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形势
        自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配合，获得了
较快的发展。三年来它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以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为标志，正式提
出“政治体制改革’  (过去苏联的正式文件一般只提“完善政治体制”)，指出民主化是改
革的实质和目标，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地位。第二步，以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
次代表会议为标志，分析了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概括为五条：  限制民
主，产生个人崇拜，人民与政权疏远现象没有克服，官僚主义，破坏列宁主义原则)，提
出必须对它进行“根本的改革”，并确定了改革的总体构想。第三步，  以1989年6月第一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改革苏维埃体制逐步深入铺开。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苏联社会的政治生活正在起着重要的变化。在苏联，许多人
认为，在改革的各领域中，变化最大的是外交领域，其次便是政治领域，最后是经济领域。
        三年来，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第一，推行公开性原则和意见多元论。过去苏联即提过“公开性”原则(如1977年通过
伪苏联宪法)，然而一直没有很好实施。近三年来，苏联党把实施这一原则作为政治体制改革
的一项重要措施。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解释说，公开性的“基本原则”是；  “每个公民有
在任何社会生活问题上获得全面可靠的，不构成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的情况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有公开和自由地讨论任何社会性问题的权利”。公开性原则实施后，苏联的舆论十分活
跃，报刊上充满各种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是苏联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现象。然而正如最近
苏联的一些领导人所指出那样，也有人发表一些错误言论，出现了“怀疑一切”的倾向，  [1]
甚至“公开提出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言论。[2]   
        第二，改革选举制度。从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以来，苏联逐步推行差额选举制度。
1988年夏天各地党组织总结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春天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这种新制度得
到了普遍的应用。在大多数地方，候选人进行了热烈的竞选活动，选民运用了自己的民主权
利，打破了过去选举走过场的沉闷局面。在人民代表选举中，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包括
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党委第二书记、基辅市党委第一书记等)都由于脱离群
众或竞选纲领空泛，未能获得群众拥护而落选，这在近半个世纪苏联历史上是少有的。
        第三，改革苏维埃体制。根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苏联党进行了改革苏维埃
体制的一系列活动。改革的重点是“恢复苏维埃的全部权力”，主要的措施包括；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改名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改为人数较少(两院共450人)的常设性的
立法、指挥和监督的国家权力机关，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负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外，增
设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代表中，三分之一按地区选出，三分之一按民族区选出，三分
之一由社会团体选出，实现选举民主化，等等。今年五月底和六月初，苏联举行第一次人民
代表大会，完成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上述改组，  “标志着全部国家权力交由人民代表苏维
埃掌管的重要阶段”。[3]按计划，改革苏维埃体制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更新苏维埃结
构，更新最高权力机关形成和活动程序以及选举制度，第二阶段，协调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
的关系，第三阶段，改革地方苏维埃。
        第四，精简党政机构。戈尔巴乔夫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即开始逐步实施这一方针。然
而，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是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1988年9月，苏共中央机
构实行大规模精简，由过去的30多个部精简为9个部，机关干部精简一半，州委机构由过去
的10多个部精简为6—7个部，机关干部精简1／3。今年7月，经过最高苏维埃讨论批准，  苏，
联中央政府部委从82个精简为57个。主管工业、建筑、交通、农工的部门从52个减少为32
个，即精简40％。苏联把精简机构看作反对官僚主义、下放权力和划分党政机关职能的一项
重要措施，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也是经济改革的一项内容。现在这一工作还在进
行中。    
        第五，改革干部制度。近三年来，苏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1)大幅度地更新干
部。标准：首先是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其次是干部的业务能力，知识水平和年轻化。据最近
苏联领导人说，从1985年苏共四月全会以来，党州委以上领导干部已更新了2／3。在今年六
月组成的新的一届苏联部长会议成员70人中，前届(1984年组成)留任的只有10人。70人中，
6人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23人拥有学位，37人是著名经济领导人，从年龄看，不
到50岁的有5人，51—55岁的有21人，56—60岁的有31人，61—65岁的有1 3人，平均年龄为
55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表示，政府成员还要进一步年轻化。[4](2)干部选拔制
度民主化。尤其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来，苏联逐步改变过去按上级拟定的名册提拔干
部的做法，强调经过群众推荐和民主程序选拔干部。去年地方党组织总结选举运动中，有相
当一批区、市委级以上党委干部因得不到党员群众的拥护而被免除领导职务。对被推荐兼任
同级苏维埃主席的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如提名未获多数苏维埃代表通过，
即应考虑他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原有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索洛维耶夫，由于今年春天在人民代表选举中落选和落后于改革形势，于最近在州委全体会
议上被解除州委第一书记职务，这事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3)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苏共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规定，从苏共下次总结选举活动开始，党委全体成员和党委书记，包括苏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均不得连任两届以上。1988年11月最高苏维埃举行非
常会议通过宪法修改案，对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实行任期制，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十年)。但
至今为止，苏联还未对其他政府官员规定最长任期。
        第六，进行司法改革。苏联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
标，宣告在社会生活中“法律至高无上”，他们采取的措施有：  (1)改进中央和各加盟共
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使立法程序民主化，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法律
草案讨论。  (2)对法律进行重要修改并使之系统化。1988年11月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根据
改革的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局部的修改，1989年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又成立了宪法委员会，
准备作更全面的修改。此外，现在准备修改或起草的法律达50项，有20项法律近期将提交最
高苏维埃讨论、批准。  (3)提高法院的作用。保证审判员的“绝对独立性”，法官任期延
长至10年。  (4)发挥“组织在自治协会中”的律师界在司法方面的作用。
        第七，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苏共二十七大后，苏共成立了审查历史案件的专门委员
会，经过3年的工作，集中审查了30至50年代各个“反党集团”的历史案件。为布哈林、李
可夫、沃兹涅辛斯基等大批被冤杀的党干部平了反，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布哈林重新被称
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政治生活出现了较为生动活泼的局面。
人民对此是比较满意的，政治积极性比过去提高了。然而，目前苏联的政治形势也有其严峻
和困难的一面。
        首先，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方针激发了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相
互矛盾甜利益、观点、批评、期望和向往都在表现自己。改革引起了“利益冲突”，苏联社
会上“出现了紧张的局势”。[5]现在苏联社会上围绕着改革实际上存在着四种力量：  (1)
居主导地位的改革主流派。  (2)激进派，或称“极左派”，批评改革速度缓慢，要求采取
更加激进、更加彻底的措施。  (3)观点较保守的人，他们不满目前的改革，要求后退，回
到过去“美好时代”，否则“国家就要出乱子”。  (4)“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的集
团”，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力量都正在组织起来，它们之间的斗争
有激化的趋势。
        其次，民族矛盾发展。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原来掩盖着的民族矛盾公开了，再加上
在改革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一些现实的利益矛盾，民族间关系出现了紧张状态。从波罗的海
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到中亚、高加索地区，都出现了少数民族要求扩大自主权的越来越强的
呼声，并出现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群众组织。目前情况错综复杂：  (1)两种民族矛
盾交叉在一起：一种是俄罗斯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一种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例如，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之间的矛盾(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格鲁吉亚
族与阿布哈兹族之间的矛盾(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事件)，哈萨克族与高加索各民族的矛盾
(哈萨克共和国乌津市事件)，乌兹别克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甘
纳州事件)。  (2)两种倾向交叉在一起：一种是正当的民族自主权要求，一种是民族分离
主义要求，在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和格鲁吉亚都有人提出“脱离苏联独立”的口号。   
        再次，工潮兴起。今年七月，在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西伯利亚库兹巴斯煤
矿区煤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给予经营自主权。后来罢工迅速扩展到
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等，参加人数达一、二十万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是最近局势
发展的一个新动态。   
        总之，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现在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进展
与困难，成绩与问题都交织在一起，今后它的去向，是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的。
       (二)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要观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去向，首先我们要研究它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构想，即它的基
本思路。苏联党的一些基本文件，如苏共二十七大、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苏共第十九
次代表会议、198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和今年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报告
和决议，都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越来越清楚地勾划出它们的轮
廓。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民主，自治，法治。
1986年初苏共二十七大捉出了完善政治体制的两个基本目标：  (1)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后
来又称为“社会生活各领域民主化”)；  (2)加深社会主义人民自治。1988年6月苏共第十
九次代表会议又增加了一条：  “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苏联关于政治体
制改革目标的较完整的概念。   
        如何实现这些基本目标?苏联党从自己的改革理论，国情和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有一套
自己的构想。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1)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
        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工作以后，决定执行改革的方针，首先是从经济改革试验开始
的，然而很快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两者同步进行。戈尔巴乔夫在叙述这一思想的发展过
程时说：  “如果在时间先后顺序上准确点说，那么在我国所进行的第一件事，毕竟还是经济
问题。我们首先决定如何在考虑到积压的迫切问题的情况下着手进行工作。但在我们着手研
究迫切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后才看到，这些问题的根子要深得多。我们看到，如果不拆除行政
命令体制，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让人民参加到改革进程中来，这
一任务就不能解决。”[6]从苏联的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改革密切结合的
特点。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在确定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完善政治
体制”的基本方针。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提出初步构
想，接着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制定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
议专门讨论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进程的一
块里程碑，标志着苏联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要的地位，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所说的：
“我们展开了广泛进程，深入到彻底的经济改革之中，现在轮到政治体制改革了”。[7]在
这以后苏联党仍然坚持两种改革同步的方针，然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有意识地让政治体制改革略为超前一些，  “政治进程发展得快一些’。
        为什么苏联党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的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
理论上的原因。这与苏联党的改革理论有关。他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动人民参加改革
进程，打破障碍机制的必要条件，是使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  “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那么所有一切都会付诸东流’。第二，历史上的原因。这与苏联改革的历史教训有关。
他们认为，50年代中期苏联的农业改革，60年代下半期苏联的工业改革，都在取得一些进展
之后便停滞不前，半途而废。  “问题在哪里呢?一切都同政治体制、同领导社会的指挥和命
令的方法有关”。第三，实践上的原因。这与苏联当前改革实践遇到的困难有关。苏联领导
人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深感“阻力很大”，阻力主要来自“僵化的权力体制’，来
自“这个体制的行政结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分析了当前苏联改革的
形势后指出，现在苏联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政治体制”。  “为了推动
改革进程，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2)一党制下的意见多元论。
        如何看待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苏联党的摹本思
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一党制下的意见多元论。
        苏联党坚持一党制，坚持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
叙述他的改革思想时说，党是“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改革的保证
人” 。  “在军队内部、在克格勃内部以及在任何一个主管部门里，党是最高权威，政治上的
决定权是属于党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地位，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的精神和政治作
用具有新的质量。”[8]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
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重申党是改革的“倡导者”，  “苏联社会
的政治先锋队”。他们强调“在当前我们社会发展的极其复杂和极其困难时期，放弃苏共的
政治领导就等于自取灭亡”。[9]
        苏联党反对在苏联搞多党制，反对在苏联成立反对党。他们认为：(1)一党制是在苏
联历史上形成的，符合苏联的国情。  (2)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在于政党的多少，而在于党
的正确领导。  (3)在一党制下，发挥社会组织表达和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
和意志的作用。  (4)在苏联成立反对党是“利用民主权利达到反民主的目的”’  “与改革
的任务根本矛盾”，  “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苏联党反对在苏联搞“政治多元论”，但它赞成在党的领导下搞“意见多元论”。所谓
“意见多元论”，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公民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不同
的观点，进行公开的讨论。当有人问到这种自由是否有限度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它们是
有限度的，如果超出社会主义的范围，它们又是没有限度的，如果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这
很能说明苏联党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与公开性、  “意见多元论”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
        (3)“还权”苏维埃。       
        这是现在苏联推进民主化进程、深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苏联党认为，
由于长期以来以党代政和执行机关代替权力机关的现象十分严重，苏维埃这个人民的权力机
关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常常只“徒具形式”，因此，必须紧紧抓住dJ陕复人民代表苏维埃的
全部权力”这一中心环节。     
        从苏共的思路看，  “还权”，苏维埃要处理和解决以下四个关系：
        第，一，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他们认为，关键在于党与国家之间“正确地划分权限”
或叫“正确划分党与苏维埃的职能”。党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苏维埃是苏联人民
的“国家权力机关”。苏维埃“有权决定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党怎
样对苏维埃发挥领导作用，怎样在苏维埃贯彻自己的方针政策，同时又避免以党代政呢?他
们提出了几条原则；1．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自己
的政治方针；2．所有党组织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3．党委会不能通过含
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他们认为，实现这几条原则不会削弱
党的领导作用，因为“作为执政党，党拥有一切必要的杠杆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其中主要
的是我们有2000万共产党员，党能通过这些党员在社会各个生活领域贯彻自己的政治方
针”。[10]   
        第二，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的关系。苏联党的方针是大力加强权力机关，使它们成为真
正具有全权的立法和监督机关。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除了明确权力机关的职
能外，主要是加强常设机关的建设，在中央一级，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名为苏联人民代表
大会，最高苏维埃改为它下属的常设性议会；在地方一级，增设苏维埃主席团，与执委会分
开，作为地方的常设性权力机关。   
        第三，  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的关系。苏联党的方针是大力加强地方权力机关，
改变权力过多地集中中央的现象，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都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第四，人民代表与常设权力机关的关系。苏联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人民代表的地位和作
用。最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人民代表每年要有一定时间脱产工作；人民代表可设秘书
一人，由国家发工资，地方政权组织要给人民代表提供办公场所，提供必要的情况；等等。
还准备制订人民代表地位法。   
        (4)苏维埃体制下的“权力制衡”。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苏联党重视“权力制衡”，然而它没有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
而是提出建立苏维埃体制下的权力制衡。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设性机关最高苏维埃下设置独立的彼此制约的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监督系统。在党内
生活方面，苏联党也提过类似设想，在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但这一设想至今未贯彻。      
        (5)改革“从党开始”。   
        怎样处理党的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苏联党的思
路是：党的改革与社会改革结合，而且党的改革应超前一些。他们提出了改革“从党开始”
的方针。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来，他们在一些方面贯彻了这个方针。例如，1988年秋
天苏联党组织在总结选举运动中首先应用差额选举制，后来才以更广泛的规模把它应用到苏
联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精简机构工作，也是先从党内做起的。然而，从最近发展情况看，
苏联领导人并不满意党的改革的速度。今年7月12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
说，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整个党和党的个别组织在许多情况下落后于
发生在社会中的生气勃勃的改革进程。他认为，在第一阶段中，党作为改革的倡导者，站在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敢立场上，赢得了巨大的支持。然而在第二阶段中在党本身特别是在党
的基层组织中改革落后了。[11]苏共中央正在研究加快党的改革步伐，使党的改革确实做到
“超前进行”，以便有力地领导整个社会的改革进程。        
        以上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然而这场改革还处于“开始阶段”，因此苏联领
导人关于改革的思路还在不断发展。有一些问题他们还需要继续进行大力探索，主要的问题
有：第一，怎样把改革与现代条件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里需要打
破很大的阻力，破除很多过时的传统观点。第二，怎样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
导，怎样既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又有力地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防止无政府主
义；怎样给民主化和公开性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怎样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的
关系，这里还包括对现在在苏联涌现的许多非正式组织，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第三，怎样
正确处理有激化趋势的民族矛盾，改革社会主义联邦制，既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又维护多
民族国家的统一，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苏
联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三)结  束  语
        苏联是十月革命的故乡，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改
革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借鉴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可从苏联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呢?
        第一，必须坚定地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苏联的历史经验
和教训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迫切需要，不仅因为它本身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
而且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进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密切
配合，如果没有这种配合，它就深入不下去。198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起步的时候，邓小
平同志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是很有远见的。：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  “不搞政治体
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2]我党十三大又
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第二，改革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苏联的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开展后，各种社会力
量之间的斗争往往围绕着党的领导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党是社会
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一些重大措施，如划分党与国家机关的职
能等，都是直接涉及党的。在改革的条件下，党要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而有些
人则利用这个机会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因此，在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
地改善党的领导，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领导。
       第三，改革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特点。例如，在苏联从
2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党制的政治体制，在我们国家则从建国时开始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
的多党合作制的政治体制，从这一不同的国情出发，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出现一些不同
的特点。再如，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也必然不
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要经历更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既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改革，  “毕其
功于一役’是不能成功的。苏联党在总结了历史的教训之后，也明确地反对“照搬”别国经验，
并对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作
了自我批评。[13]最近戈尔巴乔夫与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会晤时又一次重申：  “不考虑到
本国民族特点而照搬别人的经验是没有前途的，危险的”，每个党和国家都应“完全独立自
主地确定社会发展形式，确定业已成熟的改革任务和速度”。’[14]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从
来都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
发，采取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方法，才能取得成功。
        
    
[1]  A·雅柯夫列夫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讲话，塔斯社1989年6月27日电。
[2]  维·切布里科夫会见苏联民航部劳动集体代表时的讲话，塔斯社1989年7月1日电。
[3]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载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1989年6月21日。
[4]  雷日科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苏联《真理报》1989年6月11日。
[5]  戈尔巴乔夫：  《在苏共中央会议上的总结发育》，塔斯社1989年7月20日电；  《在会见巴特蒙赫时的讲话》，塔斯社1989年7月26日电。   
[6]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塔斯社1980年5月18日电。
[7]  戈尔巴乔夫，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苏联《真理报》1988年7月1日。
[8]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第150页，158页。
[9]  戈尔巴乔夫：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塔斯社1980年9月9日，阿·卢基扬诺夫， 
   《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塔斯社1989年6月24日。
[10]  戈尔巴乔夫：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衷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11]  戈尔巴乔夫：  《对苏联电视台记者的谈话》，塔斯社1989年7月12日电。
[12]  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38页。
[13]  戈尔巴乔夫：  《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第206、207页。
[14]  戈尔巴乔夫：  《在会见日夫科夫时的谈话》，塔斯社1989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  李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