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 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的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 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1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农民产品的剥夺。对于三十、四十、 五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发展战略来说，这种特殊“贡税”曾是苏联农业政策的很典型、很本质 的问题。它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引起农民对集体生产的冷漠、厌倦乃至反感 的态度。

        那么目前在苏联，还存在不存在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对农民产品的“剥夺”问题呢? 我认为，现在“剥夺”的程度是减轻了，但是远远没有消失。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 然是影响苏联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

        这种“剥夺”依然表现在国家有意制定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上。

        种种资料表明，苏联现在的农产品采购价格仍远远低于产品的价值(C+V+m)。据 苏联经济学家计算，在现行的农庄和农场同国家预算的相互关系下，只有使农庄和农场的整 个盈利率(同产品成本之比)达到35—40％的水平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必须达到40 一45％的水平)2，才能基本满足农庄和农场的经济核算要求。就是说，只有达到这样的盈 利率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相应的改善，扩大再生产才能达到相应的速度和规模。 但是对于苏联农业来说，。这样的盈利率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过。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共进 行过五次农产品采购价提价，即1965、1976、1979、1981、1983年各一次。但是，所有这几 次农产品提价都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第一，农产品提价是为了抵补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1979年同1964午相比，集体农庄 采购价增长66％，国营农场采购价增长83％，3但同一时期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幅度是： 农庄上涨83％，农场一——68％4。其中，国营农场早在1964年就是严重亏损部门，所以尽管 它们的生产成本上涨幅度不如农庄高，但是1975年国营农场亏损4．92亿卢布，1980年亏损额 增为5．09亿卢布5。

        第二，从总体来说，农产品的提价速度要慢于农产品成本的上涨速度。这是因为农产品 采购价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而农业里购自工业部门的固定生产基金却在逐渐增加， 现在苏联农业已有4／5的固定生产基金来自工业6，当然，农业生产成本也就随之跟着上 涨了。

         第三，从工农产品定价角度看，农产品总是低于价值，工业品(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 定价却又总是高于价值。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土В·吉洪诺夫就坦率地指出： “农产品定价一 向低于价值，并且总是国家硬性控制的对象，国家对一切主要农产品都是从立法角度规定其 价格的上限。”7他还指出，同农产品相比，工业品定价却有更多的自由，因为工业单位常常取得价格机关的同意，以新产品和产品更新的名义提价，以便保证企业充分的盈利率，连 许多经营不够好的企业都能做到这一点。

        第四，由于农产品提价只是被动地抵补生产成本的上涨，所以每次提价的幅度和范围都 很小8，并且提价的效果很快就会消失。具体说来，就是历次提价不仅不能使农庄和农场的 盈利率得到相对的稳定，反而因为“产品成本上涨快于采购价的提升”，使得农庄农场的盈 率水平降得很快。例如，1966—1969年集体农庄向国家出售产品的盈利率(同产品成本之 比)曾一度达到27％，但是到了1979—1980年就直线降为7％了。9相反，工业的盈利率水 平却是相对稳定，而盈利额则是直线上升的。10 第五，苏联农业的平均盈利率(特别是处于低水平时期)，隐藏着—个重要的事实，即 条件较好、距城市较近的农场农庄可能盈利率很高，而多数条件较差的农，场农庄却长期处于亏损欠债状态。这从每次农产品调价，都要伴以豁免和展期偿还大笔债务就可看出。 最后，苏联农产品提价的最直接目的，总是带有挽救“农业危机”性质。具体地说，每 次提价都是在农业严重欠收年之后的第二年，如分别在1975、1978、1980、1982年之后。11 苏联为什么一定要保持斯大林时期即已开始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呢?原因是什么 呢?

        我认为，现在的原因和五十年代以前不同，苏联已经不需要象从前那样，直接地、大量 地从农业那里获得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了。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愈来愈 小了，1975—1980年仅占社会总产值的14％(按可比价格仅占12。5％)。12但是，苏联在国 民收入分配方面实行的仍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3它必须保证苏联居民有限的货币收入得 到基本实现，就是说，必须保持主要消费品零售价格的基本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内 政局及外交实力水平的稳定。一方面要保持消费品零售价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一 次次地提高农产品采购价，这样，为提价和奖励加价而形成的财政负担，只好由国家背负起 来。苏联当然知道，这其实是—种隐蔽的通货膨胀，含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苏联在对农产 品采购提价时，总是“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要(比工业品)僵硬得多，原因是任何变动都会 对食品的零售价格水平形成压力”14。

        这就是苏联今天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对农民产品的“剥 夺”在程度和形式方面，都和斯大林时期的义务交售制有所不同，但实质并没有改变。 正因为如此，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农业投资、农业固定生产基金、农业技术装备率 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都相对地快于工业部门，但是至今农庄庄员和农场工人的实际 生活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工业工人。1980年国营农场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相当于工业工人的 80％(149：185．5卢布)，集体农庄庄员得自集体生产的月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工业工人的63％ (116：185．5卢布)。15农民还有一些个人副业收入，但从1965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 副业 收入在庄员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占总收入的36．5％降为25．3％。16庄员集体生 产收入和副业收入两项相加，还不到工业工人收入的80％。如果考虑到(1)农业劳动技术 装备率目前只相当于工业工人的三分之一17，农业劳动强度大；(2)农村住宅建设?0％是私 人投资18，和工业工人不同，农庄庄员要从自身较低的收入中攒钱盖房子；那么可以说，苏 联农民现在的实际生活水平要比上述统计数字低得多，困难得多。我认为，这是苏联长期对 农民实行“剥夺”，执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结果的另一个侧面。

(二)

        上面谈的是苏联农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国家经济关系中的问题。其次，要谈谈苏联长 期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重工业)优先增长、忽视基础设施建设，给农业发展带来的 危害。

        西方国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课题加以 研究，但苏联直到六十年代还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课题予以忽视。苏联认为，它 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无需再提什么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但是，辩证法是无情的， 苏联的“有计划按比例”，不过是一切经济部门都来配合“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代名词 而已。匈牙利经济学家埃尔利赫说过“经过相对不长的高速发展工业时期后，在基础设施发 展领域内就会出现比例失调现象，从而限制生产的扩大，限制生产效率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19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苏联只是在面临提高经济效率、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但遇到了巨 大的、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的条件下，才开始承认并研究基础设施的发展问题。

        在基础设施(不论是生产性还是社会性的)三种发展类型——超前型、同步型和随后型 中，苏联无疑属随后型。20这种状况对于苏联农业来说，较之工业部门就更典型。它不仅限 制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使农业本身已经达到的指标(产值及实物)， 要大大地打一个折扣。

        苏联现在已经认识到，农业效益的发挥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同“农业前”部门(农机、 化肥、混合饲料供应等等)和“农业后”部门(运输、贮藏、加工、销售等等)各个环节紧 密相联。这也是苏联把“农工综合体”这一概念变作组织措施(成立综合体委员会及综合体 联合公司)的理论根据。目前，苏联学者在应当着重消除综合体内第一领域(“农业前”部 门)同第二领域(农业本身)，还是第二领域同第三领域(“农业后”部门)的比例失调问 题上，意见尚未一致。21

        当然，农业基础设施既不能等同于农工综合体内的第一领域，也不等同于第三领域，它 同这两个领域都有直接的关系，或者直接就是它们的组成部分。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通过 对基础设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当前对苏联农工综合体来说，究竟哪个领域最为薄弱，最需 要加强。

        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列宁早年的言论和苏联早期的做法。1921年列宁就说过，俄国“到处 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 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连结文明、……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22就是说，列宁 早就看出了发展交通运输，对改造俄国，特别是改造俄国农村的重要意义。其次，在社会性 基础设施方面，1918—1928年第三季度(主要是1921年至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前)，仅住宅建 设<包括私人投资)就占到了全苏基建投资的64.3％。23

        但是，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运动以后，苏联完全改变了上述的基本思想和作法。只 是在四十年以后，才开始认识忽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性。苏联著名学者B·涅姆钦诺夫院 士关于苏联的社会需求，是这样说的； “如果把社会人均需求逐级递减地，按照有限程度加以排列的话，那么可以说，第一位的、无限的需求，是节约活劳动；第二是对交流(运输及 通讯手段)的需求；第三是对相互交往、娱乐、住宅(特别是公用方便条件及家庭舒适设备) 的需求；第四是对衣服鞋帽和饮食的需求。”24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好抛开农业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不谈，而重点地谈谈生产性基础设 施中几个重要环节：交通运输、贮藏加工及维修服务等问题，谈谈它们的落后状态对苏联农 业造成的影响。

        先说交通运输。交通运输对农工综合体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它 的利害关系更直接地表现在“农业后”部门的各个环节上，严重影响着农产品“从田野、生 产基地到达消费者手里”整个链条的运转，大大降低着农产品的社会效益。

        以全苏铁路和公路为例，从1917—1977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增加95倍，铁路货运量增加 54倍，但是铁路营业线长度增加还不到一倍。25苏联陆地面积比美国大1．3倍多，但1975年它 的铁路干线仅及美国的43％，硬面公路干线仅及美国的13％强。苏联石油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但是它的石油管道干线仅为美国的20％。26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吃苦的是分布区域辽阔的农业部门。据统计，仅仅由于道路泥泞， 农产品无法及时运出产地而腐败变质一项，每年损失就达40亿卢布，占近年来农业年平均；总 产值的3％。27苏联的经济著作普遍抱怨，大多数农庄和农场根本没有硬面道路。这种状态 离列宁所说的那种“无路地区”，实在是没有前进多少。迄今为止，苏联农村道路只有17％ 是硬面公路，全苏半数以上的农产品要在质量极差的公路上运输，运输途中又要损失1．5％ 谷物、6．6％马铃薯、5％的蔬菜。

        其次，因为贮存、加工等环节的落后，损失还得大幅度增加。苏联学者计算，如果这些 环节具有相应的发展水平，那么在不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情况下，就会使蔬菜和水果的消费 水平增长30一40％，大体相当于十年食品纲要规定的年平均增长最低限额，超过“十一·五” 计划规定的年平均增长额的l倍(水果)到1．5倍(蔬菜)28。苏联经济学家指出，仅仅消 灭目前的农产品原料损失一项，就能使苏联食品产量增加1／3，而十年食品纲要规定的农业 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额也不过是27．7％。29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状态，不仅直接影响农产品的社会效益，而且使农业生 产固定基金报废率惊人之高。因为路面质量低劣及维修服务极差，苏联各类农机在法定服役 期内高昂的维修费用，使得农业单位想方设法报废旧机，购买新机。如，汽车在到达法定报 废期前付出的维修费用相当于购买新车价格的3—4倍，拖拉机相当于2倍，谷物联合收割 机及其他农机具相当于购买新机的价格。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拖拉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 生产量远远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之首，但农机保有量却远远低于美国。例如，1971年苏联 拖拉机保有量仅相当于美国的46％，谷物联合收割机——82％。

        关于苏联农业基础设施，要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上面列举的部分资料，只能使我们窥 见全豹之一斑而已。

(三)

        “剥夺”农民、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是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是 片面的“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带给农业的一对苦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苏联正在寻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但是只要它的根本发展战略不变，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迅速的、根本的解决。农产品提价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决不可能使农庄农场达到经济学 家所主张的最佳盈利率水平(即利润与产品成本之比达到35—40：65—60，或利润与生产基 金之比12—13：88—87)。而在交通建设方面，十年食品纲要规定，到1990年也只是使38％的 农庄农场建有硬面道路(每场平均5—6公里)。至于这一奋斗目标能否实现，那还要拭目 以待。

        也正是上述两大方面的问题，成了苏联至今无法解决的农村劳力源源外流的根本原因。

        “这些外流的劳力多数是农村中最强的劳力，他们大批流向工业部门，使得不久前还是劳力 普遍盈余的农业地区，变得劳力不足了。劳力问题已经是业已形成的农业生产潜力和继续增 拨的物质资源不能发挥效益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

        我认为，苏联农业发展中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切实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