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掌握苏联党政大权共有十八个年头。他上台以后，一方面在各级党政 领导班子，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中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竭力从组织上巩固自己 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注意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避免采取急促地大起大落、大换班的做法， 尽量在不致引起更大震动，基本保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用各个击破的手法搞掉一批批对手， 直至二十五大以来先后迫使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等主要人物下台，渐进地实现了他的人事变 动计划，把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勃列日涅夫以他在组织上采取的这种基本策 略出发，提出了稳定领导集团和干部队伍的口号，不但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颁布的领导干部 任期和轮换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建立和健全干部退休制度。苏联虽然在以前颁布过男60岁、 女55岁退休的规定，但它只对工人、农庄庄员和一般职工、干部有效，而对担任领导职务的 干部没有约束力。因此，这些干部只要忠于苏联领导集团，不犯什么“大错误”而遭到贬斥， 就可以无限期地任职，甚至老死在领导岗位上。这样，就逐渐地在实际上形成了干部领导职 务的终身制。

        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从“批判”和“纠正”赫鲁晓夫错误开始的。我们都知道，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各级领导核心中彻底肃清“斯大林的势力”，曾经玩弄了一系列花招，在干部制度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和党章规定：党中央和中央主席团(相当现在的政治局)的成员，每次改选时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和州的党委成员至少更换1／3；专区、市和区的党委成员至少更换1／2。同时规定—上述领导机关的成员一般最多只能连选连任三届。个别人作为特殊情况，只有经过秘密投票获得3／4的票数，才能继续当选。关于各级苏维埃领导机关成员的任职，党纲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给赫鲁晓夫排除异己，撤换大批领导干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加速了其干部队伍大换班的进程，仅在1963年党的领导机关改选时，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边疆区委的成员就更换了一半以上；市委、市区委的成员更换了3／4以上。赫鲁晓夫的这种作法，引起了许多干部的不安和强烈的反对，并且成为导致他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勃列日涅夫正是利用了干部当中对赫鲁晓夫的这种不满情绪，批判了赫鲁晓夫上述关于领导干部任职和轮换的规定，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会使干部“缺乏信心，妨碍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不负责任提供土壤”，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因此，在他主持的二十三大上，就把赫鲁晓夫在党章中的那些具体规定取消了，只笼统地写上要对领导干部实行“系统的更新和继承性的原则”。从此，苏联党政领导班子的变动就日益减少，特别是着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在组织上愈来愈巩固，领导班子的变动更加微乎其微了。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二十二大，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只占49．6％，那么五年以后，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的比例便上升为79．4％；而到了1976年的二十五 大，连选连任的比例则高达83．4％，如果把去世的中央委员除去，实际上有将近90％的中央 委员连选连任。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二十五大时 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仅中央机关如此，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 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是很小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 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78至1981两届州党代 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撤换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只撤 换了14人。

        勃列日涅夫推行的这种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政策，虽然对苏联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促 进政局的某种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所产生的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弊病明显地 暴露了出来，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苏联干部队伍的状况，就不难看出，在这种干部队伍 相对稳定的背后，潜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和深刻的危机。这些矛盾和弊病，最主要的有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干部严重老化，高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已经大大超过了苏联历史上的任 何一个时期。在三、四十年代，苏联最高领导层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同时期大国中最年轻的。 那时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3名成员在50岁以上。到了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 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1964年为61岁，而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则上升为70．6岁。中央 书记处的平均年龄：1952年为52岁，1964年为54．1岁，二十六大时为68岁。而且应该指出的 是，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70岁以上的成员占着很大比重，不仅大大超过 了五十年代，也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下台时期的六十年代。就以政治局委员为例，1953年斯 大林逝世时，25名主席团委员中，?o岁以上的成员只有4人，占16％，而60岁以下的成员却 有18人， 占72％；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夕，12名主席团委员中，70岁以上的成员也只有 3人，占25％，60岁以下的成员还有5人， 占41．6％。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4名政治局委 员中，70岁以上的成员竟有8人，占57．1％，如果再加上60岁到70岁的5名成员，则占92．9％， 而60岁以下的成员只有1人，占7．1％。苏斯洛夫去世之前， 5名核心领导人物的平均年龄高 达75岁。这种干部老化状况，在苏联各地党政领导机构中虽然程度不同，但却是普遍存在着 的现象，其特点是越上层老化现象越严重。无怪乎外电曾称勃列日涅夫集团为“老人集团”。 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班子成员年龄过大，健康状况不佳，不少人很难于深入实 际，有的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这就使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集团的官僚化、特殊化日益 严重，思想也就更加保守和僵化，习惯于守摊子，维持现状，完全呈现出一幅暮气沉沉的景 象。这种状况不可能不促进和加深苏联国内的社会矛盾。

        第二，严重堵塞了干部队伍新陈代谢的渠道，妨碍了新干部的成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实行的干部制度下，年轻干部很难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即使有少数人被提拔起来，也不可 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而且他们的政治生涯往往是短命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一些人死亡 或因各种理由被解职而进行的一些人事变动，大都不是用年轻干部去顶替。比如，苏联国防部 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建设部长科 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 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时也是69岁。吉洪诺夫197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付主席时已经72岁。 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竞选择比他大五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

        勃列日涅夫的这种作法，一方面阻碍了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造成 了领导干部的“老化循环”；另一方面又压制了年轻干部的成长，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年轻干 部中间产生不满情绪，造成老干部和年轻干部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人集权和个人迷信大大发展。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利用总书记的高位和特权， 不断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在1975至1977年的三年期间，他竟然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 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成为集苏联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的最高领导者，从而使“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彻底瓦解。这种同领导职务终身制紧密相联 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大大助长了“个人迷信”的流行和发展。1964年10月，勃列日涅 夫是以反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和唯意志论的姿态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宝座的，他上台后又 曾多次宣称要反对个人迷信。然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勃列日涅夫反对个人迷信只是一个幌 子，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取赫鲁晓夫而代之。因此，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便在他的周围集 聚了越来越多的人出来为他捧场，并且还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为他歌功颂德。这些人大肆吹捧 勃列日涅夫，竭力制造对他的个人迷信。例如，在勃列日涅夫60岁、70岁、72岁和75岁生日时， 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祝寿活动，四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再如，大量出版勃列日涅夫 的言论集和回忆录(《小地》、 《复兴》和《垦荒地》)，以便为他树立“理论家”和“历 史英雄”的形象。截至1981年底，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已出版1960次，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而且每当他的著作出版时，苏联报刊要大肆吹捧一番，称它是“党的巨大瑰宝”、“政 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等。勃列日涅夫还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章 以及其他荣誉称号。在他的赞许下，苏联国内对他吹捧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真正列宁式 的领导人”、 “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 “英明的理论家”、 “当代最杰出、最有威望的领 导人”、 “世界和平的旗手”等等。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弊 病是十分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