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下，苏联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变 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一套 具有苏联历史特点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后来所称的“苏联模式”。这套模式在苏联历史上曾起 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世界上也有过深刻的影响。但这套模式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而且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限性越来越突出。五十年代以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 因家，改革这套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要认识今天苏 联的问题，要认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这种趋势，要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 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都必须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形 成的历史条件，它的特点、成就、问题和在苏联国内外的各种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 一些初步的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同志们请教。

(一)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列宁去世以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用一国 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苏联人民。接着，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上半期，它领导了苏联 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城乡全面建立生产 资料公有制，进行了工业管理改组，建立和改善集体农庄制度，与此同时，进行了党政机构 的调整，逐步建立一套司法监督制度。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即后来所称的“斯大林宪 法”，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这标志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已基本上成型。1936年以后直至 1953年，即至斯大林去世止，这个体制还有一些变化、发展和完善，但基本的框框没有变，可以说是巩固和稳定阶段。

        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高度集中， 或叫高度集权，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特别集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高度集中的 特点贯穿于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

        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实行过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总管理局管理体制)，后 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改行部门管理和地区管理相结合而以地区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二十 年代中期，苏联还十分注意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认为“现行管理制度的特征是事情不分 大小都要过问和过分集中”，提出“废除无所不管的中央集权规定”。 [1] 但后来在斯大林的“社 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 [2] 的思想指导下，经过1920年开始的工业管理改组，权 力便逐渐高度集中到中央一级，大批地方企业收归中央管理，甚至连一些地方自产自销的企 业也收归中央。地方工业的比重很小，例如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地方工业仅占10％， 中央工业占90％。为了适应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 中央的经济部门越来越细，越设越多。1932 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分出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和木材加工 工业人民委员部，后来重：正业人民委员部又再分出许多部，到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1939年3月)以前，共设了三十四个部。各部都建立二级(部门——企业)者三级(部 门——托拉斯——企业)管理体制，大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企业)直属中央部 门管理，一部分企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的企业)通过托拉斯隶属中央部门管理。1941年 又改组了供应机构，企业的物质技术供应集中由各部门的供应总管理局及其经销处、代办处 负责，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央部门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不仅地方工业的比重很 小，而且地方工业中，除负责人由地方委派外，企业的大量经营业务实际上仍由中央管辖。 在这个体系下，中央部门直接控制企业(除少数地方工业外)的人、财、物和供、产、销， 厂长山中央委派，财政由中央统收统支，物资由中央统一调拨，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 直至月度计划，都要经过中央审批，甚至“每千块砖头都要由中央调配。” [3]

        第二，实行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列宁时期，苏联曾制订过远景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但它只起指导作用。列宁去世后 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每年提出计划控制数字，基本上仍属于指导性质。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才形成比较定型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具有两个特点：(1，指令性， 即具有法律效力。1927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第一次明确指出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 论，他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 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 [4] 后来，指令性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国家计划被宣布、 为“就是法律”。国家计划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因此指令性也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 种计划经济，只指定一种类型的国家计划，即指令性计划，而否定还可以有另外类型的国家 计划，例如指导性计划。(2)排斥市场调节。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和联共党批判布哈林的“市 场常态化”理论，把市场调节完全看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看成过渡时期的东西，而为社 会主义社会所不容。在三十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苏联甚至一度实际上取 消了农村集市贸易，整个经济关系出现实物化倾向。后来由于在实践中行不通，从1932年以 后才逐渐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34年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批评了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 的“左派清谈”，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算有了合法地位。但商品货币关系仅被看 成进行计算和计划的手段，在整个经济生活中，除农村集市贸易外，仍然是排斥任何市场调 节的。

        第三，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

        国家主要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即主要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经济 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经济生活。三十年代以来，斯大林和苏联党政虽一再强调贯彻经 济核算制，利用成本、利润等经济杠杆。但由于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排斥市场调节，地 方和企业的权力很小，实际上利用经济杠杆的余地非常有限。 在政治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主要特征包括：

        第l，建立高度集权的党领导体制。

        根据斯大林的理论，苏联建立了以党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工会、 苏维埃、合作社、青年团，它们是党联系群众的“引带”，党是这个体系的“主要指导力量”， “领导这一切组织”。1927年，斯大林明确宣布，苏联实行一党领导制，实行“党的垄断”， 共产党“不应当与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5] 正如列宁所指出那样，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形成的， 而且在—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坚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 产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却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斯大林 曾正确地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代替，主要是“给以总的方针指示”，通过各个组织中的党 员执行党的指示。 [6] 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党越来越多地包揽政务，许多行政决定，都由党 中央作出，直接公布，全国执行。特别是1941年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 席以后，党政军权力更是高度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书记处。

        第2，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认为由于俄国工人文化水平低和缺乏管 理技能，必须在—定的历史时期实行白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但是列宁没有把它看成社会主 义的一种固定的制度。二十年代中期捷尔仁斯基等都提出要限制委派制，但三十年代以后， 苏联把这种委派制固定化了。党政干部层层由上级委派。这种委派制的固定化，又产生了实 际上的干部任职终身制。

        第3，缺少灵活有效的人民监督机制。

        苏联宪法规定，劳动人民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因家的权利，享有平等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和其他的民主权利，但没有规定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民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和领导人。 例如，没有规定人民对不称职的领导人可以随时行使罢免权，没有规定人民在社会基层单位 享有自治权。不管是党的或是政府的监督机构，都只有有限的权力。列宁时期党的中央监察 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拥有同等权力。斯大林时期党的中 央监察委员会则是小央委员会领导的一个机构，由中央委员会任命。政府的监察委员会和监 督小组也是从属于人民委员会和各政府部门的。在基层，由工会监督企业，而工会却不是权 力机构。因此，整个监督机构都缺乏独立的监督权力，缺少有效的约束作用。

        政治经济体制的这些高度集中的特点，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例如，在经济体制中， 高度集中的中央部门管理体制，需要指令性的国家计划来保证，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排斥市场 调节，而指令性计划和排斥市场调节，又势必导致以行政手段为土管理经济。在政治体制方 面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缺少有效的人民 监督机制，则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必然结果。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又是 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经济集权必然要求政治集权，政治集权则保证着经济集 权，它们构成一个严密的不可分的整体。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统一， 这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二) 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成就和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就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有着极不向的看法，有全盘肯定的， 也有全盘否定的。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我们对它必须采取具体的历史分析态度。 第一，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1，这种体制保证了三十年代苏联的政局稳定。在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 下，高度集中的体制无疑易于使政局保持稳定。政局稳定，是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政局的稳定，苏联是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取得重大的历史 成就的。

        2，这种体制保证了苏联在三十年代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 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一个大优点，就是比较易于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际上是重工业化。重工业 本身在相当长时期是不能赢利的。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从哪里来呢?苏联依靠着高度集中的体 制，从农业征收“贡税”，减少轻工业发展基金，压缩居民的消费，通过各种的经济和行政的 手段把力量高度集中起来，去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历史的事实证明，高度集中的体制，对 这种粗放型发展的经济是比较适应、比较有利的。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可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 这是三十年代苏联创造工业化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3，这种体制保证了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战争的胜利。 一方面，它由于保证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保证备战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在1928年 至1940年(战争前一年)的短短十三年中，苏联的钢产量从430吨增至1840万吨，石油产量从 170万吨增至31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至16470万吨。1927年各种机床产量为1800台， 1938年即增至53900台。以这种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的重工业，无疑是战胜希特勒德国的重 要物质力量。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体制非常有利于迅速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使苏联 遭到德军突然进攻后很快就转入战争体制。红军从几百万迅速扩充到一千多万人。战争初期， 苏联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西部的1700多个人工厂迁至东部，保持了支持战争的经济力 量。这种高度的组织力确是很罕见的。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对战争有着非常高的适应力。 没有这种体制，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取得胜利的，整个战争就会经历艰难得 多、曲折得多的历程。

        第二，这种体制有严重的弊病，而且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弊病就越来越突出，这些弊 病是：

        1，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在一历史条件下，甚至去产生 破坏法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类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人民群众缺少实际的民主管理权利，缺少对领导干部实行认真有效 的监督的手段，干部层层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人民负责。这样领导干部就有可能逐渐脱离群 众，凌驾在群众之上。这种消极现象，在领导集团的思想作风比较正确，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比较正常的时候，还可以受到一定的抑制。一旦领导集团居功骄傲的时候，就会恶性发展起 来。三十年代以来，斯大林等苏联党的领导人山于胜利而开始滋长居功自恃的情绪，这种干 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就得到迅速的发展。在领导层内部，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不正常现象，越往 上权力越大，越不受群众的监督以至法律的约束。最后一切人权集中在—个人手里。“斯大林 的指示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这样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 象。据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透露的材料，山于破坏法制而被打击和投入冤狱后来又被平反和恢 复名誉的人竟达八百万人。

        2，在经济上统得太死，不利于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效益差。 首先，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太小，缺少发展经济的动力。中央直接管理成千上万的企业， 实际上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有些企业划归中央管理后，管理局的代表两年只去一次。 [7] 由 于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有些事情非常不合情理。在联共(布)十七大上一些代表曾尖锐批 评“过度的中央集中现象”，指出这“没有别的好处，只会分散资源。” [8] 冻结资源，但这种情况 在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多少变化。

        其次，企业的权力太小，缺乏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是完全处于 应付上级的地位，想方设法压低计划的指标，而且为了完成某项指标，往往只管数量，不管 质量，只管任务，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国家为了约束企业，下达指标越来越多(四十年代 初曾多达120项，到五十年代初仍有50多项)，而约束越多，企业越是消极被动。 再次，职工的权力太小：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有建议和批评权， 而无决策权，职工容易缺乏企业主人翁的责任感。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工人山于消灭剥削制 度激发的政治热情，曾发起过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但正如斯大林指出，这个运动是：“在 违反我们各企业的行政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缺乏体制的保证，这个运动没有持续发展下去。不仅如此，后来职工在生产中的消极被 动态度越来越有所发展。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党政决议中可以看出，职工旷工、不负 责任的现象一直是苏联企业中较严重的问题之一。

        只有一个积极性，即中央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缺少地方，企业和职工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在地方、企业和职工内部缺少发展经济的经常的强大动力，是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病。 苏联的历史证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可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保证经济的重点发展，保证生产 量的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由于地方、企业和职工缺乏改善经营的积极性，却不能保证高的 经济效益。高速度、低效益，简直成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的顽症。三十年代苏联许多重工 业企业长期亏本，每年国家都要拿出大批补贴金，直至1948年苏联才取消补贴制。

        3，这种模式的体制，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机构庞大和滋生官僚主义，从而难于防止国 家机构官僚化。

        在这种体制下， 由于一切事情都由国家统管，而且高度集中于中央。还由于以行政方法 为主管理国民经济，势必部门林立，各成系统，人员庞杂。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和联共 (布)中央差不多每隔—两年或两三年就讲一次精简机构，但每精简一次，不久又迅速扩大。 机构不断膨胀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1928年到1936年八年间，苏联大工业中工人增长约一点 五倍，行政管理人员却增长一点七倍，超过工人的增长速度。 [9] 直至1952年，机构膨胀仍然 是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报告中的重要议题。

        在这种体制下，由于缺少有效的人民监督手段，也由于机构臃肿，官员繁多，官僚主义 的滋生和发展，国家机构的逐渐官僚化，也成了一个顽症。从1919年起，列宁就提出反对官 僚主义和防止苏维埃官僚化的任务。斯大林反对官僚卞义也是不遗余力的。他宣称官僚主义 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10] 。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办法，一是靠组织清洗，二是 靠开展自我批评，没有同时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结果是事与愿违，奏效甚微，边反边生，而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斯大林所指出，三十年代末，在苏联党政机关还出现利用职权谋取特 权的“小家族”、“小团体”。 [11]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人报告中，指出一些干部虚报成 绩，把领导的企业变成“世袭领地，破坏法制，胡作非为，挑选干部以亲戚、朋友关系而不 是以同志关系为依据，在一些组织中形成了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这些现象都是党政机构 官僚趋势的二些表现。

        总之，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历史现象。它的成就是伟大的，它 的缺点又是严重的。要对它的功过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必须分析它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定的历．史现象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斯大林时 期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三十年代苏联的国内外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否认，斯大林个人 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作风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 决定性因素是当时苏联的历史条件，或准确点说，是当时各国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

        第一，国际条件的作用。 二千年代末和三十年代苏联的国际条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 迫近。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联共党部曾多次期待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期待革命在一些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情形。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受住俄国革命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国工人革命浪潮的冲击，逐渐稳定了阵脚。苏联面对着严峻的现实， 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各种矛盾迅速激 化，战争又日益迫近。战争是关系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处于帝同 主义国家包围下，尤其如此。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苏联不得不优先考虑对付外 敌入侵?不得不优先考虑应付紧急事变，从而给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带来备战的特点。为了准 备战争?全党全国都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统一，而人民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也 可以在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方面忍受一定的牺牲。为了准备战争，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高 度集中，由中央统一使用。为了准备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战争的物质基础，因而不 得不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你们愿 意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该在最短期 间消灭它的落后状态，并在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速度”。“我们比先 进国家落后了—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 人打倒”。 [12] 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则不能仅依靠经 济手段，而且必须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总之，备战是与权力高度集中紧密联系的。三十 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当时备战的历史条件产 生的。

        第二，二、三十年代苏联的理论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直接过渡和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设想为没有商品货币关 系的实行产品直接分配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由于战争环境和这种直接过渡到无货币的产品 交换和分配的思想的影响，俄共(布)曾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 及时地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从 理论上讲，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不包括社会主义阶段。社 会主义社会中还要不要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虽有一些重要的启示，但没有提出明确的答案。 因此，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苏联理论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过渡时期，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然经济”形式。 [13] 甚至象 布哈林这样重视利用市场关系的人，也认为市场关系只适用于过渡时期，“在没有小生产者的 地方，大家就可以放心地……反对市场关系和其他类似事物”。 [14] 毫无疑问，布哈林所指的过 渡，是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是很长的，与斯大林的过渡概念有所不同。但 是应该说，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整个苏联理论界也没有人明确提 出和论证过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这种自然经济的理论思想，无疑对 后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三，俄国国家特点的影响。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不带有这种落后国家的 深刻烙印。由于经济文化落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生产 的原则不得不推迟实现，后来这种状况就被凝固化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小生产的习惯势 力根深蒂固。 自然经济的思想易于被接受，家长制的作风也易于流传。由于经济文化落后， 资产阶级民主制未获充分发展，君主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流毒相当深。所有这些都使苏联易 于接受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

        第四，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影响。 列宁去世后，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一直都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先是反对 托洛茨基派，后是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再后是反对布哈林派，接着是 清党和肃反运动。这种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从理论斗争发展到组织斗争，从人民内部矛盾 发展到敌我矛盾。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党内民主范围越来越缩小，权力逐渐高度集 中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对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总之，我们从这些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看法：

        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政治经济体制，不是某个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特定的 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虽然 它有许多缺点，然而它是有它的相对的历史合理性的，它在当时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占第一 位的。

        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是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条件都适用的模式， 而是适用于当时俄国国情和备战条件的模式。它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有不少 特殊性的东西。不可把它照搬照抄地用于与俄国不同类型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也不叮照 搬照抄地用于非战时状态时期，即社会主义社会正常发展时期。

        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在前人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创造的。它既不 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列宁所设想的，也不同于当时一些欧洲 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如德国的卢森堡、意大利的葛兰西都对它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它是 斯大林和联共党的一个创造，虽然是宝贵的创造，但它是很不完善的，更不是固定的社会主 义模式。它可以改革，而且应当改革。

(四) 主要的历史教训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我们不苛求于前人。因此，我们不可脱离三十年代的历史条 件去评价当时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缺点和弊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二 十年代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大改变的时候，有两点历史教训很值得总结： 第一，战后苏联把三十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固定化了，从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48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后， 苏联面临着历史的选择。这时候的历史条件已完全不同了：对苏联的现实的战争威胁已经大 大减少了，由于欧亚两洲出现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解除了；苏联的 经济文化较之三十年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等等。总之，苏联已有了可能在正常的社会发展 条件下去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去消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或很易产生 的各种弊病，使之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使之更能保证人民的社会主人公地位，使之 更能调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这就是说，对三十年代形成的过渡集权的政治经济 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可是在这一历史关头，斯大林和联共党却采取了一系列从政治上，经 济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高度集权的措施。例如：(1)审判了所谓“列宁格勒反党案件”，逮捕 和处决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和—言堂政策。(2)在文化界、思想界开 展思想批判运动，用粗暴的办法去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动辄扣上“反党”、“反动”的 帽子，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例如在生物学辩论中，单纯地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 唯物主义的，而魏斯曼学说则被看成“反动的观点。(3)发展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一 切功劳归于他个人，把他个人的指示看作最高法律。’(4)发展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从1939年到1952年十三年中只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也开得很少。(5)继续加强高 度集中的中央部门管理体制， 中央各部从战前(1941年)的43个增至1947年的59个，后来减 了几个，到1952年仍有50多个。(6)在农村推行合并集体农庄运动，提出集体农庄所有制“已 开始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 划”，要从集体所有制逐渐向全民所有制过渡。(7)虽然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存在商品 货币关系，但是否定生产资料的商品，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实际上仍然主要把 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关范畴看成单纯的计算工具，从而大大限制经济杠杆的作用，继续维持以 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经济方法。

        经过实施这一系列的措施后，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就被固定了，有 些方面甚至发展了。如果说，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及时地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及时地改革经济体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并相应地改善政治体制，那么，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和联共党却采取了一种僵硬的态度，把适应于备战需要的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凝化了。这对战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 影响。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上不去，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比较沉 闷的局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矛盾很快就激化，主张维持现状的马林科夫不得不被迫下 台，这是苏联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战后苏联把三十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奉为各国必须仿效的独一无二的社会主 义模式，从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

        列宁在世时，对苏联经验的国际意义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指出，俄国革命只在某些基 本点方而有国际意义，将来如果有一个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那时俄国在苏 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很快又会成为落后的国家，不再是模范的国家。 [15] 但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欧亚两洲出现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当它们中某些国家开始独立地探 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突破苏联模式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却背离了列宁的教导， 采取了唯我独“社”(社会主义)的错误态度，搬出三十年代整反对派的那套方法，对独立探 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组织围攻和进行残酷打击。四十年代末发生的南斯拉夫事件便是 一个典型例子。南斯拉夫由于坚持独立自主、不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就被苏联和国际共产情 报局指责为“民族共产主义集团”、“外国间谍”、“杀人凶手”，被开除出国际共产情报局。

        接着，在苏联的授意下，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各国党都相继清除同情南斯拉夫 的所谓“反党集团，”并将主要的成员处决。从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和国际共产情报局1948 年和1949年的两个决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除了所谓“反苏”指控外，南斯拉夫共产党的 主要“罪行”就是在国内实行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例如，南斯拉夫党采 取了不同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农村政策，就被指责为“富农道路”，南斯拉夫党采取了不同于 苏联党的领导方式，就被指责为“溶化在人民阵线中”，“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总之， 哪个国家如果不按苏联模式去做，敢越雷池一步，就不是社会主义，就要被革出教门。这在 国际共产主义义运动中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它使共产党人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乱搬 照抄苏联经验，挫伤本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精神。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打败希特勒德国而在世界享有巨 大的威望，苏联模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很深的影响。战后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按 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改革这种模式，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课题。自 从四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勇敢地冲破苏联模式，进行第一次改革尝试以后，各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改革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但仍然顽强地表现了自己的生命力。五十年代以来，特别 是斯大林去世以来，改革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到今天，它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们 相信，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改革，必然能创造出更适合本国国情和更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 则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更充分地表现出来，葆其美妙之青春，磅礴 于世界。