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颇有名声，人们都认为他是苏联的“一位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每当苏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他就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面发表讲话、撰写文章，俨然代表苏联官方表态。

        阿尔巴托夫，俄罗斯人，生于一九二三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辍学。一九四一年 入伍参加卫国战争，一九四三年入党，翌年复员。 战后进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一九四九年毕业。他先后在外国文学出版社、 《哲学问题》、《新时代》和《共产党人》 杂志编辑部工作。一九六O至一九六二年在布拉格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评论 员。阿尔巴托夫就是从这里发迹的。当时年近四十岁的阿尔巴托夫有一派学者风度，国 际知识渊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思路敏捷，善于分析，往往提一些与众不同 的观点，又擅长写作和演说，但注意不锋芒毕露，而是谈吐谨慎，极力避免给人留下自 己是“御用文人”的形象，常常流露出一种文人的傲慢神态。当时遥控《和平与社会主 义问题》杂志领导权的苏共中央联络部长、中央书记尤·安德罗波夫注意和赏识了阿尔 巴托夫的才干，一九六二年将他调升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学部主任， 一九六四年进苏共中央机关工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决心大力推行缓和政策，打开苏美关系。他在制定对外方针，尤其是涉及到苏美关系的方针、政策时，急需有能够理解和适应这种策略变化的谋士。在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和心腹安德罗波夫推荐下，阿尔巴托夫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当上了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从此他就“成了勃列日涅夫在对美政策方面的重要顾问”。

        阿尔巴托夫经常在《真理报》、《消息报》、《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共产党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替苏对美政策定调子的文章有《要求切实作出回答的问题》、《现实主义政策的力量——评苏美最高级会谈结果》、《苏美关系的新阶段》、《美国的对外政策与科技革命》、《论苏美关系》、 《七十年代的苏美关系》、《战略均势和卡特政府的对策》、《美国八十年代对外政策》、《美国：一百天》。他的专著有《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对外宣传的理论、方法和组织》、《尼克松主义》等。尼克松首次访华后，苏联急于寻求新形势下的苏美关系的道路。一九七二年五月苏美首脑在莫 斯科会晤前，阿尔巴托夫极力宣扬苏美需要合作的论点，在《要求切实作出回答的问题》一文中声言：“苏美对话极其重要”，两国以至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许多事情都取决于美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两国举行高级会谈后，阿尔巴托夫在报刊上评论说，“会晤完全可以成为苏美双边关系中的里程碑，其意义可与两国在一九三三年建交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相比拟”，但同时又强调：这是由于苏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的变化和苏联发动“和平攻势”；美国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失业激增、收支出现赤字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它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等原因的结果。

        阿尔巴托夫以其善于体察和阐发勃列日涅夫的意图和对美国具有丰富知识而深受勃列日涅夫的赏识。一九七三年六月，勃列日涅夫去美国访问，点名要阿尔巴托夫随行。苏联代表团其他高级成员都是部长级官员，唯独阿尔巴托夫是以“学者”身份出现。据报道，当勃列日涅夫在回答美国人士提出的有关苏联犹太人移居等问题而陷于尴尬处境时，阿尔巴托夫反应机灵，立即提供材料，及时帮助勃列日涅夫摆脱困境。访问结束，阿尔巴托夫又马上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吹嘘勃列日涅夫的访美“为巩固和稳定不久前国际关系中开始的缓和进程 作出了新的杰出贡献”。这一年阿尔巴托夫便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从此越发官运亨通。在学术界，他于一九七四年成为苏联人羡慕和尊敬的科学院院士，先后任科学院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科学院经济学部执行局委员、《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杂志编委。在政界，他于一九七一年成为苏共二十四大的中央检委，一九七六年二十五大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在一九八一年二十六大上被擢升为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还是第九、十届最高苏维埃代表，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据英国《观察家报》报道，阿尔巴托夫身份非同寻常，他每年可以单独会晤勃列日涅夫三至四次，每月都可见到葛罗米柯，向他们直接出谋献策。

        阿尔巴托夫几乎每年都去美国活动：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学术会议(如达特默思会议、世界贸易中心谘询委员会会议等)，会见美国政界、实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多次在美国电视上发表讲话，为美国报刊撰写文章。他在西德、日本等国有很多的朋友，交际甚广。他曾与美国人、西德人、荷兰人合写论文或专著，论述世界形势与东西方关系。由于不时通过他透露一点苏联官方的意向，他的言论很受美国官方重视。美国报刊认为，阿尔巴托夫是一个“精通美国语言文化”的“美国问题高级专家”，他“反映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感觉和错觉”。

        七十年代中期苏美关系由停滞不前逐步转向下坡路。为此，阿尔巴托夫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在《真理报》上撰文说；“由于美国的过错”、“苏美关系的政治气氛正在恶化”。里根上台后，决心对苏采取强硬态度，大力加强军备，遏制苏联扩张。阿尔巴托夫按照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提出的麻痹、软化西方的方针对里根政府进行指责，但又留有余地。他加紧做美国官员、议员、学者等的工作，试图使苏美“缓和复活”。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既扬言苏联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现正处在能够在极短期限内制造任何类型武器的高度水平上”，决不允许“任何人用威胁和讹诈的语言同它对话”，又建议勃列日涅夫举行苏美高级会谈，说这是苏联主动地“先迈出一步”。 “重要的是西方不要把苏联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

        去年五月四日，阿尔巴托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美国：一百天》的文章，他强调， “直到四月底，美国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多少有连贯性的对外政策……，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已经形成问题，这可能仍是个悬案”。过了半个月，苏共中央委员、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扎米亚京却在电视上评论说， “里根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概念已经形成……但是，有人认为，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概念还很难说已经定型。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据美方分析和透露，阿尔巴托夫的观点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他奉命于七月在莫斯科会见美国来访人士时提出重新建立当年基辛格使用过的苏美“秘密 渠道”。苏方由阿尔巴托夫为代表保持联系，以备两国出现僵局时先秘密接触，进而打开苏美关系。由“学者”阿尔巴托夫跑到前台与美国官方建立联系，这不难看出，在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中他是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