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骅教授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的组织下，由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集体研究、共同撰写的。全书共18章，约30万字，涉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和宗教各个领域，是我们了解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社会风云变幻的窗口。

　　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由稳定转化为停滞的时期，又是在发展中包含着危机的时期。对这一时期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高。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进行改革的条件趋于成熟的时候，未能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改革，使得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使社会出现了阻碍机制和深刻的危机。作者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溯本追源，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的总结和理论的分析。

　　作者认为，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尤其是执政后期，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教条主义日趋发展，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官僚主义之风盛行，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停滞，但仅以此为依据就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整个时期，包括前期和后期，说成是“停滞时期”，把这一时期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都说成是处于“停滞”状态，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打破各种框框，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以史为鉴，切忌片面化和概念化。

　　作者指出，如果不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无法全面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无法科学地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过去人们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往往多从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时期--斯大林时期进行探寻。这虽然是对的，但也有几分偏颇。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和内在发展规律。如果要研究和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

　　长期以来，苏联国内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粗放型经营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苏联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之所以保持了增长的高速度，主要是靠资源的高投入，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了加速科技进步和集约化管理的方针，对苏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应当肯定，随着苏联经济实力的增强，同过去相比，人民生活的实际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主要表现为实际收入有所提高，文化生活用品和现代消费品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成了世界上的科技大国，军事超级大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也有明显缩小。因此，作者认为，笼统地把这一时期说成是国民经济“停滞时期”, “到了危机的边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在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长期保持的速度优势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和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为，首先，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其次，基金产值不断下降；再者，社会生产的物质消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科技投入与其收益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总之，这些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与美国争夺世界的态势，成为沉重的包袱，拖了苏联经济的后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军备竞赛和军工生产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苏联的直接军费约占社会总产值的15%，科研经费一半以上用于军事领域。社会产品一旦转入军事领域就脱离了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循环，除了少量的军火交易之外，就不会再回到再生产过程中来。因此，不仅军费和军工生产是社会财富的直接消耗，而且军工产品的储存、保养仍在继续消耗大量国民财富。其次，军备竞赛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技术结构的调整。最后，军备竞赛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的阻碍因素。军备竞赛的最终结果导致苏联经济负担沉重、国力衰竭，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也进行了论述。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就面临着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遗留下来的复杂民族问题。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勃列日涅夫在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处理某些敏感的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民族问题上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对落后民族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以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最后，对一些敏感的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采取谨慎、灵活甚至妥协的策略，以求缓和民族矛盾，进而稳定社会。当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民族问题上也有一些失误。第一，超越社会发展阶段，错误地估计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第二，继续推行“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第三，刻意宣传俄罗斯人的功绩，贬低甚至歧视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四，强化联盟中央集权制，使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工作不协调，甚至出现矛盾。第五，人为地拉平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第六，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加深了民族积怨和离心倾向。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民族问题上有某些失误，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并没有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构成威胁，因而联盟国家对苏联各族人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民还是有凝聚力的。

　　在宗教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宗教政策的教训，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勃列日涅夫采取的主要作法是：摒弃群众运动打击宗教的办法，实行国家机关对宗教的控制；采取法律手段，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进行无神论宣传，克服宗教偏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尽可能地发挥宗教的功能和作用，为现实生活服务。不应当把宗教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还应当是一种文化，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

　　作者认为，在对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对外实行扩张，力图称霸世界。这种不计后果的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政策，是建立在两个错误估计和两个错误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即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生存能力，过高估计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推行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有限主权”论，推广第三世界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曾对赫鲁晓夫时期混乱、冒进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某些纠正和调整，在国际上争取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可以说，东西方之间持续对立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尖锐的对抗转为平和的对话。美国在当时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新孤立主义兴起的情况下，也有愿望与苏联建立一种缓和的正常关系。所有这一切，对苏联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它本可以借此机遇侧重解决国内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却把“缓和”看作是向美国和西方发动攻势的良机，随着苏联对外扩张不断得手，国际环境却对它越来越不利。坚持发展对外扩张需要的准军事经济，导致经济结构畸形，综合国力下降，在同美国的实力对比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当然，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准军事经济结构，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策的产物，它始于斯大林时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继续坚持这种经济结构和发展方针，对苏联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已成为一种阻碍。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某些历史问题具有政治敏感性。由于这是一部合著，作者论述的角度不尽相同，论述的深度存在一定差异，文风也不尽一致，但瑕不掩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书对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将起到开创性的示范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江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