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迅即提出改革的任务，设想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速
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来扭转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以保持苏联的大国地
位。为此，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为核心内容的“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战略”，同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配合。当经济改革未见明显成
效时，苏共领导人便把目光转向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的政治上层建筑。1988年苏共中央二
月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改革全
面转向政治领域。然而，由于苏共及其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改革不仅未
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触发了苏联社会潜伏的一系列矛盾，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
 机、社会危机局面逐渐形成。1990年起，随着苏共对社会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权的不断削弱直
至丧失，苏联社会逐渐失控，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剧变。
        1989年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迅即提出改革的任务，设想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速
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来扭转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以保持苏联的大国地
位。为此，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为核心内容的“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战略”，同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配合。当经济改革未见明显成
 效时，苏共领导人便把目光转向对经济发展有制约作用的政治上层建筑。1988年苏共中央二
月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同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改革全
面转向政治领域。然而，由于苏共及其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改革不仅未
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触发了苏联社会潜伏的一系列矛盾，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
机、社会危机局面逐渐形成。1990年起，随着苏共对社会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权的不断削弱直
至丧失，苏联社会逐渐失控，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剧变。
        一、经济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苏联改革的失败，首先是经济改革的失败。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生产力遭到
  破坏，综合国力下降，食品、消费品供应紧张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些是改革失误
  造成的结果，也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苏联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因。这与苏共及
  其领导人错误的改革路线以及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有着密切的关系。
         1．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导致从盲目冒进转而对社会
  主义产生怀疑。
        苏共长期以来因循守旧，延误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领域积淀下了大量的问题，因此，
  1985年再次发起改革运动时，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对此，作为改革领导力量的苏共
  及其领导人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长期遵循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再次作祟。以主观愿望
  代替现实，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
  体制的利弊缺乏客观的分析，造成了盲目冒进。在实践中，不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地推行
  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轰而上，全面铺开，不断给改革加码：从改革经营机制，转到根本改
  革经济管理体制，1988年以后又把矛头对准“僵化的权力体制”。而且把每次任务看得过于
  简单，  “加速战略”规定“在第十二十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
  法”①。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又提出：  “在今后两三年内从过分集中的指
  令性管理体制过渡到以集中和自治的民主结合原则为基础的民主管理体制”。②
        由于在经济改革的整体战略上急功近利，盲目冒进，而具体的改革措施贯彻落实不力，
  缺乏扎扎实实的实施，结果，适得其反，欲速不达，改革未见成效，反而造成了混乱。而改
  革的这种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苏共指导思想和社会意识的急剧转变：从对改革企望过高，转
①《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原载[苏]《真理报》1986年3月9日。
②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1. 向对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经济改革丧失信心。苏联正是从“加速战略”、  “根本改革”，转而
  靠西方指点教化，照搬西方经济模式，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
         2．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缺乏明确认识，导致改革突破口选择失误。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与技术配置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已经显露出
  来，70年代下半期起，租放式的，资源投入型再生产方式实际上已不再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
  潜在能力，国民经济进入长期延续的结构性危机阶段。显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然而，苏共领导人却提出“加速战略”，虽然其中包含结构调整的内容，但为了使经济保持
  发展速度，仍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放在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上，没有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使重工业部门的投入大大增长，从而对
  消费品的生产产生不良影响。结果，进一步加重了结构失调，经济增长重又严重受阻。
    农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改革时期，农业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和改革成败的重要
领域。然而，苏共领导人始终未把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农业领域的改革动作始终不大，
直到1989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才提出了一些农业改革措施，但这时令国已陷入“政治热”，
改革措施更难以推行。农业改革滞后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是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8年改革转向政治领域，选择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更是犯了战略性的
错误。
         3．对改革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认识偏差，导致中央失去必要的权威，无政府主义泛
滥．
        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和存在与短缺经济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短缺要求用行
政命令的办法对资源和产品进行统一调配。因此要消除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必须
同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生产，消除短缺，使商品生产者面向市场。然而，苏共领导人对
此缺乏认识，只把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没有认
识到实现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从命令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的转换．虽然戈尔巴乔夫反
对“自上而下”的革命：但实际上苏联还是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人为地消灭行政命令体制。
        这种做法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通过民主化动员社会力量竭力攻击行政命令体
制，另一方面又要依靠行政命令系统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指责许多官员是“官僚”，
大批撤换，另一方面新上任的人又不得不按老的方法去工作。结果，不仅未能建立起以利益
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反而损害了中央行政机关的权威，造成宏观失控，生产陷入无
政府状态。
        4．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的方式不当，导致地方主义泛滥。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打破宏观直接干预微观决策的过分集中的体制，实现适度分权。适当的
分权应使商品生产者拥有微观决策权，中央掌握宏观控制权。宏观政策主要通过调整市场参
数，从而间接引导商品生产者的话动。然而苏联在打破过分集中的中央行政命令体制时，特
别是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压力下逐步走上了地方分权的道路。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给商品生
产者扩大多少自主权，中央下放的权力被地方，特别是加盟共和国一级所截留。在地方分权
的格局下，行政干预并未打破，只是换成了地方行政干预面已，仍未跳出条块分割的老套
子。结果，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造成全苏产供销系统紊
乱，加剧了短缺，在苏联多民族国家的特定条件下，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5．对经济改革受阻的原因判断失误，导致改革转向政治领域，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一中心
环节。
        经济改革进行过程中遇到阻力，出现问题，不足为击，改革的领导者本应因势利导，化
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把阻力降低到最小限度。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恰如其分地分析总结经
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只是简单化地对经济改革受阻的原因作了有违实际情况的判断，夸大了
改革的阻力，井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这种阻力．他把经济改革未见成效的原因归咎于“管理
机构的官僚阶层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力量”的抵抗，同时也把苏共看作是“阻碍机制”之
一。与此同时，对经济改革本身的问题和政策上的失误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根据错误的判
断，通过民主化、公开性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尽快摧毁“官僚专制制度”，以此推
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成了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 1988年苏共及其领导人作出了将改革转入政治领域的重大
决策。由于政治改革不是根据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致使政治改革冲击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工作，这是苏联经济改
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
        苏联的改革转入政治领域之后，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出现了更多的问S，社
会逐渐陷入混乱。苏共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错误，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也
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1．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政治改革严重超前。
        苏共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在于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
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予的希望过高，使政治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大大超前．
        苏共领导人设想通过政治改革，克服“庞大的官僚体制”的阻挠，为经济改革开路．然
而，由于经济改革滞后，没有能建立起新型的经济关系，进而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和共同遵守
的行为规范，致使改革失去经济依托，很快便落入政治斗争的泥潭。
        政治改革超前冒进，与经济改革相脱节，不仅没有使人民从改革中得到经济实惠，反而
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自然使人们对执政党和改革产生不满情绪。而对“斯大林模
式”的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过分赞誉，更加剧了社会的信任危机，从而为反
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长期潜伏的民族危机也由于“高度集权体制”的衰落
和苏共威信的下降而爆发出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同时出现，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和风险。
        2．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上，脱离苏联国情。
         戈尔巴乔夫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最终目标是“克服人与政治、与政权相脱离现象”，
  “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种目标过于抽象，远离现代国家管理的实
际，仅仅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是无法实现的：只要社会还需要专门从事国家管理的集团，就不
可避免地会存在国家权力相对独立性与人民意志主权性之间的矛盾。在这里，重要的是使国
家的重大决策符合人民的利益，使决策科学化而不足削弱或取消国家的管理职能。在苏联
改革过程中，国家权威不断削弱，不能不说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目标有关。  “全面实现
人权”淡化了人权问题的阶级属性，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发展留下了余地。
         完善国家权力机构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之一。苏共领导人设想通过全面恢复苏维
埃的全权，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切实有效的，具有主动精神和充分权力的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中心”①，然而却忽视了苏联70年形成的实际：苏共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一
部分。权力重心的转移，使苏共逐渐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损害了苏共的威信，而苏维埃又不
可能立即掌握“全权”，从而使国家管理体系出现紊乱，经济失去了控制并遭到严重破坏．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苏联政治改革的另一个战略目标．苏共领导人设想利用西方国
家的法制观念来改造苏联“不民主的”  “人治”现象，抹杀法律的阶级性，允许各种组织自
由活动，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条款，忽视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统一性，
反复修改、补充宪法，修订数以万计的各类法规，造成法律反差过大，社会难以很快适应．
结果，不仅“法治国家”没能建成，反而损害了国家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
         3．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方面，相信自发势力，逐渐从削弱到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设想由苏共共领导改革，随着经济改革受阻，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混
乱，他开始把苏共看作是“阻碍机制”之一，不提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章
志和利益，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  “行政命令”的根源．进一步接受反对派取消
党的政治垄断地位的要求，使苏共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平等竞争”的议会党。另一方
面，苏共领导人又以是否支持改革划线，把社会上涌现出来的“非正式组织”，  “人民阵
线”看作是支持改革的力量，后作是“人民的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从这种逻辑出发，苏
共领导人大力支持社会上的自发势力与苏共抗争，声称以此推动苏共和原有的社会团体进行
自身改革，而对相当一部分非正式组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实质丧失警惕。随着形势发生对
苏共不利的变化，自发势力逐渐成为苏联演变的推动力量．
        苏共丧失对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沦为一般性的政治组织，这是苏联政治
体制改革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也说明，苏共本身经历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苏共领导
人的许多重大失误和错误都得到了苏共上层和党内多数人的支持，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这些
做法不够“激进”。事实证明苏共的干部政策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是失败的，党内普遍理论
水平不高，长期缺乏民主，党内形成了唯上是从、唯命是听的风气，更为严重的是一批阶级异
己分子和投机钻营者混进丁党内。苏共的演变是苏联演变的前奏和基础．
         4．在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上，把民主绝对化、抽象化，造成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混
乱，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最初，苏共领导人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原则，其核心是把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切都置于
人民的监督下，保证人民参政议政。但随着对原有政治体制“专制性”’  “不民主性”的批
判越来越偏激，进一步提出“民主是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  “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
性”②。抽掉了民主的阶级性，并将具绝对化，声称在大众新闻媒介中不存在不受批评的禁
区．实行所谓社会主义舆论多元化和意见多元化，为一些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能。
        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苏联70年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言论纷纷出笼，怀疑
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苏共二十八大前夕，反对
派摄制了一部名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纪录片，公开声讨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此
无论是苏共领导人，还是苏共的报刊，苏共学术机关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实际上从1989年
开始，  “民主化”逐渐失控，超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界定，滑向“大民主”。宣传各种反
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宗教迷信思想都成为合法，与此相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颂
①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原载[苏]《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②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原载[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扬苏联70年社会主义功绩则会招来嘲笑和指责。
         在这种民主化情况下，各种非正式组织大肆活动，利用“民主的”手段——游行集会，
  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竭力抨击苏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号召罢工，冲击政府机关和
  军队，对共产党员和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大搞精神恐吓等等，加剧了社会动荡，破坏了社
  会安定．
        对“完全的”、“无条件的”民主的向往和追求，导致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决心走“全人类共同的道路”，接受西方政治斗争规则，把“自由竞争”引进政治领域，
  “自由”竞选，多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应运而生。
         5．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过程中，缺乏坚定性，具体决策反复多变。
    再好的改革构想，得不到贯彻落实，也等于零．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反复多变，均
  无具体落实，这样的改革不可能不失败。纵观苏联改革过程，可以发现，苏共领导人的许多
  主张前后矛盾，许多决策前后相反，往往一个决策还没有落实下去，便为另一个决策所代
  替．实际上从1989年以后改革更是被反对派推着走，有时苏共领导人也似乎试图借助政治体
  制上的大举动来显示“政绩”，摆脱困境．仅以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为例，在多党制问
  题上， 1990年以前苏共领导人一直坚持苏共一党制条件下的民主化，第一、二次苏联人代会
  两次否决个别代表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的提案，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坚持苏共的领导地位并
  非完全不可能。然而苏共领导人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上却屈从于反对派的压力主
  动放弃了宪法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在国家权力机构方面更是变来变去， 1989年建立的人民
  代表大会制，不到一年便被三权分立，总统制所取代。1988年一1991年苏联四次修改补充宪
  法，更是世所罕见。
        在改革措施贯彻不力，改革设想纷纷落空的情况下，执政党必然威信扫地，改革难免失
  败的结局．
        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致苏联社会剧变，正是从1989年以后苏联社会进入了混乱和质变
  的时期。
        三、改革失误引发社会各种矛盾，造成严重恶果
    苏共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破坏了社会安定，危及苏共的生存、
  联邦制国家的统一，同时也给社会主义制度抹了黑，为苏联的剧变创造了条件。
        1．错误的改革导致苏共分裂，使社会和民族国家失去凝聚力。
    改革以来，由于苏共领导人对苏共不断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改造”，苏共不仅未能克服
  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严重脱离群众等缺陷，反而又被“派别化”和“联邦化”趋势所困
  扰．随着改革逐渐陷入绝境，苏共也发生了质变。党内外反社会主义力量遥相呼应，党内斗
  争的天平倒向激进派一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派”坚持妥协政策，而在基本政治主张上
  与激进派日趋一致。所谓“左派”力量，由于坚持保守思想，教条主义严重，提不出能为广
  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接受的政治纲领，又缺少领袖人物，而无法担负起纠正苏共领导人错误路
  线，阻止苏共变质的重任。时至苏共二十八大,苏共完成了质变：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多元
  化，政治先锋队变成了议会党，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苏共
  方针政策的不断失误，党内的混乱状况，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党本身
  处在不断瓦解过程中，无力肩负执政党的重担。苏共彤响的衰弱和组织上的瓦解，使苏联社会失去了重要的稳定因素，也使民族国家难以维系。
        2．错误的改革导致国家管理体系紊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苏联匆忙开始了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反对派利用群众的
不满情绪和苏共的政策失误，展开了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的斗争。通过“自由选举”
许多反对派人士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议会成为政治角斗场，政治斗争的不断升级，严重妨碍
了国家的及时决策和有效管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均由于政治争论而被搁置一边。无体止
的政治斗争使苏联社会混乱不已，同时也使苏联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1990年起发生衰退
性经济危机，国民收入下降了4％，1991年全苏国民收入下降15%，工业产值下降7%，农业
产值下降9%，预算赤字达2005亿卢布，外债达1200亿美元．
        3．错误的改革导致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渐坐大，危及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苏共改革政策失败的基础上的。经济危机的加深、
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使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苏共的改革路线和政策产生怀疑，也对苏共
及其领导人产生不满。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舆论工具的错误导向
更加剧了人们对现实、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又有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合法活动的依据，自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苏共党内激进派与社会
上各种反社会主义派别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自下而上地展开了与苏共争夺
领导权的斗争他们的活动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直接威胁。
        4．错误的改革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危及联盟的统一。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长期存在且十分突出，苏联长期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政
策以及苏共民族政策上的各种失误，他民族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为一种危险的隐患。改革
的失误使潜在的民族危机爆发了出来。在民主化、公开性条件下，以支持改革作掩护，  “人
民阵线”等民族主义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们与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在民族独立问题上
取得了共识，上下结合一起向联盟中央发难。由于苏共领导人对民族主义利用支持改革来达
到民族分离的实质估计不足，所以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由于苏共既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又是维护联盟统一的主导力量，所以它成了民
族主义势力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正是以此为基础，民族主义和反共，反社
会主义势力实现了联合，苏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随着苏共的衰弱，主要依靠苏共支撑的
联盟中央权威也一落千丈，被各共和国挑起的“主权战”、  “法律战”所困扰，全苏宪法和
法律已无尊严可言，联盟国家走上分裂解体的道路。
        5．东欧剧变加剧了苏联社会对苏共的信任危机。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刺激了东欧国家的剧变，1989年东欧各国的剧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波，反过来影响了苏联的政治斗争。苏联社会发生了不利于苏共的变化，人民群众中怀疑社
会主义、怀疑苏共的情绪不断增长，反对派要求社会进一步“民主化”，  “结束共产党统
治”的政治主张开始得到一部分群众的响应。东欧剧变促进了苏共的进一步分化瓦解，也
大大鼓舞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反对派开始转入全面进攻，苏共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
         6．在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乞求西方的支援以渡过难关。
        尽管苏联的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炫耀的成就，但它动摇了共产党的地位，使西方的价
值观在苏联社会得到传播和蔓延，这自然博得四方的赞赏。而当苏联社会陷入深刻危机，国
内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人的信任率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苏共领导人便开始向西方寻求支持，甚至把西方看成是支持苏联改革的力量，企图按西方模式，借助西方的力量改
造苏联社会，稳住自己的阵脚。在戈尔巴乔夫等人授意下，一个被称为“新马歇尔计划”的
经济改革计划——、“哈佛计划”出笼了。苏联领导人四出活动乞求西方援助。在此情况下，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苏联领导人都竭力避免与西方发生冲突，积极采取迎合态度，对
西方名为支持改革，实为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不加设防，从而加速了苏联的演变。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苏联加快了演变的进程，苏共放弃领导地位，接受多党
竞争政治局面，苏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向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的过渡，又匆忙开始向以私
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然而所有这些并未能拯救苏联。“8．19事件”后，苏共被强
行解散，国家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责任编辑    简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