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的加速战略和多项政策，正在引起苏联社会 生活的变化。积极的因素、新的社会风尚在增强，但经济改革进展缓慢，遇到的困难和阻力 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提出改革不限于经济体制，而是包括政治、社会等全 面的改革，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作用，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从党开始。 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一个新发展。1987年一月全会在改革党的工作、制定干部政策、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方面的思想，比二十七大又进了一步。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动向。 如果对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做出估计，除了根据其当前的政策和实际作法外，还要 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发展情况和改革的难点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弊端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总的说来，这种体制是属于 权力高度集中型的，但在各个时期义具有不同的特点。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新生的政权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国内外阶级斗争以及反映这种斗 争的党派之间和党内斗争都十分尖锐复杂。当时建立的政治体制厂党、政职能和权力没有严 格的划分。权力主要集中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一个时期甚至集中在少数 几个革命领导人身上。列宁特别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强化组织纪律，主张统一意志和具体 执行时必要的独裁。他认为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是使政策产生巨大力量，使工作 顺利的保证。同时他主张充分发扬民主，赞扬苏维埃的形式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最高 类型的民主”。列宁在晚年又认识到党中央掌握权力过大，担心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领导人会 产生不良后果。他看到党政不分限制了苏维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张十分明确地划分党政 职能，提出改组工农检查院，加强监督机关、防止国家官僚主义的滋生。

　　列宁时期的政治体制处于探索阶段，其特点是变化多、未定型。它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 制，又体现了重视工农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的意志，依靠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思想。 斯大林把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引向了极端。他背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社会主 义建设中理论和实践上的党内意见分歧与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对持不同意见的同 志给以惩处、清洗，把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合作社看成是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在他领 导时期，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党中央，甚至集中于个人。国家安全部门拥有特殊权 力，党内外的监督机构被削弱，以致出现了个人专断和破坏法制现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 果。这个阶段体制的特点是，党政不分，党包揽大量的国家事务，党的主要领导人拥有的权 力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政治体制的机制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监督和制约的能力。 赫鲁晓夫执政后，经过勃列日涅夫等人，苏联的政治体制处于逐步完善阶段。这个阶段 前期，批评了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过多的倾向，一度改变了党、政、军权力集中于一人的 作法，恢复了集体领导原则，加强了法制，纠正了冤假错案。后期又改进了苏维埃的工作， 扩大了地方苏维埃的权力。这一阶段，苏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减弱了国家的 镇压职能，政治上出现了“解冻”。但是政治体制上的这些完善和松动，在他们执政的后期又 逐渐消失，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官僚机构庞大的特征。 这说明原有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仍在发生作用。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体制已有很多改进。 这一阶段的体制是一种有限改良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世界上有多种评论，不管哪种评论都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即在它运 行的七十年中，经住了风风雨雨的考验，证明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生命力。 苏联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大国。十月革命初期，各地区特别是边疆区政治形势和革 命力量发展很不平衡。需要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 新生的政权要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又要平息国内的叛乱，苏联经常处在备战或战争的 环境中，客观上需要集中的体制。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又面临着把经济上落后的俄国迅速 变成强大的工农业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也需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 力，在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令下，去实现既定的任务。从这些意义上看，苏联高度 集权的政治体制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保证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保证了历次战争 的胜利，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应当指出，这种体制也存在一种弊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转入和平建设时期， 这些弊端暴露得更加明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过分集中。党，国家政权机关，科技、经济，文化组织，社会团体的重大决策权都 集中在党中央，大大限制了这些机关职能的发挥，减弱了它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养成只听 从上级命令行事的习惯。这种决策体系只靠少数人，决策容易出现失误，而且长期得不到 改正。

　　2、党政职责不分，党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在全联盟及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机关，党政 不分的现象比较严重，机构设置重复，干部同时兼任党政职务的也较多，经常联合发布指 令。党政不分，党包揽一切，常常使领导和指挥管理体系上发生混乱。由于党权大于其他 权，给其他机关的领导造成矛盾和困难。

　　3、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层层委任制，或名义上的选举，实质上的委任制，形成上下级的人 身依附关系。这种干部制度不仅埋没人才，而且干部以权谋私的行为不能受到群众有效的监 督。这种体制还容易养成干部恭顺服从的作风和因循保守的思想。由于最高领导层实际上的 干部终身制，使整个干部队伍的结构趋于老化，干部中缺乏开拓创新的风气。

　　4、人治代替法治。表现为有法不依，立法、司法、检查机关的工作受到党政机关的干 扰，经常靠主观意志、行政命令行事，以权代法，违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5、政治体制缺少领导层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上级决议的贯彻，民情，民意的 上达；层层打折扣。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充分发扬，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不易 体现。

　　6、指导政治体制的理论受教条主义的束缚，缺少创造性的发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和完善措施，很少借鉴，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上的合理因素，更缺少批 判的吸收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阻力

　　苏联的政治体制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虽几经完善和调整，迄今为止，仍然按照三十年 代基本确立的框架运转。这说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存在若干难点和阻力。 首先，中央集权和党政不分难以改变。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到现在，历届苏联领导人都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这种现象既有帝俄封建专制的影响，又受当时国内外环境制 约。苏联领导人对中央集权过多产生的消极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也很少强调地方分 权问题。赫鲁晓夫在工业改组中，实行了以块块为主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制，但并没有扩大地 方的权力，没有改变中央集权的性质。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强调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把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 的统一集中，把加强党对苏维埃国家、社会群众团体的领导与权力集中等同起来。 列宁指出过党政职能需要划分的问题，认为党中央包揽行政过多，使中央陷入琐碎的事 务中。但他也强调过把党和苏维埃结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因此，党政不分的问题 并未引起以后苏联领导人的重视。

　　党政不分在组织机构设置上的反映是重叠、雷同。直到日前苏共中央设立的直属部、局 有数十个，在政治局下又设了许多特别委员会。而这些机构与部长会议下属的部、局以及国 家委员会有许多重复。它们的任务虽有所侧重，但职能上也很难划分清楚。在现行体制下， 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同时兼任政府部门的职务，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既对政府负责，又对党中 央负责，因此，高度集权和党政不分是互为因果的。

　　权力集中和党政不分的难点也来源于党政领导干部。在权力过分集中于党政领导机关的 条件下，担任的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而权力关系时常转化为利害关系。各级领导人不愿意 放弃自己的利益，也反对任何分权或削弱共权力的体制变革。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既来自理论思想认识，也来自各级司：部和社会习惯势力。 1、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没有发展。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党成为执 政党，它继续领导着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方面，即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并代表他们领导着国 家、社会团体、劳动集体，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对全社会进行管理，以实现自己的全部纲 领。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列宁时期确定下来的。斯大林时期把这一理论载入1926年的宪 法，明确说共产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但斯大林把党的 领导与适当分权；发挥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并说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就 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因而党集中了过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义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 在以后的继任者中，虽然提出了全民党的理论，但党对国家的领导并没有很好体现全民的意 志。1977午的新宪法在论述上更加全面，其中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 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但是权力过分集中，缺 乏有效的监督，党的最高领导层出现缺点错误难以纠正的弊端仍未消除，以致在他们执政的 晚年重蹈唯意志论，建立个人迷信的复辙。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许多事件证明，人民赋予执政党的权力，如果运用不当，把人民的 权力变成小团体的权力，变为私人权力或特权，权力就会成为巨大的腐蚀剂，腐蚀党的肌 体。严重起来，使党脱离人民群众，败坏党的威望，甚至使党的领导产生危机。苏联战后进

　　行了长期的和平建设，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党内特权的滋生；如何建立党自身完善的机制，如何建立有效的 特别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如何防止党的权力过分集中，扩大国家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权 力，建立它们之间的制衡关系。总之，如何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新的建树。

　　2、苏维埃国家制度旧机能的残余阻碍着改革。苏维埃是革命群众自己创造的国家政权 形式，这种形式使政权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富于代表性。它把立法权和行政 权统一掌握在手中，便于党通过它来实现对全国的领导。但是它毕竟是俄国革命初期的产 物，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不逐步完善和改革，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它产生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本质上优越于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但是这种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并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根据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改革、创造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 主，使干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国家机关机能上生机勃勃。要在政治体制的各组成 部分之间建立合理的结构，正确确定职能权力关系。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权 力行使过程，即政治体制运行要以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来指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资 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这种残余在政治体制的运行中必然要反映出来。许多社 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和缺乏民主等等， 都与旧的意识形态残余有关。苏联政治体制之所以僵化，就因为在它的结构和权力关系中， 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机制。这种机制应当保证体制中的弊端得到及时调整和纠正，保证 社会主义原则在执行中不变形，保证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消除。

　　3，国家管理制度和选举制度上的间接制是改革的一大障碍。苏联政权建立的初期阶段， 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缺少民主传统和战争环境，不 得不采取间接管理的办法，国家任命各级管理干部，选举制度实质上也是间接的。但是这种 办法不能固定化，不能一成不变。要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必需 要创造条件，向直接管理和直接选举过渡。苏联在战前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人民的 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同时积累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经验教训，劳动人民在建设中 得到锻炼。应当说已具备了向直接管理过渡的条件。虽然苏联也在企业等基层单位采取了一 些劳动者参加管理的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并未实现向劳动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转变。劳动 人民长期处在这种体制下主人翁感减弱，而受雇佣于国家和集体的感觉增加。人们的责任 感、主动性、创造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发扬，社会缺乏活力。 4、体制改革的阻力也来自社会习惯势力。苏联的政治体制尽管有许多弊病，但战后几十 年来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说明这种体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干部的思想、工作、行 使权力的方式方法，适应了这种体制。特别是在这个体制中形成了一股保守和“惰性”势 力，它们的应变能力很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理论界也有代言人。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会 遭到他们直接间接的反对。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物质生活提高缓慢虽怀有不 满，但尚未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

　　一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要克服上述难点和阻力，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要想解决这些问 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转变、政策上的调整以及思维、心理上的转变，而且要采取实际组织 措施，才能使改革取得实际效果。

三、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向和前景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把改革事业置于首位，提出了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改革联系起 来进行“彻底”改革。苏共二十七大和一月全会以后，推动改革的势头更为强烈了。但是他 能否排除各种阻力，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取得预期的成果， 目前作出有科学根据的预测为 时尚早，但就其执行的政策和采取的实际措施，却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苏联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革新党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素质起步的。戈 尔巴乔夫说：“社会中的整个改革应当从党开始”，“党本身的工作也在不断完善，党本身在改 革”。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他近年来提出的政策、口号以及采取的实际措施。

　　1、对党政领导部门的干部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更新，更新的标准就是对改革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声称：“凡是不愿改变工作作风，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当走开， 别再碍事”。为此，他先后撤换了大批年老不称职和不愿实行改革的干部。到1987年1月， 解除了4名政治局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同时相应各提升了5人和6人。解除了4名中央书记， 提升了9人，撤换了10几名苏共中央部长，更换了部K会议主席和副主席。政府各部部长和 部委主席撤换了30多名。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第二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也进行了较多的更换。苏共二十七大更换的中央委员为41％，候补中委为68％，中检委为 75％。除了二十二大外，这是苏联战后党代表大会人事变更最大的一次。

　　今年一月全会专门就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作出决定。保证经常用新鲜力量补充领导干部 队伍；注重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思想品德，克服选拔干部的专家治国倾向；选拔干部要绝对地 以事业利益为准则，反对主观主义，鼓励独立思考和勇于创造的精神，严格干部工作中的民’ 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加强对于部的监督等等。这种干部工作在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大调整 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新旧交替的因素，也是干部体制上的重要革新，它可能对苏联今后全面的 体制改革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公开大胆地揭露和批评党内存在的问题，如特殊化、以权谋私、因循守旧等种种现 象。号召与这些现象作斗争．从苏共二十七大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出批评的尖锐程度。揭露问 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代表大会所罕见的。批评的内容包括了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批评领导人决策上主观臆断，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致使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了，社会发展停滞，

　　第二，批评领导人思想上因循保守，华而不实， 自安自慰，指出任何新事物和变革都遭到 一个“惰性阶层”的抵制，反对；

　　第三，揭露党内存在特权，党的干部以权谋私，贪财逐利，大量捞取外快；

　　第四，指责干部作风恶劣，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腐化变质；

　　第五，指责一些领导人工作上独断专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塞责，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盛行；

　　第六，揭露干部任用上的歪风邪气。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上级对下级则包 庇重用，任人唯亲，缺乏有效的监督。 在代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领导人和单位达数十个，伴随着党内问题的揭露和批评， 一批干部被撤职，一批干部受到党内制裁，一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一月全会，对党 的前领导人批评更加严厉，揭露苏联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比二十七大要深入得多。戈尔巴乔夫 说：“人们把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切优点和缺点部同领导人，首先是党务领导人联系起 来。普通劳动者凭党的区委会、市委会区州委会的书记来判断党委会，来判断全党”。他号召党 的领导人和党组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提高党的威望。

　　3、反复大力提倡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是列宁年提出的，他说：“这个政权对大家都 是公开的，它当着群众的面办理一切事情”。 [1] 他把公开性形容成一把利剑，可以用它除掉党 内的缺点。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原则看作是政治问题，认为没有公开性就不可能有民主。公 开性原则指的是批评和揭露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时公开化。党政重要会议的情况和 决策公开化。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上级对下级的报告、指示、工作的评价公开化。总之， 使人民不仅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而且也知道地方党，苏维埃机关、经济管 理机关和工会等社会团体作出了哪些决定，正在作些什么。把国家和社会中所做的一切都置 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和人民的注视之下。

　　倡导和扩大党内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开性，是苏共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由于长期以来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对外有一定的封锁，国内也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真正作到公开性并不 容易。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发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性的精神。宣传报道比 以前客观、详尽、真实得多了。这项原则的实行在革新政治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4、在社会关系的所有领域更全面地贯彻社会公正原则。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 表现。苏共把这条原则第一次载入了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中，把它列为苏共社会政策的基本任 务之一。社会公正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会 关系的其他领域。“各尽所能”体现社会公正，就是使公民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相近，居民在 同等条件下获得工作、职务、学位、荣誉的机会相等或接近；在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才能、 志趣方面，在有利于国家的前提下，不受体制和社会因素的阻碍。

　　在“按劳分配”中体现社会公正，要求个人从社会分配到的全部物质财富社会福利，包 括工资等货币收入，要与他向社会付出的劳动质量和数量相一致，消除非劳动收入；保证劳 保、退休、商品供应和服务、住房分配、旅游、疗养等方面享有同等或相近的机会。 其他领域的社会公正主要是属于政治，思想、精神、道德方面的。在这方面社会公正要 求政治上一律平等，个人不受迫，害、虐待、歧视，思想上不受外来的压制、束缚、折磨等等。 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是复杂的，在苏联社会的现阶段，消除这些根源，不是容易的 事。苏联所倡导的也只是相对的社会公正，特别是消除那些由于政治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公 正，则完全是可能的，具有现实意义的。

　　5、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战略任务。苏联领导人公开承认苏 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够，并就此批评了以前的领导人。苏共明确提出，“在现阶段发展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战略路线在于完善苏维埃民主”，首先是要开展和深化党内民主，其次是使劳 动者及其集体和组织积极有效地参加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实现人 民的社会主义自治。苏共提出，党是社会政治自治组织的最高形式， 只有党以自己的全部活 动作出发扬和遵守社会主义民主的榜样，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及集 体组织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以来，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又前进了一步，提出的措施也更具体 了。在发展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基础上，强调在生产管理中发扬民主，使每个劳动者都切实感 受到自己是本企业的主人。在企业、联合公司建立劳动集体委员会，赋予委员会以及全体大会 以解决生产问题、社会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决定权。实行生产单位直到作业队长的直接选举 制。戈尔巴乔夫说；“管理不可能是极少数职业家的特权，……只有当人民自己切实管理起自 己的事务和千百万人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顺利发展，这就是列宁所理 解的劳动人民自治，它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这种对自治制度的论述，可能意味着从少数代 表管理国家向劳动群众克接管理的转变。

　　另一些民主化措施是改进各级苏维埃的工仆，完善苏维埃代表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和工作 方式，使选举摆脱形式主义成分，使选民有机会发表对多数候选人的看法，并有效地参加选 举过程，扩大地方苏维埃，各社会团体和基层组织的权力，切实建立人民监督体系特别是自 下而上的监督。上述这些措施，既是民主化的措施，又是一种分权形式，如果这些措施得到 贯彻实现，则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新的变化。有可能建立起各组织之间 的相互制约、监督关系，而且可以改善党对国家机关、社会闭体的领导。那将确实是社会主 义民主形式的新发展。

　　6、有计划地完善立法，为改革法制打基础。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法制建设，多属于惩罚性 和管束性的。今后改革是加强法律的保护性和调整性。二十七大以后，苏联为全面改革法制作 准备，加强了立法的计划性。1986年末最高苏维埃公布了自1986一1990年的立法计划。被列入 计划的有关于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治、公民权利和自由问题的立法，关于完 善经济机制和国民经济管理问题的立法；加速科技进步问题的立法，基本建设的立法；运输与 邮电的立法，保护与利用自然的立法，社会发展和文化问题的：立法，还有国家安全、关税等立 法共八大类。其中一些法律已经颁布实行，如《反非劳动收入法》、《苏联个体劳动法》等等。 在司法工作方面，着重加强司法工作的独立性，消除外来干扰。加强司法工作中律师的 作用。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普及法制教育，克服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现象。在法学界则进 一步探讨法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

　　苏联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几场大的斗争。这就是反对纪律松弛 和“惰性”的斗争，反对渎职腐败的斗争，反对酗酒的斗争，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反对 弄虚作假的斗争等等。在每场斗争中，苏共都抓了典型，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苏联贯彻这些措施，进行这些斗争，虽然并不能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有些措施还不能 说是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但是至少是政治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前奏。

　　在估计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时，不能不看到苏联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是 强有力的，几次党的重要会议开得是有生气的，也顺利通过了若干改革的重要文件。在改革 的步骤上也逐渐明朗化。这就是从改革党的干部工作人手，把革新党风，完善党的建设；改 进党的领导作为政治改革的关键。以切实发扬各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带动全面的改革。对这 些积极的方面作恰当估计的同时，也不能对改革的前景过分乐观。苏联改革的道路从来是 不平坦的。目前政治体制的改革还仅仅是起步，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政治改革来说，无 论是组织上的准备，还是理论、思想、心理上的准备还很不够。改革作为苏联社会前进的唯 一出路和首要任务，苏联领导人虽然多次表示了坚决进行下去的决心，但还没有形成全党和 全民的意志和决心。也不能低估旧体制在组织上、思想上盘根错节的坚固性。政治体制改革 中的难点，如改变高度集中权力的性质，党政分工，科学地划分职能等问题 尚无明确的意向。各项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还不够衔接配套。一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 叮能产生反复和失败，这也是在其他国家改革探索上常有的事。

　　二十七大和一月全会以后，苏联的改革浪潮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国内社 会上的保守势力抱怨改革“转得太快了”，以公开的或阳奉阴违的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改革的 浪潮也冲击着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的采取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有的与历史 上的事件联系起来感到困惑或正在观望，也有的持谨慎的批判态度。这种反响反馈回苏联， 也可能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呼应起来，产生消极作用。因此，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时又带一 些缓和的调子。比如，强调“应珍惜苏联七十年历史的每一年”，“在揭发和批评问题和错误 时不能抹煞成绩”。还说，“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算在党组织帐上”，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来看，还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各级特别是中层干部 思想上的障碍还不易消除。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并不容易，而最重要的障碍是思维，应 当改革多年来形成的心理”。他多次强调说，“要具有新的政治思维”。新的思维就是新在思维的 开放性上。它的特征就是选择性和探索性。只有新思维战胜旧思维才能为社会政治体制作出 最优选择，开拓出新的途径，推进改革的事业。要使新的思维形式在全社会取得优势，还非 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们的结论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符合列宁晚年政治体制的某些设想。改革的趋 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改革的进程将是曲折的。对改革过快过高的期望也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