苏联模式在中东欧失败，存在了40余年的苏东集团四分五裂之后，恐俄防俄的强烈意识、接近西欧的文化背景和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使多数中东欧国家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拴到西方的大船上，选择“欧洲化”的发展模式，在内部体制上与西欧国家趋同，在外部关系上与西欧融为一体。10多年来，尽管各国进度不一，但中东欧的“欧洲化”始终在外部融合与内部趋同的相互促动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在中东欧的转轨进程中，西方国家及其组织、尤其是欧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促使后者走上了趋向西方模式的稳定发展道路。

　　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规定伙伴国除在防务计划、军备控制、军事行动等方面与北约合作，向北约开放军事设施外，还要保证防务力量的民主控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克服华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军事学说的影响，按照北约标准改造军队，这从外部强化了想要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的内部改革。同时，北约还对申请国提出在加入之前必须解决相互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的要求，对中东欧申请国解决分歧施加压力。欧盟在中东欧国家转轨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因为北约毕竟只是一个安全组织，并且不纯粹属于欧洲，“在中东欧国家许多领导人眼中，它的作用不同于欧盟。如果北约是保护者，那么被保护的正是欧盟的欧洲”[23]。故此，欧盟的要求对中东欧国家内部体制与西方的趋同更具促进作用。从法尔计划、联系国协定到人盟标准、从对候选国的年度评

　　估报告到入盟谈判，努力靠拢欧盟的中东欧，因欧盟的援助和人盟条件的约束而逐渐确立了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欧盟成员的确定前景，进而欧盟成员本身，比任何形式的外来援助都更可能促进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24]。在此，外部融合的追求带动了内部趋同的发展，推进着中东欧的“欧洲化”进程。

　　反过来，内部趋同的发展也推动着外部融合的步伐，实际上，只有经济和政治转轨进行得比较顺利、国内体制与西方接近的国家才有可能为西方集团所接受。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因其快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的转轨速度，较之后者更为接近西方体制而成为西方组织的首选。1999年3月，北约马德里会议决定接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其成员国，2004年5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可见，中东欧国家内部体制与西方趋同为其加入西方组织、融人欧洲创造了条件，内部趋同的程度影响着外部融合的进度。

　　2004年3月，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约。2005年4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欧盟签署人盟条约。10月，欧盟正式启动与克罗地亚的人盟谈判，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的谈判。12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给予马其顿欧盟候选国地位。2006年1月，波黑与欧盟开始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的首轮谈判。6月，欧盟与阿尔巴尼亚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7月，欧盟决定分别与塞尔维亚和黑山[25]进行《稳定与联系协议》谈判，并批准斯洛文尼亚在2007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可以预见，在 中东欧国家的努力下，在西方组织的引导下，中东欧的“欧洲化”将继续向前推进，欧洲也会因之而呈现出崭新的未来。

　　而饱受东正教文化熏陶、背负帝国传统、满怀大国抱负、拥有丰富资源的俄罗斯显然不可能走上与中东欧相同的转轨道路。其实，俄罗斯不是没有尝试过“欧洲化”模式，上世纪90年代初为确立西方自由市场模式进行的“休克疗法”、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以融人西方为目标的“亲西方”外交清楚显示了俄罗斯的“欧洲化”企图。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也看到了这一点：“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 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26]然而，这条路没走多久便进了死胡同。一方面，深厚的集权文化和公有制观念并非西方式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生长的土壤，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使俄罗斯人在倒向西方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长期的大国地位使西方国家一时无法消除对俄罗斯的猜忌，甚至疑惧，很难马上接受这个送上门来的“伙伴”。结果，“休克疗法”带来的是 国家经济的每况愈下，综合国力的严重衰弱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恶化；取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是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亲西方”外交也没有换来预想的经济援助，更没有得到西方的信任与接纳。很明显，“欧洲化”模式不能把俄罗斯像中东欧国家一样送到它们理想中的彼岸。

　　俄罗斯又一次面临选择。“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就东碰西撞，找不到‘自我’：我们曾吸收德国人的官僚制度和哲学观念，又曾实行过法国的伏尔泰主义，最后又接受马克思的学说。我们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压抑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本性，据有些俄罗斯哲学家说，这也是我们的民族 特征。但我却觉得，真正的民族特征只有两条，这就是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强有力的因素，再加上帝国统治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大概决定了我们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27]事实的确如此。在上述民族特征的影响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是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逐步抛弃“欧洲化”发展模式，迈上了具有鲜明俄罗斯特点的转轨道路。

　　俄罗斯转轨模式的转变始自外交领域。“亲西方”外交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有限的西方援助难以扭转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颓势，北约东扩计划照 样启动，从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更让习惯了大国地位的俄罗斯人不能接受的是对西方的卑躬屈膝，成为西方的“小伙伴”。因此，早自1992年下半年起，俄罗斯对外政策就遭到了国内各界的广泛批评。在国内压力下，俄罗斯开始在不改变“亲西方”方向的前提下，对外交政策进行微调。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强调了维护大国地位的长期任务：“使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技术潜力、智力潜力、伦理潜力的大国理所当然地置身于国际社会，并享有充分的权利。”[28]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出任俄罗斯外交部长后，以“多极化”外交彻底取代“亲西方”外交，主张俄罗斯是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利益，应独立自主地参与世界重大事件的解决，奉行全方位对外政策，维护俄罗斯大国地位。普京上台后，继续强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2000年6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外交的根本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领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势力中心的 利益，这也是增强俄罗斯政治、经济、人才及精神潜力所不可或缺的”[29]。同时，更突出外交的务实性，即在国力允许范围内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发展经济外交，增强国力。

　　在政治领域，普京上台后，俄罗斯逐渐摆脱激烈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带来的混乱局面，确立了一种被俄罗斯人称作“可控民主”的政治体制，普京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为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权力，普京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建立议会多数、压制反对派、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30]。在经济领域，普京否定了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 济模式的“休克疗法”，主张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31]。

　　普京在政治上相对集权、在经济上强调国家作用的举措能够得以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罗斯崇尚集权和集体主义的东正教文化传统，“在饱尝了上世纪90年代民主试验之苦和对西方的种种幻想破灭后，俄罗斯人很自然地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32]。

　　可见，俄罗斯在短暂的“欧洲化”尝试失败后，选择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转轨模式。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以政治相对集权、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和维护大国地位为特征的独特模式适合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大国心理，在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下，很可能固定下来，成为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与俄罗斯同属东正教文化圈，中东欧和俄罗斯同样在20世纪末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转轨之路。但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不同，较之俄罗斯，长期处于外部势力侵略和压迫下、地小物稀的中东欧国家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更愿意寻求西方保护，对于本就属于天主教文化圈的中东欧地区西部国家更是如此，“欧洲 化”成为它们共同的选择；而东正教文化、帝国传统的遗产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巨大的能源储备和产量，造就了俄罗斯不同于中东欧的转轨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道路”。中东欧国家将在“欧洲化”之路上不断前行，最终完全与西欧国家趋同，融人统一欧洲进程，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至今仍与西方模式似是而非，并且很可能发展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 (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2] [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一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4]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5] 参见徐家玲《民族、宗教与中世纪东欧封建统治》，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6] MichaelG． ROskin，neRebirthO／East Europe，Pren—tice——Hall，Inc，1991，p．11．
[7] 参见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丁AeCOn—JOlidation O，厂Democracy in East——Central Ei,tro]9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p．70．
[8] 前引书：《夹缝中的六国历史》，第24页。
[9] 同上书，第23页。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
[10] 参见StenBerglund，Tomas Hellen and Frank H．Aare—brot(ed．)， ne Hondbook Of politial change in Eastern en
O户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8，p．23．
[11] Ibid．，p．14，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 zo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页。
[13] 前引书：《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4页。
[14] 前引书：《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第122页
[15] 前引书：《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17页。
[16] 同上书，第259页。
[17] 同上书，第280页。
[18] [俄)H．优素福，《俄罗斯与世界能源》，载[俄)《21世纪俄罗斯经济》杂志总第13期，转引自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
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19] 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530页。
[20] 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21] 参见上书，第235页
[22] 参见前引书《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235～236页。
[23] Martin A． Smith，Graham Timmins，buildinga Big—er Europe EU and NATO enlargenment in compatiue comparatiue perspec-tire，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p．167．
[24] Ibid．，p．137．
[25] 2006年5月黑山共和国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6月正式宣布独立。
[2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27] [苏)A·索布恰克：《步人政界——关于议会诞生的故事》，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转引自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俄罗斯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第284号命令批准)，转引自陆齐华《俄
罗斯和欧洲安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29]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2000年6月2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转引同上书，第398页。
[30] 参见前引书《十年巨变——俄罗斯卷》，第267~268页。
[31] 参见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
[32] 许志新、潘德礼：《再论俄罗斯社会转轨道路》，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