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n Berglund 和Jan Ake Dellenbrant主编的《东欧新民主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分野》一书，由Edward  Elgar出版公司首版于1991年，并于1994年再版。该书回顾了东欧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党政治的沿革，从二战前的政治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政党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政党制度的演变，并预测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景。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该书的分析虽然不是面面俱到，并且因其立场的问题，某些观点尚值得商榷，但综观全书，至少有以下看法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关于东欧剧变的原因，作者认为：
    一、东欧的剧变非一日之寒。1953年的柏林危机、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80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都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一部分和一个插曲，它预示了东欧国家政权的危机，这种危机在1989年秋和1990年冬的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街头和广场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
    二、东欧的剧变在某种意义上受到苏联变化的影响。作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继承者的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剧变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苏联在东欧剧变前已经开始收缩它对其盟国的支持程度，到1989年秋，戈尔巴乔夫在那些公开拒绝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国家扮演的“改革卫士”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柏林的昂纳克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甚至在他们下台之前就变成了苏联批评家的公开靶子。与此相对照，苏联明确表示，它愿意与不是共产党掌权的波兰政府和平共处，这就不仅给东欧的变化开了绿灯，而且对东欧剧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东欧国家内部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是东欧剧变的原因之一。东欧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它们无法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导致国内长期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特别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府为偿还外债而使国家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衰退的经济成为变革的动力，经济的困境确实在东欧的剧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谈到东欧剧变后面临的挑战时，作者认为：
    一、东欧剧变后，原来的执政党共产党或被禁止，或改头换面，或陷入派系斗争，混乱不堪，而东欧普遍存在的复仇情绪使多数共产党被赶出了政党政治竞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谁将填补马列主义政党消失后的空白就成了东欧各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从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在1989-1990年的得手来看，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用这些反对派组织来代替共产党的位置是行不通的。因为反对派是一个庞杂的组织，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派别。在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时各派别比较容易达成团结、和解和统一，而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离心的倾向就再次显现出来，结果是它们分裂成众多的政党和议会派别，再加上植根于20和30年代或在剧变前就存在的众多政党的复活或独立，使得东欧各国党派林立，难以形成西方式的政党体制。
    二、东欧剧变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经济困境比东欧和苏联的乐观主义的经济改革设计者所预见的要痛苦得多，艰难的经济状况会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在东欧和苏联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压倒多数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在怎样减轻资本主义社会令人不快的后果上存在一致性。人们也许愿意或者说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通货膨帐、失业和严重的供应短缺，但这种忍耐的时间不会长久。
    三、民族问题是东欧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东欧国家间现行的边界是二战后由苏联划定的。它们起到了维护苏联安全利益的作用，但引起了前华沙集团国家的少数民族的不满。许多德国人被苏联红军驱逐出了东欧，但仍有德意志族留在了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在罗马尼亚有一大批匈牙利族，在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苏联也有讲匈牙利语的民族集团。在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有罗马尼亚族，在立陶宛有波兰人定居，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有讲俄语的少数民族。能举的例子还不止这些，但它足以使人认识到东欧的民族问题已打开了潘多拉恐怖的盒子。
    在分析了东欧国家面临的诸多挑战后，作者指出，1989-1990年东欧剧变的发生被某些人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和世界和平的胜利来欢呼。但现在，1989年的欢欣已经让位于无穷无尽的悲观主义，因为虽然东欧现在的掌权者发誓要搞西方多党民主制和议会制度，但这一进程刚刚开始，东欧仍处在混乱之中，而考虑到波黑的战火，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这一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困难，资产阶级民主很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和面包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更不用说什么世界和平了。
    再次，通过对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变革的分析，作者得了如下结论。
    一、作者认为，对于二战前具有民主传统和二战后至少存在过有限多元化的历史的国家来说政治的发展可能会相对平稳一些。波兰就是一个例子，在二战前波兰就存在多党竞争体制，而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完全否定多元化，它采用的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与二个盟党的持久和解的政党体制，这种和解的形式虽不能给盟党很多独立行动的机会，但它们毕竟有一些自由，所以在剧变后它们都能够在政党政治的竞争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东德的旧政党集团也是如此，但东德的变化同时也是两个政党体系--西德和东德的政党体系--的合并，东德只能在这一体系中充当一个地位较低的合作者。
    二、作者指出，东欧的社会主义虽然失败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东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就安全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期待正在高涨，但有经验的政治学家有许多理由不排除东欧新的独裁主义出现的可能性。罗马尼亚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在那里，革命不仅是普遍暴动的产物，也是在共产党内部精心策划的结果。旧政权的权力结构仍旧存在，布达佩斯新的执政者看起来是直接操纵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了。新政权是比齐奥塞斯库的政权民主了，但它仅只是安慰一下反对党而已。至今为止，由齐奥塞斯库政权向伊利埃斯库政权的过渡仍只是由极权主义向集权主义的转轨而非由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轨。在罗马尼亚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它与保加利亚一样正处在集权主义与民主的中间地带。
    三、作者对东欧当前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在东欧，市场经济已经卷土重来，但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遇到的困难将给潜在的民族矛盾火上浇油，而集权主义对东欧来说并不陌生，许多与当前有关的民主传统在面对复活的民族主义时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
    四、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预测了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景。指出，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经济前景看好，政党制度虽未最终确立起来，但民主选举已经举行，政治发展较为稳定。其中，波捷两国少有公开的民族矛盾，而匈牙利则有大量的匈族人居住在国外，使民族问题在匈牙利政治中比较突出。
    其他3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向西方民主制的道路更加困难。斯洛伐克的经济转轨将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政治发展将以民族主义为主导，并且政治制度也将被其多数民族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间的冲突所困扰；罗马尼亚的民族矛盾更为尖锐，经济转轨缓慢，显得犹豫不决，民主化进程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极端主义解决方法摧残的可能；保加利亚向资本主义的转轨也是缓慢和犹豫不决的，其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并被土耳其少数民族问题所纠缠，公众意见看起来更倾向于集权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解决方法。
    《东欧新民主国家》一书对剧变后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分析虽然不够全面，某些结论也不能以理服人，但它毕竟为我们研究东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描述政党体制的沿革出发，把对实行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现在的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

　　　　　　　　　　　　　　　　　　　　　　　　　　　　　　 (责任编辑 江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