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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经济改革-政治背景和经济意义》一书介绍
张明清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2期 2009年10月16日

        塞卢斯凯博士所著《东欧的经济改革——政治背景和经济意义》一书由美国普莱格出版社1972年 编辑出版。全书9章179页,约20万字。塞卢斯凯博士系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从 事共产主义体系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比较研究。

       他周游过苏联和东欧,曾任布拉格捷克工艺学院和 捷克斯洛伐克高级研究会教授;曾在苏联的列宁格 勒大学和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学院进行政治济经学 研究,196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68年担任捷克斯 洛伐克政府经济事务委员会顾问,参与制定捷克政 治经济改革规划草案。塞卢斯凯博士先后在西德和 美国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期间,曾多次参加 国际问题讨论会。

        这部书是塞卢斯凯博士的代表作,是国际经济 学方面的专著。此书重点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东 德、苏联,匈牙利等国家在六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情况和政治背景。现将该书的全部章节和主要经济观 点介绍如下:

        第一章,改革前的体制。作者在这一章的开头 部分首先论述了东欧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尽 管资本——产值比率增长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影响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在东欧指令性经济 体制中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后列表概述了苏 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 兰1950年至1965年期间的资本——产值比率,结沦 是捷资本——产值比率递增为最快。而它1963年的 国民收入同1962年相比下降了3%,1964年停滞不 前。这一危机性的打击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捷经济活 动,即对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 分析证实,在东欧的经济活动类型中,捷运用的是 苏联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模式。

       作者在这一节里还指出,掌握好粗放式发展和 集约化发展之间的区别是了解六十年代东欧进行一 系列改革的先决条件。

        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集中论述了指令性经济 体制和粗放式发展问题。他认为,20世纪念社会主 义国家运用的是的世纪工业化的模式,执行了其模式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 且限制了市场机制的自身调节作用,结果创立了一 种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体制,有的称其 为非市场体制,还有的称为行政管理体制。另外, 作者从这些国家抑制市场的积极作用,进而认为所 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都是指令性的、中央集 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非市场模式中,企业 执行的是上级机关下达的国家计划指标。这种强制 性的中央计划指标,与企业经营自主并不协调。而且 这种非市场机制的、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式模式只 能促进粗放式发展,而不可能促进集约化发展。

        作者在这一章的第三节里主要论述了非市场模 式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认为,这种等级森严的经 济结构的上下级关系是“链条”式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企业的决策都要受到党和党的各级机关控制。 另外,作者还分析了苏联创立这种指令性经济体制 的根源,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苏联工业化的 要求。

        作者在这一章的第四节里论述了自己对马克 思、列宁、斯大林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指 出了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分期。他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是从苏联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开始 的。在这次大会上探讨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 题。六年以后,捷克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综合的理 论,匈牙利出现了市场机制的新思想,试图在命令 经济中恢复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逐渐把排斥 市场作用的体制变为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经济改 革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许多障碍。与此同时,也 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即上面提到的苏联对于价值规 律等经济理论的探讨,并且有了实践的措施。

        第二章,改革类型的选择。作者认为,从本质 上来讲,指令性经济改革有两种类型选择。第一种 是“市场型”,目的是为了改变其自身的体制,把非市场经济改变成市场经济,把指令计划变成指导 性计划,把集中决策变成分散决策。第二种是“专家治国型”,它的目的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指令性 体制,而仅仅是为了改变决策的方式。为刺激集约 化经济发展,修改指令性体制的内部结构。

        作者接着论述了采用市场型和专家治国型改革 的利弊。他认为,采用市场改革有六条有利因素: 第一,从经济学上来看,有利于利用市场自发调节手段发展经济,计划与市场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 是互为补充;第二,从活跃市场来看,有利于促进 社会劳动分工;第三,从技术进步上来看,有利于 推动科技革命;第四,从政治学上来看,有利于生 产者自己管理自己,使工人阶级更积极地参与企业 决策,第五,从人类学发展来看,有利于人们创立 和推动社会制度的发展;第六,从哲学观点来看, 可以促使人们思维,具有批判性与合理性。作者在 论述采用苏联模式中的专家治国型改革时指出,采 用这种类型的改革在制定经济决策时排除或至少是 限制了思想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排斥和阻碍了 它的合理性,经济上的优势和技术上的可行性,转 向由纯实用主义的技术经济专家管理。

        第三章,东德的改革。作者指出,为了解东德 经济改革的历史根源和原则,有必要对它在二次大 战后的经济作一个简短的概述。作者认为,德国的命令经济体制有长期的传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这里就首次运用了这一体制,然而把它作为 一种模式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受苏联指令性 体制的影响;二是受纳粹体制的影响。苏联的指令 性体制建立于1929年至1930年,而纳粹命令体制是 从1933年后引进的。就其所有制、社会基础、思想 和原则方面来说,两者有根本的不同,但也有同一 性,即都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实行中央管理经 济的全过程,推行定量配给制,实行固定不变的价 格体制,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使用上使用同一方 法。然而,主要目的是不同的,德国用于准备战 争,苏联用于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作者接着概述说,苏联占领东德后,对其占领 区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计划,仍继续同西方国家进行 合作。当时,苏联最感兴趣的是复活东德的经济, 复活的越快就能越早地为苏联提供机器维修部件。 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似乎在决定东德工业基础建设 中是一种决定性的,也就是说,东德的命令经济体 制要加进一些苏联的指令性体制的因素。在这一期 间,苏联对东德虽然实行军事管制,但没有急于撤 销各个工业企业中等级森严的劳动分工,而是维持 经理、工程师、技术员,工头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不象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劳动产 品和生产关系方面都搞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因此, 可以说东德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者认为其 主要原因是受纳粹主义的影响和苏联情报机构、以 及顾问的政治控制。塞卢斯凯博士对此评论说,如 果从组织观点出发,那么这\种体制比苏联的指令性 体制更有效。后来,苏联从东德经济发展的事实中 感到没有必要让它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相反,从 观察到的组织形式、技术和管理层次来看,认为纳 粹命令经济有一定的长处,要加强对东德的经济研 究。

        第四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作者在在这一章 的开头部分回顾了捷二次大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形 势。指出,1945年,捷是受苏联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化影响较深的国家。从1945年到1948年,捷社会主 义化经历了几个特殊的阶段;一是在民主选举总统 的庇护下,总统享有全国性的权力;二是组成了一 个由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党人和两名资产阶 级党派参加的多元政府;三是主要工业实现国有化 阶段;四是在整个经济领域里,发挥个体部门的重 要作用阶段,这一时期,后来官方称其为过渡阶 段,由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结合过渡到社会主义 欧洲式的道路阶段。这一时期,捷经济是市场经 经。国营和个体企业都是由有专业能力的经理根据 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与此同时,遵照中央优先考虑 政治和社会的原则制定计划。事实上,第一个五年 计划(1949—1953年)的最初内容是在优先考虑消 费品生产,保持同东西方传统市场贸易平衡的条件 下制定出来的。1950年2月,第一次大量增加五年 计划指标,由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转向商品生产。 一年后,在世界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主要是朝鲜战争),苏联强迫捷克斯洛伐克一方面要加速提高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从最初的70%提高到 133%),另一方面在突出发展冶金工业和重型机 械的情况下改变工业结构。这些指标是不现实的, 使捷经济更加不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降低了人 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农 业、轻工业和基础结构。

        1951年,随着这些结构的变化,苏联的指令性 经济体制强加给了捷克。这时强迫解散了个体手工 业和企业,实行集,体化。在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下面,捷克没有铁矿石却要求它生产钢铁。大约有3O 方名工人干部取代了国家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千部职 务,取代了原来的技术人员和经理。捷领导人还用 新的制度剥夺了受保护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并 对他们进行了清算。作者对此评论说,这些变化来 得太突然了。1949年底,捷还是一个有计划的、市 场体制的混合经济的民主国家,1952年底却变成了 一个照抄苏联模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 家。1953年夏斯大林死后,随着苏联政策的变化, 捷体制有所松动。在1953至1956年这段时期里,捷 进行了一次解除由于“一五”计划所引起的比例失 调的尝试,改进了那种指令性的体制,取得了自己 的经验,并已超出他们原来的设想。

        五十年代后期,捷资本——产值比率首次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这时党的领导人认识到, 只有改变 :956年的经济形势,才能避免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种爆发性的局面。当时,那种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 愿望产生了一个经济改革的建议,并于1958年和 1959年加以实施。改革有减少短期计划,增加中长 期计划,把各部行使的一部分行政权力(包括投 资)下放给生产单位;照顾生产者的利益,制定和 接受适当的计划指标,取消那种能够超额完成计划 的低指标等三条基本原则。塞卢斯凯博士把这三条 原则同经互会国家在60年代中期的改革内容进行了 对比,指出了这三条原则仅仅实行了三年就消沉失 败了的外部原因:主要是捷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结构发生了变化,采取了脱离现实的第三个五年计 划(1961—1965),以及过于强调了政治,接着, 作者概述了1954年至1968年经济改革的方针。指出 这个改革工作小组主要由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 济学家和理论家组成。这个小组拟定了十五条改革 方针。作者对这次改革的效果作了评述,指出,由 于这些改革的方针同实际运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1965年至1967年这十五条方针一再变化,个别 的部仍没有取消,企业的联合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进 行的。另外,虽然取消了指令性的指标,但实际上 规定的指标仍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据说,改革后企 业总收入仍达不到管理的标准,而只能完成下达的 指标任务,企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也不平等,企业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权利,而且没有法律保护。作者 在这一章的第二:节里集中论述了所有制和企业管理 自治的概念,在第三节里论述了捷1968年改革后的 企业权限和经济政策原则。在最后一节里重点论述 了捷改革后的农业、合作社和小型个体企业问题。

         第五章,苏联的改革。苏联着手改革是在196 年以后,进行改革的主要理由是这一段的经济停滞 不前。1959年至1964年,苏联经济的年增长率同1950年至1958年的7%相比下降到5%,而这一时 期的资本——产值比率却提高了50%。主要是由于 加紧实现西伯利亚的工业化,欧洲部分的自然资源 临于枯竭,苏仍继续为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输出 原材料,输出量的增加并没有使苏联捞到更大的好 处,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想使东欧国家的经济更加 依赖于苏联。塞卢斯凯博士还指出,苏1965年的经 济改革固然体现了赫鲁晓夫时期一些改革的经验和 作法,但就决策方面来讲仍没有实现非中央集权 化,企业也没有增加更多的权利,中央集权主义和 指令性管理体制仍然没有受到触及,相反,各部又 恢复了计划和管理的权力。

        苏联在搞1965年的经济改革之前进行了一系列 的讨论。5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学家中分出三大 派。一派是以利别尔曼为代表,由А·М·比尔曼和Г·利希奇金参加,这一派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 节的积极作用,另一派是以斯大林时期任财政部长 的А·Т·兹维列夫为代表,他同利别尔曼的主张 针锋相对,奉行斯大林主义者的逻辑。后来,В·С· 涅姆奇诺夫加入了这一派,但他的观点与兹维诺夫 的观点不完全相同,第三派是以Л·В·康托罗维 奇为代表,这一派主张把控制论和数学计算方法运 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上。他们认为,一旦正确地运用 了数学的方法,那么计划就将变得更加精确,体制 就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塞卢斯凯博士说,在他研究苏联的经济改革之前,曾多次利用私人谈话的机会同苏联的经济学家 涅姆奇诺夫、利别尔曼、比尔曼,费多连科进行过改革的探讨,所涉到的理论内容比出版发行著作中 的还要广泛、深奥。作者还作出结论说,事实上, 几乎没有一名激进的苏联经济学家提出利用市场型 进行经济改革,因为联系到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求 经济体制非中央集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些改 革会影响苏联权力主义者的利益,削弱其在社会主 义国家中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作用。

        苏联进行计划和管理的改革有其深刻的社会原 因。在指令性体制成为一种模式的时候,苏经历了 巨大的变化,由工业化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但城市社会已 逐渐取代乡村社会。二次大战前的工业化时期,苏 新兴的工业城市冲击着国家的农业结构,新兴城市 人口构成已不再是农民,而是经过培训的产业工 人,他(她)们开始过着城市的生活。然而,在新 的条件下,他(她)们仍带有农村文化、文明、消 费习惯的特征。由于物质条件差而增加了城市化的 障碍。例如住房拥挤等。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化 社会并不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的,而是指它的社会 主义文明方面。苏联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1.提高长期计划的作用。为了使经济组织的生 产、技术和财政活动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就要 针对各个不同时期作年度计划,而且要搞好五年计划;

        2.加强计划的科学性。这就要求计划建立在经 济预测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计划要 稳定,在执行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各部不得随意变 动;

        3.把部门计划与地区性计划结合起来,在各个 不同时期,所定计划既要考虑到各部门的发展,又 要考虑到整个经济地区的综合性发展;

       4.把国家计划指标从40个削减到9个。

        塞卢斯凯博士认为,这四条改革的内容清除一 些指令性体制的弊病。首先,防止了经济组织为了 完成总产值指标而不顾消费者的需求这类事情的发生,进而用销售额指标取代了总产值指标。另外, 这一变化利于资本征收,目的是为了鼓励企业用更 有效的方式开动它们的机器,加快资金周转。作者 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指出,苏联1965年的改革,在 科学技术管理方面采用丁东德和捷1958年改革的一 些作法。如,针对企业的利益制定适当的计划,而 且计划是从下而上制定的。

        第六章,匈牙利的改革。作者在写这一章时曾 于1967年底访问过匈牙利,并同一些改革派进行过 座谈。认为匈的改革受卡达尔的思想影响很深。他们把经济改革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开端,并不是单纯 改进经济结构。他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与政治制度 之间那种深深的相互关系。匈的改革是从1968年1 月1日开始的。改革不是渐变而是突变,是一次把 中央指令性计划变成指导性计划的变革。最初,这 种新体制与旧体制的残余常常发生对立。塞卢斯凯 博士对匈着手改革的时间有不同看法,认为匈1968 至1970年是其改革的准备阶段,而且改革也没有影 响五年计划后期指标的完成。匈的市场型改革意味 着是把权力集中和实行经济组织自主的一种结合。 国家继续占有生产资料,并保留创建新企业的权 力。国家通过各部仍然控制经济组织的活动,确定 经济活动的范围,在紧急的情况下有权解散它们。 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指派经理,有处理企业对外贸 易的权力。因此,从本质上讲它起经济管理者的作。 用。

        第七章,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改革。严格一 点来说,到目前为止罗马尼亚还没有取得改革的成 果。最近几年,虽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变革,但仍没有超脱旧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束缚。当 然,罗现在实行的不是五十年代的指令性的体制, 也就是说,罗进行了非中央集权化的部分变革,并 加强了管理上的专门知识。然而,同东欧其它国家 相比,罗的变革并不突出,缺乏声势。在罗马尼’ 亚?中央管理部门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仍有决定 权。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增长的速度、投 资的数额、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以及价格、工资和 薪金的水平等等。

        塞卢斯凯博士认为,目前罗马尼亚的经济体制 并没有定型,但也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只要罗 继续坚持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这种经济体制就很难有更大的变革。因为罗不想创立任何新的模式, 对此也不想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挑战,只是想尽全 力注重现实,以加强其地位。

        保加利亚的经济改革。保加利亚的改革几乎同 苏联的改革一样。1959年保加利亚和东德坚持执行 的是赫鲁晓夫的地方管理经济上的改革。这时,保加利亚取消了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把权力交给地 方管理机关。一年后,新的矛盾便逐渐暴露出来, 就以工业委员会为例,部长的办公会议机关同国家 的管理机关的职权相互矛盾。这样,又恢复了取消 的各个部。与此同时,工业上取消了地方管理机 关,其职能由联合工业企业代替。直到1965年,保 加利亚再也没搞过重大的经济改革。只是在苏联改 革后,保加利亚才再次进行改革。

        保加利亚在探讨市场经济时有一种理论尝试;主张市场型改革的主要代表是基奥尔基·佩特罗 夫、和尼索列·波波夫。佩特罗夫所阐述的改革原则接近于匈牙利的市场型改革和捷克最初的市场型 改革。佩特罗夫和波波夫至少是在官方的场合下保 持他们独特的见解。1968年,保加利亚对佩特罗夫 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71年再次批判。塞卢斯凯博 士认为,佩特罗夫观点的形成不仅有实践墓础,而 且有理论基础。由于佩特罗夫主张市场型改革的方 法遭到了拒绝,所以保加利亚改革的成果仍停留在 那种带有很大弊病的、旧的指令性体制的水平上。

        第八章,波兰的改革。1952年2月,奥斯卡·兰格在华沙发表了题为《论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若 干问题》的演讲。作者认为兰格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是波兰经济建设时期一位以合 法身份出现的代言人。他的理论学说不仅仅被看作 是对波兰经济改革权威性的解释,而且是对马克思 主义经济理论的精辟论述。兰格的经济理论根据 是: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奋斗目标——社会主 义,但是各国不必采取同一种形式到达社会主义。 在有些领域允许存在不同的途径,例如,国民经济 组织形式、经济管理方法、计划的制定等等。在选 择通向社会主义的各种道路上可各具特色。

        在谈到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波兰现存 的经济模式时,兰格回答说,第一,新的模式是国 民经济计划与大部分分散管理的一种结合;第二, 在中央计划机关和整个经济管理下,经济管理建立 在工人自治或部分自治、和联合自治的基础之上。 这种模式同苏联模式相比更加非中央集权化,但同 南斯拉夫模式相比还差些。

        根据兰格1957年设想的模式,中央机关仍对国 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比例作计划。诸如农业和工业 的比例;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各个部门增长的比率等等。中央机关还决定总的工资额、总 的消费品和公共设施的基金、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以及积累与消费结构等等。为此,中央不能放弃基 本投资计划的制定。

        采用新的模式,企业自治有了实质性的扩大, 企业将由他们的经理和工人委员会共同管理。挑选 出有利可图的产品编制成主要计划指标。为了圆满完成指标,当然需要解决价格问题。价格要受价值 规律的支配,并与生产成本有关,但有些价格由政 府确立要比由企业确立好些。作者还指出,除了国 营企业外,合作企业、尤其是农业合作企业和小型 工业生产企业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手工业方面,可以开办些小型个体企业,在商业 方面搞些更小规模的个体零售网点。

        波兰1953年设想的经济模式表明那时它并不想 搞一个市场型的改革,只是想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范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化和非中央集权化。作者在这一章的第二节里着重阐述了波兰 经济改革所进行的理论准备过程,以及所受匈、捷 经济改革的影响,并把波兰的改革同捷克斯洛伐克 的改革作了对比研究,指出,波1957年进行市场改 革的内容不同于捷1968年改革的内容。波创立了一 种分散经营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看成是完成计划的 一种手段,这种经济管理手段在生产组织中要受到 计划平衡的制约。捷1968年创立了一种市场型体制 的计划经济,把市场分析看成是计划的依据,企业 依据计划和市场需求的数字进行组织生产。

        第九章,结论。塞卢斯凯博士在这一章;里主要 概述了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几个主要方面,以及所 存在的共性问题。首先一点是,整个苏联集团的经 济体制正朝着实现非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努力。在罗 马尼亚,那种由中央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已减少 到13个,匈牙利已不再强迫执行中央指令性计划指 标。这些国家,中央计划部门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 了企业联合体,并扩大了决策的范围,特别是在微 观经济方面。

        第二点是,基本上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经互 会国家的价格体系发生了变化,有些国家供求关系 也发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了资本征收、利润、和利 率的积极作用。控制了中央的投资,企业得到了一 部分财权。在轻工业方面,真正认识到了要根据市 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计划的重要性。比较注重物质刺 激,所发奖金同产品革新和产品的质量联系得更加 紧密,不单纯看产品产量。在外贸方面也部分地实 行了非中央集权化。

第三点是,中央的计划不再只考虑政治,而更 加注重实际。调整积累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 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虽然这些变革仍不能满足、并且不符合实际生产要求,但毕竟是在综合平 衡方面作出了一种努力。

        塞卢斯凯博士还在结论中指出,尽管苏联、东 欧的经济改革突破了指令性经济体制的一些界限, 但答案也不能过于乐观。按照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来衡量,苏联、东欧经济部门的变革还不尽完善。 精神和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从长远的观 点来看,企业经营的好坏不光看完成生产任务,还要看是否有一个稳定的生产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