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转轨经济与亚洲转轨经济的国际比较是一个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1996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举办了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青年学者、部分中老年学者，以及副所长张森同志。本期讨论会的主讲人孔田平就欧洲转轨经济与亚洲转轨经济的国际比较作了主题发言。他的发言侧重于中国与东欧经济转轨的比较。

　　1.关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欧洲和亚洲转轨经济存在着以下差异。第一，从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程度看，东欧传轨经济中央计划圣济的程度大大高于亚洲转轨经济。第二，从国有部门的规模看，欧洲转轨经济拥有更为庞大的国有部门，而亚洲转轨经济则具有规模相对较小的国有部门。第三，从经济结构上看，欧洲和亚洲转轨经济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不同，苏联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存在重工轻农现象，而亚洲转轨经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工业发展也有很大的潜力。第四，从对于经互会的贸易依赖看，欧洲转轨经济对于经互会的贸易依赖远大于亚洲转轨经济，这意味着经互会作为一个贸易集团的解体对其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五，从政治体制的变化看，亚洲转轨经济除蒙古之外政治体制未发生根本 变化，而欧洲转轨经济则发生了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化对于经济转轨的含义是一个政治体制变化越是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就越有可能进行相对渐进的经济转轨，而政治体制的变化越是激进，选择激进的经济转轨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欧洲与亚洲转轨经济实行了不同的转轨战略。

　　2.关于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欧洲转轨经济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从一开始便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捷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强调“我们需要一种没有任何形容词的市场经济”。尽管东欧的一些政治家多次提到社会市场经济，但这仅表明要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战后联邦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亚洲转轨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从一开始便是不明确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蓝图，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十五年的探索终于在19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模式。1986年越南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建立商品经济体制，后来又发展为“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不同对于经济改革推进的深度及广度具有不同的影响。

　　3.关于经济转轨战略，欧洲及亚洲转轨经济的经济转轨战略具有其独特性，这突出体现在欧洲转 轨经济强调迅速以新体制代替旧体制，亚洲转轨经济则强调逐步地以新体制取代旧体制。欧洲与亚洲转轨经济在经济转轨战略上存在以下差别。第一，从经济改革部门的顺序性看，亚洲转轨经济改革的顺序性倾向于先进行农业部门的改革，后进行工业部门的改革，而欧洲转轨经济则将工业改革置于优先的地位。第二，从微观与宏观经济改革的顺序性看，亚洲的转轨经济倾向于先进行微观改革(价格、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后进行宏观的改革(金融、财政、税收及外贸改革)，而欧洲转轨经济则重视宏观、微观改革的全面推进，协调配合。第三，从经济自由化的程度看，亚洲转轨经济在放开价格、开放外贸上比较渐进，而欧洲转轨经济则在经济自由化上更为激进，一次性放开了90肠的商品的价格和国际贸易。第四，从国有企业改造上看，亚洲转轨经济在国有企业改造问题上比较谨慎，强调渐进、试验、分阶段地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造。而欧洲转轨经济则强调以无偿分配、租赁及出售等方式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关于经济转轨后的经济实绩，由于时间跨度的不同，这一比较是初步的，尚难全面反映经济转轨对于经济的实际影响。其一，从经济增长记录看，中国等亚洲转轨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欧洲转轨经济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已恢复经济增长，个别国家如波兰已开始高速增长。其二，从改革对于就业的影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总体上看对于就业有积极的影响，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而东欧在经济转轨后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已高达两位数。其三，从改革对于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影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东欧在经济转轨之后尽管而临着经互会解体的不利冲击，但在与非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增长上也表现不俗。但东欧从整体上看吸引的外资相当有限，转轨之后并未对于国际资本 的流向产生重大影响。其四，从控制通货膨胀程度看，欧洲转轨经济尽管在控制恶性通货膨胀上取得了成功，但相对于其经济增长率而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仍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现象，中国在经济改革中虽出现了几次经济过热，但都及时采取措施将通胀控制在可控范围。其五，从经济改革对于人民福利的影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福利，减少了贫困，欧洲转轨经济在转轨后则出现了生活水平的下降，社会贫困有所扩大。

　　5.关于经济转轨的进展，欧、亚转轨经济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差异:其一，从宏观经济管理看， 东欧实行了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管理的体制，只对工资的过快增长保持有限的控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已基本就位。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已偏离了传统体制，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体制仍未形成。其二，从经济自由化看，东欧以激进方式实现了经济自由化，放开了价格与外贸，实现了价格与外贸的目由化，中国在经济自由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并未完成。其三，从国有企业改造看，欧洲转轨经济以各种方式推进企业私有化，尽管大型企业私有化进展缓慢，但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完成。中国在国有经济改革上进展缓慢，国有企业的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四，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看，东欧非国有部门发展迅速，转轨五年间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0-65%。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了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其在物质净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8%上升到了1991年的65%,其五，从社会保障体制看东欧在向失业者提供失业津贴、向贫困者提供社会救济和向退休者提供养老金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仍未建立，今后这方面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中国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尚未出台，但各地在进行积极的试验。总之，欧洲转轨经 济在以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旧体制的存量问题正以各种方式加以解决，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存量问题，解决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的任务仍十分繁重。欧、亚转轨经济不同的战略选择是欧、亚转轨经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约束条件的产物。

　　主讲人发言之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评论人朱晓中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条件对于欧、亚转轨经济具有不同的影响。亚洲转轨经济在开始改革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不是很大，而欧洲转轨经济则面临着强大的贸易主义压力。国际金融 条件显然有利于中国，国际金融组织在向东欧提供贷款时有严格的条件，而对于中国则没有那么严格的条件而东欧的转轨也未能改变国际资本大量流向亚洲的态势。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多地是一种部门的改革，经济改革远未成功，东欧则强调宏观经济的改革。在许多方面的改革上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评论人陈新认为，应注意转轨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关于经济转轨战略，他强调亚洲的转轨战略是从点到面，至下而上的，而欧洲转轨经济则是至上而下的。此外，在比较两种转轨经济时还应明确改革起点如何计算的问题。姜毅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实行了与东欧类似的经济转轨战略而结果却不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他认为，应注意利益集团、社会控制程度对于转轨经济的影响，他援引越南1988年激进的价格改茧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以渐进方式进行改革的亚洲转轨经济中也不排除实行某些较为激进改革的可能性。李建民在讨论中强调俄罗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可比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研究的问题。副所长张森首先阐明了转轨的概念，在他看来，广义的转轨是指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狭义的转轨是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后，他提出了决定体制转轨的5个要素条件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人口素质、生活水平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生产结构及地区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观念的转变。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他认为不应笼统地加以否定或肯定。而应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责任编辑　江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