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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学惠整理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3期 2009年10月10日

        编者按: 3月9日,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筹备会约请部分在京的苏 联问题研究人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座谈苏联经济管 理体制改革问题。下面是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金挥:大家对苏联经济改革作过不少研究,现在都感到需要深化,怎么深化,今天我想谈几点看法。

       苏联自五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几次大的改革,虽然成效并不显著,但是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苏联一直认为他们的经济体制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把其他某些国家扩 大企业自主权,促进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积极结合,提高工人群众管理经济的权力,兼顾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斥责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一些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把经济搞活,发挥 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说成是“企图在各企业所有者之间建立一种实际上以市场 联系为基础的合同关系。”并把这种作法与杜林的“公社联邦”模式相提并论。可见,究竟怎 样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又能保证计划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各国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借鉴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特别是应加强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 在深度上,都还是很不够的。

       所谓从广度上去研究,并不是泛泛地、面面俱到地或“浮光掠影”的研究,而是从不同 的角度,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的联系中去研究。比如说,研究它与政治体制的联系;:经济 体制改革并不是纯经济问题,它是生产关系调整的一种形式,因此这种调整必然要影响到社 会的各个方面。赫鲁晓夫对经济轻率地改组,造成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勃列日涅夫的 经济改革也未结合进行政治改革。至于东欧如波兰等国,有外国干涉的因素,经济改革就更 为复杂化了。但是也有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得比较好,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从广度上去研究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即从各国体制改革的比较中去研究,孤立地研究 一个国家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优劣,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一项制度或措施在 各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在一个国家不同部门,实行同一措施也产生不同结果;例如苏 联在不同部门采用定额净产值指标,结果就不同,这就要分析条件与背景。任何一国的体制 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套用,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真的可以借鉴的东西。

       研究苏联的经济体制,光有广度不行,重要的是要有深度。要想研究深透,就要探索体 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当然研究理论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出发,而应从各国体制改革的实际 出发上升为理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难点,要打破苏联理论界禁锢的“正统”的观念,要敢 于摈弃一些不切实际的陈腐论调。我们要有点勇气,大胆提出自己的新观点。通过大量实际 材料的研究去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要使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深化,还要从具体的问题人手,也要从微观经济上去研究。要 一项措施一项措施,一项制度一项制度,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研究。要把一项措施的背景, 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实行后的效果搞清楚。对一些问题要穷根究底。这样我们才能敢于肯 定或否定,才能得出自己明确的结论。避免那种只从若明若暗的情况去作结论。

       研究苏联经济体制还应联系中国的实际。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研究避免盲目性或无的放矢。 今后我们应多想些办法创造一些条件。实际部门光出题目还不够,还得要介绍国内情况和堤 供资料。苏联东欧学会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些组织工作,充分发挥作用。组织一些专题座谈会 和讨论会。例如,专门就苏联基本建设投资的银行贷款制效益问题,邀请研究苏联基本建设 的同志和我国的实际工作者进行讨论。讨论后提出具体建议。也可就某一问题邀请许多研究 者在一起座谈,并把讨论结果形成纪要或文件供领导部门参考。这样,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 才能落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实处,并有利于克服那种仅以出文章、出书为研究工作归宿的 缺点。

       梅文彬:对苏联经济改革如何评价,一直是我们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今天,我想就此 问题谈点看法。

       我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评价苏联经济改革比较恰当:一是这种改革有进步作用,二 是这种改革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先讲这种改革的进步作用。苏联的经济改革(指新经济体制)从提出基本改革思想,到 在少数企业试点,到在全国普遍推广,中间经过约五年时间,可谓做了充分准备。改革的指导 思想是,提倡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 关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其目的是达到用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借以扭 转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降的趋势。

       为达此目的,苏联采取了一整套改革措施。它在国家集中管理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某些 经营自主权;它用一整套物质刺激的办法,使企业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 它在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方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使企业职工的收入有更大部分直接取决于 他们的劳动成果。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都是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弊病而实行的;例如, 它用产品销售额指标代替总产值指标,是为了使产销结合,防止产品积压,加速经济周转,。 后来又采用定额净产值指标,是为了防止企业用增大转移价值的办法来扩大生产成果。它采 用基金付费制度,是为了刺激更有效地利用生产基金。它把部分建设项目由国家集中拨款改 为银行贷款,是为了节约基建投资,提高投资效果,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有一定的进步 作用的。总之,新体制是比原来的管理体制前进了,而不是倒退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效果较为显著, 曾一度刹住了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降的趋势。

       但是,对苏联经济改革的进步作用不宜估计过高,估计过高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下面谈谈苏联经济改革的局限性。苏联的经济改革有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 触动或很少触动,因而改革的进步作用受到了限制,改革没有完全达到原来预想的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问题。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和价值 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曾设想废除商品货币关系,直接过渡到 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他们提出这种设想时,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捉的。但 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迄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 义国家。旧俄国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在许多地方甚至存在着宗法式的自 然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显然不能超越商品生产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应当实行计划管理,也能够实行 计划管理。与此同时,不应当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而应当以计划调节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然而长期以来,苏联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不应该保留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有争论, 明显地存在着歧视和排斥商品生产的势力,总认为商品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苏联传 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排斥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不注意发挥市场调 节的辅助作用,结果把国民经济管得死死的。经济改革本来应该在这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得问题的妥善解决,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反而一味地在那里批判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这是它的重要局限性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实行经济管理民主化,没有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经济管理。在中央集权 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机关少数人手里,广大劳动群众基本 上无权参加管理。劳动者在法律上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但实际上还是受雇于国营企业,并 没有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这就产生了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严重矛盾。劳动者对 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漠不关心。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可能真正调动起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在这方面采取多少实际有效的措施,实行经济管理民主化,而且由于 扩大了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反而使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扩大了。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局限性。 庞川: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个方面,关于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和具体做法的问题。

       一、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慎重、稳步推行的。比较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 国家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各方面利益的大调整,经济管理组织的大改 组,管理方法的大变动。因此在制定方案和推行的方法与步骤上要慎重、稳妥。事前要认真 搞好试点,进行可行性论证,取得经验,逐步推行,防止一哄而起。苏联是一个大国,管理 的部门和层次多,情况复杂,在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上持稳重态度是可取的。

       苏联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和改革过程中,对重大问题一般是先认真进行试点,而不是一下子 铺开。如计划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由总产值改为销售额,又改为定额净产值都是经过试点 取得经验后推行的。

        在重大改革方案的制订方面,不是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而是由一个中央机关统一归口。 苏联没有像有些东欧国家那样,成立专门的体制改革委员会,而是在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领 导下,由设在国家计委里的跨部门委员会和新方法局具体承办有关改革的工作,这样做也便 于把改革措施和国家计划协调起来,防止改革与计划脱节而产生的混乱。

       二、苏联改革经济体制的措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基本上是配套进行的。经济体 制改革不论改革的面大些或小些,都需要有个完整的方案,瞻前顾后,照顾到左邻右舍,而 不应零打碎敲。这是工业上的生产、分配、流通各个环节都远比农业上复杂得多的客观条件所 要求的。苏联改革的面虽然比东欧某些国家小,但就改革的措施而言,是宏观经济措施和微 观经济措施比较协调,而木是微观动了,宏观不动。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如苏联的企业在改 革中扩大了某些权力,允许由实现的利润中建立经济刺激基金。这是使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搞活的一项措施。但为了防止企业因此而盲目地,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利润,扩大留成比例, 而是同时规定了提取利润留成的制约条件。按企业完成供货合同情况、优质产品比例、劳动 生产率、利润额等四个方面的条件根据不同比例提取。完不成时,则按规定比例减少。这样 就使企业利润留成和完成国家计划的主要任务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突出利润一项指标。又如,与企业扩权相适应,在计划方法上做了某些改变,取消下达年度控制数字,允许 企业按五年计划中按年度划分的任务自订年度计划上报汇总,允许企业在五年计划规定的总 任务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相邻年度的任务。力求做到宏观措施与微观措施 配套。

       第二个方面,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也存在不少严重的缺陷,影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

       一、苏联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工作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是好的。但 苏联有把计划绝对化的缺陷,因而从总的方面讲仍是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控制有余,活则 不足。从多年的实践看,不仅苏联,也包括东欧各国,客观上都存在着一个计划问题,也存 在着一个市场的问题。两者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成效的大小。在公有制 占优势的条件下,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计划与市场两个调节杠杆,计划应该是第一位的,起主 导作用,市场是第二位的,起辅助作用。主次位置不得颠倒,但两者也不得偏废。苏联长期 以来否定市场调节应有的辅助作用,往往通过计划把经济管得过死。各种产品计划任务统由 上级规定,不允许企业对某些产品根据市场需要自行调节生产,致使企业的生产对市场需求 的反映缺乏应有的弹性。这就容易造成某些产品时有匮乏,质量差,品种单调。

       二、在经济管理体制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是苏联及东欧各国在改革实践中都遇到, 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联系的复杂化,以过度集权的方式领导经济的做法,已 不适应,实行下放分权,建立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不同层次的决策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 但另一方面,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扩权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计划,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的手段。因此,扩权又是有限度的。集权与分权必须恰当结合,不得偏废。从实践效果来 看,苏联企业扩权的面较小,还不足以调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据苏联某研究单位 对241名企业经理的调查,有56%的人认为实质上企业没有扩权,可见扩权范围不大。事买 上,苏联学术界目前也正在开展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的讨论,提出为贯彻经济集约化方 针,必须保证企业有较大的、稳定的自主权。

       三、在经济管理上,由过去单一地运用行政手段改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这是 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共同趋势,不同程度地运用价格、税收、利率、利润、工资、奖 金等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的发展,重视经济利益原则,取得了一定效果。有的国家甚至排斥 必要的行政手段,完全靠经济手段,而又与计划脱节,效果并不好。但苏联却是另一种倾向, 运用经济手段比较少。如以最重要的经济杠杆价格为例,苏联的价格制度过于僵硬,其职能 基本上限于核算,对生产不起什么调节作用。千万种产品的价格都要靠价格机关一一规定,这就不能灵活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成为更新产品、提高效率和质量的障碍。

       陆南泉: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经过—卜多年的经济改革,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 为什么难以突破斯大林时期的框框?这除了与现;行政治体制、干部制度、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政策有关外,我认为,这与指导经济改革的理论有很大关系。

       围绕经济改革,苏联经济界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某些理论大胆地 提出了新的看法,确有不少突破。但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僵化的教条主义态 度,往往不能根据经济生活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大胆进行新的探索。

      我们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为例。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形式和结构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就会涉及到调整所有制的问题。长期来,苏联 对国家所有制作了绝对化的理解,所持的看法是:不管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国家直接占有 的生产资料越多越好;不分生产力的结构有何不同,一切企业都实行了国有化生产关系就越 先进;集体所有制越早转为全民所有制就越能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等等。苏联并不认为, 在经济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如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等,与国有制有关。 另外,通过体制改革,结合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保证企业自身利益的实现,就要解决由谁来实 际支配、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问题,企业和职工在利用经营成果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涉及到调整所有制的问题。经济改革后,由于所有制问题并没 有允许进行认真的讨论,因此,经济决策权(从宏观到微观)实质上仍都掌握在国家手里。 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中行政命令的因素也没有减少。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在苏联,“支配 全民财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成了包办一切的集中制,变成了上级机关从各方面对地区 性单位和生产单位活动实行管、卡的集中制”。

      又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 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做到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 来。不以市场为依据的计划,就象不由计划组织的市场一样,都无力反对比例失调的现象。 正是在计划和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上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经济领导体制。制订计 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产品的销售条件、市场的行情和容量。只有这样的计划,才能达 到予期的目的。因此,关于计划还是价值规律是生产调节者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把统一的机制的两个部分人为地对立起来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 的作用、市场的作用要通过计划来实现,国家规定的计划已把市场的作用考虑进去了,因此, 不应该单独再提市场调节,并对市场调节的观点,加以批判。

      苏联经济改革,是以后一种观点为依据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它对决定苏联 经济改革的总目标、改革后形成的管理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大 问题。根据苏联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对此问题有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人的 共同认识。在苏联强调市场调节的人,一般也不否认这一点。

      第二,实现计划经济的方式,即社会所采用的调节手段,可以是多种途径的,即不能只 是直接的计划调节一种。既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普遍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每个生产单位 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是相互脱离的。这种经济条件下,不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同样是不 可思议的。

      第三,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不能像苏联那样,死抱住过去的老框框不放,即认为计划经济 就必须是由中央层层下达几十项指令性指标的经济,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必须由国家靠行政命 令全面控制。用这样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去指导经济工作,必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使经 济缺乏活力,经济机构运转失灵。

      第四,应该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不同的模式,指令性只是其中一种。这种模式的 弊病在苏联等国已有充分反映,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选择改革总 目标十分重要。而不以指令性作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却越来越受人重视,其优缺点需要很好 地研究总结。

      第五,我们认为,不能把体制改革的任务归结为要解决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的问题,这 种提法是错误的。对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改革却是要解决如何做到既要计划又要市场的 问题。匈牙利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值得参考的。匈强调,通过改革,要把按计划发展经济 的集中管理,同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要建立起“计划与市场 的有机统一体”。

      第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苏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际工作中远未得到解决,还有待于根据经济改革的实践,深入研究。那些代表官方的、持“正 统”观点的学者,对持不同看法的人采取压制和批判的作法,不利于弄清问题,推动理论的 发展,也就难以为改革选择模式提供有科学根据的理论。

      以上简单分析说明,所谓管理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因此,加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 研究,首先必须加强对苏联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

      张康琴:1965年以来苏联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经济 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从根本上来说,苏联经济改革是相当保守的。经济管理中管得多、统得死的问题没有得 到彻底的解决。主要表现在,经济决策权仍然过于集中,企业扩权不大。下达指令性计划指 标数目虽有所缩减,但仍然是计划管理的最主要手段,95%以上的物资仍由国家统一调拨, 绝大多数产品价格仍由国家统一规定,近90%的企业纯收入还是直接和间接由国家支配。而 所扩大的企业权力,又主要掌握在企业经理手里。企业经理由上级任命,只对上级负责。工 人无权管理企业,只能在企业领导规定的行事范围内从事活动。参加的所谓各种生产会议, 只不过是咨询机构,没有决定权。

      苏联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质量问题。但是,十 多年过去了,效率低、质量差、浪费大、成本高、官僚主义严重、长官意志盛行、机构臃肿 等弊病依然是苏联经济中的老大难问题。

       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是很多的。从经济管理体制角度来看,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在计划 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经济生活中缺乏一定的竞争。苏联的企业,基本上还是根据 上级下达的五年计划指标来安排生产活动。企业只要按照上级既定的计划去行事,就能稳稳 当当地完成任务,获取利润和奖金,不必再去考虑如何改进生产以适应市场需要。同时,也 无此可能,因为国家赋予企业的计划外的活动余地很小。没有一定的竞争压力,企业改进经 营管理的动力也随之消失。

        苏联经济生活中不允许有一定的竞争,与理论上完全否认自发的市场调节作用有关。

        诚然,苏联在经济改革中,强调了计划工作中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要素(即价 格、购买者的需求、商品的供应)。这就是说,国家在制定计划,规定价格时要考虑供求的变 化,价值规律的要求。可见,这里所说的要利用市场要素,只不过是属于计划调节范围内的 一个组成部分,是计划的一种工具。苏联竭力否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计划之外,还需要 有一定的自发的市场调节作为补充。他们认为,如允许市场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那就要破坏 计划调节。苏联只承认有计划的市场,不承认有自发性的市场。

        因此,苏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还是单纯依靠计划调节,只不过现在强调计划调节 中要运用经济方法,要考虑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要素。实质上,还是企图用计划来包揽一切。 但是,实际上,在目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靠单一的计划调节来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是很 难办到的。尽管苏联的计划制订得非常详细而全面,但是计划不到的地方还是大量存在。表 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计划外的自发性经济活动大量存在。如合法的集体农庄市场和非法的所 谓第二经济就非常活跃;企业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冲破计划束缚,违反经济政策,破坏经济合 同,私自抬高物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计划外的自发性经济活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 重还相当大。目前,仅就农业而言,私人经济生产的农产品在农产品的总量中占四分之一以 上。可见,在苏联现实经济生活中,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是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的。 承认与否,这是客观存在。与其在理论上不承认它,而实际上非法存在,结果严重地冲击和 破坏国家计划,将计划内的一部分人、财、物通过非法手段挖走;倒不如在理论上承认它,让 其合法存在,由“地下”转为“地上”,这样,对其破坏性的一面倒更便于监督和限制。 同时,在理论上承认发挥市场调节补充作用的必要性,就会在实际工作中,为企业创造 一定的条件,让其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留给它较大的活动余地,允许企业之间展开一 定程度的竞争,多生产适销对路、价廉物美的产品,这不仅对贯彻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核心 的经济战略有利,而且可以大大缩小“第二经济”活动的范围,因为市场的需求能充分得到 满足,“第二经济”也就无存在的条件了。

        总之,我认为,苏联经济改革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在于苏联不肯放弃集中的计 划管理。集中的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苏联的目前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而在 于苏联否认计划外市场调节补充作用的必要性。因此,苏联在经济上一出现问题,总认为是 计划性不强所致,就在完善计划性上打主意。越害怕自发性,就越加强计划性,而越加强计 划性。自发性不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却越以暗中活动形式出现,结果计划性也并没有因此而 得到真正的加强,经济上的弊病也就依然如故,经济效率还是难以提高。

        周新城:以上大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苏联经济改革。我想就苏联今后改革的前景谈几点 看法。这是国外普遍注意的问题。

        1979年7月,苏联通过了经济改革的“新决议”,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但是, 这项决议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决议的贯彻也不理想。勃列日涅夫最近要求专门召开一 次中央全会,讨论“完善经济机制、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目前,这次专门讨论体制问 题的中央全会尚未召开,改革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要具体地予测苏联将如何改革是困难的。 但是,大体的路子已经透露出来。这就是在坚持国家集中的计划管理条件下,比以前更多地 扩大企业自主权。我们举两个材料来说明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曾谈到,在企业一级的管理积累了大量的、多方面的 经验,“恰恰是这一经验证明,应该继续探索。探索的总方向,可以说,是扩大联合公司和企 业的自主权,经济领导人的权力和责任”。这一段话大体上规定了体制改革的方向。

        另一个材料是,去年《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辟了一个专栏,讨论经济管理中的集权与 分权问题。主编彼斯科金打头炮,反对高度集权,提出当务之急是扩大地方、企业和劳动者 的自主权,而且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接着发表的两篇文章,基调也是这样的。这是一 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将放弃国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所谓僵死的 指标)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方法。 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仍将基本上按照1965年经济改革的基本精神来完善经济体 制。也就是说,将在原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大框子下面进行若干改革,而不可能有 带根本性的、突破性的改革。这是因为:

        第一,在苏联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已经形成了一整 套经济管理机构、人事制度和政治体制。这些政治上层建筑习惯地、顽固地维护旧的经济体 制,以致改革的阻力重重。但是,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没有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更 没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来推动经济民主化。因此,经济改革必然受到限制。目前,苏联没有任 何改革政治制度的迹象,所以也就不可能对经济体制作出突破性的改革。

        第二,适应对外争霸世界的需要,苏联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进行严格控制的 管理体制。近三十年来,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虽已明显缩小,但仍大大落后于美国。 据苏联统计, 目前苏联的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二。在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 要在军事上与美国保持均势,甚至取得优势,不依靠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 物力集中用来发展军事工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不改变,原有的经济 管理体制也就难以进行根本的改革。

        第三,苏联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理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设置了许多禁区, 缺乏讨论气氛。例如,在讨论中有人主张价值规律是生产的调节者,提出市场调节问题,有 人主张取消指令性指标,把计划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还有人提出开展竞争的问题等等,都 遭到了苏联当局和一些权威的指责和围剿,硬压了下去。这种做法,使得人们不能对新的问 题进行探索,只能把已有的理论当作教条。苏联当局为了保持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形象, 对已设立的理论禁区,不允许更不会主动去打破。这不能不对经济改革的发展有严重影响。 可见,苏联经济改革的步伐将是缓慢的,在最近期间,经济体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与会者一致认为,今后我们应该采取各种办法和形式,多组织一些小型专题讨论会,以加强对苏联经济体制问题的探讨,活跃研究气氛。

(学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