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它延续的时间长达18年之久，还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难以用“社会帝国主义”或是“停滞时期”这样一类字眼加以简单概括。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我国相对说还比较薄弱，有关的著述不多。本文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着重对该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客观的归纳和剖析，并且强调它们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并非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存在。文章还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和对后来苏联剧变产生的影响。文章最后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这一时期作了整体评价，从而揭示了它在苏联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苏联  苏联历史  勃列日涅夫  苏联演变

    【作者简介】陈之骅,1934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长达18年之久(1964～1982年)，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1/4。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比历史上其他各个时期都高。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了下来，在各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或临近危机的边缘。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8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剖析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揭示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问题

 

    勃列日涅夫是在一次被称为“宫廷政变”的行动以后开始执政的。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通过事先密谋和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赫鲁晓夫“自动”退休。这种做法当然是很不民主，也是很不光彩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之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取得夺权的胜利也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在其执政的11年间，尽管在内外政策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实践中强烈的惟意志论色彩，改革并未取得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他的执政后期，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工业管理体制反复无常的变化，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模式，反而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农产品收购和自留地政策上的忽左忽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意地合并集体农庄和把集体农庄改变为国营农场，完全脱离了当时农村的实际，反映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这些失误造成了1963年严重的农业危机。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对各级党组织委员的更换比例作出的硬性规定对基层组织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1962～1963年间采取所谓的“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削弱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而且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各级干部很大的不满。很多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使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直接原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揭发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解冻”运动，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却引起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某些错误思潮的抬头。“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1在对外政策上既要与美国争夺，又不敢碰硬，甚至出现了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使国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执政的。指出这些情况，对于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进程，包括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很必要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就对后来苏联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问题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国家实力由盛及衰。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总的来说是有发展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上任后烧起的“三把火”，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振奋。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认为，70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生产的发展，使苏联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均已达到了可观的规模，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时期苏联国力的增强与西伯利亚地区大量油气田的开发成功也有一定关系。恰好这个时期在国际上石油价格暴涨，因而使苏联得以通过出口石油换来大量外汇。据估计，在1974～1984年间，苏联在这方面的收入共达2700～3000亿美元。有些学者往往从消极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大量的石油外汇收入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矛盾，因而它所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的。这种分析是失之偏颇的。体制的矛盾和弊端是早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它们，不在于“石油美元”的掩盖不掩盖。当然要说“掩盖”也未始不可，但是说繁荣是虚假的则未免站不住脚，因为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油价上涨则是一种有利机遇，并非巧取豪夺。再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靠出口石油取得的。70年代中期，也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极盛时期。这是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结果，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是想指出，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大国和使美国感到畏惧的头号敌人与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从1965年开始，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下开始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当时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当时在柯西金领导下工作的尼·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改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柯西金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仅在随后的5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提高23%)，消费品(即“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终于同过去一直被特别重视的“甲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相等。" 2统计资料表明：从1966～1970年，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8.6%，乙类增长8.4%。这在苏联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进行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措施。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接着调整农业政策的一些决定和法令陆续出台，其中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收购计划5年一定、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宅旁园地限制以及国家每年拨专款补贴农庄庄员养老金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管理，加强了对农庄庄员的物质刺激。从1965至1975年间，曾先后三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该承认，所有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发展的速度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在“八五”计划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是社会生产总值，还是国民收入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均直线下降。其次是经济增长大都是在传统工业部门，而新兴工业部门(如微电子工业等)开发较少。第三是生产效益不断下降。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生产效益不高主要表现在高投入、低产出以及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经营。第四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苏联历史上一般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居民收入提高较快，出现了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和积累率降低的情况。出现上述各种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归根到底都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体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强化。“新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根本触动这种传统体制，但是即使这样的改革也半途而废。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深恐改革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他的权力基础，因而逐步取消了各种改革措施，还组织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这样就使得传统体制更加强化，使它固有的弊端进一步加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世界上正在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之所以未能及时引进，有些新技术即使引进了也未能很快应用到生产上去，这也是与传统体制所起的阻碍作用分不开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因为这样做不仅要承担风险，而且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成为领导部门提高计划指标的依据，而企业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科技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约化方针的实现，使经济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这仅是传统体制弊端加重的一个方面的例子而已。

    除了体制这一根本性的因素以外，还有两个消极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特别突出的。一是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要加强消费品生产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重工业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3%～75%之间。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斯大林时期。统计资料表明，18年中只有1968、1969和1970年3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略低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1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为农业服务。1975年的材料表明，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仅占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总产值的2.5%。2二是军备竞赛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压力。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苏联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国民经济负担最为不堪重负的时期。可以说，苏联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由于以上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经济出现了日益衰退的现象，国家的实力逐渐由盛而衰。到了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

    二、政治体制日趋僵化，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以后，对被赫鲁晓夫搞乱了的传统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第一个措施是苏共中央1964年11月全会决定废除按生产原则划分党组织(即所谓“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立即恢复各个州和边疆区的统一的党组织。接着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也采取了同样措施。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又决定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全联盟部”。根据这一决定，各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消，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门领导系统。同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大取消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上述措施的推行，使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队伍得到了巩固和稳定，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

    在进行领导体制调整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和一些具体政策上也进行了某些调整，其中包括纠正赫鲁晓夫时期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尽管如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取消苏共二十大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提法，没有重新把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也没有正式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967年提出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仍然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的理论，但与赫鲁晓夫1961年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急进、浮夸口号相比，毕竟也不失为是一个小小的调整。在民族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为卫国战争期间被斯大林强行迁徙的少数民族平反，包括1967年9月为克里米亚鞑靼人平反以及为一些被斯大林镇压的乌克兰、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在宗教方面，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时期宽松的政策，包括在1965年改组宗教事务部门，强调维护教会的合法权利和依法管理宗教，1970年批准俄罗斯东正教召开新的全俄宗教会议，特别是在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中把原来宪法中关于人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改为有“进行无神论宣传的自由”等。上述调整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再加上第八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带来的经济上的发展，使得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形势。

    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没有利用这种形势，抓住机遇进一步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相反地变得自满起来，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从而使固有的因循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使传统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由稳定逐渐转变为僵化。

    政治体制僵化首先表现在权力的不断集中。恢复部门领导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地方主义的抬头和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造成了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到80年代初，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到20万种之多，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1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必然导致国家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个部和20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800多人。

    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尽管很多党的文件和国家法规对党政权限进行了划分，但在实践中却是党包揽一切，各级苏维埃形同虚设。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党代会和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多次研究过加强苏维埃作用的问题，并且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法令，如1968年的《关于村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971年的《关于市和市辖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关于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权利和义务》以及1972年的《苏维埃的代表地位法》等等。在这些法令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各级苏维埃的作用和职权，但是在实践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1981年，当时负责党的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曾经这样说过：“党的一些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因急于解决问题而撇开苏维埃，对完全属于苏维埃管辖的问题作出决定，而某些苏维埃领导人也习惯于把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送交党的领导。”2

    权力的不断集中导致个人专断的出现和加强。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也比较注意到地方和基层去了解情况并研究工作。在宣传上也强调所谓的“三驾马车”，把勃列日涅夫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并列。大致从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勃列日涅夫逐渐提高和突出自己的地位并不断加强个人的权力。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而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与此同时柯西金的实权也遭到很大的削减。“三驾马车”已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独揽了全国的党政军大权。这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也开始出现。他特别喜欢别人对他吹捧。宣传媒体在报道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曾经这样写道：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政治体制的僵化还反映在领导干部的老化和事实上的终身制。稳定干部队伍在一定时间内曾有过积极作用，但当稳定走向了极端的时候便必然出现领导干部老化的现象。这种老化不仅体现在年龄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上。整个干部队伍缺乏新生力量和改革精神。他们无所作为，安于现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先后担任过《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并与这位最高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院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应该说他在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的最初一段时间干得还是满不错的。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喜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在5年时间里竟获得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 1以下数字足以反映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是后期最高领导班子老化和实际上终身制的情况：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达到90%。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1984年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中央委员12年以上。中央委员会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和34年。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2

    随着体制的僵化、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特权阶层”。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小部分有特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西方和当代俄国学者简单地称其为“新阶级”。有些学者认为，“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出现。看来，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在当时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构不成一个“阶层”。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灿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客观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因此，在这一时期特权者作为一个阶层也尚未形成。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3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1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归，不想或反对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是这种为维持现状所作的努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剧变。“特权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消极影响在于它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共产党人在人民中失去了往昔的革命形象，也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成功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困扰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搞“解冻”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后来人们把这些人统称为“二十大的产儿”。例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便是在那个时期登上文坛的。他的“大胆揭露个人崇拜时期独断专行”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于1962年在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下在《新世界》杂志公开发表，从而使他名扬国内外。不过在赫鲁晓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一些单个的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运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成为整个时期困扰苏联领导的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不是统一的，它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是民族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要求有更多的民族自主权，乃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还表现为已经被平反了的鞑靼人要求重返自己的家园以及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要求移居国外等。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还包括俄罗斯人要求恢复民族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摒弃“从西方移植来的”马克思主义，走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第二是宗教运动，主要表现为包括基督教洗礼派在内的一些教派要求传教自由和东正教会要求恢复并加强活动等。第三是独立工会运动，要求工会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有组织罢工和各种反政府的政治活动的自由。第四是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主要发生在共产党内部，被称为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左翼。他们一般不要求推翻现行制度，而是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的民主和自由。第五是人权运动，又被称为“西方派”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等。这一类型的运动与上述各个类型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而影响面最广，牵涉的人也最多。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不仅类型众多，而且队伍分散，参加者的具体观点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程度也不一致，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内涵是政治自由化。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几乎存在于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只是时起时伏而已。这一运动之所以发生并持续不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从国内的因素来看，主要是这一时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很多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未能得到真正落实；苏联传统体制的积弊日益加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对改革的期盼也日趋强烈。但是由于党内外的民主遭到遏制，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可以表达意见。“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超越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采取了一些违反正常情况的表达意见方式，但在客观上和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要求。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对外政策上发生的两大错误，一是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二是197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这两个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激烈的批评，同时也激发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先后两次高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时也有其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和反共势力的推波助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想方设法要破坏这一制度并对它进行和平演变。勃列日涅夫执行的“缓和”政策在客观上又为西方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赫尔辛基协定”签订以后，西方国家更是公开地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把苏联套住，因而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例如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一些大城市相继成立了“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一类的组织，从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持续不断，反映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和失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控制，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但以后的实践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以这一时期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力宣传为例，当时的宣传家以至党的领导人在宣传中把苏联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几乎是白璧无瑕，希望以此来加强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向往。为此，宣传家们大谈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只能加剧群众的思想混乱甚至引起逆反心理。再例如，在大力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腐朽没落的同时，完全无视当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没有注意紧密联系苏联人民的思想实际。由于当时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的扩大，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已完全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了。于是，这样的宣传教育便成了“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政策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再一个原因是方式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国家、各个部门以及大专学校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各类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光说不做，空谈盛行，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一种典型的风气。这在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同样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也相当普遍，遇到问题时不作具体的分析，不是有针对性地去做思想工作，而是千篇一律地设法把矛盾堵住，不作深入细致的解释与诱导。这就使得存在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加深了矛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之所以一直未能平息下去，而且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同情，与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软弱无力是分不开的。

    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态度和具体处理上也存在问题。首先是没有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很不统一，不仅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类型内部又有不同的情况，其成员的观点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程度和国际背景也不尽一致。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还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政策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可是党和政府并未对“持不同政见者”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而是采取基本上相同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取缔和镇压。尽管镇压的方式和规模与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不同，但打击面还是过宽，以致树敌过多，也给西方舆论界提供了更多的反苏宣传“炮弹”。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时，还有一个问题是未能针对性的提出一套自己的人权理论和有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政策和措施，以教育群众，同时抵消或减弱西方反苏宣传的影响。

    四、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拖垮了经济，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搞霸权主义。这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宗旨是不相容的。

霸权主义集中表现在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争夺。这一争夺决定着整个对外政策的全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美争霸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美争霸不完全相同。赫鲁晓夫从他倡导的所谓“三和路线”出发，把苏美合作和与西方搞缓和放在第一位，而把与美国的争夺和对抗置于从属地位。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从总体上看是有限的，有时是被动的，同时又是比较软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淡化乃至否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联当时的国力相对还比较弱，不足以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和平等的争夺。因此，赫鲁晓夫要大力发展核武器，希望以此为捷径在军事力量上迅速超过美国，从而加强与其争夺的实力。这固然与赫鲁晓夫迷信核武器有关系，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苏联军事力量以及整个国力与美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与美国的对抗和争夺多少带有被动性质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对抗与争夺便转变为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勃列日涅夫对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估计得比赫鲁晓夫要重一些，同时也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苏联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勃列日涅夫不仅注意发展战略核武器，同时也重视发展常规武器，最后终于达到了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程度。这是争霸和扩张的资本。如果没有这种资本，主动的争夺便无从谈起。

勃列日涅夫也提倡与西方“缓和”和“和平共处”，而且调门比赫鲁晓夫更高，实际行动也更积极，所取得的成果也更实在。这种“缓和”势头在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高潮，1975年欧安会“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便是一个集中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争霸服务的。“缓和”的一个目的是促进国内局势的稳定；再一个目的是需要与西方搞贸易和得到西方的技术以发展经济。只有国内安全和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争夺。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缓和”是第一位，争夺是第二位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两者的位置倒了过来。当然，这个时期与美国的争夺和对抗是有张有弛的。一般来说，60年代后半期是有限的争夺和对抗时期，70年代则是主动的争夺和对抗时期，尽管70年代前期缓和有明显的进展，但并不因此而减弱争夺和对抗的势头。到8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采取了强硬政策和苏联国力的削弱，对抗和争夺的形势已使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

    与东欧盟国的关系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基本特征是加强控制。在这方面比赫鲁晓夫时期要严厉得多，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提出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更是企图从理论上论证控制东欧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相互支持的，不存在谁对谁发号施令的问题。任何国家，不论其国力多强和国际地位多高都不能以任何藉口和采取任何形式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与东欧盟国的关系中违背了这一原则，从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对苏联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对东欧国家造成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损害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束缚了它们进行体制改革和结合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东欧各国也提供了大量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和支持，一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另外，勃列日涅夫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并非所有时候都像对付“布拉格之春”那样严峻。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也有某种容忍和宽松。例如对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就是如此。当然，这与匈牙利领导人对改革的小心谨慎态度也有关系。这场改革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与支持，也为国际上所注目。因此，匈牙利人民至今还怀念卡达尔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东欧政策从其主流和总的倾向来看仍是大国沙文主义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外交是世界范围的。这一时期在第三世界扩张的规模和强度明显地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而且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既包括所谓的经援、军援和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渗透，也包括通过代理人进行武装干涉，甚至本国军队直接入侵。这种扩张和争夺行动，在70年代后期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1979年出兵阿富汗使这种行动发展到最高潮。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也使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士兵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对第三世界进行扩张时是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的。其实这不过是对武力输出革命和明目张胆的扩张行为作掩护而已。为了显示这种行动的正义性，还宣传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已经或正在走上“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种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歪曲，其结果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庸俗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日益拖垮了苏联的国民经济。首先是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从1963～1973年军费总额为674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率又逐年提高。1971年军费支出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1980年为1750亿美元。1在70年代，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20%～25%. 80年代初期，在苏联大约有500万至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2其次是国民经济的畸形结构进一步加重。军工生产的发展使工业内部的比例更不合理，使得苏联的产业结构成为名副其实的“超重型结构”，从而严重影响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在表面上看似乎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而实际上却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实在是大大得不偿失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历史教训和对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教训，前面谈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已多有论及，这里再集中概括成以下两点：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主要历史教训是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急待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切实的改革，也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20～30年代形成并在战后初期进一步巩固起来的。当时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种体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其固有的弊端在开始时就已见端倪，但在当时还不是主流。正是这一体制的动员力和组织力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实现，也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时代特征的变化。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60～70年代之交，随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开始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与相对稳定，以及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以革命与战争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逐渐被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主题所取代。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国内情况，包括人民群众的心态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与赫鲁晓夫时期也不一样。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苏联传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形成时期的那种生命力，而其缺陷与弊端则暴露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和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紧迫性，贻误了改革的时机，特别是没有把已经初见成效的柯西金主持下的经济改革坚持下去，再进一步深化，并且逐步扩大到政治领域。这一重大的历史性错误最终把苏联引向了危机的边缘。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之所以未能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并付诸行动，除了对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他们在时代特征和苏联国内外情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抱着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观不放，把那时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高度集中的体制进一步凝固化和绝对化，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一个表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并被载入1977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更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突出反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仍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与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条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应当指出，改革之所以被贻误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个人也有很大关系。他本来就是一个能力不强和缺乏远见的领导人，到了执政后期，特别是在1974～1975年之交患了两次中风以后，更变得暮气沉沉、求稳怕乱。他贪图安逸，盲目乐观，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一个革命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品格。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另一个主要历史教训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搞大规模军备竞赛的结果，不仅拖垮了经济，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严重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从而为苏联以后的演变埋下了种子。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也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时代的主题已经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原来那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斗争形式，已经开始被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显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吸引各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形式所代替。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从以军事领域为主转向以经济领域为主。可是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仍然固守着原来的观念和教条，因而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霸权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根源是把武装输出革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混淆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义务。武装输出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干涉别国的内政，造成这些国家内部更大的混乱，勃列日涅夫时期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再一个思想根源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这是沙皇俄国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恶劣传统，可是苏联好几代领导人均未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在以上种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不断膨胀，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18年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不算后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时期的话，这是苏联发生演变之前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体评价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尽管这个时期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加以全盘否定。无论是从极左的观点或是从右的观点出发，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看成是漆黑一团，都是不符合历史情况，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这一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方面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即使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进步的现象和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是苏联走向衰落的18年，那么这主要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不是说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出现了衰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18年也是由盛而衰的18年。因为在7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可以说达到了鼎盛的程度。当然，这种鼎盛与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时期，或是3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和40年代卫国战争赢得胜利时期不同。那时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初露锋芒和生机勃勃的时期，是这一新生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显示得最突出和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最强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鼎盛主要是指综合国力而言的，而且其持续的时间较短，不久就从实力的顶点跌落下来。显然这是其体制的弊端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程度的必然结果。

    关于这一时期的路线，原苏联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在其一本著作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勃列日涅夫执政头几个月，就显露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主要特点。他是个极其谨慎的人，在其政治生涯中从不采取冒失的举动，人们都称他是‘见风使舵的领袖’，他从执政开始就采取中间立场。他没有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既没有接受具有二十大精神的改革纲领，也没有接受新斯大林主义。" 1这一段话虽然说得比较笼统，而且其中所谓“中间立场”的提法也并不很确切，但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这位作者曾长期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政策顾问，了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很多重大事件的内幕的话，这段话便显得更有份量和值得思索。勃列日涅夫确实没有接受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和取向，但他对赫鲁晓夫时期所制定的内外政策、路线和方针并没有完全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又确实力图维护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种体制，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回归到斯大林时代。因此，不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等同起来。这正好说明了历史传统是无法割断的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各方面的矛盾不断加深的时期，是社会主义体制急待改革而又未能进行改革的时期，也是对以后苏联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时期。但是这并不等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处于无可挽回地注定要失败的境地。从8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苏联60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实力尚未耗尽；经济发展虽然连年滑坡，但还没有停止增长；上层建筑，包括党、政、军各级权力机构并没有完全失控；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之间那种与离心力长期并存的凝聚力尚未消失；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也还没有泯灭。这些情况都表明，如果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制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线并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话，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完全能够重新振兴的。

(责任编辑 张佩贤)

 

1见吴冷西：《忆毛泽东》，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俄〕尼·伊·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 《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4～5期合刊。

1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2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1参见〔苏〕B.B.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的现象的增长》, 1990年俄文版，第162页。

2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第165页。

1〔俄〕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9页。

2〔俄〕A.H.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第581页。

3同上书，第571页。

1同上书，第584页。

1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第342页。

2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1〔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