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中央计划经济首先产生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随后在欧洲、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正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经济转轨的历史起点。本章将集中分析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生、中央计划经济的特征、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点或弊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绩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对于经济转轨的政策含义。

第一节 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生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制度，并预言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对于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看法不以为然。当拉萨尔认为德国有从俾斯麦体制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可能性时，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过渡将会形成“普鲁士社会主义”。当巴枯宁提出俄国在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革命并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时，马克思认为这将导致“兵营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的预言并未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并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经济落后、具有400年沙皇专制传统的俄国却成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地，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中央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又被称为苏联型经济或苏联模式。后来在欧、亚、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落后国家，并仿效苏联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竞争与无政府状态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苦难，希望在未来社会解决资本主义的痼疾。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1] “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者，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由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2]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在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3]“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他们认为，在未来社会，“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实行的是按比例的生产（所谓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5]在他们看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一大特征。如果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就会像工厂内部的分工一样，不通过市场机制就能有计划地组织起来。整个社会就会像“一座工厂”那样运转自如。[6]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明显的规范色彩，而且停留在抽象的设想上。归纳这些设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未来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利用生产资料，因而劳动具有集体的性质。

2、未来社会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

3、未来社会是有计划的，无需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

4、未来社会将像“一座工厂”那样组织起来，实行管理。

5、在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在其高级阶段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形式。

尽管恩格斯曾重申“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7]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虽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便是苏联独特的历史条件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及追随者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二、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生

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形成，按照日本学者的看法，经历了三种“模式”：[8]战时共产主义（1919年6月－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1928年）；集权计划经济体制（1928年－1932年）。前两种“模式”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第三种“模式”则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个历史形式便是战时共产主义，或称“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是一种高度集中、没有货币的体制，但这种体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列宁意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依靠国家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生产与产品分配的做法是错误的，并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9]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新经济政策未能坚持下来。斯大林在攫取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之后，开始否定新经济政策，建立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将中央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否定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调节作用。苏联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一般被解释为国有化、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历史，但从资源配置机制上看，它同时也是以指令性计划全面取代市场机制的过程。1928/29－1932/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标志着苏联型中央计划经济的正式形成。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以中央计划当局与经济当事人的纵向联系取代市场经济中典型的横向联系。表1反映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形成时期国有化及工业化的演进，有助于我们理解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背景。

 

表1 苏联社会主义部门的百分比（总产量）

	1928	1929	1930
普查工业a	94.0	99.4	99.8
建筑业	59.7	70.4	88.6
小型工业	28.0	48.5	66.4
农业	2.1	4.8	21.1

资料来源：M. Knell and C. Rider.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pprail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p. 6.

a: 普查工业包括使用机械、至少有16个工人的工业单位或没有机械至少有30个工人的工业单位。

 

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形成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不无关系。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欲将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苏联迫切需要加快与国防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以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另一方面苏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革命之前农业经济占整个经济的82％，需要集中有限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加速经济的发展。[10]我们很难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视为时代的错误，但是将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凝固化、神圣化，将中央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贻害苏联，而且也殃及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如吴敬琏教授指出的那样，“把一种在特定情况下所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说成是唯一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是没有根据的”。[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仿效苏联建立起来了中央计划经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集权的政治体制、正统的意识形态都适应于中央计划经济，集权的政治体制、正统的意识形态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三边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因此中央计划经济的任何变动必然会牵涉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变动。

第二节 中央计划经济的特征

中央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即命令、指令和法令而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计划经济也被称为“命令经济”。

中央计划经济有何特征呢？

1、国有制居主导地位。从法律上看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完全由国家支配。私有经济成分微乎其微，而且受到严格限制。

2、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国家不仅负责宏观的资源分配，而且控制微观的资源分配。国家计划同时解决宏观、微观的问题。中央计划是国家的经济决策，也是生产组织的经济决策，不存在真正的企业。[12]

3、生产单位从属于行政等级制度。等级性的纵向联系居主导地位，横向联系不起任何积极作用。横向联系不仅取决于纵向联系的体制，而且具有从属、补充、几乎是技术上的职能。[13]

4、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被抑制到最小程度。正式的配给是经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于生产者商品及劳务实行行政分配。由于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价格体系难以反映商品的稀缺性。货币在经济中起被动的作用，不存在真正的货币。[14]

5、国家通过至上而下的命令协调经济活动。中央计划当局对于企业的规范、指标、计划参数、实绩评价及报偿实行控制，而企业的激励是与完成计划和满足计划当局的偏好相联系的。严格的计划活动与经济的直接行政管理密不可分。

以上从经济运行机制上指出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它并不是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全面描述。布朗、纽伯格的描述可以作为其补充。[15]他们指出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六个关键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或社会所有制）、命令式经济、压力性经济、优先顺序经济、粗放型的发展和封闭性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命令性经济即对经济实行集中的行政管理与实物计划；压力性经济即宏观上实行强制性的高储蓄率，微观上实行严格紧张的计划；优先顺序经济即从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优先顺序为基础进行计划，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济的考虑从属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标准即：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或生产品优先于消费品，物质产品优先于服务；粗放型的发展即通过大量的劳动力及资本的不断投入而不断增加产量；封闭性经济即外贸从属于国内经济考虑，外贸计划是国内计划的附加物，在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实行了外贸管制。

第三节 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弊端

中央计划经济对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不能因为中央计划经济陷于失败就对这一经济体制全盘否定，而承认其优点也不意味着这一体制从整体上是有效的。

中央计划经济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集中稀缺资源服务于一些明确、简单的目标，满足国家紧急的和压倒一切的需要，如国家的工业化、战后经济的重建以及战时经济等。这一体制有助于经济落后国家迅速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实现国家关于经济发展优先性的目标。这一体制在经济发展处在粗放发展阶段时，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虽然中央计划经济有其优点，但是更不容忽视的是这一体制有着严重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实行全面的指令性计划，忽视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国民经济计划制定中的讨价还价，使得有的企业仅靠分配的资金、设备与原料完不成计划，而另一些企业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计划，从而使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使用，突出表现为一些产品供不应求，另一些产品严重滞销，短缺与库存同步增长。计划指标以数量为中心，加强了企业的“吨位”思想，产生了生产中的大量浪费，导致了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从理论上看，计划经济的优点在于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结构的长远目标，但是由于计划部门偏重于对于微观经济的全面干预和具体业务的即时干预，造成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严重“短视”。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盈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16]

中央计划经济要有效运行、需要三个前提：一是中央计划当局掌握充分而完整的信息，二是信息的传输与处理非常迅速，三是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因各种利益关系出现失真与歪曲。从苏联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看并不具备这些前提。布鲁斯、拉斯基也认为，“计划指令性的实际前提是经济过程的完全可控性。在现实中，经济过程的性质是随机的，这意味着预测所有经济过程的因素是不可能的”。[17]苏联型经济体制从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制，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在实现一些中央确定的目标上非常有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是非常浪费与无效率的。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中央计划经济从体制上并不鼓励创新，因此从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并不能改变这一状况，正如巴尔采罗维奇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型经济中，发展传播技术的专门研究所并不能成为引导创新的有效方式，它也不是激励结构根本变化的替代物”。[18]

第四节 中央计划经济的实绩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按照布鲁斯、拉斯基的看法，苏联型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具有以下三个因素：[19]

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

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

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

上述发展战略主导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绩如何呢？

1、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共有现象。苏联东欧为了为维持工业增长所需的高投资率，不得不提高积累率，积累率在苏联东欧一般为25％左右，而这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参表2）其结果是消费品短缺，商店货架空空，居民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表3表明了苏联东欧消费品市场失衡的状况。

 

表2 苏联东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保加利亚
消费	72.5	71.7	69.2	67.2	74.8	75.7
积累	27.5	28.3	30.8	32.8	25.2	24.3
捷克斯洛伐克
消费	82.4	90.9	73.1	71.4	74.0	82.9
积累	17.6	9.1	26.9	28.6	26.0	17.1
民主德国
消费	80.8	78.8	74.4	76.6	77.3	82.9
积累	19.2	21.2	25.6	23.4	22.7	17.1
匈牙利	-	-	73.2	69.8	78.5	90.1
消费	-	-	26.8	30.0	21.5	9.9
积累
波兰
消费	76.0	74.1	74.9	65.8	81.0	74.0
积累	24.0	25.9	25.1	34.2	19.0	26.0
苏联
消费	73.2	73.6	70.5	73.4	76.1	73.5
积累	26.8	26.4	29.5	26.6	23.9	26.5

资料来源:P.H.Dembinski, The Logic of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Seeds of Collaps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 157.

 

表3 苏联东欧消费领域的均衡指标

1981-198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德国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苏联
1、工资	4.2	3.1	3.2	8.5	31.0	6.0	4.0
2、零售价格	0.9	2.0	0.1	6.7	31.5	5.0	0.4
3、消费品工业产量	4.3	2.7	4.1	2.0	0.4	4.0	3.7
4、农业产量	1.2	1.9	1.7	2.2	-0.5	2.0	1.1
5、实际工资(1-2)	3.3	1.1	3.1	1.8	-0.5	1.0	3.6
6、实际消费品工业产量(3-2)	4.4	0.7	4.0	-4.7	-31.1	-1.0	3.3
7、实际农业产量(4-2)	0.3	-0.1	1.6	-4.5	-31.0	-3.0	0.7
8、消费品的实际供应(6与7的平均数-5)	-0.95	-0.8	-0.3	-6.4	-30.5	-4.5	-1.6
9、1980-1985存款的增长	51.3	40.0	25.0	68.0	238.0	-	40.0

资料来源： P.H.Dembinski, The Logic of the Planned Economy: The Seeds of Collaps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p.169.

 

2、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教育投资，忽视住房建设。过度发展的部门产生了大量库存，而发展不足的部门则造成了严重的短缺。

3、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有过不凡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苏联自1928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9%，即使排除了高估的因素，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苏联学者的估计，仍给人以深刻印象。（参表4）东欧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1950－1980年罗马尼亚为9%，保加利亚为8%，波兰、民德和南斯拉夫为约6%，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为约5%。中国1952－1981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约6%。苏联型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大量增加投入来维持的。据苏联经济学家的估计，1961－1984年苏联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除柯西金时期曾达到3.2%的较好成绩之外，一直徘徊在1.1－1.3%之间。[20]东欧国家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也令人沮丧，表现不佳（参表5）。根据布鲁斯、拉斯基的估计，尽管苏联总体的增长率很高，但是资本生产率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是负的。[21]奥弗估计，苏联1928－1985年，GNP年平均增长率为4.2%，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6.9%，投入品使用年平均增长率为3.2%，贡献了GNP增长的76%，而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只有1.1%，贡献了GNP增长的24%。[22]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的资本生产率为负的（参表6）。苏联与东欧国家每生产一件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的两到三倍，这表明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苏联相对于产出的投入的密集性（劳动力、原料、资本）不仅高于工业化国家，而且也高于处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央计划经济也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苏联东欧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缓慢，逐渐走向停滞。

表4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51-60	1961-65	1966-70	1971-75	1976-80	1981-85
官方估计	10.1	6.5	7.8	5.7	4.3	3.6
CIA估计	5.6	4.9	5.1	3.0	2.3	0.6
苏联学者估计	7.2	4.4	4.1	3.2	1.0	0.6

资料来源：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表5 东欧国家1961－1984年国民收入与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TFP）的年均增长率

		1961-1970	1971-1975	1975-1980	1981-1984
捷克斯洛伐克	国民收入	4.4	5.7	3.6	1.5
	TFP	1.1	1.5	0.6	0.0
匈牙利	国民收入	5.4	6.2	2.8	2.1
	TFP	1.4	1.6	0.4	0.3
民主德国	国民收入	4.4	5.4	4.1	4.3
	TFP	1.1	1.3	0.7	1.0

资料来源：Martin Myant, The Czechoslovak Economy 1948-1988: The Battle for Economic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3.

 

表6 苏联东欧1980年代的外延增长（年均百分比变化）

	劳动生产率		资本生产率
	1981-85	1986-89	1981-85	1986-89
保加利亚	3.5	4.0	-2.9	-2.2
捷克斯洛伐克	1.1	2.1	-3.6	-2.1
东德	4.3	3.5	0.2	-1.3
匈牙利	2.1	2.9a	-2.2	-0.8b
波兰	-0.1	4.5	-3.4	-1.2
罗马尼亚	4.2	4.5a	-4.2	-1.2b
苏联	2.7	3.3	-3.1	-2.3

a：1986－88 b：1986－87

资料来源:M. Knell and C.Rider.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pprails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2,，P18.

    4、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1980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参表7）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1960年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32美元，而美国、日本分别为8799和2508美元，到了1985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了6863美元，美国、日本则分别为15511与11864美元。捷克斯洛伐克战前属于10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6位，而到了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降至世界第40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也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承认，1975年，苏联、匈牙利和波兰非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仅为联邦德国的49%。苏联东欧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苏联在出口工业品方面已从1973年的世界第11位降至1985的第15位，而同期台湾、韩国、香港、瑞士则后来居上，超过了苏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2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向西方出口的机械比整个东欧还多20%。东欧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呈下降趋势(参表8)。根据西方专家的估计，东欧的科技水平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5年，落后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与地区10年。总之，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尽管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中央计划经济实绩不佳，这一体制不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有效的经济体制。

 

表7 东西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1937	1960	1970	1980
东德/西德	100	70	71	64
捷克/奥地利	90	91	78	70
匈牙利/意大利	89	86	70	74
波兰/西班牙	105	125	88	77
罗马尼亚/西班牙	85	85	58	60
南斯拉夫/希腊	87	97	83	81

资料来源：M.G.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Hall, Inc. 1991, p. 111.

 

表8 一些地区制成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中所占的份额(%)

	1965	1970	1975	1977	1981
东欧	1.56	1.48	1.71	1.71	1.46
新兴工业化国家	2.74	2.99	4.41	5.44	6.95
南欧	0.84	1.10	1.85	1.90	2.10

资料来源：Martin Myant, The Czechoslovak Economy 1948-1988: The Battle for Economic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31.

第五节 中央计划经济对于经济转轨的政策含义

中央计划经济对于经济转轨有何政策含义呢？

1、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全面、配套的改革，这是由经济转轨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无论转轨国家采取何种转轨战略（激进或渐进）都必须在设计经济改革计划上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充分考虑经济体制改革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以便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中既保持各项改革的合理顺序性又注意各项改革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2、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又没有捷径可走，经济转轨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人们曾津津乐道日本、西德战后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成功先例，但日本、西德有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如自由企业制度等，所需要的只是形成竞争的经济环境，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则缺乏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因此日本、西德的经验没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不得不从头开始，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没有捷径可走，西方市场经济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数百年，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由于转轨目标明确而且有国家的直接推动，经济转轨不一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经济转轨将是长期的，不是数年便可完成的，因为经济转轨的任务十分繁重，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宏观经济的稳定、价格及外贸的自由化、国有企业的改造以及制度的重建等等。

3、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是顺利的过渡，不存在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软着陆”是不可能的。从长远看，经济转轨的预期收益将大于成本，但从短期看经济转轨的成本可能会大于收益。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承担改革带来的阵痛，因为经济转轨涉及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国有企业的改造会造成该部门经济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虽然在改革进程中，政策制定者可以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缓和社会阵痛，减少社会代价，但是在转轨过程中期望不付代价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4、经济转轨应主要立足于依靠国内力量，而不是外部的援助，外部的援助固然重要，但只是一个次要因素。经济转轨是一个内部变化的过程，转轨的最终完成取决于国内的改革，外部的政策咨询、资金支持并不能替代国内的改革。因此决策者应将主要精力致力于国内改革力量的配置与国内改革的推行，不应对外援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坐等援助，丧失改革的时机。

5、虽然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不同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相似的，但各国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设计经济改革计划时应根据国情制定适当的经济转轨计划，实行适合本国条件的转轨战略。市场经济是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但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存在差异，条条大路通罗马，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有无数条。但最重要的是经济转轨要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适当的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