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关于布哈林的一 部政治传记。作者斯蒂芬·科恩是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政治系教授。此书由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 司于一九七一年出第一版，一九七三年出第二版。 全书约四十五万字(包括注释约十万字)。

        作者在序言中说，对布哈林进行全面研究十分 必要，不研究布哈林，就无法了解苏联头二十年的 历史，要研究布哈林，就须重新分析布尔什维克 革命和苏联历史的大量资料，把他的政治思想放在 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和苏联历史的宽广背景中去考 察。作者希望通过对布哈林事迹的研究来阐明人 们还不很了解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演变过程，纠正 那种把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斗争主要看作是斯大林 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的习惯看法。作者认为，这 是“一本把目前能收集到的有关布哈林的材料都集 中起来的书”。

        第一章《一个皂布尔什维克的形成》介绍了布 哈林在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布哈林子一八八八年出 生在莫斯科的一个教师家庭。在一九O五年的革命 高潮中参加革命运动。一九O六年十七岁时参加布 尔什维克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一九O八年被选为 莫斯科市委委员。在反对“召回派”和“调和派” 的斗争中，他站在列宁一边。

        一九一一年，布哈林在第二次被捕后秘密逃亡 国外，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 美国生活了六年。这是布哈林一生中著书最多的时 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他侨居维也纳时正好遇 上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讨论，他决定对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进行研究。他写了《有闲阶级的 经济理论》一书，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同奥地利学 派进行论战。他密切注视西方思想的新发展，特别 是欧洲社会学家帕累托、米凯耳斯、维贝尔的思想 理论。一九一五年在瑞典时，他完成了《帝国主义和 世界经济》一书。此书的发表比列宁的《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早几个月，是第一本 对帝国主义作系统的理论阐述的著作，布哈林这本 书直到一九二九年一直同列宁的书一样在苏联被当 作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布哈林写的《帝国主 义强盗国家》一书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 的续篇。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成为直接剥 削者，成为组织和指导生产的集体资本家”，成了一 架“万能机器”和“新的利维坦”。这种国家理论对 布哈林后来的思想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侨居国 外期间，布哈林同列宁在思想理论上有不少分歧，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相当紧张，但他们之间始终存 在着友情。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布哈林到美国，翌年 一月托洛茨基也到美国，两人在纽约出版的《新世 界》编辑部有过一段共事关系。二月革命后，布哈 林子四月离美国经日本回国，五月初回到莫斯科。

        第二章《1917年激进主义的胜利》叙述了布哈 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他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同列 宁的看法一致。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李可夫等表示反对，但受到了托洛茨基 和布哈林的支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同列宁的思 想一致，因此二十九岁的布哈林很快进入了以列宁 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当时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 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等青年布尔什维克 是支持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布哈林在最激烈 的阶级斗争中也未停止他的理论工作。十月革命 前，布哈林主要考虑的是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问 题，所以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在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 主义和应采取什么经济政策等问题，缺乏思想准 备，当时大家都把俄国未来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欧洲 革命的胜利上。

        第三章《国内战争的政治》介绍了布哈林在三 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采取 了“左”派共产主义的立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 约。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欧洲革命，布尔什维克政 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当时欧洲革命迫在眉 睫，因此他反对争取“喘息时间”的思想，要求用 圣战去支持欧洲革命。

        和约签订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初期，“左”派 反对列宁提出的放宽经济政策的建议。在这场争论 中，布哈林基本上同意列宁提出的温和政策，但不 同意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概念，反对 把这个概念应用于苏俄。一九一八年夏，迫于内战 的形势，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济政策上 的争论因而结束。

        国内战争的到来结束了布哈林同莫斯科左派的 政治联盟，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没有参 加“军事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一九一八年五、 六月间，他承认了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所犯 的“左”的错误。一九一九年在俄共(布)八大会议 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底，他同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共产主义ABC》一书，这是 当时阐明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本最有名和发行最广的 书。一九二O年五月，布哈林发表了《过渡时期的 经济》。当时正值战时共产主义的高潮。在这本书 中，他把战时共产主义看成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 济的诞生，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经济革命 的杠杆”。他指出革命必然要付出代价，生产力的暂 时破坏是革命固有的规律。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 强制措施是使失去平衡的社会达到新的平衡的手 段。一九二O年初，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信念开始 衰退。后来他在工会辩论中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反 映了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夕思想上的踌躇不决。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政策》专 门介绍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苏联的 二十年代是布尔什维思想史上最生动活跃的一个时 期。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系统地阐述他的社会 理论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布哈林很早就注意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兴起的现代社会学及其对马克 思主义提出的挑战。他同这些理论进行论战，但也 赞赏它们的成就。在布哈林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 是社会学，是“社会的一般理论，社会进化的法 则”。他认为社会是“一架庞大的工作机器”，生产关 系就是“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劳动关系”。任何体 系(物质的或社会的)都倾向于平衡，这同生物学上 的适应相类似。运动的公式是：平衡—→平衡的破 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没有绝对的平 衡，只有运动中的平衡。任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 须保持社会三大要素：物、人和思想之间的一定的 平衡；还要努力与自然界达到平衡。布哈林强调社 会冲突的意义，但也认识到社会和谐因素所起的重 要作用。他认为任何一个稳定成长中的社会，它的 各种组成部分至少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和谐。这种观 点贯穿于他整个二十年代的政策思想中。他认为社 会的真正发展都要以国内的和平、合作与和谐为依 据，一个自身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不可能具有很大 的生产力，不可能繁荣。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会最终导致和谐的、有效的、持久的平衡。

        第五章《重新思考布尔什维主义》叙述了布哈 林在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中对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 一大堆复杂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讨。布哈林说，“在 自我批评的烈火中，孩提时代的幻想被烧尽，…… 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代表着我们的幻想的破灭”。他 在一九二O年就赞成取消余粮收集制，强调发展对 内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认为实现这种转变是战略 上的需要，是为了恢复社会平衡和重振经济。他强调 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能力是有限度的，不能把什么 事都揽起来，市场在某些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比国家 的作用更重要。无产阶级专政为企图代替小生产者 和小农的职能，把什么事情都揽起来，就得建立庞 大的行政机关，但维持这个机关的费用却要比由于 小生产者的无政府状态而付出的费用大得多，从经 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这是愚蠢的。

        他指出的不成熟性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是全世 界无产阶级的特征，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在革命之 前就“使自己作好组织整个社会的准备”，只能“在 专政时期成长为社会的组织者”。因此，无产阶级需 要通过党来进行统治，而党又需要它的领袖们来表 达它的意志。同时他又警告说，无产阶级的先进阶 层如果变得“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和占优势的上层 行政人员“同化”，而堕落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垄断 阶层”，只有发展生产力和从工人阶级中大量培养组 织者，才能防止“统治集团固定化”和出现一个不 以私有财产而以垄断权威和特权为基础的“新的统 治阶级”的危险。他认为“左”派的经济纲领有导 致一个“新的官吏国家”的可能。

        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和农村中的暴 动，使他看到党脱离了群众，党必须克服作为内战 后遗症的孤立状态，重新赢得群众的支持。这时他 十分注意“非党群众”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他把 工农联盟看作“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把苏维埃俄 国看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阶级的社会”。他 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实现社会平衡的条件，整个国家 可以在这种社会平衡中迈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不仅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且是解决大的社会组织问 题的办法。

        布哈林在重新思考时还提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 另外三个原则：一是必须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内 和平取代国内紧张关系。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提出 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说明他的理论 同修正主义毫不相干，修正主义者认为“长入”的 过程在资本主义怀抱里就已开始，而他认为这一过 程只能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二是对欧洲革命 的新看法，他看到欧洲资本主义趋于稳定，认为只 有世界大战才能使它受到打击。三是对东方民族运 动的关心。在这点上，他是列宁的积极追随者。大约在一九二三年，他的重新思考接近完成。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列宁在高尔克养病时，布哈林是 唯一经常去看望列宁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开始了季 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斗 争。布哈林有条件地支持了这场斗争，主要是因为 他觉得左派的政策是危险的。

        第六章《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介 绍了布哈林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一九二三到一九二 四年间开始了苏联二十年代的党内大辩论。这场辩 论首先从工业化问题开始。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转为反对派，布哈林则被推向斯大林一起， 处于党内多数派的共同领袖的地位，他在论战中系 统地提出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理论。

        布哈林反对左派提出的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 的工业化纲领，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 原始积累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有益于 农民群众，使农村得到最大的改变和提高。群众的 消费和需求是发展经济的真正杠杆，“我们的经济应 为消费者而存在，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而存在”。工 业的发展有赖于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他强调党的 目标不是要实行“贫穷的平等”，要鼓励农民增加积 累，使他们富起来，“农民的购买力越大，我们的工业 发展就越快”。他要求开放商品贸易，活跃市场，反对 左派单纯强调生产的观点，主张“从流通(货币、价 格、贸易)到生产。”他反对左派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 的意见，主张薄利多销。他认为最快的工业增长速度 并不来自“垄断超额利润”，而来自“每一单位商品 的最低利润”，垄断本身潜伏着腐朽的危险性，应该 使由于群众的需求而产生的经常压力起到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竞争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混 合经济是长期的，可适用“几十年”，新经济政策的市 场经济可解决把“小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整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的问题。他认为 计划工作应从保持平衡开始，不考虑市场容量，不考 虑农民的求和供的计划称不上计划。

        第一个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是斯 大林，但对这个问题给予理论说明的则是布哈林。他 从理论上阐明了在欧洲不爆发革命的条件下，俄国 可以通过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团 结农民的重要性，认为只要国家掌握了社会主义的 命脉，小资产阶级和合作社经济将长入社会主义。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党 必须加剧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在苏维 埃社会中继续存在，但过去的激烈阶级斗争形式已不再适用。在他的理论中，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包 含着缓和阶级冲突的思想。布哈林政治纲领的主要 点就是国内和平。他要求国家致力于“和平的组织 工作”，创造实现社会团结所必须的和平条件，使人 民得以休养生息，感到自由自在。他要求实行“严 格的法制”，在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上实行正常化的一 党制。他强调党必须“坚决、彻底、无条件地采取 说服的方法”，“政治领导的任务……就是社会教育 的任务”。他十分重视群众自愿组织的作用，要求扩 大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防止社会机体的蜕化。

        布哈林到一九二六年年中形成了他的经济纲领 和政治纲领，并把两者同在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总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第七章《两驾马车——作为共同领袖的布哈 林》叙述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布哈林 的活动。此时布哈林同斯大林结成了联盟，成为党 内的多数派。斯大林给予了这个联盟以组织力量， 布哈林则是它的政策理论的制定者。当时在思想理 论问题上，多数派中只有布哈林才是左倾反对派的 对手。在这场思想理论斗争中，布哈林学派进入了 政治舞台的中心。当时，布哈林是《真理报》和《布 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并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才能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他 的理论修养、个人声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对青年党 员有很大吸引力。他到那里工作，那里就出现“和 谐、同志般合作、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气氛”。布哈林 学派的人在宣传出版部门、工农通讯员运动、教育 机关、经济机关中都非常活跃。

        当时，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是一个布哈林主 义者，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也积极支持 布哈林的经济政策。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年是布哈 林在党内领导作用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他同斯大林 的关系总的是好的，他同斯大林结成联盟，主要是 由于他同左倾反对派的根本纲领分歧，他认为左派 的纲领会破坏工农联盟，危害革命的前途。

        第八章《温和政策的危机》介绍了一九二六和 一九二七年形势的转变对布哈林思想的影响。这时 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建设时期开始，党面临着在新的 基础上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在国际上战争的危险 在增加，在这种形势下，布哈林不得不对他的政策 作较大的修改。他仍然坚持他的纲领的基本原则，但 这时他认为需要在保持平衡的条件下加快发展重工 业，增加工业投资，在农业政策方面主张在不伤害 中农的前提下开始对富农的进攻。在国际政策方 面，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稳定形势下的无产阶级革命 问题，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民族运动上。他认为中国 人民革命会先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发生，在共 产国际中他提出了争取同盟者和建立统一战线的策 略。但是左派借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和英 国政府同苏联的断交对他进行攻击，指责多数派背 叛国际革命。对战争的恐惧增加了苏联的孤立感。 再加上一九二七年的歉收。这一切使人们对布哈林 的温和的内外政策提出了疑问，使党内派别斗争加 剧。多数派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斯大林对新经济政 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加强了他改变方针的决心。

        第九章《布哈林的垮台和斯大林的革命的到 来》叙述了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两年中布哈林同斯 大林的分歧和斗争。由于对粮食短缺问题和对沙赫 特事件的看法不同，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关系开始恶 化。分歧涉及到整个经济纲领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 方针。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越接近，阶级斗争越尖 锐化的理论。政策上的分歧后来又变成在党内争夺 领导权的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全会上，除了支持 斯大林的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以外，原 来处于中间立场的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也转向斯大 林。这段时间中，围绕共产国际的政策。工业化和 农业政策等问题，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展开了激烈 的争论。一九二八年九月，布哈林发表《一个经济 学家的札记，一文，批评斯大林搞的是冒险政策。 斯大林采取组织手段，在各个方面撤换布哈林的追 随者。到一九二八年底，布哈林在形式上还是《真 理报，编辑和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但已不再起作 用。在政治局中，他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已成为少 数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列宁逝世五周年时，布哈林 发表了《列宁的政治遗嘱》一文，这是一篇为新经 济政策辩护和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宣言。一九二九年 一月中，斯大林的多数派决定驱逐托洛茨基。月 底，托洛茨基分子公布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 中央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布 哈林进行审查。布哈林提出了长篇反指控书，指责 斯大林的经济措施转向了托洛茨基立场，指责他滥 用权力，培植官僚主义，他的工业化政策是“对农 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至此，联共中央的 领导完全分裂。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布哈林和 李可夫、托姆斯基反对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 倍地增加工业投资和提高指标的做法。四月十六日召开的联共中央和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 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指责布哈 林右倾，在国内外政策上采取敌视中央的路线。布 哈林等人进行了反击，批评斯大林破坏了符合新经 济政策的路线，向托洛茨基思想投降。全会决定撤 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但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也未取得完全胜利，布哈林等 三人仍留在政治局内。从四月到年底，斯大林彻底 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六 月，布哈林被贬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八 月，《真理报》开始公开批判布哈林。此时斯大林要 求在所有战线上层开阶级斗争。在十一月全会上，斯 大林要求实现全盘集体化。全会还决定把布哈林开 除出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 姆斯基三人发表简短声明，表示承认错误。布哈林 在这个声明上签字，可能是出于使一批年轻的布哈 林分子免遭进一步迫害的考虑。十二月斯大林五十 寿辰时，正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迷信。这时四十一 岁的布哈林作为革命领导人的生涯宣告结束，也是 苏联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十章《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叙述了布哈林一 生中最后八年的情况。斯大林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 命”使苏联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化的官 僚行政机构大大扩大，思想意识和社会政策开始改 变，对党的历史进行了篡改，复活了俄罗斯民族主 义，等等。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清洗运动是这场 革命的第二阶段。至少有七、八百万人被捕，三百万 人被枪决或迫害致死。经过大清洗，实际上建立了一 个在成员和气质上不同于过去的新党，出席一九三 四年十七大的代表中只有百分之三在一九三八年的 十八大上重新露面。一九三九年的正式党员中有百 分之七十是一九二九年后入党的。

        但是，在布哈林被击败后，政治局内的温和派 在政策问题上同斯大林还是有斗争的。一些政治局 委员虽然公开批判布哈林，但私下又力图使斯大林 的政策变得温和些。如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和古 比雪夫等人对一些专家和党员进行了保护。一九三 三年后有一段时间，由于温和派的影响，政策上曾 有放松。可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被谋杀后， 开始了大逮捕。一九三五年古比雪夫神秘地死去，一 九三六年高尔基被谋害，一九三七年奥尔忠尼启则 自杀或被谋害。温和派想保护布哈林，但未成功， 一九三七年二月布哈林被捕。

        布哈林在三十年代初发表过一些论述文化和科 学问题的文章，并重新捡起了他喜欢的绘画和关于 马克思对现代思想影响的研究；一九三一年率代表 团到伦敦参加了国际科技史大会。这几年中他通过 科技文章继续维护自己的观点，批评斯大林的五年 计划。一九三四年他在联共十七大上由中央委员降 为候补中委，后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一九三 四年八月他在第一次作家大会上作了三小时论诗歌 的讲话，实际上是讲一九二九年以来的文艺政策问 题。当时许多作家听了他的讲话，互相拥抱，激动 得喘不过气来。一九三五年他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 会，这部宪法大部分是他起草的。这几年中，布哈 林虽遭失败，但在党内仍享有巨大威望。斯大林的政 策所造成的灾难，更加证明布哈林的主张是有道理 的。三十年代苏联的各种反对派潮流实际上都是布 哈林主义的思潮。

        这时布哈林为了复活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得不 付出代价，对斯大林进行有保留的颂扬，但他对批 判波克罗夫斯基，对恢复沙皇的名誉，对改写党史 都采取消极态度。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间，他写了 一些指出在斯大林的俄国应怎么办的文章。他认为 回到一九二九年以前那种局面已不可能，应开始研 究“形势的实际发展趋势”，在接受现领导的情况下 去对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改革斯大林的秩序。他 认为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两个 问题是互有联系的，他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 反对法西斯主义列为当时的两大主题。他在三十年 代中期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是他提醒和呼吁 党，反对党内的不正常状况的一种方式。

        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他作了最后一次出国 旅行。这次是去巴黎购买由前孟什维克党人古拉 也夫斯基保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材料。四月 下旬，他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对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的侦讯就开始了。七月六日发表了他的最 后一篇文章，用抨击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方式谈到了 国内形势，这时他对人民、对历史继续抱有信心。 八月十九日开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 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进行调查，次日托姆斯基自 杀。奥尔忠尼启则和柯秀尔曾进行营救布哈林和李 可夫的活动。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第二轮侦讯， 即对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审讯。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前五天，奥尔 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全会决定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 除出党并要求把他们作为替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凶手 和破坏分子加以逮捕。布哈林开完会回到家里就写 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表示他确 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滤掉我头上的污秽”， 要求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宣告他无罪。这可以说是 布哈林的一份遗嘱。布哈林在十三个月的受审过程 中没有真正承认指控他的罪行。被捕后，他在狱中 对各种威胁和审问顶了三个月，后来当审讯者威胁 要杀害他的妻子和孩子时才表示愿意“坦白交代”， 出庭受审。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工会圆柱大厅中 开始对布哈林的审讯。布哈林在法庭上笼统地承认 他要对反革命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承认任何具体罪行。三月十三日，布哈林同 李可夫和其他十七人一起被判死刑。三月十五日， 苏联政府宣告判决已经执行。

        作者在本书的跋中说，布哈林死后五个月，苏 联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以后的二 十年中，布哈林一直被谴责为“人民公敌”。斯大林 逝世后，苏联曾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数千人 恢复了名誉，但不包括布哈林。一九六一年曾有四 名老布尔什维克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请愿，要求为布 哈林平反。一九六二年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赫 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答应为布恢复名誉。同年 十二月，苏联一个官方发言人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当然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但苏联始终没有为他平 反，而仍然说他是“反列宁主义分子”，“右倾机会 主义者”。可是，在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中，在东欧 十些国家，布哈林的思想和政策却已复活，那里正 在探索非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秩序，在苏联国内 类似布哈林主张的思潮也在出现。作者认为，布哈 林的观点和他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式的秩序最终可 能被历史证明为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抉择，可能 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真正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