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要经历一个无序和混乱的困难时期。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无一不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迅速上升，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目前，只有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回升，大多数国家仍在困难中苦苦挣扎。本文拟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这几年经济转轨中的问题和教训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激进战略与渐进战略之争

　　在转向市场经济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激进战略与渐进战略。这两种战略的主要区别是:

　　(一)经济转轨的速度不同。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个危险的雷区。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时，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和混乱势不可免。两种体制的胶着状态是改革最担风险的亚稳态。为了尽快摆脱两种体制并存所造成的混乱和危机，使新体制起主导作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渡过新体制的劣势关。零敲碎打的改革只会延续现存的结构危机。但是迅速而全面的改革对社会的冲击较大，在一定时期内会导致生产的急剧下降和居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因此某些东欧国家执行的激进战略又被称为“休克疗法”。走小步的渐进战略，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动，减少改革的阻力，缺点是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容易滋生腐败和混乱，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二)经济改革的步骤不同。激进战略主张价格改革先行，迅速和全面地放开价格，而渐进战略则主张分阶段地逐步调整和理顺价格。赞成渐进战略的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先要培育和发展市场，明确产权关系，对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改造，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然后才能全面放开价格;否则，在先行放开物价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竞争，国营大型企业可以制定垄断价格，减少生产，获取超额利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拥护激进战略的人认为，市场关系的建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扭曲的价格体制不纠正，市场 关系也建立不起来，而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价格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状况。为了打破僵局，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先放开价格，同时实行外贸自由，引进国外竞争，以加速市场的形成。

　　(三)稳定经济的措施不同。激进战略认为，经济稳定集中体现在物价的稳定上，物价稳定是一切经济稳定因素的汇合点，稳定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克服通货膨帐。为此，激进战略主张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取消补贴，减少预算赤字，控制货币的发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致平衡，为经济转轨创造前提。渐进战略把制止生产下降和防止失业摆在第一 位，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逐步减少对国营企业的补贴，适当提供信贷，以刺激生产，帮助国营企业渡过难关。激进战略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贸易自由化和价格自由化。而渐进战略的支持者则认为，在过渡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应当削弱，为了克服经济衰退，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干预，扩大对本国产品的保护，继续向国营企业提供信贷和补贴，以避免生产滑坡和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关于渐进战略与激进战略孰优孰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争论得十分激烈。以萨克斯为代 表的一派西方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提倡激进的“休克疗法”，大多数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一开始对经济转轨也抱着很高的热情和期望，以为市场经济很快就能带来生活的改善，恨不得一下子就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整体上看，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速度相当快，在短短的几年内价格基本上都已经放开，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初步确立。即使一些试图实行渐进过渡的国家，也由于周边国家放开价ii和市场的冲击，不得不匆忙放开价格。改革先行的国家，不仅在同其他改革较迟、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国家的经济交 往中可以占据优势，而且在吸引西方国家的投资方而也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人材、资金和在计划体制下享有国家补贴的低价商品都会流向价格已经开放、经济改万领先的地方，从而使坚持计划体制的国家经济状况更为恶化。所以，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激进的路线一开始就占了上风，甚至象匈牙利这样一贯标榜“渐进改革的国家，也大大加快了经济转轨的速度。但是，匆忙和设计不周的改革，使一些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严重衰退，于是，许多人又纷纷指责“休克疗法”。其实，激进战略与渐进战略各有其优点和缺陷，每个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起点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究竟采用哪种方法，要按照自己的国 情来决定。

　　一般论来，“休克疗法”适用于宏观经济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达到恶性程度的情况。重病需用猛药，保守的疗法起不了多少作用。而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已有多年的基础，宏观经济失衡不太严重的情况下，经济转轨的步骤不妨可以稳妥些。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都不相同，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也不招同，简单地搬用“激进”或“渐进”的概念已不能说明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各种不同战略的交替、混合式折衷。因此，抽象地争论渐进战略与激进战略孰优孰劣已失去意义，目前是从实践角度来观察各种不 同的战略在不同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效果的时候了。

　　二、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两难选择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捷克的克劳斯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休克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要有合理的宏观政策，让大家分担改革的代价。

　　在经济转轨时期，旧体制内潜伏的危机全部暴露出来，隐蔽的失业转为公开的失业，人为的低价和商品的短缺转化为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不论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都会造成可怕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在两者之间被迫进行抉择确实是“痛苦的两难选择”，然而人 们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可能两全其美，只能选择其中一项作为主要的解决目标。

　　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发行量，减少补贴和政府开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提高利率，放开价格，降低关税，控制工资的增长，外贸自由化，可以迅速改变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抑制通货膨胀。但紧缩银根、削减补贴和放开进口又会使大批企业陷人困境，生产萎缩，失业增加。

　　如果把减少失业和维持生产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继续向低效益的国营企业提供大量的补贴和廉价的信贷，扩大对本国产品的保护，那么，在短期内可以避免大量的失 业，但宏观经济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靠借债或多印钞票来解决财政困难，结果很容易陷人工资—物价-一补贴持续上升的恶性循环中去，巨额的预算赤字和外债，以及经常性的高通货膨胀，使经济改革走人歧途。

　　总之，激进的休克疗法能在短期内消除通货膨胀，但会造成失业的增加和生产的下降。

　　渐进的战略可以避免大量的失业，但有可能产生恶性的通货膨胀。适宜的战略抉择，应建立在对转轨时期失业和通货膨胀成本的合理估计以及各阶层居民承受能力的正确认识之上，失业的成本首先是生产的下降和社会总产值的减少。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还必须向失业工人提供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这增加了失业的成本。失业并不影响到全体居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没有技术特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往往最先失去职业，其次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因此，失业虽然只影响到一部分人，但这部分人是社会上最穷、最缺乏承受打击能力的人。在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铤而走险，成为社会骚乱或犯罪的源泉。

　　通货膨胀影响到全体居民，但它对各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通货膨胀同时又是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在工资调整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银行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从通货膨胀中得利的是国家、企业主和囤积居奇的暴发户，而广大工薪阶层却是最大的受害者。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最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来自“通货膨胀幻觉”，即经济单位在无法掌握物价变化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合理的计算。通货膨胀还使得人们很难估计资本成本和公司股票等无形资产，给资源配置、市场运行和社会大多数阶层的福利造成严重损害。在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危害更为明显，它妨碍货币职能的正常发挥，造成价格信号紊乱，影响储蓄和投资，损害国内外人士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

　　凯恩斯主义认为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复兴，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在转轨初期一般都处于供给不足的状况，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其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在国营垄断性大企业和其他一些集团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增加对它们的补贴和提高某些部「1职工工资，结果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必须大举借债，或者选择最方便也最危险的方法—多印钞票，来筹集资金、刺激经济和摆脱衰退，使得通货膨胀越演越烈。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顺利出台，扭曲的价格体制难以理顺，市场机制也难以建立。所以在经济转轨时期，克服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宏观 经济的稳定，改革难以进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这几年经济转轨的实践表明，凡是经济改革搞得较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的国家，都是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

　　不过在克服通货膨胀的同时，必须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免失业成本过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三、稳定、改革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人们发现，单一的激进战略或渐进战略都不可能完全奏效，在更多的场合是两者的交替或折衷。一个国家在某一方面的改革可能比较激进，而在另一方面则 可能比较保守，有的在价格改革方面走在前头，有的在金融改革方面步伐较快，有的在经济立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有的在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动作较大。总之，简单地用“激进”和“渐进”的两分法已不能概括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全貌，只有从改革、稳定与发展这三者结合的角度，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改革的目的是求得发展，反过来，发展又是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照顾眼前，又要考虑长远。改革的力度不足，难免会留下许多后遗 症，影响长远的发展;然而改革的速度过快、代价过高，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也会引起对改革的抗拒，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没有稳定这个前提条件，任何改革和发展都不可能实锐。如何求得稳定、改革与发展三者之间的最佳结合，是所有正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一项重大课题。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过于注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但经济改革却迟疑不决，价格开放一拖再拖，结果经济困难日益加深，政治危机也接踵而来，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

　　波兰实行“休克疗法”，改革的力度强，经济转轨的速度快，价格改革一步到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率从1990年的584.7%降到1993年的35%，但失业率从1990年的0.3%增加到1993年的1500。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是最早复苏的，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增长1.5%, 1993年增长4%, 1994年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然而，激烈的变革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群众的不满增加，社会冲突加剧，团结工会发生内让和分裂，政府频频变动，以至于在1993年9月的大选中，民主左派联盟获胜，团结工会政府下台。

　　捷克的政局比较稳定，克劳斯的激进改革得到国内多数人的支持，经济转轨的速度很 快，同时又避免了较严重的社会动乱，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在东欧堪称第一。政府在1990和1991年实行紧缩政策，实现了宏观经济平衡和价格稳定，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的58下降到1992年的11 %。在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威胁后，政府开始适当地执行“松驰”政策，银行二次降低利率，取消了对发放贷款的限制，支持中小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虽然通货膨胀率1993年回升到17.5%，但失业率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1992年捷克的失业率为2.6%,1994年仍在2. 5-3%之间。不过，尽管捷克的失业率在东欧国家中是最低的，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捷克没有大量关闭那些生产设备陈旧、经营效益差的企业，从而使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1990年下降3. 1%, 1991年下降15.2%, 1992年下降7.5%,1993年下降0.5 %,1999年可望增长2%。

　　阿尔巴尼亚自1992年4月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实行了激进的改革措施，宏观经济开始稳定，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249. 1%降到1993年的30.9%，国民生产总值在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90年下降10%, 1991年下降35%, 1992年下降8%)之后，1993年增加11%。大部分大型、污染严重的亏损企业已经被关闭，官方统计的失业率1993年仍占非农业劳动力的30000由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起点低，国家小，在放宽限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农业产量1993年比1992年增长20%，再加上美国和欧共体的大量援助以及30万海外移民的汇款，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转轨时期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为此，尽管政府实行了休克疗法，失业率高达30%，但居民仍能承受，社会稳定得以保持，发展的势头也很好。当然，由于国家穷，底子薄，要赶上欧洲其它国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匈牙利强调“渐进”改革，注意经济和社会稳定，避免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 率1990年为28.900, 1991年增加到35%, 1992年降到23%, 1993年为22.500，但失业率却从1989年的0.5%上升到1993年的12. 1%，经济连年滑坡，国民收入1993年比1989年下降23%由于福利和退休金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影响了经济的顺利转轨，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生产总值1993年仍比上一年下降2%, 270万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在1994年5月的选举中，执政的民主论坛遭到失败，社会党获胜。

　　保加利亚的政治不够稳定，政府危机频频出现，自日夫科夫下台以来，政府已换了四届，几乎一年一换。通货膨胀率1990年为19.3%, 1991年上升为338.5%。 1992年3月民主力力联盟政府向议会提出加速改革的报告，决定全面放开物价，迅速实行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程度有所改善，通货膨胀率1992年降到79.3%, 1993年为6000，列弗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从1991-1993年，列弗仅贬值13 %，列弗对美元的汇率从23比1贬为26比1，外汇和黄金储备共达13.5亿美元，是80年代以来最高的，但高达50-60%的年利率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下降11.8%, 1991年下降23%, 1992年下降7.7%, 1993年仍下降5000失业率从1990年的1.6%上升到1993年的16%，职工平均实际工资1992年只达到1990年底的50%。选民对民主力量联盟严重不满，转而支持社会党。1992年底，得到社会党和土族“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支持的贝罗夫政府成立。贝罗夫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采取了比较稳健的做法，更多地注意社会公正，向职工提供为期20年以上的优惠贷款以购买国营企业的股票，但国家信贷的扩张，未能促进经济机制的转变，生产仍未回升。

　　罗马尼亚的政治稳定度较高，伊利埃斯库及其社会民主党自齐奥塞斯库下台后一直控制着政权，但改革进程迟缓，直到1993年5月才最终取消对主要食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到1993年底，只有2%的国营企业和12%的农业合作社实现私有化。宏观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率1990年为5. 7 %, 1991年达165.5%, 1992年为210.4%, 1993年又上升到30%，是东欧国家中最高的。失业率1990年为1.3%, 1991年为3. 0%, 1992年为8.4%, 1993年为10%。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下降7.4%, 1991年下降13.5%, 1992年下降15. 4%, 1993年虽然比上一年增加1%,但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十分渺茫。

　　俄罗斯的盖达尔实行“休克疗法”，放开大部分物价，但在国营部门的压力下，“休克疗法”一开始就变了形，政府不得不放松对信贷的控制，继续向低效益的企业提供贷款，增加职工工资，再加上税制不健全，改革措施不配套，国家财政大量流失，通货膨胀恶性发作，经济大幅度滑坡。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0000} 1993年仍高达900。国内生产总值1992年下降18.500} 1993年下降1500。由于国家的维持，失业率只有1000 1994年1月，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正式宣布摒弃休克疗法，并试图在紧缩财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信货、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4年9月仍建议俄罗斯实行大胆的休克疗法，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威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由于该项建议将使许多国营企业破产并造成大量失业，从而使政府面临失去选民支持的巨大政治风险，俄罗斯领导人至今仍在犹豫不决。

　　乌克兰谋求渐进的改革，克拉夫丘克试图寻找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改革措施不力。政府只是部分放宽了生产、价格和贸易的控制，企业的私有化基本上没有进行，银行仍向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营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再加上官僚阶层乘机大肆贪污，将从俄罗斯廉价购买来的石油和金属制品销往国外赚取高额利润，套取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使自己发财致富，为自己修建豪停别墅。而乌克兰西部1993年冬却由于能源短缺有一半企业停产，这一切导致生产大幅度滑坡，通货膨胀越演越烈，经济面临崩溃，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0-1993年，官方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达8940 0o，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乌克兰曾是前苏联的“粮仓”，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均高于俄罗斯，如今连面包和肉等主要食品都短缺，人们必须排队购买，人均月工资只合7美元，比俄罗斯要低得多，7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1994年6月，克拉夫丘克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下台。

　　上述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表明，改革需要稳定，除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外，还需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那些陷于战乱和民族冲突而不能自拨的国家是无法顺利地实现经 济转轨的。其次，改革还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即临界转轨速度，以打破旧的体制，使改革得以起步和向前推进。只顾眼前的稳定和发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只会使改革付出更高的代价，甚至滑向错误的道路，影响长远的稳定和发展。最后，改革必须从全局考虑，通盘衡量得失利弊。急于求成，设计不周，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增加过渡时期的困难;改革的速度过快，力度过猛，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也会引起对改革的反感和抗拒。总之，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问的关系，以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大的成果。(责任编辑　李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